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P对世界经济格局的挑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界经济论文,格局论文,TPP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国东部时间2015年10月5日，跨太平洋12个伙伴国在美国西雅图达成协议，美国主导的新型贸易自由化和区域经济合作模式，经过多年努力之后，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尽管这一协议还有待于包括美国国会在内的各国立法部门的认可，但是，该协议所释放出的信息，却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从协议文本来看，TPP给世界格局所带来的冲击无非在于更加便利的贸易投资自由化、高标准的国际贸易制度的重构以及对新兴发展中大国——中国的排挤与遏制，而所有这些内容都是在一个由发展水平差距甚远的12个跨太平洋成员方的区域一体化的框架中实现，其实际价值几何？这是无法仅仅从对文本的解读中寻找到答案的。 尽管TPP从最早的四国发展到今天的12个成员方只有短短的13年时间，然而，在稍长一些的历史维度上考察TPP的产生和演化，它无非是战后国际经济格局变化过程中的产物。在美国加入之前，TPP也只不过是由四个地理位置分布在太平洋两岸的国家所组成的跨区域性自由贸易协定；而美国加入之后，IPP成为了美国全球战略，特别是重返亚太战略的重要手段。因此，有必要从一个较长的历史视野来考察美国推动TPP的真实意图以及未来对全球格局变动的影响。 战后美国面对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所进行的政策调整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国际经济秩序是在美国主导下建立起来的。这一新型的国际经济秩序基本上解决了资本主义的世界殖民体系瓦解之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运行所依赖的外部条件，美国是现存国际经济秩序的最大受益者。 然而，必须认识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国际经济秩序之中，世界经济的发展并不平衡；同时，在WTO（前身为GATIs）的框架中，关税减让也并不是完全遵从自由贸易的原则。①这两个战后的基本事实决定了美国为了维持其在世界经济中的中心地位，必须在世界经济不平衡的发展过程中维持稳定的世界经济平衡格局。与此同时，在国际经济秩序的维护方面，美国也必须从国家利益角度出发，在国际经济协调组织中调整自身策略，其内容既包括国内宏观经济政策，也包括对外经济政策。美国在现存的国际经济体系中的这种战略调整从未停息过。 20世纪50年代，美国为了遏制东方集团在世界的崛起，实施了庞大的马歇尔计划，通过经济、军事援助，使地缘政治边缘地区的盟国经济迅速恢复。在国别层面，西欧国家和日本的经济增长速度高于美国；而在国际层面，这些国家商品的出口竞争力迅速恢复。根据特里芬的分析，美国的马歇尔计划使西欧国家的贸易顺差加大，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国际货币——美元在美国境外不断积累，这是1958年和1960年欧洲货币市场和欧洲债券市场先后出现的主要原因，②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金融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固定汇率制度产生了直接的冲击。面对西欧和日本的崛起，肯尼迪、约翰逊政府采取了顺周期的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将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政策用到了极致。而面对欧洲货币和债券市场的出现，美国则采用了托宾税和金融机构资本流动的自动限制手段，来避免美元由在岸市场向离岸市场的流动。美国政府20世纪60年代的政策调整在短期中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在肯尼迪、约翰逊时期，美国经济经历了106个月的持续增长，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次出现的长周期繁荣。托宾税等手段的使用也使美元兑黄金的原有比价维持了十年的时间，“美元黄金危机”在十年之后才真正爆发。但是，美国的政策变化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在技术既定条件下世界经济增长中后发优势所导致的不平衡增长问题。一味地依靠凯恩斯主义的政府扩张政策，能够维持其GDP的高增长，但是并不能解决美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下降的问题。