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兰西对市民社会与国家理论的新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市民论文,理论论文,社会论文,国家论文,葛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5478（2006）02—0042—05
葛兰西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理论，是从实践哲学走向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理论中介，体现了葛兰西关于这一问题的理论独创性。[1](P25—26) 从其当代效应来说，葛兰西关于市民社会与国家的理论分析，既是阿尔都塞讨论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的理论前提，又是哈贝马斯讨论现代市民社会的转型以及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合法性的理论前提，而新葛兰西主义者墨菲与拉克劳的激进民主政治，更离不开葛兰西市民社会与国家理论的探索。可以说，讨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进展，特别是其政治哲学的发展，就无法绕开葛兰西关于市民社会与国家问题的分析。
与当时流行的马克思主义关于市民社会与国家的解释不同，葛兰西不再将市民社会限定于经济生活领域，而是从上层建筑领域来理解，将之看作是革命能动性的重要场域，而这一思考，又是同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转型的思考联系在一起的。随着福特主义生产线的推广，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走向了组织化生产体系，这导致了社会结构的整体转型，正是在这个转型中，近代思想中国家与市民社会相分离的观点让位于国家与市民社会相统一的观念，黑格尔设想的国家对市民社会的管理开始实现出来，这是国家向市民社会的渗透；同时组织化生产，使得劳动结构中的科层制向政治领域的官僚制发展，体现出市民社会向国家的渗透。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我们才能真实地理解葛兰西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理论。①
一、福特主义与市民社会的结构转型
讨论葛兰西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理论，首先必须了解他对当时社会结构的总体分析。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经历了又一次转型，即从传统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转向了福特主义的资本主义，一种流水线式的生产方式替代了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工场手工业生产方式，以科层制为基础的组织化体系替代了自由竞争的市场体系，国家干预与资本集中日益明显，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界限开始模糊起来，哈贝马斯称之为“国家社会化”与“社会国家化”。[2](P179) 由福特主义所导致的这种社会结构的总体转型，构成了葛兰西实践哲学以及他分析市民社会与文化霸权理论的现实基础。
社会结构的这一转型首先发生于社会生产领域。1911年泰勒的《管理原理》出版，他将人的劳动过程划分为具体相联的环节，以专业化的分工来促进生产率的提高，形成了以技术为基础的管理思路。1914年享利·福特引进了一天5美元、工作8小时，操作自动化汽车装配线的劳动体系，使得机械化分工、大企业生产成为主要生产组织形式。组织形式的更新，使劳动力的手工技艺不再重要，劳动者必须从过去的技艺转向以机器为本体的技术。对此葛兰西批评道，这“实际上以原始的愤世主义表现了美国社会的目的——将工人发展到最高程度的自动的和机械的程度，与旧的具有质性的职业工作的心理—身体联合体相决裂。”[3](P302) 生产过程的碎片化带来了高工资，但这种高工资并不意味着工人可以自由的、纯私人性的消费，就像自由资本主义时期那样可以酗酒、放纵情欲，福特必须对工人的身体加以监控，干预其雇工的私人生活，雇工如果过度饮酒和放纵情欲，就会将身体的能量用于组织化生产体系之外，无法在第二天适应完全自动化的生产过程。[3](P304—305) 在这里，葛兰西已经触及到了福特后来的问题，即性本身是作为监控的对象建构起来的，这合乎福特主义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要求。
