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影响：解读西北历史变迁的新视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态环境论文,新视野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历史上西北地区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与社会变迁相互作用，并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以，研究西北生态环境与历史演进的互动关系，对于正确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西北生态变迁及规律
历史上西北生态环境变迁逐渐趋向恶化，以寒冷、干旱、土地荒漠化和植被减少为特征。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支配着西北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并对当代西北经济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概括而言，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呈现以下发展态势和规律：
第一，西北地区作为中华民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是由史前时期良好的生态环境决定的。历史上西北地区气候温暖湿润，天然植被茂盛，特别是黄土高原属于森林草原地带（注：史念海：《河山集》三集，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0页。），极适宜于人类生存。如发现于甘肃省秦安县的大地湾遗址、陕西西安市的半坡遗址、甘肃的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等古人类文化遗存，充分展示了中华文明在西北兴盛的历史。人为因素主导下的生态环境恶化发生在农耕文化大规模兴起之后。农耕文化发展加大了对生态环境的干扰性，最终引起生态环境中各个系统的变化和生态景观的改变，导致生态环境问题产生。而生态环境恶化又影响到人类发展，在两者的相互影响和制约中，西北经济、社会和文化经历了由繁荣到衰落的变迁。
第二，历史气候变迁呈现出寒冷期和温暖期周期性变化，并逐渐趋向寒冷。这种变化是全局性的，但对西北影响特别巨大。以物候特征来说，在甘肃省合水县马莲河畔发现了距今200万年的“黄河象”化石（注：谷祖纲：《“黄河象”出土三十年》，《大自然》2003年第4期。）；在商朝武丁时期甲骨文中有在河南安阳一带获象的记录（注：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77页。）。此后，这种动物活动的地域不断向南退缩，到现在亚洲象只生活在中国西南的西双版纳和东南亚、南亚地区。隋朝到唐中期以前的七、八世纪，在长安有种植梅、柑橘的记载，说明这个时期气候仍然温暖湿润。到了明清时期，从相对意义上讲则没有温暖期，与商、汉、唐相比较，明清最暖和时期的平均气温也是较低的（注：(美)布雷特·辛斯基著：《气候变迁和中国历史》，蓝勇等译，《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2辑。）。近代西北气候寒冷的特征也是非常明显的，尤其是冬季。“兰州近边，冬月极寒”，黄河封冻，“人车行冰上，谓之冰桥”，从立冬十余日始，至来春惊蛰、春分前后开，“历年不差”。历史上西北民众喜旱烟与寒冷有关，因为夜间“水烟筒即吸即冰”，所以“用长杆旱烟，便无此患”（注：裴景福：《河海昆仑录》，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23页。）。
第三，西北地区水资源总量不断减少，水环境逐渐恶化。历史上西北地区水资源变化缺少详细数据记录，但是文献资料仍然记载水资源减少和水环境恶化的状况。中国历史上人与自然关系第一次大规模的整合是大禹治水。当时中国北方遭到了严重的洪涝灾害，大禹治水“原隰底绩、至于猪野”、“导河积石、止于龙门”（注：《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上册》，《尚书正义卷6》，中华书局影印1980年版，第150、151页。），涉及到河西走廊和黄河上中游，而这些地方现在大多属于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很少发生大面积的洪水灾害了。