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圣经》的文学阐释看文学批评的真理权威性——兼评梅厄#183;斯腾伯格的《圣经的叙事诗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圣经论文,文学批评论文,诗学论文,权威性论文,伯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典和双刃解读刀
诺索普·弗莱曾说过：“每个读弥尔顿的学生都会获得与他的努力和能力相应的收获 ，那些收获甚微的人往往都败在想要降低和缩小弥尔顿——按他们自己的尺寸来进行剪 裁——而我起码不会犯这样的错误。”(注：Northrop Frye,“The Story of All
Things”,in The Return of Eden:Five Essays on Milton's Epics(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65),p.4.)他接着解释道，那样做行不通是因为“当你读这部了不起 的诗作时，你读到的难道不是有关万物的故事?实际上，万物从开天辟地直到最终结果 的全部内容都含括在这部书里了”。(注：Northrop Frye,“The Story of All Things ”,in The Return of Eden:Five Essays on Milton's Epics(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65),p.4。此处弗莱实际引用了《失乐园》第2版中的一首献给弥尔顿的致贺 诗，该诗作者叫Samuel Barrow，诗用拉丁文写成，其开头两行就是这里引用的修辞性 疑问句：“Qui legis Amissam Paradisum,grandia magni/Carmina Miltoni,quid
nisi cuncta legis?”)虽然弗莱谈的是《失乐园》，但在一定意义上他这话也适用于 《圣经》研读，因为同《失乐园》一样，《圣经》讲的是人类和万物从始至终的事情， 并持真理权威的姿态(truth claim)，声言它具备了任何其他书，不论是历史还是虚构 的书，都没有的真理价值(truth value)。(注：这句话中“truth value”和“truth
claim”这些提法来自俄尔巴赫(Erich Auerbach)和斯腾伯格这些《圣经》文学阐释学 者。“真理价值”在《圣经》语境中经常的意思是：《圣经》“记录了上帝的言行，以 及上帝与人类之间的事情”，讲的都是真实的，不容怀疑的。但扩大到文学阐释和多元 解读范围中，所谓解读的“真理价值和权威性”往往指某种解释是否能真正代表文本的 原创意图。)
《圣经》研究从《圣经》诞生之日就开始了。最初，经文只由宗教机构垄断，但在经 文被教众接受的漫长过程中，《圣经》逐渐从神学学者和教会长老的把握中解放出来， 变成了全社会的研读对象。每一代人都试图按照自己的水平和尺寸来“剪裁”《圣经》 ，来超越前人的研究成果、废弃老的模式并发展新的解读方法。然而，令人深思的是， 他们的努力并不能用弗莱的“失败”来一言蔽之；相反，一代代人的阐释累积起来，却 丰富和深化了我们对这部博大无比的圣书的理解。不过弗莱的话仍有其道理，因为《圣 经》的确是十分丰富和深邃的话语，它也包容了非常复杂的历史内容，任何企图把它定 位或按某种尺寸进行剪裁的做法肯定都不能反映它的真实全貌。我们因此认识到自己虽 努力，却永远不可能获得对它的全面理解，更不可能找到唯一正确的阐释方法和定论。 尽管如此，一代代人仍然在尽力研读它，相信契之不舍地寻求将会找到更合理的阐释理 论和路子，而且我们的解读总能在矛盾和挣扎的过程中获得进展和回报。
其实，弗莱这句话也道出了所有文本解读的一个悖论，即解读是把双刃的刀，它既能 丰富我们对文学作品的认识，在新的阐释中令文学永葆青春，而同时它也无法避免或多 或少对作品，特别是经典作品，做出按照自己水平限定的剪裁，从而误读或歪曲了原作 。这就牵涉到是否在多元阐释的今天还要强调文本有自己的真理权威的问题。20世纪多 元文论和文本解读有许多都体现了少数群体的文化和文学取向。它们挑战了逻各斯中心 的欧美传统文化，让边缘向中心进发。到了21世纪初期，这一多元文化运动在大大促进 了民主学术气氛，并活跃、丰富了文本理解之后，面临着慎重反思的必要。我以为20世 纪的多元化阐释潮流起码有两大问题值得反省：1)它忽视了文学批评和文本阐释是一个 有道德承载的行为，而不是没有是非的智力和文字游戏；2)文论家们在创建各种文学、 文化和叙事理论时往往把文本拿来做试刀的对象，其兴趣不在文本，却在用文本来证实 自己的理论高超，用之四海而皆准，往往通过文本解读来演示其理论的实用价值。这两 大问题的致命处就在于不看重是非，不尊重文本产生的历史环境和作家的创作意图，其 结果便是在标新立异和打倒权威的热闹中，你否掉他，然后你再被后来者否掉，最终呈 现的就是文学批评的无政府状态。正如马修·阿诺德所言，大家都无法进入批评的“应 许福地”(promised land)，批评将在荒漠中绕来绕去，而最后葬身荒漠。(注：
Matthew Arnold,“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at the Present Time”in Geoffrey Hartman ed.,Criticism in the Wilderness:The Study of Literature Today(New
Haven,Conn.:Yale Univ.Press,1970),Epigraph,p.ix.)
