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生成背景及构建原则＊
刘 同 舫
提 要：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项具有战略高度和现实紧迫感的伟大构想，是新时代中国外交追求的总目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实现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必然要求，顺应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能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内涵极其丰富、深刻，其核心是要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坚持和平发展、国际合作、普遍安全、文明交流、全球共同治理、总体稳定与均衡发展等基本原则，从而推动人类社会共享文明成果、共同富裕发展美好愿景的实现。
关键词： 习近平 人类命运共同体 生成背景 基本内涵 构建原则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也相应地进入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作为致力于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政党，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审视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和文化多样化的世情世势，合乎世界各国同舟共济的客观要求，始终推崇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的互动互融互促，做出了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和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科学研判，不断为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历史发展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
通过多次试验，得出最佳组合为A2B2C1，即脂肪添加量为10.0%、薏米的添加量为20.0%、大豆分离蛋白的添加量为10.0%。又通过色差的测定进一步验证并确定了此添加量的最佳性。
一、实现中国梦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提出“中国梦”的命题，指出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凝聚着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的夙愿，擘划了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期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奋斗目标，承载着新时代我国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世界情怀。习近平同志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坚持和平发展。我们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仅致力于中国自身发展，也强调对世界的责任和贡献；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且造福世界人民。实现中国梦给世界带来的是和平，不是动荡；是机遇，不是威胁。”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57页。 将中国梦置于人类文明的进程中予以考量、在世界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加以运思，认识到实现中国梦必须诉诸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必须依循世界和平发展形势和经济全球化潮流，而中国梦的实现也必将给世界各国带来更多发展机遇，助推世界和平与发展。
实现中国梦，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转型期，处于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交织的叠加期，处于文化多元差异与整合统一并存的新阶段，人类发展面临诸多不稳定、不和谐因素的挑战。诸如国际金融危机衍生出世界性贸易战、地区热点问题激化为区域性热战，霸权主义和新干涉主义支配下的文明冲突，都直接阻碍了中国和世界的共同发展，甚至影响了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进程。和平是中国与世界永续发展的前提，发展是永葆中国与世界持久和平的关键。中国梦与世界和平发展是一个双向互动的建构过程。纵观我国改革开放4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休戚相关、命运与共。中国的崛起与发展得益于总体上和平稳定的国际形势以及繁荣发展的世界情势，因而中国梦的实现也依托于稳定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国发展为全球发展提供了历史性机遇，拓宽了合作共享的空间，注入了中华“和”文化的“和合”价值理念，促使中国梦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美好愿景相通、相联、相融。牵引中国梦这条主线，坚持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各国要摒弃冷战思维,通过协商以解决冲突和消弭战乱,从而塑造持久和平的世界图景。在实现中国梦的历史征程中，中国坚定秉持和平发展的立场，勇做维护世界持久和平的建设者、共同发展的推动者。
实现中国梦，离不开稳定的国际秩序。在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冲击下，国际秩序不断调整，总体稳定；国际格局平稳过渡，一超多强；国际规则较为合理，渐进改善。习近平同志也指出：“本世纪初以来，在联合国主导下，借助经济全球化，国际社会制定和实施了千年发展目标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推动11亿人口脱贫，19亿人口获得安全饮用水，35亿人口用上互联网等，还将在2030年实现零贫困。”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543页。 合理有序、公平正义的国际体系与秩序既是维护各国良序发展的利益纽带，又是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与国家间矛盾的调节剂，更是实现中国梦与世界梦的双赢法宝。然而，部分西方国家固守霸权逻辑，一味奉行单边主义，蛮横推行强权政治，无视国际规则、架空国际法律和抛却国际机制，直接导致了国际政治秩序紊乱、国际贸易失序和大国间非理性博弈，这种企图将全球经济、政治都纳入到自己的军事辐射范围内和制度版图体系中的逆势行为终将自食苦果、失道寡助。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共商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塑合理有序的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构建新型国际体系和秩序的必然遵循。