历史上西北地区有许多湖泊，在黄河上中游干支流上就有陇山上的弦蒲薮、六盘山以东的朝那湫池（注：史念海：《河山集》三集，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0页。）(P.57)、陕西潼关的阳华和泾阳的汉河瓠口段（注：朱士光：《西北地区历史时期生态环境变迁及其基本特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3辑。）。现在黄河流域除青藏高原上的札陵湖、鄂陵湖外，再没有大的湖泊存在了。内陆河流域这种变迁更加明显。史前时期河西走廊的石羊河曾经是黄河左岸的一条大支流；黑河曾绵延流向黑龙江；疏勒河则向西流到了罗布泊，属于塔里木河水系（注：冯绳武：《区域地理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2～66页。）。后来这三条大河不断萎缩，在下游汇潴成了面积广阔的尾闾湖，如石羊河下游的猪野泽曾经长达120公里，宽达60公里，黑河下游的居延海也十分辽阔。塔里木河和疏勒河汇潴成浩淼无边的罗布泊。自汉朝到当代，是西北湖泊急剧消亡的时期，在自然和人为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一个接一个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自上个世纪30年代起，祁连山冰川也普遍退缩（注：朱士光：《西北地区历史时期生态环境变迁及其基本特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3辑。）。总之，水资源减少成为引发西北生态环境与社会诸多问题的直接根源。
第四，干旱及历史上荒漠化发展，成为西北历史生态环境恶化的典型特征。西北气候趋向寒冷和水资源的减少引发干旱。先秦西北属于雍州，《禹贡》记载当地“厥土惟黄壤，厥田惟上上”（注：《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上册》，《尚书正义卷6》，中华书局影印1980年版，第150、151页。）(P.200)，意思是雍州土壤是黄土层，田第一等，可见当地农业生产条件相当好。自秦汉至近代，西北的干旱发生频率越来越快(见表)（注：袁林：《西北灾荒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2页。）。美国著名学者唐纳德·沃斯特认为：“从某些角度上说，旱灾也是一种人为现象，或者至少是一个由于人类不明智的行为而极大地加剧了的问题，它使自然的周期循环转入到人类的深深的悲剧之中。”（注：[美]唐纳德·沃斯特著：《尘暴：19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侯文蕙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中文版序。）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生态恶化的事实。
朝代 年代 年数地区旱灾次数 平均发生年
两汉 前206～219425
陕甘宁青 825.18
魏晋南北朝
220～580361
陕甘宁青 784.63
隋唐五代 581～960380
陕西 151 2.52
陕甘宁青 117 3.25
宋元金元 960～1368
409
陕西 150 2.73
甘宁青127 3.22
明
1368～1644
277
陕西 162 1.71
甘宁青154 1.80
清、民国1644～1949
306
陕西 189 1.62
甘宁青203 1.51
干旱缺水引发荒漠化和风沙灾害，公元10世纪以前中国的荒漠化主要集中在西北干旱地区，如塔里木河盆地周围、河西走廊；11～19世纪则发生在半干旱草原地带，如鄂尔多斯草原（注：朱震达、王涛：《中国土地的荒漠化及其治理》，宋氏照远出版社1998年版，第33～36页。）。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上述问题叠加在一起，也就是周期性寒冷、水资源减少与干旱风沙交替或同时出现，使得西北地区适宜人居的良好环境遭到极大破坏，作用于人类社会，则极大地破坏社会生产力，1928年至1939年甘肃省持续旱灾，并伴有其他灾害。1929年，全省发生灾害65县，《大公报》报导，“甘肃情况已将无迹，察灾者多不敢深入，恐粮绝水尽而不生还”，到1930年已是十室九空（注：马永强：《近代甘肃灾荒备忘录》，《档案》2001年第6期。）。灾害之前的1925年，全省人口5652994人，自然灾害加上战争，短时期内人口下降到3000000人左右，减少近一半（注：方荣：《甘肃近代历史人口问题释疑》，《档案》1997年第1期。）。这种现象不但延缓阻滞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甚至引发了社会动荡，成为西北落后局面的形成基础条件。