道德解构的游戏
为了说明上述提到的第一个问题，即把文本解读当作智力和文字游戏，完全置历史背 景和作者意图于不顾，笔者在这里想举围绕英国18世纪小说家塞缪尔·理查逊的书信小 说《克拉丽莎》的解读争议为例。
理查逊是18世纪新兴中产阶级的典型代表。在他成为伦敦知名的印刷商人之后，他开 始撰写书信尺牍和小说，加入了普及、建立资产阶级道德标准和推广其行为规范的社会 运作。当时多数的作家都致力于完善英国的资产阶级社会，比如艾狄生和斯梯尔出版《 旁观者》等期刊，同伦敦市民谈论从生活细节、婚嫁、决斗到国家政治的各种议题；笛 福写《鲁滨孙漂流记》树立艰苦创业、勇敢、爱劳动的资产阶级海外开拓英雄形象；菲 尔丁在小说中反复鞭笞虚伪、贪婪和欺诈，提倡仁爱、助人和正直；而理查逊则关心当 时大批妇女，特别是出身贫寒的年轻姑娘沦落为小偷和妓女的命运，在他的三部小说中 谆谆教导年轻女孩自爱，并告戒她们社会的险恶。《克拉丽莎》是理查逊的杰作，曾在 欧洲造成巨大的反响，卢梭和歌德后来都在其影响下发表了各自有关婚恋的书信小说。 《克拉丽莎》描写了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少女克拉丽莎的悲剧。纨绔贵族拉夫雷斯利用克 拉丽莎家里逼她嫁给她厌恶的商人的绝望处境，把她诱拐到妓院，并将其奸污，最终造 成了姑娘自杀。在分期发表这部小说时，克拉丽莎的命运牵动了无数读者的心，许多人 请求理查逊不要让她死去，希望看到拉夫雷斯悔改，并得到克拉丽莎原谅。但是，理查 逊坚持要把结局写成“一失足即酿千古恨”，为的是强调女孩子行为检点的重要性，杜 绝女人对当时充斥英国社会的拉夫雷斯们抱有任何幻想。
20世纪中后期开始了多元解读带动下的重读理查逊热潮，众多的评论揭示了书信体小 说在叙事技巧上的许多特点，以及作为英国小说的先驱之一，理查逊的重要贡献和地位 。在这个理查逊复兴的热潮中也有噪音。1979年W.B.沃纳发表了评论理查逊悲剧小说《 克拉丽莎》的解构主义著作《读<克拉丽莎>：解读的斗争》，(注：William B.Warner,Reading Clarissa:The Struggles of Interpretation(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Press,1979).)在书中他声称所有的解读都是读者对文本的强奸，并标新立异地为 强奸犯拉夫雷斯百般辩护，黑白颠倒地把克拉丽莎读成一个令人厌恶的自视清高的女人 。在他的著作出版后，特里·伊格尔顿于1982年发表了《克拉丽莎受辱：塞缪尔·理查 逊小说中书写、性和阶级斗争》一书。在该书中伊格尔顿从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心理 分析和女权主义三个角度驳斥了沃纳和他的解构主义批评游戏，其言辞尖锐也是西方评 论中鲜见的。
针对沃纳指责克拉丽莎在自己的书信中塑造了令人不能忍受的完美但虚假的自我，伊 格尔顿指出，在小说《克拉丽莎》中，书写和写信体现了权利斗争。作为无社会权力的 女人，克拉丽莎的私人信件是她陈述自己真实思想和经历的唯一途径。(注：Terry
Eagleton,The Rape of Clarissa:Writing,Sexuality and Class Struggle in Samuel Richardson(Minneapolis:Univ.of Minnesota Press,1982),p.49.)因此，她写信是一 个政治行为，而且她如实地写，并按照她写的去做，是诚信的。相反，拉夫雷斯的书信 有明显的游戏性，充斥了谎言和做秀。他给友人的书信并非自身真实情况的一面镜子， 而是炫耀他的控制权力，他设计的这场猫捉老鼠的游戏和他扮演的多个不同角色。(注 ：Terry Eagleton,The Rape of Clarissa:Writing,Sexuality and Class Struggle
in Samuel Richardson(Minneapolis:Univ.of Minnesota Press,1982),50-53页。由于 我这篇文章重点是谈现存的两种阐释问题，因此不能详细介绍伊格尔顿如何在这部书中 分析女人书写、性政治及阶级斗争的微妙关系。有兴趣者可参看《克拉丽莎受辱》原作 。)沃纳努力把拉夫雷斯读成一个喜剧角色，认为他比自以为是、摆出一副神圣不可侵 犯样子的克拉丽莎可爱多了。他“妙语”惊人地宣称，对付克拉丽莎那“无趣的完美” 姿态的最好办法就是强奸她，而在读小说的层次上就是“解构她”。(注：Terry
