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古今与思想中西的碰撞——2007年度文化学术热点扫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术论文,热点论文,古今论文,中西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化学术离不开古今中西的维度。学术上的瞻前顾后，一方面表现为传统学术和文化的再评价、再利用问题，另一方面也体现在如何为未来中国社会发展开拓新路；思想上的左右逢源，固然为我们提供了琳琅满目的理论资源，但也足以令中国学者无所适从。正因为如此，立足中国现实，关切中国问题，既要解放思想，也要实事求是，才能确立坚定的立场。2007年，中国文化学术的发展便在这学术古今与思想中西的碰撞中展开。
民主社会主义与第三次改革之争的终结
2007年，《炎黄春秋》第2期发表了谢韬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该文是为辛子陵《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所写的序言，已于2006年私下流传，但直到该文正式发表，才真正引起各方关注。其文的针对性被认为是对张勤德批判“庸俗发展观”的批判，可视为发端于2004年以来的所谓中国第三次改革之争的延续。同时，《炎黄春秋》在此后数期中又发表多篇引起各方关注的文章。
谢文发表后，首先遭遇到的便是一片激烈的批判之声。2007年3月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和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举办“第3届思想家论坛——国家兴衰与马克思主义研讨会”，即有学者对之进行了批判。3月17日上午，浙江杭州举行讨论会，批判“民主社会主义”，认为它是“继新自由主义思潮之后，在我国出现的又一股思潮，这是一股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当日下午，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和上海大江书社举办“关于《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问题座谈会”，也对该文展开批判。4月1日，中国人民大学举行“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社会主义旗帜——批驳谢韬‘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乱党谬说”的会议。4月1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中心、院团委举办“民主社会主义座谈会”，也以谢文作为重要的批判对象。4月29日，南京举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反对和抵制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研讨会。5月20日，海派经济学南京研究所于5月20日至22日就“坚决支持刘国光‘4.6’重要讲话，批驳以民主社会主义为主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为主题开展了笔谈研讨会①。
在坚决反驳谢韬、辛子陵的学者中，有两位学者的声音最为引人注目：一位是张勤德，他列举了民主社会主义的九大罪状②，认为其“用新自由主义歪曲、篡改‘三个代表’”、“以改革创新为旗号演变、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抵制、反对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等；另一位是奚兆永，从2007年2月至8月，他连续撰写“谢韬和辛子陵的‘民主社会主义救国论’应该批判”、“马克思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首倡者吗？”、“恩格斯晚年放弃暴力革命论了吗？”以及“二十评谢韬、辛子陵的民主社会主义论”等文章。
