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本土政治学之滥觞——重读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滥觞论文,政治学论文,党和国家论文,当代中国论文,本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702（2011）02－0069－06
1980年，中国改革开放的车轮刚刚启动，如何构建一种民主、理性的政治生活格局，以促进政治体制与经济改革的良性互动，使国家不再重蹈“文革”覆辙，是我们党在探索中的急迫任务。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在当年8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以下简称《改革》），对中国政治生活领域的诸问题作了深入分析，为“我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基本的指导思想”。[1]178。时光过去了30年，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及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然而，邓小平在《改革》中所阐发的系列观点，显示出弥久愈新的价值。也可以说，他对中国政治宏观结构性问题的描述，就当时而言是“出题”，而现在仍面临一个艰难的“破题”过程，至于真正的“结题”，还是未来的事。所以，《改革》具有深刻的历史价值、现实价值和未来价值。
从一般意义上讲，《改革》讲话自诞生以来，已经引起了中国政府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对于关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人来讲，可以说是无人不晓。但本人一直认为，政治学界对《改革》的价值理解、挖掘不够，没有充分从中国本土政治学理论发展的意义上来体认它，只是把它看成中国政治问题的官方宣示。笔者多次展读《改革》，在震撼于其深邃思想和宏观视野的同时，深切体会到，《改革》具有重要的政治学理论价值。它不仅对中国政治问题作了全方位描述，而且初步形成了解释中国政治现实的理论框架，形成了同中国本土政治息息相关的基本概念、原则和价值观，可以说是中国本土政治学的滥觞之作。本文重温这篇讲话，挖掘、思考蕴含在《改革》中的政治学理论价值，以作为对这篇讲话30周年的纪念。
一、《改革》讲话的背景及内容速描
《改革》的出台在当时有直接的现实针对性。
1980年，中国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号角已经吹响，但社会政治领域面临严峻的形势。党政机构臃肿，各级部门层次多、副职多、闲职多。领导干部年龄普遍老化，文化水平偏低①。党政机构运转缺乏活力，工作被动的“等、靠、要”。德才兼备的年轻干部非常短缺。党政不分、党企不分情况严重。党内官僚主义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普遍存在。另外，树欲静而风不止，林彪、“四人帮”集团的残余势力不甘失败，针对党的高层干部老化的现象，提出了“十年之后”再看的预言。总之，当时的政治与干部状况同社会发展的要求很不适应，政治的结构安排同政府新的功能需要高度不协调。为了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为了有效推进工作重点的转移，邓小平作了《改革》讲话。
《改革》讲话分五部分。一是具体谈国务院领导成员的变动问题；二是对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作了价值思考；三是对党和国家现行制度弊端的深入探讨；四是对制度和体制方面各种问题的文化寻根；五是酝酿考虑进行一系列重大改革。总览讲话，既有对当时亟待解决问题的具体说明，如调整国务院人选，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党政不分和干部新老交替问题等。也有深入的理论探讨，比如解决政治制度的形成与创新问题，对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权力集中和家长制、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形成原因的思考等。还有操作性的政策安排，如提出修改宪法、设立纪律检查委员会、建立从国务院到地方强有力工作系统，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完善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制度等。《改革》讲话高屋建瓴，邓小平将其长期对中国政治问题的观察和盘托出，既有现实关怀，又有理论高度，还有历史追索，真正做到了实践性和理论性的结合，是其思考中国政治问题的系统结果，对解释中国政治现实有很强的说服力。
二、《改革》讲话的政治学理论意蕴
《改革》讲话除了具有呼应时代需要的对策性、操作性内容之外，还具有丰富的政治学理论价值，提出了一系列深邃的理论判断或命题。可以说，近30年中国政治学界的许多理论创新，其实都是对这一“元”理论的展开。遗憾的是，我们在关注中国政治学理论命题的演进，思考构建中国本土政治学分析框架的时候，对《改革》尚缺乏充分的发现。
（一）初步提出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
