村委会选举中村民政治冷漠现象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村委会论文,村民论文,冷漠论文,现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政治冷漠及其在村委会选举中的表现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是中国的古训。但是，近年来，素以关心国家大事为美德的中国人却越来越丧失了“革命性”，民众在趋于政治的“冷漠化”。政治冷漠，是与政治参与相对应的概念，“是消极的政治态度在政治行为上的表现，即不参加政治生活，对于政治问题和政治活动的冷漠和不关心。”[1]简单来说，就是政治不参与，是一个国家的公民对政治活动不感兴趣，不愿花时间和精力参与某项政治活动，即对政治活动的“心理卷入”程度较低。
罗伯特·达尔曾将政治社会中的人群分为无政治阶层、政治阶层、谋求权力者和有权者四类，认为现代政治社会中对政治事务极感兴趣，活跃于公共事务中的人往往是少数，而为数众多的公民则对政治持一种冷漠态度。“多项调查统计显示，真正出于自主意识自愿参加投票、选举等国家政治生活的公民所占比例一直不高，尤其是农民，无论是政治参与的次数和参与的程度都很低。”[2]当前我国农村选举中，政治冷漠主要表现为：选民对选举事务中的各个环节较少参与，既不关心，也不愿花精力；他们不去中心会场投票，对选举事件本身不感兴趣；不街头巷尾地讨论，甚至有的人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对选举组织者的违规操作，即使知道了也不介意，这样就给一些人做手脚提供了方便；有的选民对上门的流动票箱采取抵制的态度，“我正在忙，没有时间投”，这些说法无不流露出厌倦的态度，好像选举是收三提五统等国家任务一样，是村干部“麻烦”老百姓的一件麻烦事。由于不感兴趣，许多村民对负责分发提名票和选票的工作人员说，“我不填，你看着填吧”。让别人“随便填一下”提名票和选举票，是一种“合法授权”，但这种“合法授权”反映出村民对村政的冷漠。
但另一方面，在现实中这种冷漠却又不得不受控于政治上的压力。也就是说，自己不想去或不愿去，但受到政治权力各方面的约束又不得不去，因而其最终的结果就表现为：在形式上每一个村民都不得不“积极”参加选举活动，但内心里，大多数的村民对选举活动越来越表现出厌烦和冷漠的情绪。以至有的学者不得不发出“厌选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它是当前选举中面临的一个最大的难题。”[3]一方面，村民的投票率在节节攀升，有的地方甚至达到了100％，另一方面村民的厌选和冷漠态度也在普遍增加。
二、政治冷漠对农村民主政治的影响
对于政治冷漠的影响，一般来说，形成了两种观点：一是冷漠有益论。这种观点认为，在现代民主社会中，公民是独立的利益主体，公民之间通过“社会契约”或利益驱动联系起来。在这种社会政治背景下，公民对政治参与采取积极主动还是消极被动甚至回避，完全以自己的利益要求而定。对政治采取冷漠态度，既不害人又不伤己。持冷漠无害观点的学者，是基于过度参与有害的事实坚持自己主张的。他们认为，公民对政治保持冷漠态度，可以防止过度参与，减缓社会政治震荡，从而对政治体制有利。民众的冷漠，表明他们已经成熟，不再容易受别人的煽动；民众的冷漠，说明国家的政治权力正在从社会领域逐渐地退出，普通民众有了自由的天地。具体到中国农村选举问题上，村民对选举保持一定程度的冷漠，可以保持农村社会的稳定，而不会出现由于村民过度参与而引发的不稳定或混乱。换句话说，乡村社会中存在的冷漠群体可以缓解农村社会矛盾激化所带来的动荡。[4]二是冷漠有害论。持冷漠有害论的学者将有效参与作为民主的标准之一，认为公开、平等、自由的政治参与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是民主政治得以存在的必要条件和基本保证，是政治权威和政治共同体运作的唯一正当来源。而如果公民对政治保持冷漠，则无法形成强有力的监督和制约，从而使那些政治家和官僚在没有制约或较少制约的环境中做出许多违规行为，并最终损害公众的利益。“这种政治冷漠情绪不但造成民主政治建设停滞不前，而且这种冷漠情绪已像瘟疫一样传染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上。”[5]政治参与能够对执政的政治家和官僚形成强有力的监督和制约，迫使政治家和官僚在进行公共行政时考虑选民的利益，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对公众利益的损害。