Eagleton,The Rape of Clarissa:Writing,Sexuality and Class Struggle in Samuel Richardson(Minneapolis:Univ.of Minnesota Press,1982),66-67页，66页，66页，6 5页，67-68页。)而且拉夫雷斯只不过在开玩笑，他的玩笑(即暴力奸污)远没有克拉丽 莎坚持写自己的故事来“争夺权利的意愿”阴险。(注：Terry Eagleton,The Rape of Clarissa:Writing,Sexuality and Class Struggle in Samuel Richardson(
Minneapolis:Univ.of Minnesota Press,1982),66-67页，66页，66页，65页，67-68页 。)
上述这些奇谈怪论不但无视了18世纪的社会状况和理查逊写小说的道德目的，而且嘲 弄了这部小说出版后两个多世纪以来读者的是非判断。难怪伊格尔顿要愤怒地斥责沃纳 笔下的强奸犯拉夫雷斯为“德里达式的小丑”，(注：Terry Eagleton,The Rape of
Clarissa:Writing,Sexuality and Class Struggle in Samuel Richardson(
Minneapolis:Univ.of Minnesota Press,1982),66-67页，66页，66页，65页，67-68页 。)一个尼采式的、去拥抱多元的人物。伊格尔顿一针见血地指出，基于拉夫雷斯是个 在本质上解构了真理的人物，因此解构学者们发现他更可爱，而克拉丽莎却成为该为强 奸负责的罪魁祸首，也就毫不奇怪了。在深入批判了沃纳的谬论之后，伊格尔顿给《读 <克拉丽莎>：解读的斗争》下了很严厉的结论，他说沃纳的书是“一部诽谤克拉丽莎的 时髦解构作品，为强奸犯唱了颂歌”，(注：Terry Eagleton,The Rape of Clarissa:
Writing,Sexuality and Class Struggle in Samuel Richardson(Minneapolis:Univ.
of Minnesota Press,1982),66-67页，66页，66页，65页，67-68页。)它是“个凶兆， 反映了激进的解构主义一旦脱离了它最不善于把握的社会和政治语境时，可能出现的真 正反动性”。(注：Terry Eagleton,The Rape of Clarissa:Writing,Sexuality and
Class Struggle in Samuel Richardson(Minneapolis:Univ.of Minnesota Press,1982 ),66-67页，66页，66页，65页，67-68页。)我想，在20世纪中后期以来许多不负责任 的文字游戏式批评中，沃纳解读《克拉丽莎》的这部著作也可谓登峰造极了。
《圣经》阐释的新建树
在反对解读的任意性方面，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教授梅厄·斯腾伯格作出了很大的贡 献。他的力作《圣经的叙事诗学》用文学和叙事理论从历史编纂的角度去阐释《圣经》 ，力图纠正自由的纯文学阐释对这个意识形态文本的损害。(注：Meir Sternberg,The Poetics of Biblical Narrative:Ideological Literature and the Drama of
Reading(Bloomington:Indiana Univ.Press,1987).)虽然他所坚持的是《圣经》的解读 原则，但我认为他的原则所牵涉的精神也适用于更大范围的多元文学解读。然而他在努 力尊重文本的真理权威时，也会在具体解读中犯一些把自己的理论强加给文本的错误， 即我在上面提出的第二方面问题。下面就具体介绍和分析一下斯腾伯格的贡献和问题。
在她的一篇书评里，阿黛尔·波林写道：“斯腾伯格是这方面研究的领军人物，他从2 0年前开始，早在《圣经》文学研究还没有时髦起来的时候就发表了自己对《圣经》叙 事的不同看法，令许多圣经学者不自在……现在他(的书)向我们集中展示了他的方法… …，这部书对那些研究《圣经》文学的人非常重要，因为它比我知道的任何其它书都认 真地把《圣经》当作了一部文学著作——一部显示了高度复杂和成功的叙事艺术的著作 。”(注：Adele Berlin,“Narrative Poetics in the Bible”,in Prooftexts:A