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基本内涵
马克思指出：“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0-541页。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阐述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是一个客观、必然的历史过程，“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② 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5页。 。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趋势不可逆转，各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交往交融程度空前加深，寻求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发展之路成为各国人民的共同诉求，但反全球化思潮狂飙猛进，世界经济长期疲软、发展鸿沟持续扩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现象凸显；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格局不断调整改善，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旧盛行，直接或间接致使区域性争端、难民潮、恐怖主义等全球性问题滋生和蔓延。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人面对新的世界发展形势和全球性挑战，立足于新的历史起点和走向民族“强起来”伟大飞跃的时代节点，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入类共同利益”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37页。 ；强调没有任何国家能够独自应对当前人类面临的种种挑战，也没有任何国家能够独立于世界之外而自谋发展，各国人民应同心协力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接续和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这是基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和当今世界求和平、促发展、谋合作的时代潮流的必然抉择。一方面，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既定目标中，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既为自身发展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又以自身的和平崛起助推世界文明进程；在中华民族“强起来”的曲折过程中，善于抓住历史发展机遇，为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做好准备，并主动让世界分享中国的发展红利，与世界人民一道，共同创造人类的美好未来。另一方面，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在维护中国自身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的同时，也与历史发展潮流相一致，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愿望相吻合。“和平发展”内含中国共产党人对人类前途命运的历史思考，对人类未来发展走向的时代审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则内在凝聚着和平与发展的现实诉求，能够扩大中国同世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打造“利本国”“利他国”相兼容的“利益共同体”，推进各国各领域协商与合作，构筑自身安全和他国安全体系互联共享的“安全共同体”以及建构代内发展兼顾代际公平的“责任共同体”。
什么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④ 习近平：《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人民日报》2017年12月2日。 。自人类命运共同体命题提出以来，其已从国家外交理念上升至全球战略思想，由精神价值层面转化为物质力量层面，由理论认识维度提升至现实实践维度，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及实践举措成为解决当今世界发展难题、治理全球各种乱象的中国方案。
在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进程中，不同民族和国家都创造出了独具特色的本土文明。基于独具特色的文明因子，强调承认和尊重本国、本民族的文明成果，在坚决反对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思潮的同时，尊重其他民族的文明形态，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加强文明间的交流学习，做到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兼容并包和取其精华，实现本土文明与外来文明的双向发展，从而真正臻于文明共同体的理想之境。然而，在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如何化解当前的全球性问题，以及秉持什么样的全球治理观，是我们亟需解决的现实难题。
三、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
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其实施与推进面临地缘政治的挑战、霸权主义的威胁以及西方意识形态的冲击，我们不但要规避与一些西方国家的直接军事对抗和战争冲突，而且要积极营造维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平环境，树立一种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