资本账户的管制与国内金融管制，也使美国金融机构的国际竞争力下降和日后逐渐显现出美国产业“空洞化”现象。这些微观经济领域中的问题直接导致了困扰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长达十年之久的“滞胀”顽疾。在“滞胀”困扰的年代，美国政府也是在抑制通胀和刺激经济增长的目标之间权衡取舍，反复试错，美国宏观经济的业绩乏善可陈。 当美国经济在“滞胀”面前进退维谷之时，世界经济的总体形势也不乐观。尽管日本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保持了较好的增长率，但受经济规模和国内经济结构的限制，日本经济的增长并不能替代美国经济成为拉动世界需求增长的引擎。1973年，尼克松政府宣布美元脱离和黄金的汇兑比价，美元汇率持续走低。在此之后，输入型通货膨胀在欧洲出现，使欧洲的经济增长也出现了停滞，欧洲社会福利制度的弊端导致了“英国病”和“北欧病”等社会问题。整个20世纪70年代由于美国国内经济出现问题，导致美国在世界经济中地位下降，使世界经济失去了以往的增长动力。现存的国际经济秩序也出现了短期的权力真空，协调国别间利益关系的效应明显下降。 美国走出20世纪70年代滞胀是在里根政府时期。美国学术界主流的观点认为，这是新古典主义供给学派政策主张的结果。③但是，如果将美国20世纪80年代里根执政时期的业绩纳入到世界经济格局演化的视角中看，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变动能够补充新古典主义对美国经济运行特征的解释。第一，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政府宣布美元和黄金脱钩，国际货币体系进入到一个浮动汇率的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这一变化从当时的情况看，似乎表明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制度存在着缺陷，中心国家信用货币兑黄金的比价在世界贸易不平衡的环境中难以维系，即所谓的“特里芬两难”。因此，美元脱离黄金被视为是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元的一次信用危机。然而，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虽然受到了来自欧洲和日本的货币的挑战，但是，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地位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国际货币体系真正进入了主权货币时代。在以美元为中心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元霸权地位进一步加强。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货币政策几乎脱离了通货膨胀的纪律约束，而在里根执政的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贸易赤字也摆脱了黄金输出入点的贸易自动平衡机制，使世界经济进入到了一个新的贸易失衡格局中。第二，随着境外美元市场规模的日益扩大，以及美国金融机构针对境外美元市场的金融创新活动不断冲击着20世纪60年代的国际资本管制政策，美国的金融体制经历了由管制到放松管制的过程。到20世纪80年代，在放弃了自大危机时代以来一直实施的金融管制条例之后，美国已经完成了金融自由化的过程。美国金融领域的这一变化走在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前面，同时这一变化也满足了境外美元的投资需求。金融自由化使得里根政府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所造成的财政赤字能够依赖国际资本的流入来弥补，使美国摆脱了长达十年之久的滞胀之困。第三，20世纪70年代当布雷顿森林体系出现问题之后，西方发达国家曾经提出过种种方案，试图解决当时世界经济秩序混乱局面。其中始于1975年的七国首脑会议（G7）协调机制④就是诸多尝试方案之一。七国首脑会议从一开始就试图通过协调西方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并希望通过促进贸易的自由化来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然而在七国首脑会议协调机制建立的最初几年中，各国在统一宏观经济政策上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西方七国首先在联合干预外汇市场的问题上达成了“广场协议”。在随后的几年中，七国首脑会议对大国协调的体制进行了具体化，通过对经济指标的监管以及对各国经济目标与前景的评估和监督等手段来促进汇率稳定和各国经济协调发展。这些经济指标的内容，主要包括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失业率、货币增长率、利率、财政预算收支、贸易和经常性项目收支、外汇储备、汇率等等。