可以看出，无论是冷漠无害论还是冷漠有害论，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都有不足之处，其实政治冷漠本身并没有有害与无害之分，只有把它放到具体的社会环境中，它所产生的作用才有实际的意义。泛泛地谈冷漠是有害还是无害是理论上的懒惰行为。一般来说，充分的参与有利于民主政治的发展，但也会造成严重的后果。20世纪60年代中期，我国的“文化大革命”就是由于人们对政治盲目狂热地参与所带来的后果，政治的过度参与会引起民主的恐慌。正是从这个角度讲，亨廷顿说，由民主过剩所引起的民主需要节制。“民主制度的正常运作通常需要某些个体和群体的某种程度上的冷漠和回避。不积极参与政治的边缘人口的存在是不民主的，但这也正是使民主有效地发挥作用的原因之一。”同样的，广泛的政治冷漠对于社会的稳定可能是有作用的，但却不利于民主政治的发展，特别是当经济发展快速增长，民主越来越成为世界发展的潮流时，普遍的政治冷漠最终导致的是社会有机体的伤害。因此，对我国当前村民选举中的政治冷漠现象，不能简单说它是有害的还是有益的，要正确地看待它，就必须首先明确引起冷漠的深层原因。
三、村委会选举中村民冷漠的根源探索
（一）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是个有着两千多年封建统治历史的国家，封建思想对我国民众的社会性格的毒害已是根深蒂固，中国的传统社会为一儒家思想所笼罩的君权社会，封建专制独裁的统治使得广大的农民对政府只有一味遵从，逆来顺受，在政治生活领域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发言权；加之封建社会的政治主张曾经长期地为少数特权者所操纵，广大人民群众长期过着被奴役、被压迫的生活；封建统治者大兴“文字狱”，血腥杀戮犯禁士人，使得大多数士人不谈时事、不问政治；“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政策也促使莘莘学子们“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民众没有政治参与的机会也就不可能产生政治参与的意识，这种绵延几千年的传统思想不可能在短期内消失殆尽。
长期以来，以单个的家庭或家族为基本经营单位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自我生产以满足自我需求，不以交换为目的，这种长久的经济形态造成家庭制度成为传统农业社会的根底，中国的一切社会特征无不出自家庭制度。“中国是一个个人主义的民族，他们心系于各自的家庭而不知有社会。”[6]农村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激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但不可回避的是，从生产形式上看，在很大程度上，依然遗留着封建社会以家庭为核心、以家族为外围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影子。生活在此基础上的中国农民，缺乏公共精神，没有形成如西方国家中市民社会的机制，因而也未能形成真正的中国社会公共领域。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7]。几千年来形成的“权威崇拜”、“官本位思想”、“清官心理”、“与世无争”等复杂的以小农意识为主体的政治意识和政治思想深深地积淀在农民的内心深处，它们仍然影响着当代农民的心理行为。因循守旧、安于现状、被动接受命运、不思进取的心理习惯严重地束缚着广大农民的行为选择。农民政治心理存在的问题极大地妨碍了农民主体意识的产生和提高，也在一定程度上扼杀了农民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最后必然造成农民对政治的冷漠。
（二）当前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状况是产生政治冷漠现象的经济根源。从我国目前的基本国情来看，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不高，经济发展不平衡，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还居于世界后列。“20多年改革开放的浪潮，各种利益群体在现代化经济运动中不断涌现、分化、组合，以最大限度地适应社会变革的需要，实现和满足自己的利益和要求，客观上形成了城乡在占有社会资源、经济资源上不平等的差异，这必然影响到了广大农民的政治参与。”[8]广大农民刚刚摆脱温饱，还在为自身和家庭的生存而奋斗，与大多数人最贴近的利益只能是较低层次的物质利益和个人利益。用明恩溥的话来说，中国农民的生活由两部分构成，一个是“胃”，一个是“钱”。[9]也就是说，民主政治对广大村民来说，还不像阳光和空气一样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它在某种程度上还只是一种可有可无，无关紧要的奢侈品。