从更大范围的学术思潮来看，2006年下半年以来，陆续出现的“人民社会主义”、“普遍幸福主义”、“市场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宪政社会主义”等口号及相关论战，突显出在“第三次改革之争”的复杂性。由中共中央编译局、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联合举办的第二届全国社会主义论坛于2007年5月19日至20日召开。会议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进行了探讨。会上许多学者认为，现在并不是“世界社会主义处于低潮”，而只是各种“左”倾社会主义模式正处于低谷并走向灭亡，新式社会主义则仍将继续磅礴于全世界③。5月31日，高放在《南方周末》撰文回顾了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百年分合，该文指出，现在，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已从对抗转向合作，变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④。
面对思想界围绕民主社会主义的论争，中央的表态，就变得尤为重要了。5月10日，《人民日报》针对这场大辩论首次表态，文章以理论解答的形式对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区别进行了分析，认为科学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而民主社会主义经过历史上的逐步演变，已经将指导思想多元化奉为思想纲领，它已不属于一种社会主义，而是“在资本主义范围内通过议会道路来改良资本主义的思想主张”。与此前数次讨论会的激烈抨击不同的是，文章并没有将民主社会主义驳得一文不值，而是认为民主社会主义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另一方面也认为民主社会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⑤。此后，《人民日报》又于5月25日以读者来信的形式刊发曹长盛的文章《正确认识和对待民主社会主义》和辛向阳的文章《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振兴中国》。6月1日，《人民日报》进一步撰文，认为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指的是渐进式、稳定的、在现有政治秩序内进行制度创新的民主化⑥。《光明日报》也早在4月24日发表徐理的文章《正确认识民主社会主义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此后分别在5月8日发表钟益文文章《恩格斯始终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6月1 2日发表国防大学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的文章《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使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认为“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行不通”。各大党报、党刊在陆续发表相关辨析文章之后，被认为是“及时必要”、“权威准确”，对于解决思想困惑发挥了积极作用，各大学术期刊也在短短半年时间内发表相关文章近一百三十多篇，讨论进一步围绕着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区别问题展开辨析，进一步强化了对按科学社会主义道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
2007年10月15日，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成为对党内外、国内外关于我们党今后举什么旗、走什么路这一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集中而鲜明的回答。
中国新左派的新变与思想界十年变迁
2007年7月10日，《读书》杂志发生了人事变动，任《读书》主编逾十年的汪晖、黄平不再担任杂志的执行主编，而是由三联书店副总经理、副总编辑潘振平任主编，《读书》杂志资深编辑吴彬任执行主编、李学军任执行副主编。次日，《中华读书报》刊登对三联书店负责人的采访，正式向外界公开了这一消息。由此，一直让外界猜测纷纷的事情尘埃落定⑦。但与此同时，围绕《读书》、“新左派”以及中国思想界十年变化的话题却更加热闹起来。