20世纪80年代七国首脑会议的最大特点是从关注汇率和国际收支这类外部问题，转向了国内宏观经济政策效应的协调上。这段历史告诉我们，20世纪80年代，G7协调的内容已经超越了WTO，将不平衡问题协调从贸易汇率这些边界上政策发展到了边界内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方面。因此，TPP关注边界内政策的管理，在G7时代是有成功先例的。 20世纪90年代，美国出现了以信息通讯技术产业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并推动了美国持续10年的经济增长。在国际经济领域，由于美国高科技产业所形成的投资热，创造出了巨大的投资效应和财富效应，美国国内市场需求旺盛，再度成为全球商品的出口市场。因此，在美国新经济增长的10余年中，克林顿政府极力倡导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全球化，并试图按照国际法原则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当时，美国政府唯一担心的是信息通讯技术上的国别差异加大，⑤给美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长期增长带来不利影响。 TPP是美国的又一次战略调整新尝试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到，美国针对世界经济格局变动的应对政策调整一直没有停止过，而且在动态战略调整过程中，美国的基本宗旨在于通过平衡世界经济各板块中的经济实力来维持美国在当今世界经济中的中心地位，也就是用美国霸权来维持全球经济秩序的稳定。⑥为了达成这一全球战略目标，美国除了在“华盛顿共识”中推行全球自由主义市场秩序时带有某些理想主义外交色彩之外，在多数情况下则主要运用了实用主义的外交手段。使用实用外交手段，不仅会对其他国家的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同时也会影响和破坏美国自己所主导的世界经济秩序。20世纪70年代美元与黄金脱钩冲击了国际金融秩序。20世纪90年代，东亚金融危机之后，美国也通过双边的自由贸易协定和区域贸易协定来重新寻找平衡贸易的新渠道，导致世界多边贸易体系的作用日渐下降。 进入新世纪，美国技术创新能力明显不如20世纪90年代，小布什政府为了将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技术和经济优势转化为全球政治优势，率先就经济全球化对美国经济利益的影响提出质疑，⑦并采取了与20世纪90年代完全不同的对外经济政策，致使新保护主义和新保守主义政策成为美国经济政策的主流。美国对外政策的变化导致了世界经济秩序的混乱：贸易纷争愈演愈烈，汇率波动频繁无序，石油价格节节攀升，多边机制效率下降，单边主义日益盛行。在这种国际环境下，“以邻为壑”的对外政策越来越成为各主权国家的首要选择。与此相关联，在国际政治领域，除英国在对外政策上与美国保持了高度一致外，其他主要经济大国及区域性合作组织在对伊战争、联合国作用及其改革、核不扩散与全球防务体系等问题上都出现了重大分歧。在国际政治经济领域中同时出现无序现象，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60年中是罕见的。 正是由于美国单边主义对外政策所导致的世界秩序混乱，使美国再也不能放心假设世界经济的其他重要参与国与美国有着共同的目的。 随着欧盟的出现和东扩，作为整体的欧洲经济总量已经超过美国，美国已不再是世界上占支配地位的经济体。另外，欧元成为了自美元替代英镑之后出现的第一个潜在竞争对手，对于基本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欧洲取向与美国取向越来越不同。⑧与此同时，中国经济总量在新世纪的迅速崛起，代表着一批新兴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其不仅是国际贸易的参与者和推动者，同时也是全球FDI最大的流向地。以中国为代表的一批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使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中国别关系变得更加复杂。作为置身于经济全球化浪潮中的中心国家，美国感受到如果世界经济秩序不能适应世界经济的这种格局变动，全球化的倒退必然成为趋势和潮流。从总体上讲，这种逆全球化的趋势对美国经济的发展是不利的，因为美国已从全球化获得了巨大的利益。1945年以来，因与世界经济进一步融合，美国经济每年财富总额增加大约10000亿美元。换言之，美国每个家庭每年平均收入增加约9000美元。如果实现了全球性的自由贸易，整个美国的经济所得每年至少还会增加5000亿美元。而全球化给美国带来的成本却很小，大概是美国全球化总收益的5%。