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经济学的基本走势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学论文,走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7年底，世界银行和迈克阿瑟基金会在美国华盛顿主持召开了一次发展经济学研讨会，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探讨21世纪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新趋势、新重点与新方向。与会专家一致认为，21世纪的发展经济学研究将会发生重大变化，除去研究的侧重点和方向会发生转移外，还会出现新的热点和新的研究领域。21世纪的发展经济学研究可能会发生以下重大变化：
一、从重视物质资本投资到关注知识资本开发
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强调物质资本的作用，认为资本存量的规模，尤其是资本积累的速度，是促进或限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新古典发展经济学批判了这种片面的观点，作出了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发展）的源泉和决定性因素的分析。舒尔茨（T.W.Schultz ）等人则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他从劳动力要素的角度切入，探讨人在推动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中的特殊作用，认为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是刺激经济增长、缩小收入差别的根本所在。80年代中期，以罗默（P.Romer）、卢卡斯（R.Lucas）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提出了以“内生技术变化”为核心的有关理论，重视对知识外溢、人力资本投资、研究与开发，以及劳动分工与专业化的综合考察。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在商品和劳务中的作用进一步增强，技术知识、信息、教育等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明显提高，发展经济学家普遍认为，未来经济发展的主要决定因素是一国对新知识的获取、利用、开发和改进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正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所缺少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甚至比物质资本更为稀缺。目前，为全球所重视的知识经济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方式，是建立在知识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经济形态。在知识经济中，知识将是企业最重要的资源，对知识企业（Knowledge—Based Company）来说，其最重要的资本将不再是传统的物质资本或人力资本，而是知识资本（Intellectual Capital）。知识资本理论的提出为理解现代企业，尤其是知识企业的知识创新、传递、利用和保护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构建了人力资本与企业市场价值之间的桥梁。知识资本理论的创新在于其有效地揭示了人力资本与结构性资本（Structural Capital）（注：结构性资本是指企业的组织结构、制度规范和组织文化等。）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企业战略知识管理中，可以通过制度安排和组织安排来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及其与结构性资本的有效互动，转化为产品和服务，进而实现其市场价值。这样，企业人力资本与企业市场价值之间的关系将日益明晰，从而使人们的眼光投向非直接性资产，投向企业真正的价值所在——组织知识和技能。一个拥有持续创新能力和大量高素质人力资源的国家，将具备发展知识经济的巨大潜力，一个缺少科学储备和创新能力的国家，将失去知识经济带来的机遇。显而易见，在知识经济时代，发展中国家何去何从将是发展经济学的一大课题。为了加速技术知识向发展中国家的传播，有必要对技术知识是纯私人产品这一观念加以反思。当今社会是信息社会、知识社会，尽管许多技术知识的开发成本相当昂贵，但在现代社会中却能够很便宜、很快捷地复制出来，这就在客观上为其传播提供了前提，而这种传播对社会经济发展将是十分必要的，很多技术知识本来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私人产品，它们一产生就会转化成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据此，发展经济学家认为，面对21世纪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和信息化的发展环境，世界需要更多的作为公共物品的技术知识与信息，政府与多边机构应该增加其研究与开发支出，并为其成果的转移与扩散提供更多的政策、技术与财政支持。
二、从侧重一般发展理论到强调制度分析