《读书》杂志于1979年4月创刊，因一篇《读书无禁区》的文章而声名大噪。从20世纪80年代到新世纪的二十多年间，《读书》历经“陈原—范用”（1979—1986）、沈昌文（1986—1996）、“汪晖—黄平”时代（1996—2007）。1997年，汪晖的文章《当代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在《天涯》发表，引起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的第一次激烈交锋，此后，汪晖就被视为“新左派”的代表人物，而《读书》则被视为“新左派”阵营。此后，从“高默波事件”到“长江读书奖事件”，以及“哈贝马斯访华引发的编辑手记事件”，《读书》日益成为思想界论争的焦点。《读书》这一思想取向的变化，引来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读书》已经成为“中国的《新左派评论》”，也有人批评汪晖违背了“价值中立”这一起码的编辑道德。
面对《读书》换帅，人们在注意到近年来由于《读书》杂志文风、选题的变化以及导致读者的下降、定数的下滑等原因外，把更多的关注点转向了借《读书》换帅回顾中国近十年来的思想变迁。7月22日，北京“乌有之乡书社”举办“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思想、文化、学术和《读书》”讨论会，钱理群认为，《读书》事件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的共同困境，即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思想文化学术与中国社会发展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反差和矛盾；洗岩表示，“《读书》事件预示着思想学术表达面临转型”，参与讨论的还有王晓明、刘擎、欧阳江河、孟晖、陈映芳、雷启立、孙歌、吕新雨等，而利用不同的媒体参与发言者更是不可胜数。可以说，《读书》换帅事件激起了中国思想界的共同关注。
媒体也对此跟进，《南都周刊》为此策划对汪晖、董秀玉等人的专访，还策划了“中国思想界十年的系列访谈”。按策划人的说法，“汪晖主政的《读书》十年，既是《读书》风格从大众知识分子言说向学术性思想评论转型的十年——这暗合了上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整个思想界的风气变迁——也是中国思想界分化最为深刻与剧烈的十年。这十年，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争从浮出水面到持久较劲；这十年，以新儒家为代表的保守主义异军突起；这十年，自由主义、‘新左派’、新儒家三角结盟又各持己见，上演‘三国演义’”⑧。此外，《南方人物周刊》、《南方周末》、《外滩画报》等媒介也纷纷围绕《读书》及其相关学者进行了专访。
与众多学者对《读书》换帅欷歔不已之相异，袁伟时对此不以为然，他认为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他认为，“对于思想争论要有一个判断，不要局限在自由主义和‘新左派’派别问题上，而是应该聚焦在支持不支持中国的现代化、支持不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要不要接受现代社会、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上”⑨。
尽管《读书》时代尚在继续，但它的“（汪）晖黄（平）”时代已经终结。这一事件的意义其实早已超出了这一事件本身。2007年9月15日，徐友渔在广东省科技图书馆作了题为“当代中国社会思想的分化和对立”的演讲，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争论和近年来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进行了回顾，9月19日，朱学勤在华东交通大学发表了“思想界在争什么”的演讲，对中国转型期所经历的“一个起点，两场改革”作了描述，并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思想界的纷争进行了评说。聚焦于回顾往往意味着某个阶段的结束和新的阶段的开始，从上述现象中不难看出中国的思想界正面临着新一轮的分化和重组。
审美意识形态论之争与新时期文学理论三十年