Journal of Jewish literary History(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1986),vol.6,no.3,Sept.,1986,273页，274页，283页。这里及随后涉外的评论译文都是笔者的翻译 。)波林的评论突出了在20世纪60-80年代有关《圣经》是否应该被当作文学来阐释的争 论中斯腾伯格这部著作对加强《圣经》文学批评地位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她接着指出 了《圣经的叙事诗学》的突出特点：“他(斯腾伯格)选择的文学路子关照到了《圣经》 原初文字、文化和背景，或我们从那些译本和库姆兰卷中获得的文本批评信息，但是他 并不探究文本的历史问题。他的方法堪称‘话语分析’，而不是‘考据来源和出处’… …。这就把斯腾伯格置于了特拉维夫诗学学派的营垒之中。他决不是个新批评家，而且 反对解构主义，在探讨叙事诗学的法则方面，斯腾伯格最像一个形式主义批评家和某些 结构主义学者。”(注：Adele Berlin,“Narrative Poetics in the Bible”,in
Prooftexts:A Journal of Jewish literary History(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1986),vol.6,no.3,Sept.,1986,273页，274页，283页。这里及随后涉外的评论译文都 是笔者的翻译。)
在该书的“序言”里，斯腾伯格指出《圣经的叙事诗学》包括了他自20世纪60年代发 表《反讽目光中的国王》(The King Through Ironic Eyes)以来大多数的研究成果，但 这部新作主要集中阐述了《圣经》“叙事与其它文类的不同之处”，以及“统治着(《 圣经》)叙事诗学的那些令阅读与意识形态结合的叙事原则”。(注：《圣经的叙事诗学 》“序言”，xi,xiii,xiii。)所以，这部书是斯腾伯格为了证明《圣经》的叙事高超 和复杂的尝试，他努力要找到一个理论体系来达此目的。为此，他说我们急需“一个比 现存的任何叙事历史都完善得多的叙事史”。(注：《圣经的叙事诗学》“序言”，xi,xiii,xiii。)“现存的叙事历史，”根据波林教授的看法，是指近年来在《圣经》阐释 学范畴里被成功采用的文学批评路子，但这些方法也把《圣经》交到了某些专门通过“ 贴标签和对文本断章取义的做法”来“寻找对称结构的学者”手中。(注：“寻找对称 结构的学者/人”(symmetry-finders)是库格尔教授(James Kugel)对那些太自由和随意 的《圣经》文学批评家的批评。在一篇文章里，他提到了富克尔曼先生(Fokkelman)的 《圣经》阐释，称以他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为“寻找对称结构的学者/人”，因为他们只 会割裂地寻找《圣经》里的对称结构之类的叙事现象。可参见Kugel与波林的争论文章 “Controversy:James Kugel Responds”，载于Prooftexts:A Journal of Jewish
Literary History(Johns Hopkins Univ.Press,1982)，331页。)纠正《圣经》文学研 究中这类不尽人意的现象，就是斯腾伯格撰写《圣经的叙事诗学》的目的。所以他在第 一章里就宣告说：“因此我特别从本书的开篇就明确交代了圣经诗学是怎么回事，包括 讲明它的历史层面，来把它从近来‘文学路子’对文本和文本生成环境的(被说成是我 的)一些提法区分开来；并展示在这种单方向‘用文论来解读’的做法中文学理论离《 圣经》分析的距离有多远。”(注：《圣经的叙事诗学》“序言”，xi,xiii,xiii。)他 认为《圣经》是一部具有文学特点的作品，它采用了文学手法，但不是一部文学著作。 这两者之间有着天壤之别。(注：《圣经叙事诗学》，第二章，2，3，7，46，25，44页 。)在这一点上，他无疑是十分正确的。建立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斯腾伯格对在这之 前的所有方法进行了批判。他批评它们置《圣经》叙事的根本性质于不顾，其结果就是 把“部分从整体中割裂出来，用方法取代了目的，混淆了形式和作用”。(注：《圣经 叙事诗学》，第二章，2，3，7，46，25，44页。)虽然他承认文学解读“比传统研究揭 示出了更多的文本内涵(并使这个学科活跃起来)，”但“这些解读尝试因缺乏理论框架 而产生了问题”。(注：《圣经叙事诗学》，第二章，2，3，7，46，25，44页。)他对 现状很不满意，认为之前的文学批评路子对待《圣经》太随意了。(注：《圣经叙事诗 学》，第二章，2，3，7，46，25，44页。斯腾伯格甚至说“文学方法”(literary
approach)这个提法毫无意义，而且误导人们。他用Josephus做的《圣经》文学阐释作 为失败的例证，然后提问是否可以像这样任意地来读《圣经》。)因此，斯腾伯格说他 是本着类似“清理圣殿”的意图来写这本书的，旨在维护《圣经》叙事的真理权威性。