作为一种中国政治现实的分析框架，国家与社会理论在上世纪90年代进入学术界的视野并流行开来②。它以国家和社会的二分为前提，将特定时期的政治格局及制度安排视为两者关系的某种均衡。许多学者以发现新大陆的热情，渲染该理论的价值。但我认为，早在《改革》讲话中，邓小平就已经初步提出了国家与社会的二分问题，认为国家不能干预社会事务。他说，“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这些事只要有一定的规章，放在下面，放在企业、事业、社会单位，让他们真正按民主集中制自行处理，本来可以很好办，但是统统拿到党政领导机关、拿到中央部门来，就很难办。谁也没有这样的神通，能够办这么繁重而生疏的事情。”[2]328这儿涉及两类主体关系的分野，代表国家的各级政府同代表社会的企业、事业及社会单位。这事实上就是指的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它们角色不同，功能也不一样，国家不能包办社会事务。
在此基础上，邓小平进一步强调，国家和社会的不分，“这可以说是目前我们所特有的官僚主义的一个总病根。”[2]328两种主体要分清自己的角色，各自的运行“要有一定规章”。在邓小平看来，两者的角色和功能不清，是以前多次分权改革失败的原因。“过去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分过几次权，但每次都没有涉及党同政府、经济组织、群众团体等等之间如何划分职权范围的问题。”[2]329一个成熟的现代国家要实现国家和社会的二分，构建二者的规范关系。许多事务国家在政治上要松绑，要让其回归社会并逐步培养社会。邓小平认为，长期以来，许多问题在理论上是不清晰的。比如过去多次反对分散主义，闹独立性，但“对什么是分散主义、闹独立性也没有搞得很清楚。”[2]329事实上就是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没有搞清楚。
（二）关注以社会主义为旗帜的国家核心价值共识的达成问题
对于现代国家构建而言，国家核心价值共识的达成是关键的一步。它能凝聚民族共同体，整合国家资源以奔赴共同目标（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核心价值本身也是目标），实现国家的独立富强，使国家“实现自我”。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基于近代国际环境和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国情，所选择的国家复兴路径及立国的核心价值，它代表了人类历史发展具有普适性的方向。但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价值“搅扰”和资本主义先行的“范例”影响，加上社会主义的适应场景、本质和内涵有一个复杂的认识过程，社会主义目标共识的达成并不容易。邓小平曾经多次说过，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长期以来并没有完全搞清楚，他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概括是在1992年“南巡”讲话中才完成的。但在《改革》中，邓小平已经把握了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价值和内涵，“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2]322
邓小平在这儿提出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三方面价值：经济发展、有效民主、激发社会活力。前两种价值相互依存，而更关键是后者，即激发社会活力（说到底就是人潜质的充分发挥，自我的充分实现），邓小平的用词是造就“更多更优秀的人才”。社会主义作为公共生活的一种组织形式，内涵了平等与公正的价值诉求，比立基在剥削、对立、阶级紧张上的资本主义更能发展人，更能实现一个组织和谐、正常的运行。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既是社会发展的目的，也是社会发展的标志。如果将人视为最重要的生产力，人的发展就是生产力充分发展的最重要标志。邓小平对社会主义为旗帜的国家共识的形成充满信心。“尽管这个制度还不完善，又遭受了破坏，但是无论如何，社会主义制度总比弱肉强食、损人利己的资本主义制度好得多。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这是资本主义所绝对不可能做到的。”[2]337而这一制度的深刻价值在于，他能发挥国家力量解决社会公平问题，实现人的自由和个人潜力的发挥，从而推进民族活力及创造性的激发，这可以说是衡量国家制度好坏的根本标准。
（三）明确中国政治发展的关键是制度建设
当前，有见地的政治学者已经注意到，中国处于经济发展、政治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张力中，中国选择的是一条从经济建设到社会建设再到政治建设之路，民主化需要基本的国家制度设施作为支撑。因此，国家基础制度建设具有特别的重要性，中国已经进入了制度建设时代③。其实，对于制度建设这个当前中国学术场域中颇为时髦的问题，邓小平早在《改革》中就做了全面而深刻的说明。在《改革》中，“制度”可以说是最凸显的关键词。“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为了适应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需要，为了兴利除弊，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以及其他制度，需要改革的很多。”[2]322“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2]333