二、农牧转换是影响西北生态环境与社会变迁的核心问题
西北地区在古代适宜于人类的居住，广阔的森林草原提供了发展畜牧业的良好条件，黄土高原和内陆河流域潜在的土地、光、热和水资源又成为农业开发的理想场所，人类最早在这片土地上进行的是畜牧业生产。由于农业与畜牧业相比较，不但单位土地面积的产出量高，还具有更强的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所以历史上适宜农耕的地方畜牧业向农业转化就成为一种规律。在中国历史早期，这种转化对政权的兴起、王朝的巩固发挥了关键作用。
第一，农牧转换与周、秦立国。西北最初的居民是被称为“戎”或“狄”的少数民族，他们经营畜牧业，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周人发迹于黄土高原，深受到“戎”的影响，但是其祖先弃“好耕农”，被尧举为农师。他利用黄土高原适宜农耕的优越条件，教民“播时百谷”，开始了由游牧社会向定居农耕社会转型。弃的四世孙公刘曾带领周人在黄土高原上多次迁徙，这一举动被认为是躲避“戎”族侵扰，这是忽视了更深层次的经济社会原因而得出的片面结论。周人学会务农，土地经过数年耕种，地力下降。史称“务耕种、行地宜”的公刘，就需要通过不停地迁徙，寻找供其开垦的新的土地资源。《诗经·大雅·公刘》中记载他来到新地方，“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度其隰原，彻田为粮”。（注：《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上册》，《毛诗正义卷17》，中华书局影印1980年版，第542页。）但在这时，周族还没有完全摆脱来自“戎”等少数民族的影响。直到公刘的十世后人古公亶父“复修后稷、公刘之业”，带部众离开豳，辗转来到渭水边的岐下定居，“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注：《史记·周本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12～114页。），周人经过这样的一次次迁徙，最终完成了畜牧社会向农业社会的转型。迁徙意味着对原耕地的弃耕撂荒，这些地方也就是黄土高原最早产生水土流失的地方。故英国学者伊懋可指出，“周文明是建立在毁坏森林的基础上的”（注：包茂宏：《中国环境史研究·伊懋可教授访谈》，《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1辑。）。
秦人崛起于秦地，即现在甘肃省清水县、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一带。西周孝王时，其首领非子善养马，“孝王召使主马于汧、渭之间，马大蕃息”。非子养马有功，被孝王“分土为附庸”，“邑之秦”，秦人称“秦”自此始。这说明在孝王时期，秦人的畜牧水平虽然比较高，但整个社会发展却比较落后，在生产生活中多保留有“戎”等游牧民族的习惯。秦文公时，秦国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发生了较大变化。随着农耕文化在黄土高原上的广泛传播，秦人建都于“汧渭之会”，打败了周围的戎，出现了由农业生产代替畜牧业生产的社会转变，部众过上稳定的定居生活。秦缪公时，秦国经略西北进入一个新阶段，其征服了周围的“戎”等少数民族部落，“开地千里，遂霸西戎”（注：《史记·秦本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77、114页。），将秦国国内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社会制度推广到黄土高原更辽阔的地域，晋国发生旱灾甚至要向秦国借粮。
周、秦的先民在实践中学会农耕并实现了农牧业的转换，为周王朝和秦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经济社会基础。周、秦王朝建都西北，确立了西北是全国经济、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并一直延续到唐朝。唐朝黄土高原及其他适宜农耕的地方基本上变成了农耕文化区，再发展到明清时期，农耕文化以其不可阻挡的扩张力，将农业区扩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明朝陕北一带屯田“错列在万山之中，岗阜相连”，“山之悬崖峭壁，无尺寸不耕”（注：《明经史文编》第5册，卷359，庞尚鹏《清理大同屯田疏》，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870、3871页。），就是这种现象的生动写照。