在他对过去《圣经》批评的回顾中，斯腾伯格毫不留情地尽数老方法造成的混淆和问 题。他的头一个靶子是“新批评”。在讨论话语和史料研究的关系时，他指出虽然新批 评为文学研究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它始终停留在对文本的“反传统的反应上，而且 经常是过分的，论战性的，而不是从理论上来进行研究，因此众说纷纭、提出的问题比 它能解决的要多得多”。(注：《圣经叙事诗学》，第二章，2，3，7，46，25，44页。 )新批评的主要毛病是不探究历史，而斯腾伯格要做的恰恰是通过研究文本和历史背景 之间密不可分的关联来重新查看《圣经》的叙事。这样一个文本和史料结合的研究十分 必要，但由于现有的《圣经》史料有限，大部分还都来自文本自身，所以他称自己的方 法为：“通过解读强化从话语到史料的运行过程”，并调侃地形容该方法为：类似把发 生学的批评与某种“拽着自己鞋搭扣来举高自己”的杂技技巧相结合。
尽管困难很大，但他宣称已经找到了能更好地确保《圣经》真理权威性的叙事理论和 解读方法。那么这种新理论和方法究竟是怎样的呢?他是如何把意识形态和《圣经》解 读结合起来，以展示《圣经》叙事不同世俗文本的特殊性呢?他的《圣经》阐释理论主 要建立在《圣经》中上帝和人类之间永存的认知矛盾上。他指出《圣经》不是历史，也 不是文学，而是记载了天堂和人世之间关系的一个文本，在这对关系里“天的一方是创 世者，一心要把自己的意愿和秩序强加到世俗事物的逻辑上，并通过这样做来向人类宣 布上帝的创世权威身份。(注：《圣经叙事诗学》，第二章，2，3，7，46，25，44页。 )这就是斯腾伯格对《圣经》叙事特殊性所提出的关键所在，这使他的路子既脱离了一 般历史批评，又不同于纯文学解读。也就是说，他认为《圣经》叙事诗学的核心在于： 神对知识的垄断和对人世间事务的操纵极大地复杂化了《圣经》叙事，令《圣经》的叙 事角度和艺术完全不同于任何其他的叙事文本。也就是这个令《圣经》叙事不同一般的 特点，造成了《圣经》自持的具有真理权威的姿态。斯腾伯格又进一步指出：具有真理 权威性和持代表真理的姿态，这两者间有着根本的区别。(注：《圣经叙事诗学》，第 二章，2，3，7，46，25，44页。)在《圣经》叙事中，持代表真理权威的姿态体现为把 上帝创世、与人立约，以及整个以色列历史和基督教早期历史，包括耶稣诞生、传教活 动、神迹和耶稣复活，都当成真实历史来叙述。在《圣经》里这种真理姿态(truth
claim)无处不在，如叙述中强调上帝全能的存在和他全知的声音，整个《圣经》由一个 可靠的叙述者来讲述(他对真理和信息的把握几乎等于上帝)，还有那充斥《圣经》文本 的许多回忆和记忆式叙述——这些都在告诉读者：的确有个全知、全能的上帝存在，《 圣经》所讲的一切均为真正发生过的事情，它因此代表了真理权威。以此为基础，斯腾 伯格提出了他独创的《圣经》叙事的三大基本特点，即1)历史编纂性质，2)意识形态性 质和3)美学性质：这三个原则通过既矛盾又互补的一种互动作用，“形成了一个(叙事) 体系，一个三位一体，变化中统一的整体”，(注：《圣经叙事诗学》，第二章，2，3 ，7，46，25，44页。)并造成了《圣经》阐释的极大戏剧性。(注：由于篇幅所限，不 能在这里介绍斯腾伯格这部著作的详细内容。较详细的评介可见刘意青：《<圣经>的文 学阐释：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特别该书第三章，第3节，90-102 页。)
理论的局限和对解读的置疑
斯腾伯格的贡献无疑是意义重大的，他比其他的《圣经》文学阐释学者都更加系统和 深入地揭示了《圣经》叙事围绕着内部人物和外部读者在“把握真理的程度差异”这个 核心矛盾方面所形成的解读戏剧性，从而证明了《圣经》叙事的高超艺术性。但是就在 他突出上帝在《圣经》叙事中的真理权威地位及意识形态目的在《圣经》叙事中所起的 核心作用时，斯腾伯格却反讽地扮演了《圣经》叙事批评领域的上帝。他这种绝对正确 的姿态从该书出版之日就遭到了置疑。首先，他的历史编纂理论并非无懈可击。对此， 波林婉转地表示了保留意见。她指出《圣经》的历史编纂性质不能只凭它宣称自己持有 真理的姿态来定论，因为按惯例，创世神话决非历史编纂的范畴。(注：Adele Berlin,“Narrative Poetics in the Bible”，275页。为了说明她的观点，波林在文中对比 了《圣经》的创世神话和近东地区的创世神话。)而且，尽管斯腾伯格从《圣经的叙事 诗学》第一章起就声称他自己的立足点与在他之前的各种《圣经》批评有区别，波林的 述评指出他的这部著作仍旧属于《圣经》的文学批评范畴。斯腾伯格教授最不愿意听到 的评论大概就是把他称做旧营垒里的一员。另外，尽管他那复杂的叙事理论体系还存在 一些术语和定义方面难免的混淆和其他的不足，(注：比如在该书第5章中他使用“