作为近年来围绕《文学概论》教材的编写、中央工程版《文学理论》关于文学本质问题的争论，“审美意识形态论”之争到2007年终于告一段落。尽管目前为止，仍有多达十五篇的相关论文在各大学术期刊发表，参与讨论的学者也是天南地北，但是具有标志性的仍然是讨论中的核心人物的发言。作为2006年备受质疑的一方，钱中文撰写了长篇论文《文学意识形态与不是意识形态论引起的论争——兼论文学审美意识形态的逻辑起点及其历史生成》（它分成三篇文章发表，即《文学评论》第1期的《论文学审美意识形态的逻辑起点及其历史生成》、《河北学刊》第1期的《意识形态的多语境阐释——兼析“虚假意识”问题》和《文艺研究》第2期的《对文学不是意识形态的“考论”的考论》），全文发表在《中外文化与文论——意识形态与文学研究》第14辑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咨询委员会集刊》2007年第3辑上。作为一个整体，文章分别从文学审美意识形态的逻辑起点及其历史生成之“立”、对董学文关于“审美意识形态”批评之“驳”和马恩经典文献中“虚假意识”之“辨”系统阐释了自己的立场。作者指出，从文学发生学的角度上看，文学审美意识形态的逻辑起点不是“意识形态”，而是“审美意识”，审美意识与意识一样古老，在长期发展中积淀而成审美意识形态，其后融入具有符号象征意义的文字和文字结构，而历史地生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审美意识形态。那么，马恩关于“虚假意识”的意识形态观如何看待呢？钱中文指出，意识形态的组成是复杂多样的，尤其是20世纪以来，它被赋予了不同含义，如果仅仅套用恩格斯的说法难免有极大的教条主义盲目性。2007年3月17日，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举办“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研讨会”，对钱中文的这三篇论文进行了研讨，得到与会者高度评价。与之相比，董学文仍然坚持对文学本质观的唯物主义立场和马恩“虚假意识”的意识形态观，马建辉则批评目前文艺理论界对意识形态应用和研究中的“中性化”倾向，也同样基于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观念的坚持。
作为新时期中国文学理论发展史中提出的重要命题，“审美意识形态论”确实影响了长达二十年的文艺学学科发展。2007年，也是新时期文学理论三十年。这使得相关的讨论自然而然地延伸到了对中国文学理论从新时期到新世纪的回顾和反思问题上。6月22至25日，“文学理论三十年：从新时期到新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第四届代表会”在华中师范大学召开。如何回顾、总结、评价、反思三十年文艺学学科发展又成为文艺学界共同关注的话题。会上，钱中文以《近三十年来的文学理论研究的成绩、新的格局与问题》、童庆炳以《文化诗学——从止步处重新起步》、曾繁仁以《回顾与反思——文艺美学三十年》为题系统回顾了新时期文学理论三十年的发展历程⑩。钱中文认为，近三十年来，中国的文学理论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新时期的一个重要成就，就是在现代性的指引下，大体明确了文学也包括文学理论的自主性问题，使文学理论初步回归自身。”面对近年来文艺学界此起彼伏的各种争鸣论战，钱中文尖锐地指出：“近三十年来的文学理论，成绩虽然明显，但也使人感到严重的危机，这就是理论创新与原创性的观点太缺乏了。争论似乎很多，但学术泡沫也多。”(11) 此外，马龙潜在《甘肃社会科学》第4期上组织了笔谈（分别是张炯的《新时期文艺理论的回顾与展望》、董学文的《怎样总结新时期文学理论的历史》、赖大仁的《新时期文论转型发展之反思》、马龙潜的《论新时期文学理论发展进程回顾和反思的思想理论基础》和赵文的《文艺学建设中对“西马”思想方法的反思与借鉴》），同期还有赵宪章的访谈《新时期文艺学的学科建设与反思》发表。此外，董学文还有《中国文学理论现代性的悖论问题》（《学习与探索》第1期）、《文学理论史反思研究的意义》（《高校理论战线》第5期）、（《近三十年中国文学理论的趋势》（《文艺争鸣》第7期）。董学文的基本判断是由于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理论存在着对传统文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的认同危机、对西方文论的饥不择食和“审美形式”论愈演愈烈等问题，因此“近三十年间，我国文学理论依然处于动荡期、调整期和转型期。因之，这就决定了它目前还不甚成熟的状态，决定了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当代形态的使命，任重道远”(12)。
应该说，在如何评价新时期文学理论三十年问题上，无论是评价的理论立场、参照系以及对各种理论问题的看法上，彼此仍然有很大的差距。不过，大凡整数关口，总不免“回顾与前瞻”，也使一些晚近的争论浮现出历史的痕迹。
顾彬事件与世界文学格局中的中国当代文学