20世纪经济学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可能是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发展经济学也不例外地受到了它的影响。目前，中国经济学家对转型时期各种经济问题的分析，正是这种影响的显著表现。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多偏重于纯理论研究和一般政策分析，而忽略了对发展起关键作用的制度因素分析，即多数发展经济学家将制度要素看成是既定的外生变量。另一方面，以科斯（R.H.Coase,1960年）为代表的所谓新制度经济学，也忽视了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 尽管像舒尔茨、 缪尔达尔 （MyrdaL，K.G.）、刘易斯（W.Lewis） 等人在其发展理论中掺杂着制度因素分析，但这种分析并不彻底。因而，努力打破发展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互不包容的现象，对经济发展的制度功能开展广泛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实现发展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的交叉与融合，有可能成为21世纪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势。诺恩（P.C.North ）和托马斯（R.P.Thomas ）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曾提出这样的问题：西方世界的兴盛作为一种独有的现象，其源泉是什么？A.钱德勒（A.D.Chandler）经过多年的研究发现：自上世纪中叶以来，美国经济的迅速增长与现代企业的成长和经理资本主义的出现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对此应该如何解释呢？传统的发展经济学无法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因为在那里，企业组织被简单地等同于纯技术性的生产函数，市场背后深层的制度内涵通过一系列假定给完全抽象掉了。它导致了如下的理论后果：人们只能从传统理论中获知实现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条件，但无从知道这些条件在现实世界中具体实现的过程和效果。发展经济学必须改变这样的研究状况，新制度经济学提出的新方法、新思路为其指出了结合的方向。
人们发现，同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制度要素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他们更需要变革，需要制度创新和制度设计，他们对制度的需求具有相当大的弹性。而事实上，制度的供给远远不能满足需求。中国已有的实践表明，制度因素对经济发展将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它包括政府的组织与营运能力、社会的政治适应性、公平分配与再分配的制度、规范与非规范的交换协议、反腐败制度和激励机制的设计等，这些制度因素存在于经济发展的全过程，约束或激励人们的行为，决定经济效率水平，并最终决定政策的实施效果。所以，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计划与改革的过程中，必须密切注意制度变量的作用。
三、从注重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到谋求政府与市场的协调
发展经济学家一致认为，在现代社会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已不再那么重要，21世纪真正会对政策制定者和经济学家构成挑战的是，要在加速发展的大前提下，从实践的层面上，弄清政府与市场的行为特征，并据以制定和实施能够使二者有效协调的发展政策。这或许正是以往主流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主要缺陷之一。简而言之，21世纪的发展经济学研究应当是务实的。
目前，人们已普遍接受了这样的观点：在信息不对称、市场竞争不完全的环境下，政府积极、有效的干预，可以实现“帕累托改进”，即可实现所谓的在不使其他人状况更坏的前提下而使某些人状况获得改善的资源再配置。过分依赖市场效率，盲目减少政府必要干预的政策，起码对大国来说是不太适宜的。发展中国家的改革与发展政策的制定与调整，不应完全在自由贸易和最少的干预下进行，政策必须反映这样的现实：经济并不一定仅在市场中出现增长，其市场运作往往是次优的。发展经济学家认为，不存在所有经济决策都在自由市场中做出的“纯粹”市场经济，所有的经济形态都是“混合”的，因为在任何现代社会里，政府都要起重要作用。虽然，市场经济中各个成员在经济活动方面所享受的自由比之在计划经济中更大些，可是国家必须保证一种适当的制度框架的存在，其中包括：①要有适合的立法机构制定法律法规，使每个人的活动有法律保障；②国家必须保证法律和秩序、合适的军事防御和福利制度以及和其他国家的各种类型的协定；③要注意为工商部门制定“竞赛规则”，特别是要负责对经济活动的负面效应进行干预；④要保证低通货膨胀，保证物价总水平的真正稳定，但是，低通货膨胀并不意味着个别价格就应当低，也不说明价格彼此间长期保持不变。所有这些看法在很多方面都值得21世纪的发展经济学参考、借鉴，并结合发展中国家的实践加以吸取。
发展经济学家一致承认，上述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新趋势，要求经济理论更加紧密地与实践相结合，其中实证性的案例研究应成为今后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主流，尤其需要加强对发展中国家市场功能、市场与政府失灵和发展的政策效果的研究，要以综合数据而非单一数据为基础，加强纵向的发展案例研究，以在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实现发展经济学的突破。
四、从注重效率研究到关注不公平分配问题
传统的发展经济学注重效率研究，这源于古典经济学的思维定式：经济学要为提高生产力服务。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最致命要害是没有效率，因此如何提高经济效率水平，成为以往发展经济学家广泛注意的问题。诸如分析资本的形成、技术进步、政府干预政策、人力资本的作用等，其目的都在于探索发展中国家提高经济效率水平的对策。当然，传统的发展经济学也讨论收入分配问题，也关注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但总的说来，它更注重效率研究。