perspective”这个字时含义就不断变换，有时等于“point of view”，有时又等于“ position”，“dimension”，“aspect”，或“sphere”。见《圣经的叙事诗学》，1 53-180页。定义有问题的主要例子是该书第8章中把“curiosity”定义为“对过去发生 的事情的兴趣”。见该书283-285页。他有这些不足是笔者自己的看法。)人人都会感觉 他在《圣经的叙事诗学》一书中不可一世和绝对正确的口气。阿黛尔·波林的评论说： “《圣经》的叙述者是全知的，但他却并不喧宾夺主。而我们有证据相信在《圣经》叙 事诗学方面斯腾伯格也想给人以全知的印象，但(不同于《圣经》叙述者，)我们时时都 感到他的存在。”(注：Adele Berlin,“Narrative Poetics in the Bible”,in
Prooftexts:A Journal of Jewish literary History(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1986),vol.6,no.3,Sept.,1986,273页，274页，283页。这里及随后涉外的评论译文都 是笔者的翻译。)特别在该书的第一章中，斯腾伯格在亮明自己不同于在他之前学者的 研究视角和原则时，他完全忘记了自己起步时如何得到像艾尔特这样的前辈的扶持，以 及他目前仍旧与文学阐释《圣经》的营垒有着斩不断的千丝万缕联系。他称自己的新建 树将解决《圣经》文学阐释的偏差，纠正这一领域的混乱，从而扮演了《圣经》批评界 的权威角色。
众所周知，《圣经》可以说是所有文本中最不可随意阐释的。斯腾伯格强调它的叙事 的真理权威姿态，的确抓住了问题的要害。应该说，他的书立足纠正的正是我在本文开 篇提到的第一个问题，即以沃纳解读《克拉丽莎》所代表的那种忽视文学批评的道德内 涵，把解读当作智力和文字游戏的偏差。然而，有趣的是，在纠正忽视《圣经》叙事的 真理权威的同时，斯腾伯格不但扮演了解析《圣经》叙事的真理权威角色，而且他在该 书的某些阐释篇章中还出了我上文中指出的第二方面问题，即把文本拿来试刀，以证明 自己的理论正确，为此不惜任意摆布文本，而造成一定程度的误读。为了进一步说明这 个问题，我将举斯腾伯格对《圣经·旧约》里“底拿受辱”的故事的解读为例。
“底拿受辱”讲的是雅各和利亚的女儿底拿被他们寄居地的头领希未人哈抹的儿子示 剑玷辱了。之后，示剑心系底拿，要娶她为妻，便和父亲哈抹来见雅各，要和他商议此 事。对底拿受辱，雅各的儿子们和雅各的反应非常不同。当雅各听见示剑玷污了他的女 儿底拿时，他的儿子们正和畜群在田野，雅各就闭口不言，等他们回来。雅各的儿子们 听见这事，就从田野回来，人人忿恨。他们巧言欺骗了哈抹父子，骗得他们同意让全体 希未男人行割礼，以此做为把妹妹嫁给示剑的条件。就在割礼后第三天，西缅和利未持 刀进城，乘希未男人还不能动弹的时机，杀死了哈抹和示剑，还屠杀了对方所有的男丁 ，并从示剑家中带回了妹子底拿。接着，雅各的其他儿子们全部出动去进行抢掠，他们 夺了希未人的钱财、牛羊和牲畜，还有女人和孩子。这真正是希未人的一场血腥劫难。 之后，雅各十分生气地责备了西缅和利未。
斯腾伯格是在他推出《圣经》叙事的“说服艺术”一节中解读的这个故事。(注：对“ 说服艺术”的详细论证情况，可参看《圣经的叙事诗学》第12章，441-475页。)他指出 对于罪行一般有“法律法庭”和“良心/情感法庭”之别。示剑玷污底拿，这在古代希 伯来是道德所不容的。但这个故事的叙事在开头交代示剑的罪行时，也交代了他真正爱 上了底拿，并愿娶她为妻。因此，在读者的“情感法庭”上他获得了一些同情，他的罪 行决够不上诛灭九族和涂炭全城的严厉惩罚。但斯腾伯格认为，为了不让读者对雅各的 儿子们产生恶感，《圣经》叙事仔细地做了安排，采用了“说服技巧”，尽量让读者同 情雅各儿子们的处境，从而理解，甚至容忍他们的残酷行为。斯腾伯格所指的这个说服 技巧，具体来说就是通过细读指出1)哈抹和他的儿子同意行割礼，实际上也是想通过通 婚吞占以色列人的畜群和财产，所以他们心存歹念、花言巧语地欺骗自己的百姓，造成 整个部族的灭亡，不值得同情；2)强调雅各对此事的冷淡，并找出冷淡的根源是由于底 拿非拉结所出，因此他对这个女儿的遭遇无动于衷。他的偏心激怒了利亚的儿子和其他 妾生之子，他们只好自己动手为妹妹复仇。