第二，农耕文化主导下的生态消费与破坏。建立在农耕文化基础上的其他活动，如营建、战争等等，也对森林草原资源产生难以弥补的破坏。以营建为例，历史上西北修城筑墙非常有名，历朝历代为修建那些数不清、望不到边的边塞、长城，宫殿、陵园，郡(州)、县、堡的城垣消耗了多少森林。所以，不论沿长城一线，还是在城镇附近，很少看到森林。西汉桓宽在《盐铁论》指出：“宫室奢侈，林木之蠹也”（注：桓宽：《盐铁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75页。），唐代杜牧的《阿房宫赋》沉重地写到：“蜀山兀，阿房出”（注：《全唐文》卷748杜牧，中华书局影印1983年版，第7744页。），揭示秦始皇修建的富丽堂皇的阿房宫是以蜀山上树木被伐光为代价换来的。这些现象反映了农耕文化重土难迁及其对森林资源过度消费的历史，所以，中国历朝历代基本沿袭这样的规律：通过大兴土木，用高墙厚土围成自己的家园，用长远的生态环境代价换回眼前一时的安宁。
综观历史，农业总是处于扩张之中，农牧业转换，对西北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在产业结构上出现由畜牧经济向农业经济转变；在生活方式上出现由逐水草而居向定居转变；在民族关系中出现“戎”“狄”等少数民族接受华夏文明，融于汉民族的转变；在生态环境方面出现由天然的森林草原生态系统向人工种植的农业生态系统转变。这种生态与社会变迁在西北延续了数千年，使西北自然生态环境遭到空前的破坏，草原森林等地表景观被人工农田彻底替代。
三、西北“三大中心”的丧失与生态环境影响
人类社会的发展影响生态环境的变迁，生态环境的变迁又强烈影响着社会发展与变迁。农业开发奠定了西北自周秦至汉唐成为中国经济、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又由于农业过度开发使上述三大中心区域优势逐渐丧失。由于开发越早的地方，遗留下来的生态环境债务越沉重，当这种债务积累到一定程度，就成为制约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时至近代，西北成为中国最贫穷落后的地方。
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教授、美国学者布雷特·辛斯基的研究表明：秦、西汉以前中国存在着较现在温暖湿润的气候环境，公元七世纪气候再次转暖，并一直延续到九世纪中期。再往后1550～1600年、1770～1830年出现相对温暖的气候。而寒冷的时期主要出现在公元初到6世纪，12、13世纪和17世纪。从朝代看，先秦、秦、西汉、唐朝、明未和清代中叶处于相对温暖期；而东汉到南北朝，北宋到元朝，清初则处于相对寒冷期。中国历史上处于温暖期的先秦、秦、西汉、唐朝及明清之际，正是中央政府对西北开发力度较大的时代，移民屯田发展农业是开发的基本内容，所以，温暖期也是西北生态环境发生较大改观的时期。寒冷期带来低温、干旱、风雪灾害和牧草产量下降，使少数民族经营的畜牧业受到重创，迫于生产生活需要，他们纷纷南下，这时的中国常常处于分裂和少数民族政权兴盛时期，也是西北大片耕地变为牧场或被撂荒的时期。所以，拉铁摩尔(Owen Laetimore)认为：游牧民族的生计始终不能与中国精耕细作配合，塞外的“游牧周期”则与中国内地的“朝代同期”相盈亏；彼合则此分，此短则彼长（注：(美)黄仁宇：《大历史不会萎缩》，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可见，气候冷暖交替引发的环境变迁象一支无形的手，操控着两千年来西北社会变迁，具体表现为：
第一，西北丧失了原有的经济、政治中心地位。历史上每逢温暖期，普遍出现农业的扩张，使大量的森林草原变为耕地，导致西北生态环境的整体恶化。科学证明在全球气候变冷期，中纬度地区变的更加干旱。中国西北地区恰好处在这一干旱带上。再加上青藏高原横亘于南部，阻挡了暖湿气流北上，更加剧了气候干旱。寒冷期与干旱气候结合，造成崛起于北方蒙古高原的游牧少数民族因无法放牧而南下，引发民族冲突及社会的动荡，出现民族与人口的大范围迁徙，造成许多原本人类居住的家园在寒冷、干旱和战乱中废弃，西北许多地方一旦人口迁出，水利设施废弛，就会产生土地沙化、荒漠化。马端临《文献通考》讲到河西自唐中叶以后“一沦异域，顿化为龙荒沙漠之区，无复昔之殷富繁华矣”（注：马端临：《经籍考文献通考》卷322，华东师大出版社1985年版。）。这在西北地区乃至北方具有代表性。如此反复，西北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不断下降，加之其他因素，原有的经济、政治中心区位优势逐渐丧失，就出现了中国历史变迁中特有的经济中心向东南迁移，政治中心向东迁移的现象。西周、秦、西汉均建都西北，当地的生态环境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充足的物资供应起着关键的作用。南北朝之后西北地区的物质生产和供给条件弱化，故有了隋朝开凿大运河的壮举。到了北宋，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从此与西北无缘，曾经拥有的地域优势彻底丧失了。