2006年12月11日，《重庆晨报》报料说，德国汉学家顾彬在接受德国之声中文网记者采访时口出“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中国作家相互看不起；中国作家胆子特别小”等惊人之语，一时引起轩然大波。尽管数周后，顾彬声称：“那家重庆报纸显然歪曲了我的话。我肯定说过，棉棉等人的作品是垃圾（‘垃圾’二字是用中文写的），但对中国当代文学整体我没有这样说。”
但是，事情并没有结束。2007年3月26日晚举行的“汉学视野下的20世纪中国文学”讨论上，顾彬再次发难，“炮轰”中国文坛。顾彬说，20世纪的中国文学，在1949年以前基本上属于世界文学的一部分，1949年以后，除了中国诗歌以外，基本上部不属于世界文学。“1949年以前的中国文学是几百元一瓶的五粮液，以后的是几块钱的二锅头，为什么呢？回答非常简单，1949年以前的中国作家都是翻译家，他们会很多外语，也有很多中国作家能够外语写作。但你看看1949年以后哪一个中国作家会外语？一些在国外几年的作家他们的外语根本不好。当然也有一两个例外。”整个论坛为此事的争论持续了近两个小时。4月，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顾彬强调了自己“用的标准是世界文学的标准”，“中国作家最欠缺的是语言”，“诗人除外，其他作家在世界没有地位”等观点；7月，德国之声再次采访时，顾彬仍然坚持了他对“不少中国作家是业余作家”的论断。
尽管顾彬言出惊人，但中国文坛却似乎“见怪不怪”，相反“以德报怨”。7月6日，国内目前设奖最高的“中坤国际诗歌奖”首届最终评选结果揭晓，顾彬与诗人翟永明、博纳富瓦、绿原等人一起获奖；8月底9月初，在第14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招待会暨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上，顾彬再次荣获“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
质疑之声也不绝于耳。蔡翔以用“谁的‘世界’，谁的‘世界文学’”为题质疑顾彬的西方中心主义立场，认为“顾彬在他的表述中，真正想给出的，实际上是一种他所理解的‘西方（世界）文学’标准，并且以此标准去衡量中国的当代文学”(13)。作家李大卫认为，“中国作家的任务是用中文写中国人的经验和想象，会不会外语，似乎没那么重要”。“中国作家仍然相信一种乌托邦式的普遍文学。他们只是在加入这场普遍文学游戏遭遇挫折时，强调自身的文化特殊性”(14)。
与作家、批评家关注顾彬的批评是否属实相反，陈平原将反思聚焦到了中外文化交流上。在他看来，现在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都很强调跟海外汉学家对话，这显示出了我们的一种开放心态，但是，我们自己用什么样的心态跟他们对话却成问题。他认为：“所谓学术交流，主要目的是‘沟通’，而不是‘整合’，缝隙永远存在，‘对话’只是有利于消除误会，也有利于提升各自的学问境界。”(15)
“亲亲相隐”又惹争端与传统文化资源的再评价
2002年《哲学研究》第2期上发表了刘清平的一篇题为《美德还是腐败？——析〈孟子〉中有关舜的两个案例》，同年该刊物第10期刊发了郭齐勇的商榷文章《也谈“子为父隐”与孟子论舜》。由此，围绕“亲亲相隐”的反复驳难便一发而不可收。2004年，郭齐勇主编《儒家伦理争鸣集——以“亲亲互隐”为中心》出版，收录了正反双方的论文达70余万字。不过，此事并没有到此结束。2007年第1期，《学海》杂志发表邓晓芒的商榷文章《再议“亲亲相隐”的腐败倾向——评郭齐勇主编的〈儒家伦理争鸣集〉》，再度引发争议。
邓晓芒认为，郭齐勇此书只收录“反方”8万余字，造成“正方”的围攻之势，但是他认为“双方在所争议的问题上并没有形成真正有利于推进理论本身的对话”，“‘正方’的多篇文章中包含太多的自相矛盾和逻辑错误”，还需要细细辨析。邓晓芒抓住郭齐勇序言中将柏拉图《游叙弗伦篇》作为“古希腊哲人与我国孔子在‘亲亲互隐’的问题上有一致性”以此，作为一条证据，认为其所征引的范忠信的理解本身就是一个误解，因为“苏格拉底并没有“非难”游叙弗伦告发父亲杀人，而是赞成他告发，但要他对告发的理由加以更深的思考”。其次，对于刘清平将中国儒家“亲亲相隐”定为“典型的腐败行为”及其所引发的争论，邓晓芒认为，我们必须采取历史主义的评价方法，刘清平将当时被视为美德的“亲亲互隐”行为评价为“腐败行为”是可以理解的。同时，他还对郭齐勇及其他学者著述中一些糊涂观点进行了批评。