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中国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反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以强凌弱。中国决不会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来发展自己，也决不放弃自己的正当权益，任何人不要幻想让中国吞下损害自身利益的苦果。中国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中国发展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③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我国领导人在国际舞台上曾多次表明中国致力于和平发展的坚定立场，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崛起的文化形态和实践理念源发于和平的价值操守，中华文脉里未曾孕育称王称霸、穷兵黩武的胚胎。中国先哲们早已洞悉“国虽大，好战必亡”的治国之道，中国人民自古崇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处世之理，因而中国不认同“国强必霸论”的陈旧逻辑，不接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蓄意炮制的“中国威胁论”等虚假议题，反对西方话语霸权和强权政治对中国崛起进行意识形态的围攻；中国崛起的途径与方式彰显和平的演进脉络，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既依靠自身力量自主谋发展，又汲取别国先进文明成果和现代化发展经验，坚持同各国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中国崛起的价值指向和目的浸润和平的人文关怀，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并合理兼顾他国利益，在造福本国人民的同时，将发展成果惠及全人类，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对Paideia这个“不可译”之词的勉强翻译无论是否足够准确，都显露出对于洞穴比喻的一种整体理解。现在，回到海德格尔文章开篇所提出的目标，即倾听在柏拉图思想中的未被道说者——真之本质的一种转变，问题便是：洞穴比喻所讲的Paideia作为一种过渡与真之本质的转变有何关系。Paideia作为过渡引导着一种回转，这种回转与真之本质的转变是同一回事吗？还是说Paideia实际上引导了真之本质的转变，抑或Paideia引起的回转要以真之本质的转变为前提？
近代以来，西方国家以两次工业革命为契机，在经济、科技、军事等领域迅速崛起，并依托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一度奉行弱肉强食、丛林法则，一味固守非赢即输的零和思维，将战争与冲突视为处理和化解大国与大国、大国与小国之间经济利益失衡、国际政治话语争夺、社会文化差异等诸多问题的“最佳方式”。然而，这种秉持零和博弈思维的斗争方式“损人不利己”，无益于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不同，基于崇尚和平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对先前大国崛起的历史镜鉴，中国道路高擎和平发展的大旗，遵循合作共赢的理念，力求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起一条迥异于西方文明发展的新模式、新道路。
为了降低常减压装置停工吹扫难度，在装置停工塔底退油完毕后立即引罐区柴油，从前往后依次进行置换，直至渣油出装置边界见柴油后，装置改闭路循环进行柴油清洗[3]，分别建立了闭路大循环和减三中循环。
四、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党的十九大指出：“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努力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增添共同发展新动力。”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共产党人结合中国与世界发展大势以及运思人类未来命途所构想的宏大发展图景和实施的中国特色方略。2013年9月至10月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中亚和东盟时分别提出共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并受到各方响应。
工程结构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结合的专业课程，也是一门集材料、设备、工艺、方法和管理为一体的综合性应用技术。该课程应用范围较广，基础性较强，是工程管理专业十分重要的课程之一，也为本专业其他课程的学习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人深刻地认识到“偏见和歧视、仇恨和战争，只会带来灾难和痛苦。相互尊重、平等相处、和平发展、共同繁荣，才是人间正道”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446页。 。中华民族历来爱好和平，“和合”理念、“和”文化基因深深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熔铸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制度体系和现实道路之中。新时代，中国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是对国内自身永续发展的战略统筹和维护国际永久稳定的必然抉择，是对世界历史趋向的客观研判和机遇把握，这条道路正日益突显出推进人类文明的积极意义。
五、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
2014年5月，习近平同志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上首次具体阐发了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新安全观。随后在多次的外交场合中，他又反复提及和强化新安全观，并将其作为处理双边安全与多边安全问题的外交新理念。2017年1月，习近平同志出席联合国日内瓦总部高级别会议时发表了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提出和主张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各方应该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并系统阐述了如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将新安全观的精髓纳入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体系之内和关键要核之中。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梳理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容，强调建构的关键一维就是秉持新安全观——“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要坚持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③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新安全观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内蕴的普遍安全的理念也随之远播世界，显现出全球意义。
首先，对于在测验水位环境过程中产生的误差，应明确造成误差的主要原因，主要包括人为因素和自然因素2个方面：（1）人为因素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设备仪器操作失误以及数据录入信息错误等方面，导致误差数值相差较大；（2）自然方面的影响，主要是水系回流、气候风向等因素造成的。由于受其自然方面影响较大，导致误差数值经常处于变动状态。要避免或减少误差对水文测验数据的影响，可以采取以下措施：（1）要对特定区域进行实时考察测量，避免河流附着物以及回水等影响；（2）要制作适合水流变化较大区域使用的菱形水尺柱，减少湍急水流对测量结果的影响；（3）要尽量在风力小、风浪稳定的气候条件下进行检测。