除去在象征层面上指出雅各的儿子们要求示剑和他族里的男人行割礼其实是对他强奸 底拿的一个针锋相对的回应(因为这是真正处置了行凶的“工具”)，斯腾伯格还进一步 就说服艺术做了很精明的分析。比如，他看到在这场洗劫和屠杀中雅各的儿子分成了两 拨：西缅和利未只杀死仇人，解救底拿，却不打劫财物；其他人是另一拨，他们干的完 全是强盗式的抢掠，打劫和杀害无辜的百姓。这样分成两拨的理由很简单，因为西缅和 利未是底拿同父同母的哥哥，其他兄弟都是同父异母。西缅和利未才是真正要为妹妹伸 张正义，要维护以色列家族荣誉。但是雅各事后并没有责备那些借机私饱中囊的儿子们 ，他只是狠狠地指责西缅和利未给他和全家惹了大麻烦。他是这样说的：“你们连累我 ，使我在这地的居民中，就是在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中，有了臭名。我的人丁既然稀少， 他们必聚集来击杀我，我和全家的人都必灭绝。”(注：《旧约·创世纪》34：1-31。 译文来自中国基督教协会1998年出版的《圣经》版本。)
斯腾伯格从这里引出更多指责雅各偏心的分析。他指出利亚生下西缅时为他取这个名 字的意思是“因为上帝听到了我被恨”，所以上帝可怜我给了我这个儿子。而利未的名 字表示了利亚希望“这一次我的丈夫要同我和好了。”(注：《圣经的叙事诗学》，468 -469页。这两个儿子的名字的意思见《旧约·创世纪》29：33-34。)利亚是拉班用掉包 计偷偷塞给雅各的妻子，为了得到他爱的拉结，雅各不得不又给拉班当长工7年。之后 ，拉结很长时间不育，雅各格外心疼她，因此姊妹之间和孩子们之间矛盾不断。拉结终 于生养了约瑟和便雅悯之后，这两个出自爱妻的最年幼的儿子就占去了父亲全部的爱。 以至兄弟间矛盾剧烈到哥哥们阴谋要除掉约瑟，把他卖到了埃及。所以，斯腾伯格认为 底拿的故事看起来是对外的一场争斗，但其实反映了雅各自家内部的紧张人际关系。两 个不被爱的儿子为自己不被父亲爱的亲妹妹复仇，而且他们要的是以牙还牙的复仇，并 没有像其他兄弟那样借机去发财。按照斯腾伯格的看法，《圣经》的叙事并没有设法遮 掩雅各儿子们过分的报复行为，但也没有直接谴责他们，而是通过非常精心的说服技巧 不断地揭示各方面的因素和对比各种不同的表现。这样达到说服读者的目的，让他们能 够原谅西缅和利未，或者在情感上不憎恶他们。雅各对底拿受辱一直不吭气，最后当他 发表意见时却是十分自私地责备西缅和利未把他的安危置之不顾。斯腾伯格认为这样结 束故事，就让不称职的父亲的恶劣表现达到了顶点，从而让读者更加同情西缅和利未。 他们才是底拿故事里的英雄。
斯腾伯格对底拿的故事分析体现了他解读的本领，他通过细读揭示出雅各的偏袒和兄 弟姊妹之间的感情纠结也是实际存在的。但是为了证明《圣经》叙事的说服艺术高超， 斯腾伯格无意识地犯了我在本文开篇时提出的第二方面问题，即用文本试刀，来证明自 己的理论正确。在这里斯腾伯格的错误无异于他批评的艾尔特等人的错误。首先，我们 不应忘记当时的历史。从亚伯拉罕到处流浪以寻求一席存生之地，到后来大卫建立统一 的以色列王国，这中间以色列经历了一个很漫长和艰苦的历程。亚伯拉罕与耶和华立约 ，然后到了应许地，虽然按《旧约》上说的有上帝保佑他和他的家族，但直到约瑟那一 代人时，他们仍旧过着担惊受怕、没有自己家园和国土的日子。在士师阶段以色列仍旧 不断为居住地遭到外族人，特别是非利士人的侵扰而争战。底拿被辱的事件发生在士师 时期之前，在雅各好不容易脱离了拉班，自立了门户，但是还处在需谨小慎微才能求得 平安的历史时期。如果不脱离这样的历史背景来看雅各对底拿被他寄居地的头人儿子侮 辱的低调态度的话，我们首先应该把雅各不敢报复看成是为整个家族存活的政治行为， 而不是与周边部族无关的纯家庭矛盾。
我这样说是有根据的。在这之前，亚伯拉罕寄居基拉耳时，曾为了惧怕被该地的国王 亚比米勒杀害，而把撒拉冒充自己的妹妹献给亚比米勒。(注：《旧约·创世纪》20：1 -16。)因此，面临存活的大问题时，以色列的族长们是可以牺牲自己的妻子和孩子的。 雅各虽然狡诈，能骗取以扫的长子继承权，但是他流落外乡时一直十分小心谨慎。底拿 的事情发生时，雅各寄居希未人蓠下，他们的这种依附的处境可以从哈抹以底拿为交换 条件，答应他们居住在当地的做法上看出来。当然，我们不好说如果这不是底拿而是拉 结的儿子约瑟受到伤害，雅各是否会照样沉默，还是会不顾家族安全而主张采取报复行 动。但是，在这个故事的特定处境下，雅各的沉默肯定与他对全家的处境考虑有关。所 以在听到儿子们屠杀和洗劫希未人的消息后他说了上述担心全家灭绝的话。明显的，他 担心周边人憎恨他，对他和他家人群起攻之。
出于这样的担忧，雅各听到底拿被强暴而按兵不动就可以理解了。而且从社会和文化 层面来看，古代以色列是个重男轻女的部族，为了大的政治利害关系，以色列的男人曾 不止一次地牺牲他们的妻女。亚伯拉罕会把撒拉冒充成妹妹来救自己的命；耶弗他为了 自己战胜敌人和立为部族头领而把女儿杀死献给耶和华；还有那个利未人可以把妻子推 出门让异教暴民奸污，然后把她大卸12块分送各以色列部族来发起对敌人的战争。因此 ，在雅各的眼里女儿被侮辱绝对没有他自己和整个家族的安全重要。在对雅各不喜欢利 亚的孩子大做文章来解释雅各的冷漠态度时，斯腾伯格起码应该提及重男轻女这个因素 。也许因为斯腾伯格本人是男人，所以对《旧约》里如此明显的性别歧视不太敏感。