在《改革》中，邓小平对制度问题的关注是广泛的。既有宏观的制度环境问题，也有中观的宪政框架完善和基本制度安排问题，还有微观的具体制度的建立和运行磨合问题。既有制度的有和无问题，还有制度的有效和无效的问题，相比而言，制度的有效或无效可能更重要。在根本上，制度建设是一个宏观的政治体制改革、上层建筑的变革问题。完善制度，实现政治的民主化、理性化和制度化，是现代中国国家建设的基础工程。在方法上，邓小平提出了渐进式改革的思路。认为中国制度改革要审慎，要在中央的领导下积极探索，“有些问题，中央在原则上决定以后，还要经过试点，取得经验，集中集体智慧，成熟一个解决一个，由中央分别作出正式决定，并制定周密的、切实可行的、能够在较长时期发挥作用的制度和条例，有步骤地实施。”[2]341“不能认为只要破字当头，立就在其中了。”[2]336在《改革》中，邓小平对中国制度建设的艰巨性和长期性有深切的交代，“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各方面的制度，是一项艰巨的长期的任务，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是实现这个任务的关键。对此，我们必须有足够的认识。毛泽东同志和其他已经去世的老一辈革命家，没有能够完成这个任务。这个担子已经落到我们的肩上。……这个任务，我们这一代人也许不能全部完成，但是，至少我们有责任为它的完成奠定巩固的基础，确立正确的方向。”[2]342－343
（四）思考现代政治文化的培育问题
每个人都生活在“传统的掌心”。按照诺思的制度观，制度可以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后者包括传统、习俗、惯例等[3]28，而这诸方面的叠加，实际上就等同于文化。因此，邓小平对制度的关注也就转化为对文化的关注。他特别注意到政治体制的运行与文化的关系问题，认为数千年的封建文化，使先进的政治制度难以运行，二者的背离可以说是中国政治最大的问题。由于政治文化的滞后性及其变化的缓慢性，使中国制度变迁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通过对封建政治文化的批判，邓小平提出了新型政治文化的发展和培养问题。
邓小平在《改革》中对封建文化残余的影响作了详细列举，限于篇幅这儿不赘述。按照他的理解，封建残余植根于传统中国社会的家产制结构，是一种农业社会的以血缘和人际关系为前提的社会构建方式，其内生的人身依附关系导致政治和国家的落后。
《改革》对传统政治文化的反思，还大量体现在对官僚主义的批判中。在邓小平看来，官僚主义有多种类型，既有基于行政科层制内在痼疾的官僚主义，也有因为长期僵化的计划经济而导致的教条官僚主义，还有传统封建社会中官官相护的官僚主义等，总之是一种长期存在的、复杂的历史现象。但我国的官僚主义“同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2]328也就是说，这是一种体制性的官僚主义。邓小平把这种官僚主义的衍生同封建传统，同特权现象连带在一起，认为要解决官僚主义问题，既要从制度上作出努力，也要进行文化的提升。“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2]332在此基础上，他明确提出了培养新型政治文化的任务。“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2]335邓小平的这一关注，已经契合了当前政治学关于政治文化研究这一热点论题。
（五）开始探讨中国行政科层制的完善问题
在韦伯看来，科层制（bureaucracy）是迄今发现的管理大型组织的最好方式。它具有结构清晰、分工明确、法制化管理，非人格化运行等特点[4]436～448。在我国，由于封建的沉疴较深，现代科层制发育还不成熟。在《改革》中，邓小平明确提出中国公务员制度不健全、现代行政科层制运行机制不规范问题。“干部缺少正常的录用、奖惩、退休、退职、淘汰办法，反正工作好坏都是铁饭碗，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这些情况，必然造成机构臃肿，层次多，副职多，闲职多，而机构臃肿又必然促成官僚主义的发展。”[2]328
邓小平提出了完善行政科层制，构建科学合理的人才流动机制，实现行政管理科学化、理性化的系列设想。在他看来，“人才问题，主要是一个组织路线的问题。”[2]323这事实上就是指一种科学的人才发现和流动机制的建立问题。他提出了建立中国公务员制度的基础性原则。“用坐火箭、坐直升机的办法提拔干部，我们再也不能这么干了。干部要顺着台阶上，一般的意义是说，干部要有深入群众、熟悉专业、积累经验和经受考验锻炼的过程。”[2]324他还开始思考建立干部分类制度和职称考试制度，以实现公共管理的功能分化和角色专门化。“干部的提升，不能只限于现行党政干部中区、县、地、省一类台阶，各行各业应当有不同的台阶，不同的职务和职称。随着建设事业的发展，还要制定各个行业提升干部和使用人才的新要求、新方法。将来很多职务、职称，只要考试合格，就应当录用或者授予。”[2]324他提出了规范公务员的录用、晋升、发展、管理等问题，“……关键是要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弹劾、轮换制度，对各级各类领导干部（包括选举产生、委任和聘用的）职务的任期，以及离休、退休，要按照不同情况作出适当的、明确的规定。”[2]331邓小平的这些思想，成为我们现在公务员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