“一带一路”倡议依托政府间国际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等双边或多边机制，诉诸影响范围较大的区域性、全球性合作平台，旨在承袭古丝绸之路的理念和精神，赋予和彰显新的时代内涵、价值意蕴与实践效用。在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过程中积极推动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政治互信、文化交流的伙伴关系，共同打造利益、责任和命运等多维共同体。目前，参与共商和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国家与国际组织已经过百，中国同30多个沿线国家共同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协议，“以亚投行、丝路基金为代表的金融合作不断深入，一批有影响力的标志性项目逐步落地。‘一带一路’建设从无到有、由点及面，进度和成果超出预期”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504、504页。 ，是新时代中国全面扩大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实现国际合作共赢的物质载体以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抓手。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开展多领域、全方位、多层次的跨国合作，“坚持各国共商、共建、共享，遵循平等、追求互利，牢牢把握重点方向，聚焦重点地区、重点国家、重点项目，抓住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不仅造福中国人民，更造福沿线各国人民”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504、504页。 。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裨益于加强中国梦和世界梦的契合、相融与互促，整体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诉求，助力于贯通中亚、中欧以及中非等区域的互联互通，在探索各国参与国际发展合作和全球治理的新模式以及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由理念走向现实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从亚洲新安全观提升到全球新安全观，其适用空间不断延伸拓展，反映出新安全观具有全球性视野和价值包容性特点；新安全观从一国积极首倡到多国、多地区纷纷响应，异质于对抗结盟、冷战逻辑的非均势、非平等、非共赢安全观，表现出满足安全需求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新安全观从现实活动场域扩散至虚拟网络场域，伴随信息化和网络化的快速发展，突显出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主客观世界的交互性与开放性特征。新安全观作为实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的重要构成，为人类持久和平与普遍安全何以可能指明了合理路向。树立全球性的新安全观，要求共同抵制传统安全的潜在威胁，“消除引发战争的根源，共同解救被枪炮驱赶的民众，共同保护被战火烧灼的妇女儿童，让和平的阳光普照大地，让人人享有安宁祥和”① 习近平：《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人民日报》2017年12月2日。 。同时需要各国一起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多样化和复杂化的现实状况，通盘考虑非传统安全的历史经纬和生成逻辑，合力解决、综合施策与协调推进网络信息、跨国犯罪、自然灾害、疾病预防等安全治理。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的纵深发展，周边局势和国际形势的急遽变化，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不断的“升级出新”，发挥新安全观对地区合作的综合统筹作用、集聚引领作用、共建共享作用，逐渐消解发展中国家间、发达国家间以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因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程度等差异而导致的安全合作困境，关乎我国新时代外交工作的成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成效以及中国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安全一体化、利益共享化进程中砥柱作用的发挥。人类共存于利益交融、安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之中，第一需要是安全稳定的生存环境、安定和平的发展环境。树立新安全观作为一把解决全球性安全问题的钥匙，打开了国与国之间封闭、独立、单赢的铁门，顺应了构建安全共同体的时代潮流，开辟了全球性安全合作和经济合作良性互动、协同并进的广阔前景。树立新安全观有助于化解文明间冲突和推进人类文明的多样态发展，反之，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也助推了新安全观的落实，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容和旨趣所在。
有轨电车的产生是城市发展必然趋势，更是缓解城市交通压力的一种措施。有轨电车属于中等运营，自身环境优美、能源消耗较少、运输方便的新兴交通工具，经历了大起大落时代，如今又以新的面貌出现在城市当中，成为城市交通发展的主要选择之一。为了提高苏州有轨电车的运行质量与服务质量，保证有轨电车的安全性，现代有轨电车运营企业非常重视驾驶员的培训，需要经过严格、科学的培训才能够上岗。具体培训要求如下：
六、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
统筹考察世界文明史，可以发现多元化和多样性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特质，并逐渐渗透于普遍性和统一性的文明共同体之中。伴随经济全球化的拓展延伸，以经济文化为轴心的共同体文明日益突破特定空间区域、超越文化思想隔阂、深化开放协同联系，区域性文明真正开启了世界性共同体文明的进程。21世纪是文化多样态、思想多元化的时代，也是一个文明冲突客观存在的时代，在这样复杂多变的时代背景下，文明交流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应然要求和价值诉求，文明冲突更需要呼唤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化解现存文明衰亡的危机从而创造新的文明形态。推进人类各种文明交流交融、互学互鉴，是让世界变得更加美丽、各国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的必由之路。
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不仅有助于国与国之间文明平等对话、互融共存，丰富世界文明的多样性，而且有利于各国文明相互交流、彼此包容、取长补短，不断地汲取推动本土文明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的思想精华和文化因子，进而培植和开创新的文化形式和新的思想体系。