⑨因此，从美国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必须维护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发展方向。 那么问题的关键在于，美国凭借什么力量来维护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方向呢？20世纪90年代，美国引领全球IT技术的浪潮，加上20世纪80年代金融自由化变革的成果，促进了美国“新经济”现象的出现，美国股票市场产生的“财富效应”带动了美国消费需求和外围国家产出的高涨。其结果是美国贸易赤字的增加，而股票市场的“资本效应”，提高了企业的收益预期，促进了高科技企业的投资热潮。这两种效应所催生的“新经济”，在美国国内层面的特征表现为高投资、高消费、高增长，在全球层面表现出自由贸易和投资扩大，国际间商品流和资本流加速，从而加速了全球化进程中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因此，“新经济”不仅是美国的，而且是世界的。可以说20世纪90年代，美国靠科技和金融优势维持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方向。 但是，人类的科技创新从来都是有周期性的，美国也不例外。更何况美国在战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技术创新周期与经济增长周期并不同步。因此，在IT技术创新的浪潮退去之后，美国虽然保持着经济增长的势头（除2001年出现了一次小波动之外），但是需求层面财富效应的产地已经不再是“新经济”时期的纳斯达克股票市场。此时美国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家们选择了与房地产相关的次级债市场，依然是高消费、高增长。在股票市场的“资本效应”消失后，美国经济中的创新性投资热情日渐消退。美国宏观经济的这一特征，在外部均衡层面表现为，贸易赤字依然在增长，国际资本依然持续流向美国。然而其中私人资本的比重在下降，贸易顺差国政府购买美国国债的比重在上升。美国经济学家费尔德斯坦注意到了美国资本项目的结构变化现象，并认为这种变化的市场基础是外国资本在美国的股权投资转化为了债权投资。⑩这种结构变化对美国经济来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当股权投资转化为债权投资时，美国要承担比以往更大的金融风险，因为股权投资的风险会在全球投资者之间进行分配，而债权投资风险则更多地要由负债方来承担。由此可以看到，在失去了技术创新优势之后，单纯依靠金融市场维持经济增长所导致的经常账户失衡情况会给中心国家的宏观经济带来更大风险。 因此，美国在化解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不平衡风险时，如果想避免调整过程硬着陆的结果，至少需要国际社会在如下三个方面予以政策上的协调。 首先，美国调整国际收支失衡的手段之一是希望失衡的相关国家能够在汇率协调上达成一致的看法，即通过“第二次广场协议”（也称为“亚洲的广场协议”），配合美国通过汇率的大幅度重新调整来控制全球经济失衡规模。亚洲国家如果主动承担汇率调整的成本，那么承担调整成本的国家就有理由知道和了解美国、欧洲、加拿大在这次失衡调整过程中的责任和义务。但是，对这一轮的全球化失衡调整过程，国际社会明显缺乏有效的协调手段。20世纪80年代行之有效的G7协调机制，亚洲新兴发展中大国并不是其成员，因此这一协调机制在这次失衡调整过程中无法发挥任何作用。同样，国际货币体系在本轮的全球经济失衡中，把注意力过多集中在了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货币错配问题上，而忽略了中心国家货币承担国际货币角色所引发的全球经济失衡。 其次，纠正美国经常项目失衡的手段是增加美国的出口，而美国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主要在高科技和服务领域。美国要保持中心国家的创新能力，一直试图在国际贸易领域中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尽管在WTO的框架中通过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但无论是欧美还是发展中国家对这个协议都不满意。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站在美国的立场上，所有的“知识”都与“贸易”有关。例如，在近些年中，美国在贸易领域一直坚持“数据专有”条款，旨在限制信息技术的使用。而发展中国家则认为，专利保护不符合贸易原则，贸易的目的在于促进商品和服务的流动，而专利协定却旨在限制知识的流动。随着WTO成员方数量的增加，美国在新一轮贸易谈判中不仅与其他成员方之间的利益差距在进一步拉大，WTO的议事成本在不断增加。因此，美国很难在WTO的框架中将边界上的互惠减让政策进一步拓展到边界内的制度一体化，这是美国试图用TPP替代WTO的重要原因。 