生产过程的转变，导致了组织结构的转变。福特生产线要求大量的原材料，对零件的尺寸偏差和交货日期都有要求，自由市场式的采购已不再适合于生产的需要，这促进着工厂的联合化与体系化，同时，批量生产对交通运输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是大型的康采恩与托拉斯产生的现实条件。生产过程的组织化必须要求机构的组织化，“看不见的手”必须转变为“看得见的手”，自由市场的竞争让位于有计划的生产与管理，这是市民社会向国家化的发展。另一方面，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导致的矛盾与冲突，要求国家从外部进行干预，通过法律和措施，国家深入到商品流通与社会劳动领域，使相互竞争的社会力量的利益转变为政治动力，这就是哈贝马斯所说的国家社会化的过程。福特体系的发展，使市民社会的意义再次呈现出来，但与自由资本主义不同，市民社会不再是完全独立的存在，它本身已经蕴含着国家的内容，这是国家向传统的市民社会领域的渗透，使国家与市民社会从过去的分离走向了融合，国家已经将市民社会包纳在自身之中。对于这个趋势，韦伯曾这样说：“现代国家的发展是由现代原则激发的。现代国家为取消自治和‘私人’拥有的权力打开了道路……这整个过程与资本主义企业通过逐渐吞并独立的生产者的发展过程相平衡。最后，现代国家控制了整个政治组织”。[4](P82)
对于福特主义，欧洲当时存在着一种价值性的批判，即认为这是对传统文化的消解。对于这种理解，葛兰西持一种批评的态度。在他看来，问题不在于美国的福特主义是否是一种新文化，或者美国是否存在着文化，这种文化是否会侵入到欧洲，而在于福特主义体现了社会发展的一种新标准[3](P317)，一种未来发展的方向，特别是随着组织化生产体系的建构，一种新的政治主体开始形成，即中间阶级的形成。可见，在面对福特主义的问题上，葛兰西与卢卡奇存在着根本的差别。卢卡奇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全面物化的开始，这条思路经过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构成了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思路。福特主义的合理化进程被看作是物化的过程，当全面的物化占据着现实大地时，激进的策略只能求助于美学的批判锋芒，形成的是大拒绝意识。而在这个问题上，葛兰西倒是更加认同于马克思的思路，即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区别对待的思路，在葛兰西这里就是将工业体系与资本主义关系区别开来，强调从工业体系的进展中获得变革现实的基础。
在这个转型中，原来出现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利益，转换成为政治利益，经济领域中的斗争转换为政治领域中的斗争。在自由竞争时期，人们认为只要在经济领域中实现个人自由买卖和竞争，就能够实现社会的良性发展；而现在，社会的合法性基础取决于政治合法性。政治合法性的获得方式发生了变化，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的合法性来自于作为财产所有者的公共性批评，自律的主体构成了批判的理性前提，在这里，暴力起着重要作用；但在福特主义的资本主义社会，自律的主体让位于组织，而体现组织利益的就是政党或其他社会组织，因此在政治上，政党能否代表某个特定的阶级，成为政治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条件。而政党要获得合法性，不仅要代表某个集团的利益，而且要代表公共利益，这是因为福特主义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兴起，使一些公共利益呈现出来。这就出现了葛兰西思考中的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必须对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进行新的理解；一是只有在福特主义的资本主义时代，强调与说服才同时成为强化经济结构合法性的工具，这时才能真正地提出文化霸权问题。[3](P286)
二、国家：一个历史性的分析
由于社会的转型，在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上，不再像马克思所分析的那样，矛盾首先直接体现于生产领域中，或者说经济领域的矛盾具有直接的作用。国家向市民社会的渗透，使经济领域的矛盾以政治领域的矛盾方式直接展示出来，这使得在哲学的讨论中，政治获得了先行的地位。“如果说政治学就是国家学，而所谓国家，就是指统治阶级赖以维持其统治并赢得被统治者积极支持的那一整套实践和理论活动的话，那么显而易见，社会学的全部基本问题都成为政治学的问题了。”[3](P244) 这就需要对国家的地位和作用进行历史性的分析，从而揭示出现代国家的本质。