在压水试验之后，将配制好的水泥浆通过高压泵和注浆管注入桩端土层中。初注时压力较小，浆液由稀到稠。注意注浆压力、注浆量和压力软管变化，并注意注浆节奏。同时，用百分表监测桩的上抬量。注浆完毕或较长时间停泵时，须对高压注浆泵、浆液拌和机及地面管路系统等认真清洗，以防水泥浆结块，堵塞管路和泵体。完成注浆后须立即将注浆管顶端用堵头封闭，以免回浆而降低注浆效果。
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推进文明共同体的建设，能够有效回应“文明冲突论”的挑战。20世纪末，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冷战阴云渐散之时，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撰写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指出未来的国际冲突将源于文明的差异。我们认为，这种文明之间的隔阂与冲突能够通过文化交流和互鉴进行化解。当今世界正处于文明发展的变革期和转型期，一些国家和地区因利益失衡而发动贸易战争的境况依然存在，因文化价值差异而造成民族排他性的现象时有发生，因社会制度不同而表现出意识形态的交互对抗持续进行。但文明的融合与冲突是共存的，融合占主导，成为时代的主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旨在趋利避害，实现文明间交流共融、互鉴发展，加强异质文明的互动沟通与认知理解，尊重不同历史背景、文化传统和特定国情下多元的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及宗教思想，共同营造文明共生的和谐环境，增进各国人民对文明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认同度。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具有意义深远的丰富内涵和价值意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基本内涵是“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国家间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⑤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523-525页。 ，其核心要义为构建“五个世界”，即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⑥ 参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541-544页。 。在政治上，国家间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因国之大小、贫富、强弱而唯我独尊、恃强凌弱；要时刻秉持政治对话而非军事对抗，相互尊重各国正当合理的发展利益，不因价值差异、利益纷争而结盟扩张、侵略殖民。通过平等协商以和平方式处理国家间摩擦，完善世界和平机制和发展手段以化解国家间的纷争与矛盾，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摒弃冷战思维、规避“修昔底德陷阱”、击破“国强必霸”的悖论逻辑，推动各国和平相处、互利共赢和共享发展。在安全上，国家间要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当前国际安全形势动荡严峻，世界发展不安全因素错综复杂，在统筹应对传统安全威胁的同时，更需要加紧防范和化解恐怖主义、网络信息安全、生态环境破坏等诸多非传统安全问题在内涵、外延上的持续扩展及在现实与虚拟场域中的强势威胁和隐性胁制。在经济上，国家间要同舟共济、开放包容，而不是以邻为壑、自我封闭。坚持发展是各国的共同诉求，以共同发展为价值目标，兼顾各国当前和长远利益，扩大共同利益汇合点。改善国际发展环境，创造良好外部制度环境，维护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优化发展伙伴关系，共同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引领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合理化、开放化、普惠化、均衡化的方向迈进，着力化解全球化时代南北发展失衡、全球经济危机调控滞缓、国家间数字鸿沟和公平赤字问题，积极构建利益共同体。在文化上，人类文明兼具多样性和统一性特征，各文明和而不同且和谐相融，各文化各美其美且美美与共。每种文明都有其民族特色、区域特点和独特魅力，都是人类的精神瑰宝，所以“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在生态上，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各国要时刻秉持环境友好和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牢固树立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价值理念，尊重、顺应和保护自然，合作应对全球气候变暖、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等问题，做好人类代内合理发展，保证代际公平，寻求永续发展。
七、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
在逆全球化思潮盛行之时，经济危机、恐怖主义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愈来愈成为制约国家与地区稳定、健康发展的瓶颈，成为钳制全球化进程的藩篱，迫切需要调整和变革全球治理体系。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全面提升，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向强起来的历史跃进，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在肩负民族复兴历史使命的同时，充当了全球治理的“剧中人”与“剧作者”，提出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支持联合国发挥积极作用，支持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中国共产党人不仅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向度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课题，而且在全球治理实践中具体阐明了“谁来治理”“如何治理”和“治理得怎么样”等重大问题，建构起一整套全球治理的思想体系，为消解目前人类社会面临的共时性和历时性全球问题提供了新理念、新思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了新的动力因子、找到了新的可行性路径，具有深远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习近平同志曾指出，世界之大、问题之多，国际社会期待听到各方有智之声和看到各方合理方案。评判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合理与否的标准不是依循少数人的利益诉求与话语表达，而是以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需求为价值尺度。