最后，美国“在政治舆论中，有一种自以为是的推断更为常见，如果某些国家或企业的产品价格低于美国公司，那么一定是这家公司采用了不公平的手段，因为毕竟美国公司肯定比其他地方的公司要有效率，在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它一定会胜出”，(11)美国的“公平贸易法”基本建立在这种推断的基础上。那么究竟什么是公平贸易呢？在传统贸易领域的争论中，美国主要关注的是贸易的边界限制。而在新一轮贸易失衡的调整中美国更为关注的是贸易的公平性，这涉及了边界内的经济制度的安排，即贸易伙伴国之间生产企业的生产环境以及税收制度的一致性。例如，美国认为在WTO现行的规则下，采用间接税的国家更容易采用对出口商品退税和对进口商品征收附加税的政策。而在美国的税收制度中却禁止采用这种做法，而且受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间关系的制度限制，美国不可能改变现行的税收体制。因此，美国寄希望于在未来的国际贸易体系中消除税收制度的差异所带来的贸易歧视现象。(12) TPP对全球经济格局的多重挑战 从上面的分析内容看，TPP对于美国而言是将贸易失衡的调整所需要的协调范围扩大到了传统的西方七国集团之外，将亚洲、特别是东亚的一些国家纳入到了美国战略伙伴范围中。不管是目前的日本还是潜在的成员国韩国，都是亚洲经济板块中的重要国家，可见亚洲经济板块对未来美国的全球战略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如果将亚洲经济板块中最大的发展中大国——中国长期排除在TPP之外，那么，在现有的世界经济格局中，美国想通过TPP这种新的贸易组织形式来维持理想贸易规模目标是难以实现的。同时，TPP和以往的WTO框架相比较，美国关注的重点将从传统的货物贸易转向美国具有比较优势的服务贸易和高科技产品领域，推进知识产权的保护将成为TPP替代WTO最为重要的内容。最后，TPP中，美国将以公平贸易的名义，而不是以自由贸易的名义，制定高标准的社会、劳工、环境条款。如果所有成员方在这些领域都按照统一的标准来组织生产，那么，TPP框架中决定商品市场的竞争的主要因素就只剩下了企业的组织形式、企业规模以及生产的技术因素。显然，这种做法是对发达国家有利，而对发展中国家不利的。当然，美国可以在农产品领域做出让步，也可以通过原产地原则所产生的排他性贸易转移效应来吸引发展中国家加入到IPP谈判中来。这就是美国加入TPP之后，所设想建立的高标准国际贸易制度。 由此，可以对TPP的特点做出如下概括：第一，它是针对传统协调机制功能下降所做出的一种新制度尝试，这种新制度的尝试从地域上讲强调了东亚经济体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不仅仅是针对目前的全球经济格局，而且着眼于未来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动趋势。第二，TPP的逻辑基础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自由贸易，而是提倡以美国国内“公平贸易法”为标准的公平贸易理念。其追求的目标已经从贸易规模扩大所产生的福利，转变为全球产业链中各环节利益分配的公平性。这使美国高新科技产业向外围国家转移时的利益得到国际制度的保障。第三，正是由于倡导理念的变化使得TPP的关注焦点与WTO的关注点完全不同。如果说WTO通过关注边界上市场准入标准的一致性来促进贸易流动的数量，那么TPP则通过关注边界内制度的一致性来确保贸易活动在全球价值链环节利益分配的公平性。因此，TPP会在知识产权、投资、政府采购、竞争政策、环境、劳工标准、国有企业等领域中制定更为严格的、统一的规则。第四，在边界内规则统一的基础上，TPP必然会在协定的运行机构和争端解决机制上采取和WTO完全不同的形式。因此，所谓的高标准的国际贸易制度主要是以公平贸易理念为基础，针对全球价值链分配所提出的一系列的边界内规则，并建立与统一规则相关的运行机构和争端解决机制。 但是，这样一套高标准的新世界贸易制度安排，不仅在经济学逻辑上存在矛盾，也与美国战略调整的初衷相违背。从美国主导TPP的初衷来看，是为了有助于调整全球化背景下所出现的贸易失衡问题。也就是说，美国想通过新的世界经济制度安排来弥补现存国际经济组织协调功能的下降。但是，从上述分析的内容看，TPP的发展方向有可能偏离了这一目标，形成美国主导的TPP挑战美国所主导的世界经济格局的局面。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曾经是TPP的积极推进者，而当她在阅读完TPP西雅图协定文稿后，第一时间做出的表态却是反对这一协定。其理由是，“这不是我们最初所倡导的协议”。美国国会关于TPP争论最大的焦点在于它能给美国带来多少就业岗位。同样的问题，从世界经济的意义上，人们关注的则是TPP能产生多大贸易创造效应来推动国际贸易走出目前的低谷。 首先，TPP中所强调的“公平贸易”原则，在劳工、社会、环境、竞争政策等规则中如果实现了对WTO相应条款的超越，建立了所谓的高标准世界贸易体制。那么，在边界内规则统一的基础上，确实限制了各国政府对外贸领域的资源动员能力，使贸易的公平竞争深入到了国内市场环境层面。但是，国内市场规则的统一也改变了现代国际贸易的基础。