（六）共产党的领导与政党现代化问题
政党政治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础。但各国国情不同，政党制度也不一样。在我国，党的领导问题是我国政治结构的核心问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性选择，具有不容置疑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这种制度安排对于整合资源，凝聚社会力量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要把几亿人口的思想和力量统一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一个由具有高度觉悟性、纪律性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党员组成的能够真正代表和团结人民群众的党，没有这样一个党的统一领导，是小可能设想的，那就只会四分五裂，一事无成。”[2]341－342在此前提下，邓小平探讨了当前党的领导中存在的一些不合理现象，主要是指的权力过于集中及各种类型的特权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2]328－329这事实上是一个家长制作风的问题。“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等，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2]330“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唯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2]331
应该说，作为列宁主义政党的一个特征，各国共产党在建立之初，都比较强调组织纪律，强调党的统一领导，这种权力结构安排对于革命党时期的力量整合和作用发挥有重要意义，是共产党的力量源泉。但是，随着新国家的建立，共产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角色转换，党的权力结构也必须做相应的调整。然而，由于社会基础、经济结构、政治文化没有改变，这种转换显得殊为不易。基于此，邓小平提出了推进我国政党现代化的若干思考。要求在政党的文化、结构、功能等方面实现民主化和理性化，推进党员人格和权利的平等，消除家长制及各种人身依附关系。要对党的领导方式进行改革。“对各级干部的职权范围和政治、生活待遇，要制定各种条例，最重要的是要有专门的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2]332中国共产党要走向强领导，但不是“全”领导，是科学领导，而不是事事插足。“问题是党要善于领导；要不断地改善领导，才能加强领导。”[2]342
三、《改革》讲话的本土政治学价值
《改革》不仅具有一般性的政治理论建设的意义，其更深刻的价值在于，它已经走出对中国政治认识的褊狭、自信心不足以及对西方政治形态的简单化理解，开始在超越西方社会科学现行范式的意义上思考中国政治秩序的本质和结构，并对中国政治与制度发展的价值和理论进行重建，从而使其成为当代中国本土政治学的滥觞之作。
首先，从时代要求看，本土政治学的成长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问题。
中国正在进行转型，经济的强盛已经成为事实。“中国崛起”、“中国模式”等话语风行全球。然而，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强大还需要文化、理论、精神、智识上的成熟，需要形成符合自己国情的理论和价值体系。这在很大程度上寄望于政治学等中国社会科学的成熟，形成政治学的“中国类型”。众所周知，中国政治学是近代以来从西方逐渐植入的，许多概念和命题不是源于本土的经验总结，从而对中国政治现实缺乏整体的解释力。事实上，许多流行的政治学概念在中国适应性乃至科学性都可以质疑。长期以来，我们努力探索社会科学的本土化，但一直处理不好。西方的话语强势对我们造成“搅扰”，而现代化中的不利境地也形成某种心理劣势。因而，常常是“言必称希腊”，动辄谈“人家”。这种简单的“应然”话语其实反映的是理论和实际的脱节。当理论不能解释现实时，我们必须说，是理论出了问题。
随着中国的国家发展与实力提升，中国已经成为人类政治一个伟大的实验场。全新的政治、社会、思想状况需要一种新的奠基性解读。学者们已经注意到，“不应停留在用既定的概念分析中国是什么样的，中国是否正确，而应该用中国的经验检验既定的理论和概念是否正确或者是否有解释力和适用性。中国不应该只是理论的试验场，还应该是理论的发源地。”[5]中国本土政治学的构建，既包括价值、理论主题的生成，也包括学术话语的系统建立，并在此基础上生发出能够解释中国政治现实的有包容性的概念体系，它明晰把握中国特性，并为未来指明方向。
其次，在政治学学科发展逻辑上，政治学理论的构建需要经典文本。