21世纪的发展经济学将更加注意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分配问题，尤其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存在的不公平分配状况，即收入分配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密切关系。种种研究资料显示，不公平分配现象似乎是一个与发展中国家市场化改革伴随而生的社会经济难题，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表明，不公平分配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对经济绩效产生不良影响：其一，不公平分配导致社会政治动荡，使投资环境明显恶化；其二，不公平分配会导致集团间的“讨价还价机制”失灵，降低集团或团体间相互接受与融合的能力；其三，不公平分配会从根本上损害一个社会的效率促进规范，对诚实、守信的商务伦理构成挑战；其四，不公平分配会降低激励机制的作用与效果。此外，财富的分配也会通过对非市场机制即社会组织方式的影响而对经济绩效产生作用。例如，在发展中国家广泛存在的非规范的社会保障体系往往会加深社会阶层的隔离性，穷人会长期依赖于这种不正规的保障机制，而富人却可以存在于这种能够免于支持穷人的保险网络内，这显然会加剧社会的不公平分配。为此，如何建立公平、有效的财富分配制度，完善社会保障体制，也就自然要成为今后发展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应当看到，目前多数发展中国家所采用的旨在调整不公平分配的再分配政策，在制度保障、政策设计和执行力度等方面还远远没有到位，21世纪的发展经济学应当在这方面有所作为。
五、从笼统地关注经济环境到具体分析、防治腐败行为
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十分注意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环境、投资环境、外贸外汇环境和自然环境，甚至政治、文化环境，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环境好坏直接影响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因此，发展中国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创造便利的财政税收体制、外贸外汇体制，努力营造和谐、宽松的人际关系环境，构成了以往发展经济学分析的侧重点。
与此相对应，21世纪的发展经济学仍然必须关注这一问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发展中国家的腐败现象十分严重，它会加剧发展的制度障碍，侵蚀经济增长的根基，妨碍经济效率的提高。但是，应当看到，发展经济学迄今对其成因、效应和治理措施的研究很不充分，相关文献对腐败影响经济的分析与阐述，或囿于现有的寻租理论泛泛地进行一般性的解释，或仅以个案资料为依据做出带有明显的主观色彩的判断，缺乏全面、综合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甚至有人根据东亚一些国家高增长与高腐败并存的现象，提出所谓经济中的行贿、受贿是增长的润滑剂的观点。对此，21世纪的发展经济学有义务在有关腐败的经济学分析上做出努力。
在这方面，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就防治腐败所作的综合分析，有着重要的探索与引导意义。该报告援引一项对69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实证研究结果指出，公务员受贿和法律制度受到侵害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最严峻的挑战”。尽管由于种种原因发展中国家的腐败情况相当严重，但号称法律完备的发达国家也同样难免受其侵害，仅德国公司每年就发生10万起腐败案件（注：阿尔弗雷德·岑克尔，《世界范围的反腐败斗争任务艰巨》，载《世界报》，1997年10月10日。）。世界银行估计，全世界每年贿赂额可达发展中国家外来直接投资和进口的5%，即每年近800亿美元（注：英国《金融时报》，1997年7月 22日。）。腐败行为对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所起的恶劣影响已众所公认。世界银行指出，在腐败最猖獗的国家中，投资只占GDP的12%， 而在较廉洁的国家里，投资的比例则超过21%。
什么是腐败？发展经济学家的定义并不一致。Robert Klitgaard指出：“腐败等于垄断加随心所欲减责任心。”（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季刊：《金融与发展》，1998年第3期。）CheryL W.Gray则说：“对腐败的一般性定义是公为私用。它包括贿赂和敲诈，这两种形式必然涉及两方面的人。腐败还包括官员能独自进行的其他形式的违法乱纪行为，比如贪污和欺骗。”（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季刊：《金融与发展》，1998年第3期。）而意大利经济学家Paol Mauro则对腐败下了这样的定义，腐败就是“滥用职权谋取私利”。这些对腐败的定义尽管不完全相同，但都是大同小异的。在腐败成因的研究方面，一项综合了39个国家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①政府官员的自由决定权越大，责任心越小，腐败行为就越多；②政策扭曲程度越大，透明度越低，腐败就越严重；③法律制度尤其是司法制度越不健全，腐败就越广泛；④官员和公务员薪金越低，腐败动机就越强。据此，世界银行提出了政府减少腐败的关键，即健全法规以严格限制官员自由决定的范围、鼓励通过契约方式将有关事项交由同政府无特殊关系的企业处理，规范公共采购制度、提高政策和法规的透明度、精减政府机构并引进竞争机制、强化监督和惩罚力度等。这些研究成果，深化了对腐败的经济学研究，但仍不能算作具有普遍意义的权威性成果，21世纪的发展经济学将对此问题展开全面、综合的分析与研究。
我们注意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在关注腐败的经济学研究，它与世界银行合办的大型季刊《金融与发展》有很多文章探讨这一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洲一局意大利籍的经济学家Paolo Mauro 以《腐败：原因、后果及进一步研究的议程》为标题，进一步考察了腐败对经济发展的恶劣影响，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1997 年工作报告是由 Caroline Van Rijckeghem和Beatice Weder两人完成的，他们的题目是：《腐败与诱惑率：行政机构的低工资是否是产生腐败的原因？》，这一报告细分了腐败产生的原因，从一个具体的侧面探讨了腐败可能存在的理由。所有这一切都会对今后发展经济学研究方向的新变化产生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