现代国家的建立是与反封建神学统治、民族主义的兴起特别是市场经济的产生相一致的。文艺复兴运动强调对自然的研究，特别是强调对人的研究，直接打破了封建的意识形态，为现代国家的建立奠定了哲学观念的基础，并渗透到人们对政治社会的分析中，形成自觉的现代民族国家意识。没有这样的世界观，就不可能产生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观念。
新的哲学观念是与新的经济活动方式紧密相关的。自由贸易的产生，不仅为个人的自由活动的合法性提供了生活基础，反之，新的哲学观念也为社会生活本身提供了合法性的证明，实际上这是一个互为合法性的过程。在自由贸易的过程中，出于对利益的保护，也出于旧的认同关系解体后，一种新的认同关系的需要，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取代了封建领主和教皇的地位出现于历史舞台上。但在国家的产生过程中，不同的国家观念也就呈现出来，要分析现代国家的作用，就必须对已有的国家观念进行分析。
第一种需要讨论的是斯密式的自由主义国家观念。自由主义国家理论强调自由贸易的作用，认为只要让每个人都能自由地进入到市场之中，并按照市场的规则进行经济运作，那么这个社会就会通过“看不见的手”达到和谐状态。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国家是守夜人，他们要求把历史的创制权交给市民社会，交给从市民社会中涌现出来的各种力量，同时让国家成为“公正比赛”和遵守比赛规划的监护人。
葛兰西认为，这种自由主义的国家理论虽然适合于反对封建主义，也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发展，但其本身是以错误的理论为指导的。这种错误理论的实践根源在于，它以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的划分为出发点，认为经济活动属于市民社会，国家不应干预和调节经济活动，这是自由主义的理想。“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市民社会同国家是一个东西，必须认清自由放任也是国家通过立法和强制手段加以推行和保护的‘调节’。这是一种目的明确、深思熟虑的政策，而不是什么经济事实的自发的、自动的表现。因此，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乃是一个政治规划，如果它能成功的话，它被用来改变国家领导人员的人选，改变国家本身的经济规划——换句话说，就是要改变对国民收入的分配。”[3](P159—160) 如果说，自由主义国家理论具有其历史的意义的话，那么，在走向组织化的今天，特别是随着福特主义的兴起，再想以一种自由主义国家理论来面对今天的社会，这就是一种历史的错位。
第二种错误观念存在于意大利黑格尔主义者的理论中。黑格尔的国家理论强调了两个层面：一是国家对市民社会的调整与规划，一是国家对市民社会的伦理功能。黑格尔在总体上倾向于将前者置于后者之中，伦理的功能占据着国家本质的规定性，或者说文化的创制构成了国家合法性的基础。与自由主义的国家观念不同，黑格尔意识到资本主义国家必须在哲学理念上论证自己的合法性，而不只是将自己的基础建立在经济活动和暴力统治上。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发挥国家的教育伦理功能，使之得到被统治者的拥护，这构成了黑格尔社团、党派理论的基础。葛兰西认为，黑格尔关于党派社团是国家的“民间”组织的学说，从历史上看来源于法国大革命的政治经验，其目的在于更加具体地说明立宪政体的性质。“国家确实要求获得这种拥护，而且它还通过政治团体和工联主义团体来‘教育’人们以获得拥护。但这些团体在性质上是私人的，有赖于统治阶级主动性的激活。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黑格尔已经超出了纯粹立宪政体的范围，而对代议制国家及其政党制度进行了理论总结。但他的社团观仍然是模糊的、原始的，介乎政治的与经济的之间，这也符合当时的历史经验，由于时代的局限，只能提供一种完整的组织样版，即‘法人社团’（一种直接移植在经济上的政治）。”[3](P258—259) 对法人社团的伦理教育，构成了黑格尔国家理论的重要内容。
承接黑格尔的思路，克罗齐将国家的要素理解为伦理的与政治的（或者称之为道德的和实用的），强调国家的政治功能与道德功能之间的区别。在这一问题上，克罗齐与另一位意大利黑格尔主义者金蒂莱相对立。金蒂莱认为，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是同一的，因此也就无所谓国家的政治功能与伦理功能的区别。葛兰西反对金蒂莱的国家观念，认为当金蒂莱无视道德国家与干预国家的区别时，就易陷入到了经济—团体的思路之中。但这并不意味着葛兰西赞同克罗齐的分析。在克罗齐的思路中，道德国家掩盖了干预国家的功能。将社会的变革就完全抵押在道德生活上，这曾经是青年葛兰西曾经痴迷的一件事。但在《狱中札记》，对于道德国家，葛兰西评论说：道德国家是一种幻想，“所谓‘伦理国家’或‘市民社会’，这是政治法律方面最伟大的思想家在纯学术领域中所‘想像’的一种没有国家的国家（由于这种想像是从人人真正平等从而也在理智和道德上平等的前提出发，如能够自觉自愿地不必通过强制来接受法律，不把法律看作是另一个阶级强加于人的东西，因此是一种纯粹的空想）”[3] (P263) 这种国家观念容易造成一种文化上的幻觉，并被法西斯主义所运用。墨索里尼在1932年出版的《法西斯主义的学说》中说：“法西斯国家有自己的意识、自己的意志、因而被称为‘伦理’国家。1929年……我说过‘对于法西斯党人来说，国家不是守夜人……它是一个精神和道德事实……他教育公民懂得国民公德……’，等等。”[3](P258注60)