第二，西北在全国的文化中心地位丧失。文化中心常伴随着经济政治中心的形成而出现。西北黄土高原长期以来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地区之一，中国文化汉文化为主体，“汉文化最先发祥于黄河中游的黄土谷地，包括汾河、渭河、泾河、洛河、沁满足要求等大支流的河谷”（注：马端临：《经籍考文献通考》卷322，华东师大出版社1985年版。）(P.1)。西汉时期，三公九卿多出身于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和以江苏沛县为中心的苏北，唐代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仍然是诗人及进士出身最多的地方。但是，北宋以后这种现象不复存在（注：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三联书店1983年版，图1～18。），因为政治、经济中心转移，深深影响到当地科学文化教育发展；水土流失和风沙灾害的加剧，使适宜于人居的环境恶化，形成人口外流，只有政府主导下屯田戍边，或中原发生战争时，为了躲避战乱才出现人口向西北流动。西北逐渐在中国人的意识中，成为不毛之地，边塞要地。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出现了中国文化中心由北方向南方的转移。到近代西学渐兴，中国由传统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西北地区却缺乏变迁的动力，人文环境更加恶化，落后、保守、吸食鸦片、妇女缠足、人民穷不聊生成为外界对西北的基本印象。
第三，陆地丝绸之路衰落，西北由开放转向封闭。汉唐时期，西北地区的开发和繁荣，与丝绸之路的兴盛及社会的对外开放密不可分。宋元以后，陆地丝绸之路迅速衰落，西北地方经济在全国的重要性进一步削弱。仅仅将其归结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是不全面的，还应该看到生态环境制约下的经济社会背景。丝绸之路进入河西走廊和新疆，以沿途的河流、绿洲及城镇为依托。内陆河流域生态环境严重退化，使这条享誉世界的商旅要津成为险象环生的危途。直到近代，中央政府提出开发西北，交通不便仍是最大的障碍。受其影响，西北地区就由开放转向封闭，经济社会文化由繁荣转向衰落。
中国历来重视天时、地利、人和。西北地区生态环境恶化及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地位的丧失，极大地弱化了西北发展的优势和在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中的传播与载体作用，西北在中国历史进程中，除军事地位略显突出，其他方面都被彻底边缘化。北宋以后，甘肃秦州(天水)以西无较大的城市存在，原有的都市重镇逐渐衰落，如扼守丝绸之路要冲的楼兰早已葬身沙漠，西汉以来闻名遐迩的河西四郡不再风光，到了明代一度将西北边关退缩到嘉峪关，成为这种历史变迁最有说服力的注脚。
四、结论与启示
生态环境与历史变迁相互影响、潜移默化，产生的后果往往带有后发性，在当时很难引起人们的重视，待到认识问题的严重性，则出现环境承载能力的极度弱化和土地资源的丧失，并导致经济社会文化落后，后果难以弥补。反思与总结这一历史过程，对于我们充分认识西北地区的基本区情，在新世纪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不能否定农耕文化对中华文明的贡献，但必须反思传统农业与生态文明的冲突。西北农业开发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是生产力的巨大解放和生产方式的进步，是中原先进文化、先进生产力对当地的辐射和影响，成为历史上西北区域经济社会繁荣的前提和条件。秦汉隋唐时期西北经济文化十分发达，都是以卓著的农业开发成就为基础，《读史方舆纪要》卷63载：“屯修于甘，四郡半给；屯修于甘、凉，四郡粗给；屯修于四郡，则内地称苏矣。”即使在经济、政治、文化中心转移之后这种开发仍得到了丰厚的经济回报，如明洪武年间(1368～1398)，西北耕地占全国总田额的3.7％，却完纳了占全国14.36％和5％的夏秋粮额。