至于说斯腾伯格用雅各的无动于衷和哈抹宠爱儿子来做比较，并以此责备雅各对孩子 之情还不如哈抹，这种解读就任意得近于荒唐了。首先在《圣经》的意识形态里，雅各 是耶和华庇佑和支持的，哈抹是异教。在多数这种情况下《旧约》叙事不会表扬雅各的 敌人。另外，哈抹的儿子示剑强暴女孩子，哈抹不但不责备，反而对示剑有求必应。而 且，为达到娶底拿的目的，父子两人连手欺骗本城百姓，劝他们行不属于他们民族习俗 的割礼，以至断送了所有男性居民的性命。这样来看，哈抹溺爱孩子怎么可以作为正面 形象与雅各相比较!与斯腾伯格的读法相反，我们虽然可以不喜欢雅各在考虑家族安全 的大前提下对底拿缺乏父爱，但是恰恰是雅各不顺从儿子们的盲动，显示了他比一味溺 爱纵容儿子行恶而忘记整个城市安全的哈抹更是《圣经·旧约》叙事要树立的典范。如 果《圣经》叙事真是有意地把这两个父亲进行了对比，那么它的倾向不一定是要突现雅 各做父亲多不称职，而恰恰是要批评哈抹一味娇宠示剑而牺牲了整个部族的利益。
很明显，雅各的儿子们此时还很不成熟，还没有经历过后来的饥荒以及到埃及赈粮。 斯腾伯格在阐释“约瑟和他的兄弟们”的故事里强调约瑟考验到埃及赈粮的哥哥们，是 为了查看他们是否成熟了，是否认识了错误并痛改前非，以便决定能否与他们相认。那 么，在出卖约瑟之前的底拿受辱的这个时期，雅各的儿子们必然还是狭隘的、妒忌的、 行事莽撞和不顾后果的。他们很野蛮、任性，对雅各偏袒拉结和拉结的孩子有妒恨，自 然不能理解父亲从全局考虑的低调处理态度。知子莫如父，在这种情况下雅各不高兴他 们，并责备他们屠杀，也是情理之中的事。至于雅各只责备西缅和利未，而没有责备其 他抢劫的儿子，我想这主要是因为他们两人是带头的。斯腾伯格指出他们两人是底拿的 同父同母哥哥，所以特别要为底拿复仇，这一看法没错。但是雅各责备他们并不是因为 他当时想：“这两个儿子是利亚生的，我最不喜欢他们两人。”而是因为他们在这件雅 各认为会危害全家的行动中起了主导作用。这就是为什么雅各到死前都没有原谅西缅和 利未。正如斯腾伯格注意到的，在他临死之前总结一生和叮嘱后事时，雅各又提到了西 缅和利未的这次报复行动，称之为残忍可诅。(注：《旧约·创世纪》49：5-7。)我认 为他临死时对这两个儿子的责备不是斯腾伯格说的“始终憎恶”利亚这两个惹祸的儿子 ，而是对家族事业中各种经历的总结。他特别叮嘱后人不能学西缅和利未那样把家族整 体安全和发展置于不顾。我这种看法还可以用雅各临死前对犹大的评价来作旁证。如果 雅各是个狭隘而无政治头脑的家长，到死都被自己的偏心左右，那么他为什么临死前高 度赞扬了犹大，而不恨犹大带头骗他，把约瑟卖到埃及，让他受了好多年以为爱子死了 的痛苦?雅各赞扬犹大，说明他临终的总结、嘱托和对每个儿子的评价和预测是基于儿 子在以色列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来做的。(注：犹大在认识了出卖约瑟的错误后，主动担 负了保护便雅悯的使命，带领众兄弟顺利完成了赈粮任务，并与约瑟和解。而且在犹大 的后人里出了大卫王和耶稣，这说明了他在以色列历史上的重要地位。)综上所述，我 以为斯腾伯格为了说明自己发明的一个文学技巧或叙事特点的理论时，有时的确好像忽 略了他自己提倡的“《圣经》的意识形态大背景压倒一切”的这个重要阐释原则。因此 ，他的阐释也就出了偏差。
结语
虽然斯腾伯格在进入具体的叙事技巧分析时，有时也出现失误，忘记了他自己谆谆告 诫《圣经》学者们的重要的历史编纂学原则，但是他能够看到并指出由文本的多元文学 阐释带来的批评自由化和无政府状态的严重性，这实在是非常及时和难能可贵的。而且 总体来说，在《圣经的叙事诗学》一书中他在实践自己的“历史编纂学原则”上的确做 得十分出色。(注：比如他对亚伯拉罕的老仆人如何利用“重复”中微妙的言辞变动来 顺利完成主人要他为以撒迎娶一个媳妇回迦南的故事阐释，就是突出意识形态解读的上 好例子。见《圣经的叙事诗学》第4章中“The Wooing of Rebekah”一节里的故事分析 ，131-152页。)作为一个《圣经》文学研究领域的晚辈，我的意见和看法也不一定正确 ，仅供参考。我只是想通过这篇文章和上述的两则解读例子，来置疑许多理论所持的真 理权威姿态，证明文本阐释是一把双刃刀，并引起我们对按自己的尺寸来剪裁文学经典 的问题的警惕，从而进一步维护包括《圣经》在内的一切文本的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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