自从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提出之后，两国贸易的基础一直是以两国相对价格所表示的比较优势。如果所有成员的国内市场环境规则都是一致的，那么，两国发生国际贸易的原因完全来自于国别之间的技术差异（包括企业管理技术和生产规模），国际贸易的基础也就成为国别间的“绝对优势”，而非“比较优势”。如果国际贸易由“比较优势”转化为了“绝对优势”，那么，外围国家除了自然资源之外，没有更多的商品可以与发达国家进行交换。在现有的TPP成员方中，除了日本以外，其他成员方在工业制造上没有更多的东西可以与美国交换。没有了贸易，就不会有贸易创造效应。没有贸易创造效应，美国也就不能通过高标准国际贸易制度的建立，来促进美国就业机会的增长。 第二，美国政府强调，TPP的目标是建立高水准的国际贸易制度，这意味着美国将放弃现存的WTO。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就在不断地尝试与其他国家签署双边贸易自由贸易协定和建立区域性的贸易集团，但是，这种尝试的逻辑是通过双边协定来弥补多边协定协调能力的缺陷，推进多边贸易体系的谈判进程。而在TPP的态度上，美国则试图用一个区域贸易协定进行替代，这是美国又一自我挑战的试错。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殖民体系瓦解，美国通过多边世界贸易体系改变了英国主导世界经济时所采用的帝国特惠制区域性集团分布格局。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英国统治时代帝国特惠制的成员国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殖民地对宗主国的依附可以避免区域集团中的机会主义行为。而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的成员国都是具有主权的民族国家，因此，区域性的集团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机会主义行为。因此，只有全球性的多边协定才能避免机会主义的行为，对于一个具有主权的民族国家而言，选择了多边，就是选择了开放，选择了世界；放弃了多边就是选择了封闭，拒绝了世界。然而，今天美国主导的TPP显示出了美国尝试放弃多边、选择区域集团的行为，在作者看来这种尝试不仅意味着国际经济秩序的倒退，同时它还存在着一系列的不确定后果。首先，为避免成员方的机会主义行为，美国必须采取足够的经济手段来确保成员方的利益。单纯的市场开放，在“公平贸易”的原则下，并不能保证所有成员方受益，除非美国出于冷战思维的考虑，在TPP成员方中实行新一轮的马歇尔计划。其次，为了避免区域集团中的机会主义行为，美国也可以在西雅图协定的基础上，通过迅速扩大TPP成员方的范围，来改变TPP区域集团的性质，使它从一个区域集团发展成为全球性的贸易组织。要实现这一目标，TPP在现有框架下必须能够产生促进贸易增长的示范效应。从前面分析的内容看，由于TPP成员方中具备贸易绝对优势的经济体并不多，因此，很难实现贸易的快速增长。最后，美国的另一种补救措施是在TPP运行成功的基础上，与其他跨区域的集团融合，比如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RIP），实现区域集团向全球多边体系的转变，但这同样也取决于TPP本身的运行效果。 第三，TPP中原产地原则具有排他性，是追求贸易转移效应的区域集团的典型标志。作为跨太平洋战略伙伴的协议安排，它会对东亚生产网络体系产生冲击。因为，在东亚生产网络体系中有些国家在TPP成员方中，而一些重要的国家被排除在TPP之外。原产地原则会阻碍东亚网络成员方之间的贸易交往，使产业链中断。中国作为东亚生产网络体系中的主要国家，必然会因此而受到很大冲击。然而，问题的关键是TPP在冲击现存的全球生产网络体系的同时，并不可能在短时间中再造一个新型的生产网络体系。因为，东亚生产网络体系形成之后，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路径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单纯依赖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增长模式。因此，TPP中现有的一些东亚国家（日本除外）是不可能单纯依赖人口红利的优势来替代现存的东亚生产网络体系。如果东亚生产网络体系不复存在，那么美国与全球经济的相互依存格局也将会发生变化。美国就必须对其国内经济结构进行重大调整，这种调整的成本将会是巨大的。 第四，无论从国际经济学原理还是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美国主导的TPP对现有世界经济格局形成了多重挑战，因此，无论是目前的成员方立法机构的批准，还是今后实际的运行，TPP在其实践的过程中都会进行适当的调整。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应对TPP的挑战，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国际运作的空间上都还有很大的余地。