在农村，大部分地区才刚刚脱贫，人均收入很低，资料表明，1998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仅2160元，而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达5425元，是前者的2.5倍。[10]在一些偏远地区，甚至有农民尚未解决温饱问题，他们根本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过问政治。正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所说，“对大多数人来说，政治参与只是实现其他目的的手段。如果个人能够通过移居城市，获得地位较高的职业或者改善他们的经济福利等方式实现这些目标，那么这些方式将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他们参与政治的替代物。”[11]
农民的社会经济地位也决定了他们在政治参与中的行为。尽管从理论上来说，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各社会群体只有社会分工的不同，而无高低贵贱之分，但在现实生活中经济地位的分层是客观存在的，在朱光磊先生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析》中，农民很客观地被列为社会最低阶层之一。我国长期以来重工轻农、重城市轻农村的发展思路所导致的城乡二元结构给农村的发展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在贷款、就业、迁徙、入学、医疗等许多方面不能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农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与城市居民的差距越来越大，这种城乡居民的“机会不均等”，造成了城乡居民政治形式上的平等与实际利益不一致的背离，已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美国学者阿尔蒙德、维巴在对五个国家公民政治参与状况统计分析后发现，“最积极的公民不成比例地来自富有者，而最不积极的则来自贫穷者。”[12]大量研究表明，社会经济地位（如职业地位、受教育水平、家庭收入等）高的人往往比那些处于社会低层的人们在政治上表现得更为积极，对公共事务有更大的热情与关心。
（三）选民通过对投票行为的成本收益权衡，发现参与投票选举“不合算”，因此对选举持一种冷漠态度。经济人假设告诉我们，每个行为主体都以自利为本性，都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作为自己的行为动机，都会根据成本—收益计算而选择实现自身利益的最佳方案。政治活动的主体也可看作是一个理性的经济人，也在追求个人的自身利益最大化。是否投票，是选民根据成本收益的比较分析决定的。当他认为投票成本大于投票收益，他就没有动力去参与投票，从而对选举持一种冷漠态度。农村实行承包责任制以后，生产资料和集体财产都已分散到农民手中，农民的致富之路由政府行为转变为农民的个人行为，农民在进行任何行为时都不得不考虑成本和收益问题。特别是考虑到农民阶级的特点，即这个阶级对社会进步的理解往往不是针对政治理想和社会体系的整个结构，而是针对非常现实的物质利益。[13]他们最讲求实际，关注眼前的利益胜过关注未来。在现阶段的农村，农民的最基本需求就是减轻负担，改善生活条件，脱贫致富。如果选举不能产生直接的经济收益，而又要付出为选举造成的成本，那么农民就不会在乎选与不选的问题。财产的多少，财产的存在形式与村民们对选举的参与程度是密切相关的。利益冲动是支配村民积极参加选举的原始动力。由于成本太高而收益甚少，从而导致村民的政治参与不足，政治热情消退。
（四）较弱的政治功效感。政治功效感是指在选民看来他的一张选票在决定谁当选问题上起多大作用，以及选举结果会对人们的现实利益带来某些变化的心理感受。那些政治功效感强的人往往对自己的政治行为充满自信，认为自己的政治行为能够实现某种政治目标或预期结果。功效感越强烈，政治参与的内在冲动也越强烈。导致选民政治功效感较弱的原因主要有：第一，乡镇政权总是千方百计地渗透到村委会选举过程的各个环节，“通过种种手段干预、操纵选举，使他们认为‘听话的’、‘有能力’的人当选”。[14]这就使有些选民感觉到，选举“总是一场假”，自己的参与并无意义，因为“选不选一个样，选来选去还是那些人”。特别是在那些选举完全被暗箱操纵的村，选民更有一种受骗的感觉，选举的过程实际是在利益分配上寻找均衡点的权力博弈过程，村党支部要与基层政府相协调，又要体现民意，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有限自治的现实格局，[15]而一些村干部不为村民办事，不能给村民解决任何实际问题，整天大吃大喝的形象严重损害了干群关系，这些都在客观上影响了农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第二，候选人没有太大差别。