这一切对中华民族的兴盛发展、巩固西北边疆和维护民族团结，起了不可替代的支撑作用。另一方面，西北地区生态环境的特点，决定了人类经济活动必然影响到十分脆弱的自然平衡。传统农业及经营方式不可能考虑到生态环境利益，尤其是对水环境和植被生态系统的干扰。所以，历史上农业开发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人祸”，最终又以“天灾”的方式回报人类，由此造成西北历史上以荒漠化、水土流失、干旱风沙为特征的生态环境问题，并在长达2000年的历史中终于愈演愈烈，发展到近现代，出现了人与生态环境尖锐的矛盾对立。立足于生态环境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有学者指出，“19世纪60年代中国经济在许多方面已达到当时的世界水平，但也几乎耗尽了进一步发生质的变化的可能性”（注：《史记·周本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12～114页。），导致近代中国面对世界巨大变化和列强入侵，内部矛盾重重，对外备受凌辱，这种情况在西北地区十分典型。所以，开发西北付出的生态环境代价只有通过历史时空隧道才能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我们现在进行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偿还历史的欠账。
第二，西北历史开发中耕战结合及农与工商对立，最终损害生态环境利益。中国历史上农业的开发表现为耕战结合和耕与工商业的对立，这一特点加大了农业开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助长了生态消费和生态破坏。中国自古就有“耕者富国，战者强国”的传统，耕创造国家财富，战是为了保卫国家保护耕地，两者结合就是富国强兵。历史上西北地区开发主要体现在屯田戍边，这是耕战结合的典型形态，对西北生态环境变迁产生了深远影响。纵观中国北方，民族之间、政权之权之间的矛盾，如秦汉与匈奴，晋与匈奴、鲜卑，唐与突厥、吐蕃，宋与契丹、女真、蒙古，明清与蒙古等等，反映的都是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的冲突，战争往往成为解决矛盾的途径。交战互有胜负，但是历史的发展却总是农耕文化取代草原文化，成为经济、社会及生态变迁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
农业文明还造成社会上农耕与工商业的对立。工商业发展增加社会财富，使农民摆脱对土地的依赖，让大批从业人员从土地上转移出去，减缓了对生态的消费和破坏，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农业家庭和人口消失，减少了国家的税源和财政收入，动摇封建王朝以农为主的社会基础，所以，历代封建统治阶级都采取重农抑商政策。中国历史上的重农抑商不但是社会变迁中的悲剧，也是生态环境变迁中的悲剧，即在延缓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的同时，还增加了人口对自然的压力，加速了生态环境的消费与恶化。
第三，将农业由历史上人与自然的对立的产物变为当代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典范，是当代开发西北必须解决的现实问题。西北乃至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农业与畜牧业反复交替，汉族政权与民族政权轮流出现，但是，最终结果却是农耕文化圈扩张和草原文化圈的退缩。黄土高原、河西走廊、新疆的南疆地区这种变迁尤其显著。这种现象符合中央巩固边防、稳定民族、屏蔽中原的战略目的，由此构成了西北历史上生态、经济、政治三者的相互关系：以生态环境消费换取经济效益，用经济开发保证安邦兴国政治目的实现，其中的链条就是农业开发。历史上西北生态环境与农业开发客观上存在矛盾冲突，这是历史无法回避的现实。而今天农业作为西北地区基础产业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延续着这种矛盾。所以，如何将农业这一历史上人与自然对立矛盾的产物，变为当代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典范，使农业的发展既满足人类的物质需求，又不损害生态环境的利益，这是西北未来经济发展必须解决的重大历史和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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