第三种国家观念，就是将福特主义的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混为一谈。这种观念源自于圣西门。圣西门将自己的理论建立在工业生产的基础上，认为当生产领域中实现专家统治、加强生产过程的规划之后，就会消除当代社会的难题。圣西门的思想构成了黑格尔国家理论的反题，成为韦伯现代国家理论的前提之一。圣西门的这一观念，体现在金蒂莱及其门徒斯皮里托的论说中。金蒂莱反对道德国家与干预国家之间的区分，并将自己的国家理论建立在福特主义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他认为，个人就是国家，而在福特主义的资本主义社会，个人就是辛迪加，国家是许多辛迪加的调和物，“因此，在国家是个体的意义上，国家也是辛迪加。因为对意识到其真正的复杂的个体性的个体来说，个体的真正意志就是国家。同样，当辛迪加超出了其作为一个社会部门的局限，并完全意识到那给予所有部门以生气的普遍意志时，它就是国家。”[5](P382)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金蒂莱的门徒斯皮里托认为市民就是国家官员，并将这种国家等同于未来的国家形态。
葛兰西认为，当斯皮里托强调个人作为国家的基础，强调国家伦理的个人特征时，在其理论深层上，恰恰是犯了实证主义的经济主义错误，将国家与政府行为混为一谈，当斯皮里托把福特主义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当作未来国家时，这与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理解根本不同。正如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所说的，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这种自觉的组织就是葛兰西称谓的“被调整了”的社会。但马克思恩格斯所理解的这个未来社会，其基础是消灭资本主义社会，同样，当他们认为国家即将消亡时，也不是为了重新激活自由主义的国家理念。
虽然在理论的总体取向上，葛兰西认同于马克思、恩格斯与列宁所说的国家必将消亡的理论，但他认为要达到这一结果，必须认清当前国家的内在特征。通过对几种错误的国家观念的分析，葛兰西认为，随着福特制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虽然市民社会仍然构成了国家的现实基础，但在现实中，国家占据着主导地位，市民社会反而成为国家内部生活的一部分，这产生了他对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公式，即：国家＝市民社会＋政治社会。“应该指出，国家的一般概念应当包涵原来属于市民社会的一些要素（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说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或者说国家是受强制武器保护的霸权）。这一论点，对于认为国家将逐步走向消亡并纳入被调整了的社会的国家学说，具有根本意义。可以设想，国家的强调因素将随着被调整了的社会（或伦理国家，或市民社会）的因素的日趋明显而逐渐消亡。”[3](P263)(P439) 当国家是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的统一体时，作为政治社会的国家，国家具有组织、管理、监控的功能，而当国家进入到市民社会时，国家具有了伦理教育的功能，国家成为了“教育者”。国家的伦理功能和干预功能，互为国家合法性的证明。
三、从运动战到阵地战：颠覆福特制资本主义的战略转变
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转变，导致了颠覆资本主义社会策略的转变，这种转变，葛兰西以军事术语加以比喻，称之为从运动战到阵地战的转变，这是面对福特主义的资本主义社会时，需要探讨的新的战略。
在军事学中，运动战指“正规兵团在长的战线和大的战区上进行战役和战斗的外线速决进攻战的作战形式。包括起辅助作用的运动防御和阵地攻防。”[7](P5990) “其主要特点：正规兵团，优势力量，进攻性和流动性。”[8](P3) 阵地战指“军队依托阵地进行防御或对阵地防御之敌实施进攻的作战。……其主要特点：战线相对固定，组织准备充分，各种保障严密。”[9](P3) 阵地战“防御一方通常纵深配置兵力，组织完整的防御体系，构筑坚固工事，结合反冲击、反突击等攻势行动、消耗攻方力量，阻止攻方进攻，为转入反攻和进攻创造条件。”[7](P6118) 从军事学来看，阵地战是由双方总的力量对比决定的，因为阵地战不只是堑壕战，它还包括作战军队后方的整个组织系统和工业系统。因此，阵地战不单纯是战术，它将经济、人员补给等因素都拖入到战争之中，这实际上已要求经济政治与军事的一体化。葛兰西将这两个术语加以转换，变成了政治斗争的术语。