如果村民认为村委会成员的候选人从素质、能力以及竞选纲领方面没有什么差异，谁当选对他来说都一样，他就很可能不会积极地参与投票。第三，选举结果不会给人们的现实利益带来变化。真正的有竞争性的选举之所以激烈，其根本的原因在于选举的结果直接与人们的切身利益不可分割；若选举结果对人们的现实利益不会带来明显变化时，选谁不选谁就没有了实际意义了。如果以往村委会换届选举的结果并没有引起村乡关系的变化，没有使农民的负担大幅度地减轻，干部与村民之间的紧张关系并没有缓和等等，村民就会对村委会选举表现出冷漠的态度。第四，农民文化素质偏低。“一个国家如果有许多人不识字，就不可能有现代化的民主”。[16]在中国农村地区，村民所受的文化教育有限，政治功效感普遍较低，在一些村民看来，“民主选举跟咱们没关系，咱不管那种事儿。”
（五）制度缺失。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本身有一个自我完善的过程，政治体制改革也不可能一步到位。在一些环节上，不能怪人们不热情，是没有为民众参与提供方便、有效、快捷的途径和渠道。例如，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意见表达渠道不畅；政治信息传递的不畅或失真；党和国家用人制度的不完善；以及没有形成一套根本有效的反腐机制等等，都有可能成为抑制人们政治参与积极性的因素。其实，我国农民对实行自由而公正的选举有着强烈的要求，农民们创造了一些有效的选举制度：如候选人竞选演说；秘密划票；选举个人独立提名；差额选举；公开唱票；无记名投票等。然而，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在村民选举中还存在很多问题：第一，拉选票。无论是对候选提名人还是对候选人的选举，在选举前都存在着为拉选票而进行的贿选或以宗族活动影响选举结果的非法行为。选举的形式是合法的，但结果却丧失了选举的真正意义。第二，基层政权以及党委对村委会选举的控制和干预。由于乡镇政权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村委会的权力，实现对村委会的控制。因而，村委会在“对上”和“对下”的天平上，很自然地倾向于前者。第三，规范执行的偏离。虽然选举前规定了实行差额选举、无记名投票、秘密划票、公开唱票等程序，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具体做法往往同规范偏离甚远。比如差额选举中的差额有时只是形式，人们心里都清楚上面已经有了人选，其他人只是陪选，现实中不乏因原定人选意外落选，而导致选举结果无效的例子。这种虚假现象极大地伤害了农民的感情，挫伤了民众的政治热情。
综上所述，稳定的民主制度的运作，需要的既不是狂热的参与，也不是对政治的冷漠，而是一种冷静的、有节制的、制度化的参与。当我们解释了村民为什么对选举持一种冷漠的态度，并且对这种政治冷漠对乡村政治发展所带来各种影响进行考察的时候，一个问题便浮现出来，即村民为什么能够做到政治冷漠？在革命和大规模群众运动盛行的年代，作为弱势群体的村民是无法保持冷漠的，那时，虽然从表面上看，村民是各种政治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但他们内心在一次次的运动浪潮中已经显得疲倦和厌倦。从理论上讲，“政治参与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自愿性，二是选择性。”[17]迫于外在压力进行的参与，虽然形式上是参与了，但个人心理对政治活动可能仍然是冷漠的。这种动员式政治参与之所以在人民公社年代大行其道，是因为村民在国家的强控制体系下个人的利益意识被压抑和剥夺了。他们缺乏独立的行动能力和行为意识，在极其有限的活动空间中，村民们只能在动员中被迫参与各种形式的政治活动。
以现代民主政治为目标的“村民自治”必然要以鼓动村民的参与意识为起点。但是随着上个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农村社会的控制力度逐渐削弱，村民自由行动的制度空间增大了，行动自由度增大了。村民有了自己独立的利益意识和对劳动时间的支配权，因而便有了选择参与或者不参与的自由。因此，在笔者看来，这种“体制退出”自由的获得，是乡村民主化进程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村民在选举中表现出冷漠倾向也是中国民主发展进程中不可逾越的阶段，我们得给村民一些时间，因为村民对选举这种新事物还有一段认知过程、接受过程，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不断推进，我国民众的政治参与热情必然会大有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