我们所倡导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符合全体中国人民的切身利益，也最大程度地体现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并得到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积极响应。新型全球治理观的核心要义是共商共建共享。“共商”是指通过共同协商找到解决政治、经济等领域矛盾和问题的良方，主张各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中共同享有平等的权利和机会，共同遵守公正的规则和程序，不搞特权、不搞排挤。“共商”旨在达成政治共识、谋求利益最大化，这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目标的具体体现。“共建”即各国协同参与、通力合作、各司其职、各尽所能。面对全球治理困境与挑战，各国和各地区要明确责任边界、列出责任清单，向世界承诺“要做什么”“不做什么”，并说清楚“怎么做”，从而聚集各方力量共同为人类的安全稳定、幸福健康和可持续发展作出各自的贡献。“共建”旨在通过共同参与和共同建设实现各方互利共赢与人类整体的发展进步，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由之路和应有之义。“共享”即通过国际规则、经济秩序、制度安排与重塑，使得各国在平等发展的基础上分享全球治理成果和人类发展成果，增进成果惠及的普遍性、公平性和公共性。“共享”旨在谋求各方发展的多赢与共赢，不断提升各国和地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趋归和理想愿景。
近年来，中国发起和筹建了亚投行、丝路基金、南南合作援助基金等，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和创新了全球治理的体制机制。中国逐渐从全球治理的参与建设者转变为时代引领者，以实际行动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实践证明，中国所倡导的全球治理观顺应时代客观要求、符合各国人民的利益诉求以及切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和持久的生命力。
4）设2个像素点为一组，计算Rx1=rx1+rx2，Rx2=rx3+rx4，…，Rx65=rx129+rx130，以及 Ry1=ry1+ry2，Ry2=ry3+ry4，…，Ry65=ry129+ry130。
八、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
伴随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深入推进，各国各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态等领域的交往合作空前密切，国与国之间、国家与地区之间、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逐渐确立了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交错贯通、交互联结的伙伴关系，共同架构起遍布全球的网状“朋友圈”。尽管近年来大国关系一直呈现总体稳定的态势，但是整体的外部环境依旧面临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等现实困境，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也相应变得愈加复杂与艰巨。面对世界局势整体稳定、局部动荡的现实境况，中国将休戚相关、命运与共的共同体成员视为构建和变革全球治理体系的主体，强调在面对繁杂紊乱和动态变化的全球性问题时，应对和化解全球治理危机的关键环节就是处理好大国关系。因此，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将努力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积极同美国发展新型大国关系，同俄罗斯发展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同欧洲发展和平、增长、改革、文明伙伴关系，同金砖国家发展团结合作的伙伴关系。中国将继续坚持正确义利观，深化同发展中国家务实合作，实现同呼吸、共命运、齐发展。”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546-547页。
相较于传统大国关系中所突显的霸权对抗、利益争夺、排他性合作等表征而言，中国所倡导和构建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是围绕树立正确义利观而展开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是其主旋律。这就直接决定了中国所倡导的新型大国关系是与霸权思维的结盟关系相分离、相决裂的。在全球化纵深发展的当今世界，仅凭一己之力采用独立、简单、粗暴的方式排解诸多全球性安全问题的构想和实践是不合时宜的。任何国家都无法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无法脱离开放的世界体系。各国各地区应加强联系与合作，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因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是当今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种外交新思想，内在包含国际权利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治理观等价值意蕴，其每一维度的价值观都渗透和贯穿于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全过程，并助力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的构建与发展。在国际事务处理层面，树立国际权力观，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消除冲突对抗的隐患，摒弃零和博弈的旧观念，变革和保障新型的国际秩序；在全球经济发展层面，秉持共同利益观，不搞你输我赢、赢者通吃的零和游戏，坚持权利与义务相统一原则，推动各方共同参与全球性发展问题治理和共享发展成果；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层面，贯彻落实可持续发展观，深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注重全球整体的生态平衡，不以牺牲他国资源环境作为自身发展的条件，切实加强环境保护的国际合作和创造人类共同的美好家园；在国家安全层面，树立全球治理观，明确全球治理的多元主体，让政府、政党、国际组织、民间团体等充当全球治理的主要角色，汇聚共同参与和解决全球问题的磅礴之力。
积极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助力于各国家、区域间的深入交流与广泛合作，裨益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和建构实践在全球范围内的深化和推进，从而推动人类社会共享文明成果、共同富裕发展美好愿景的实现。
作者刘同舫，男，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杭州 310028）。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若干基础理论问题研究”(编号：16AKS00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徐友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