按照葛兰西的看法，颠覆资本主义社会的策略转变，是同社会历史的转变过程相关联的。他以法国为例，分析了社会历史转变与革命策略转变之间的内在关系。葛兰西认为，在1840年以前，虽然法国经历了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但在这个历史时期里，既没有大规模的群众性政党，也没有庞大的经济主义的工会，法国从许多方面来看还处于所谓的动荡状态：乡村十分落后，国家政权和政治活动几乎完全由少数城市甚至一个城市所垄断；国家机器相对来说还不完备，市民社会享有较多的自主权，不受国家活动的影响；军队和国家军事机构有一定的系统；国家的经济有较大的独立性，不受世界市场经济关系的束缚，等等。但在1870年以后的时期里，由于工业技术的长足发展，福特主义的资本主义体系开始萌生，加上欧洲的殖民扩张，法国的社会结构及政治结构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国家的内部关系和国际关系在组织上更加庞大复杂。市民社会与政治的发展，使军事艺术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即运动战日益变为阵地战。在自由资本主义社会，斗争主要发生于经济领域，但随着福特主义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国家与社会一体化之后，斗争就必须在国家与市民社会层面同时展开，而不再局限于某些局部领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葛兰西宣称运动战让位于阵地战。“从政治艺术的角度来看，现代民主国家的坚固结构，无论作为国家组织还是作为市民社会中各种组织的复合体，仿佛是阵地战中的前沿‘堑壕’和永久性工事网：它们只是运动的‘局部’因素，而在过去却是战争的‘全部’，等等。”[9](P425) 这也就是说，今天的斗争除了直接针对国家政权外，还必须从国家深入到市民社会之中，市民社会构成了现代国家体制的深层掩体，这决定了仅从政治层面来实现革命，是远远不够的。在总体的革命指向上，葛兰西强调通过市民社会内部的革命，才能真正地实现国家问题上的革命。
但葛兰西并没有一般地讨论问题，而是对东方与西方的革命策略进行了区分。在东方，比如在俄国，由于资本主义发展较为落后，市民社会还处于原始的混沌状态，具有封建专制特征的国家，垄断着一切权力。这决定了在东方采取运动战更有效果。在西方，在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存在着较为紧密的联系，国家只是整个社会的外围工事，市民社会构成了强大的碉堡工事网，这决定了在东方获得胜利的运动战，在西方必须转变为阵地战。为了取得阵地战的胜利，葛兰西提出了两个重要条件：第一是历史集团的建构。阵地战的总体性要求斗争的一方面，必须尽可能地团结一切力量，并将自己作为所有集团利益的代表，建构具有总体化特征的历史集团，这是赢得阵地战的重要前提。第二是领导权的集中。相对于运动战而言，阵地战由于其广度与深度，广大人民群众要承担比运动战更大的牺牲。所以领导权的高度集中是十分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公开地反对机会主义者，采取政治的、行政的等一切控制手段，巩固统治集团的领导权阵地，防止内部瓦解，使整个集团保持一致。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政治中一个一个地夺取阵地，“这些阵地虽非决定性的，却足以使国家无法充分调动其全部领导权手段，只有到那时运动战才能奏效。”[9](P423) 但历史集团与领导权的集中，并不能简单地通过暴力和行政措施所能完成，这是一种霸权的建构。在霸权的建构过程中，虽然经济霸权构成了重要的基础，但政治霸权的建构与文化霸权的建构具有更为直接的意义。葛兰西对革命策略的探索，使他的霸权理论显现出来。
［收稿日期］2005—05—22
注释：
① 严格说来，在葛兰西那里，国家与市民社会并不是一个对应的概念。在葛兰西那里，国家具有双重内涵：从狭义的意义上说，指的是政治社会与法律组织，即上层建筑意义上的国家。从广义的意义上来说，国家既包括政治社会，也包括市民社会，国家是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的平衡器，而不是单指传统意义上的政治社会。这要求我们在分析葛兰西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理论时，必须注意其具体的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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