邓文发表后，立刻引起一片质疑之声。《学海》第2期刊登四篇文章（分别是胡治洪的《指“误”者之误——〈再议“亲亲相隐”的腐败倾向〉一文谬误举隅》、龚建平的《“逻辑”是否可以取代“仁德”？——答邓晓芒先生对儒家“亲亲”伦理的质询》、丁为祥的《孔子“父子互隐”与孟子论舜三个案例的再辨析——邓晓芒〈再议“亲亲相隐”的腐败倾向〉一文简评》和陈乔见的《逻辑、理性与反讽——就〈游叙弗伦篇〉的解读与邓晓芒教授商榷》）此外，还有林桂榛的《苏格拉底对“子告父”表示赞赏吗？——就柏拉图〈欧绪弗洛篇〉的“虔敬”问题等商榷于邓晓芒教授》（《江苏社会科学》第4期）。反驳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历史主义”的评价原则问题。胡治洪认为，邓晓芒文章存在虽承认“历史主义”原则，但在实际上却违背这一原则，继续沿用“封建专制主义传统”概念，而对当前历史文化语义学领域的研究成果不加了解、对于批评对象的批评与批评对象的思想实际毫不相干、引用的材料与企图论证的观点没有直接联系，对于历史事件的认识莫衷一是、曲解古典文本以至于自己的诊断发生抵牾、将自己的独断心态强加于人等谬误；其二，分析方法的逻辑取向与伦理取向问题。龚建平认为，“逻辑”作为方法虽有利于分析和澄清问题、表述思想，但因本身无价值方向、忽略人格成长过程，不能取代作为终极关怀的“仁道”地位，无利于理解儒家思想精髓；其三，对待传统应该“同情理解”还是“现代阐释”？丁为祥批评邓晓芒总是从“路人”的立场和法律的视角对亲情道德进行外在的仲裁，将亲情道德案例扭曲为法律和利益的案例，这样，他就既可以“私”来理解儒家的“爱”，又可以“私亲”来定位儒家的“爱亲”，从而将圣贤的行为扭曲为罪犯的行为；其四，原典原义究竟如何理解？陈乔见认为，柏拉图《游叙弗伦篇》中，苏格拉底是对游叙弗伦欲告其父的反讽、非难与劝阻，而不是邓晓芒读出的赞同甚至鼓励。林桂榛也认为这是“苏格拉底讽刺”和苏氏的“辩证法”。
针对上述学者的反驳（邓晓芒没有专文答林桂榛，但林文与陈文相似，可视为一类），邓晓芒撰文《就“亲亲互隐”问题答四儒生》发表在《学海》第4期上。邓晓芒认为四位学者由于忽视了理性和逻辑，而在苏格拉底是否赞同子告父罪、“亲亲相隐”是义务还是权利，以及如何理解儒家的“私亲”和“推理”的关系、家庭血缘伦理与国家法律的关系、儒家和专制的关系、理性和仁德的关系等方面造成了一系列的误解，提出在当今我国改革开放的时代条件下，首要的任务是建立健全的法制和人权观念，而不是努力恢复旧道德中导致腐败的“亲亲相隐”义务。
收稿日期：2007—10—16
注释：
① 刘国光的“4.6讲话”发表在《环球视野》杂志146期上，题目是《坚持基本路线必须澄清错误思潮》，刘国光认为，这是继“新自由主义”只要市场化改革不要社会主义失败后，借西方的“民主社会主义”打出的擦边球，是“打左灯，向右拐”。
② 张勤德：《民主社会主义的九大罪状——兼议关于开好十七大的几个焦点问题》，旗帜网2007年4月27日。
③ 超然：《搞清楚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南方周末》2007年5月17日。
④ 高放：《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百年分合》，《南方周末》2007年5月31日。
⑤ 《如何看民主社会主义》，《人民日报》2007年5月10日。
⑥ 庄聪生：《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人民日报》2007年6月1日。
⑦ 2007年5月，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读书〉精选（1996—2005）》六卷本其实已开始透露《读书》变局的先声。6月8日，《新京报》刊发“众议《读书》新十年与读书人的变迁”专版，发表何兆武、徐友渔、李学军等人的文章，其中不乏对刊物文风、选题、立场的批评之声。同期刊发的黄平的回顾性专访则对下面各种批评之声予以了回应。紧接着在6月21日，《新京报》又刊登了《〈读书〉酝酿换帅》一文，将正在酝酿中的《读书》易帅公之于众，从而引发众多猜测。
⑧ “思想界十年访谈系列”，《南都周刊》第140期，2007年7月27日。
⑨ 袁伟时：《“新左派”跟文化保守主义搞联合了》，《南都周刊》第142期，2007年8月3日。
⑩ 其中，钱中文的文章发表在《文艺争鸣》第3期上，童庆炳则另有一文《政治化—学术化—学科化—流派化——从三十年来文艺学学术的发展看高校学术组织任务的演变》发表在《江西社会科学》第3期，曾繁仁另有一文《新时期西方文论影响下的中国文艺学发展历程》发表在《文学评论》第3期上。
(11) 钱中文：《文学理论三十年：从新时期到新世纪》，《文艺争鸣》2007年第3期。
(12) 董学文：《近三十年中国文学理论的趋势》，《文艺争鸣》2007年第7期。
(13) 蔡翔：《谁的“世界”，谁的“世界文学”——与德国汉学家顾彬先生商榷》，《文汇报》2007年4月22日。
(14) 李大卫：《顾彬、鲁迅和我们的世界文学想象》，《中国图书评论》2007年第3期。
(15) 陈平原：《视野·心态·精神——如何与汉学家对话》，《南方周末》2007年4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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