学科发展需要必要的理论整合，更需要回应现实的能够经得住历史考验的经典性著作。西方国家社会科学的历程表明，一个学科的发展往往是以多部（篇）哲理性、学科性、历史性著作的堆积作为支撑的，学科本身常常是对这些经典进行归纳、提升及阐释。经典构成特定学科的文化和价值基础。作为学科发展的第一步，往往是呼唤经典。在西方国家，无论是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还是霍布斯的《利维坦》，乃至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都起到了具有启始性意义的经典著作的作用。中国当代的政治学还不成熟，但要形成政治学的中国范式，重要的一步仍然是政治学经典性著作的出现。坦白地讲，改革开放30年以来，这样的著作还是不多的。
作为中国的本土政治学，它“必须能够正确描述并科学解释中国社会现实政治生活，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发展规律，预测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前景，从而指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6]我认为，邓小平的《改革》讲话具有当代中国本土政治学的经典性价值。《改革》讲话提供了解读中国政治现实和理解未来政治发展的基础。它高屋建瓴，以本土政治人的眼光审视中国政治，探讨中国政治变迁的实然、原因和路径。在它看来，中国当代的政治制度、政治结构及话语安排以数千年农耕文明观念为基座，同时又有源自近代以来西方“范例”的映衬，这些要素同中国超大社会所具有的结构复杂性相加，使中国政治格局特别具有一种多元重叠、纷呈交杂的状态。中国政治面临现代国家构建及制度化、民主化等多重任务，中国政治发展需要解决许多深层问题。《改革》讲话凸显了当前中国政治的许多关键词如“政治体制”、“政治民主化”、“制度化”、“社会主义”等。《改革》讲话吹响了中国制度建设（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号角。
第三在方法论上，《改革》讲话蕴涵了理解中国政治的整体主义和历史主义思维。
邓小平的《改革》讲话对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关系作了联动性思考。他认为解决中国问题不仅需要在政治层面解决宪政框架等国家宏观制度问题，还需要实现在文化层面对封建性观念的变迁和清理，需要实现传统教条政治话语的提升，也需要顺应经济发展的要求和趋势来思考问题。可以说，《改革》讲话表面上提出的是制度运转问题，而深处涉及的是社会结构及经济和文化问题，而文化的改革和提升，本身也需要从制度方面做出努力。这些都体现了思考中国政治问题所需要的整体主义方法。《改革》讲话还内涵了一种理解中国政治国情所需要的历史主义思维。它重视制度变迁的时间维度，关注制度作为自变量影响其他要素如行动者的机会和限制、偏好等。它强调历史的重要性，以长时段的时间序列来思考制度结构的内在关联，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政治演进的前景进行预期，初步形成了切合中国实际的政治学分析框架，对理解中国政治发展具有深刻的历史价值、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收稿日期：2011－03－07
注释：
① 资料表明，截至1980年底，全国共有1800多万干部，其中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不到50％（这中间文化稍高的又多集中在教育、科研等事业单位）。到1982年底，在全国4 000多名县委书记、县长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只有4％，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69％。参见中央党校教学部编《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研修班讲义》（之二），1988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第25页。
② 中国学术界对这一主题较系统的论述始于邓正来、景跃进1992年11月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创刊号）的文章《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
③ 比如郑永年在文章《政治改革与中国国家建设》（《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2期），著作《全球化与中国国家转型》（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3月出版）、《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浙江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中多次提及此类观点，胡鞍钢等的著作《第二次转型国家制度建设》（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也强调这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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