做出这样的判断完全基于世界经济发展的逻辑。但是，T[pp与以往贸易协定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不仅仅是一个贸易协议，同时还是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重要支柱。如果把地缘政治因素加入考虑，那么无论是TPP的现有成员方还是潜在成员，选择加入TPP时并不完全出于经济考虑，而是出于政治安全的考虑。这种结果至少会从三个方面影响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的实施。首先，美国主导的TPP会直接影响中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框架的实际运作效果。无论是中国一带一路战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建立，还是RCEP，都会由于TPP的出现增加成员方机会主义行为的选择余地。因此，区域集团间关于国际经济秩序话语权争夺的博弈结果很可能被非经济的因素所改变。其次，TPP可能会影响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地位的提升。由于TPP原产地原则对最终商品的原产地认证要看零部件所含的成员方价值量，如果中国制成品的海外附加值低，在向美国出口时就不能享受成员国家待遇。中国要享受优惠待遇，就必须接受现行的价值链分工格局，即维持目前中国组装的加工贸易形式。最后，如果中国被长期排除在TPP框架体系之外的话，很可能会在未来全球经济再平衡的过程中被排除在新的国际分工格局之外，导致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战略空间被进一步挤压。 ①Paul R.Krugman,"What Should Trade Negotiators Negotiate About?",Journal of Economics Literrature 35,1997,pp.113-120. ②[美]罗伯特·特里芬著，陈尚霖、雷达译：《美元与黄金危机——自由兑换的由来》，商务印书馆，1997年12月，第5-7页。 ③[美]赫伯特·斯坦著，金清、郝黎莉译：《总统经济学》，中国计划出版社，1989年，第259-300页。 ④西方七国首脑会议1975年在巴黎首次召开，参与会议的有美国、英国、法国、联邦德国、日本和意大利，1976年之后加拿大加入，成为七国首脑集团。在以后的年份也曾邀请过欧洲共同体主席和俄罗斯参与。 ⑤参见美国商务部报告：《填平数字鸿沟》，1999年7月。 ⑥David A.Lake,"British and American Hegemony Compared:Lessons for the Current Era of Decline",Jeffry A.Freden & David A.Lake(ed.),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Perspective on Global Powers and Wealth，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⑦[美]伊沃·H.达尔德尔，詹姆斯·M.林赛著，刘满贵译：《后外交时代：不受约束的美国》，新华出版社，2004年，第15-18页。 ⑧Baily Martin Neil and Jacob Kirkegaard,"Transforming the European Economy",Washington: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Working Paper,2004. ⑨[美]C.弗雷德·伯恩斯坦主编，朱民等译：《美国与世界经济：未来十年美国的对外经济政策》，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5-6页。 ⑩费尔德斯坦：“美国宏观经济形势及对其他国家的启示”，2005年6月30日在“CCER-NBER中国与世界经济”年会中的报告。 (11)[美]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著，雷达、朱丹、李有根译：《让全球化造福全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11月，第65-66页。 (12)[美]C.弗雷德·伯恩斯坦主编，朱民等译：《美国与世界经济：未来十年美国的对外经济政策》，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28页。标签：世界经济论文; tpp论文; 国际经济与贸易论文; 经济论文; 中国边界论文; 世界格局论文; 国际经济论文; 国际秩序论文; 东亚历史论文; 经济学论文; wto论文; 投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