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探索_邓小平南方谈话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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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上一些长期执政的大党、老党先后丧失了政权尤其是执政74年的苏共和东欧各国共产党纷纷垮台,使得探讨共产党执政问题凸现出强烈的现实紧迫性。作为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在领导全党开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实践中,对共产党执政规律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开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重温邓小平这方面的思想,对于我们承前启后、继往开来,进一步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从而解决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保证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共产党执政的精神状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党的精神状态如何,是党能否保持先进性和增强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坚持党的思想路线,始终保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关键所在。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1976年10月,党中央顺应民意,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长达十年的浩劫。在这个重大历史关头,中国面临着三种前途:一是按照毛泽东晚年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走下去;二是回到50年代;三是开辟新的道路。当时相当多的人对20世纪50年代还保留着美好的回忆,坚持走毛泽东晚年道路的人不很多,但主张开辟新路的人也只是少数。思想解放运动是开辟新路的思想准备。

邓小平从第三次复出前后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近两年时间里,为了纠正一度占据主导地位、使我们党在粉碎“四人帮”后仍处于两年徘徊时期的“两个凡是”的思想,实现具有决定意义的思想战线的拨乱反正,力倡真理标准的全国性大讨论,并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最终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权威地位,从而为新时期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对此,党的十五大报告作了高度评价:“一九七八年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讲话,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1]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是在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严峻考验的重大历史关头,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路线,深刻回答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

总之,邓小平理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这一新境界的开拓,主要是实现了五个方面的破除和五个方面的坚持,即:破除“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破除苏联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影响,坚持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走自己的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破除超阶段的“左”的思想和政策,坚持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制定一切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破除离开生产力抽象谈论社会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观念,坚持以“三个有利于”作为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各项工作的根本标准;破除把马克思主义某些著作、原理教条化的倾向,坚持“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进入新世纪,邓小平理论要求我们增强和提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坚定性和自觉性,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要谱写新的理论篇章。善于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不断在实践中探索前进,永不自满、永不懈怠,这是执政的共产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治党治国之道。

共产党执政的第一要务:“发展才是硬道理”

邓小平认为,“发展才是硬道理。”[2]发展是共产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这是巩固共产党执政地位、保证社会主义国家长治久安的一条根本经验。把握住这一点,就从根本上把握了人民的愿望,把握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

“发展才是硬道理。”“硬道理”硬在哪?其一,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一切都要引导到发展生产力。共产党就是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否则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3]。其二,发展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作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理应“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4]。其三,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严重挫折的教训告诉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5]。其四,发展是“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表现为: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离不开发展;振兴中华民族,使中国岿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离不开发展;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说服那些不相信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人们,离不开发展;解决国内各种问题,保持稳定局面,做到长治久安,离不开发展;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离不开发展;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全社会的文明程度,离不开发展;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和平统一中国,离不开发展。总而言之,“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6]。

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邓小平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设计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并得到党的十三大的确认。经过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我们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从新世纪开始将开始实施第三步战略部署。党的十六大进而指出,要在本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这个目标是鼓舞人心、催人奋进的,也是经过努力能够实现的。为此,就要紧紧抓住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力求做到“三个必须”:一是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立足本国现实,顺应时代潮流,不断开拓促进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发展的新途径。二是必须坚持和深化改革。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冲破,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都要坚决改变,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都要坚决革除。三是必须相信和依靠人民。要集中全国人民的智慧和力量,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

共产党执政的牢固基础:“党离不开人民,人民也离不开党”

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对于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共产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苏联、东欧执政的共产党先后失去政权,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失掉民心、脱离群众却是共同的、根本的。对此有着清醒认识的邓小平有一句格言:“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邓小平的一生表明,他的确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他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祖国和人民。不仅如此,他还要求全党牢记“党离不开人民,人民也离不开党”,“人民是一切的母亲”。

第一,党的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的各项政策和工作必须以人民是否拥护、赞成、满意、答应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其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质是以人民利益为中心。正如邓小平深刻指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因此,邓小平视经济建设为“第一个任务”、“中心任务”、“最根本的”和“归根到底”的任务。其二,改革是“大家的主意,人民的要求”。其三,分三步走的战略步骤,步步体现人民的利益。其四,把人民的共同富裕列入社会主义本质。

第二,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工作路线,是实现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的重要保证,办任何事情都要走群众路线。邓小平说:“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党的组织、党员和党的干部,必须同群众打成一片,绝对不能同群众相对立。如果哪个党组织严重脱离群众而不能坚决改正,那就丧失了力量的源泉,就一定要失败,就会被人民抛弃。”[7]

第三,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邓小平在审阅中共十四大报告送审稿的意见中指出:“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由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报告中讲我的功绩,一定要放在集体领导范围内,绝不是一个人的脑筋就可以钻出什么新东西来,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我的功劳是把这些新事物概括起来,加以提倡。”[8]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特区的建立等,都是邓小平善于概括群众的创造,用群众经验引导群众前进的范例。

第四,开展反腐倡廉,取信于民。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的高层腐败现象,“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9]。正是从这样深刻的政治见解出发,邓小平向全党发出呼吁: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不仅如此,邓小平还对惩治腐败斗争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既及时指出了党内存在的腐败现象,又对全党的党风的状况作出了科学的估量;对腐败现象既要进行坚决的斗争,又要牢固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即“一要坚决,二是持久”;既要依靠群众的力量,又不搞群众运动;既要从具体事件抓起,又要突出重点、抓住典型、从快从严尽快治理;既要靠教育又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所有这些,无疑是我们开展反腐败斗争的现实指导思想。事实已经、正在并将继续证明“共产党能够消灭丑恶的东西”[10]。

共产党执政的根本保证:“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根本保证。邓小平谆谆告诫:“常委会的同志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11]在南方谈话中再次强调: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正是基于这种超前的战略意识,邓小平在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始终“咬”住党的建设不放松,为探索新时期执政党的自身建设做出了独创性的贡献。

第一,“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制定和长期坚持党的正确政治路线,使新时期党的建设得到最重要的政治保证。新时期邓小平党建理论的逻辑起点,是以重新确立党的政治路线开始的。1987年党的十三大正式把邓小平提出的政治路线概括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其核心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命线”和总纲。1992年南方谈话,邓小平千叮咛、万嘱咐,关键就是“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这是邓小平给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最重要的政治交代。

第二,把我们党建设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使党的建设有了明确的指导思想和目标。邓小平在确立党的基本路线的基础上提出了新时期党的建设的指导思想和根本目标。根据基本路线,新时期党的中心任务实现了三大转变: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这就需要“进一步明确党在四个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明确“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明确提出,“把我们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12]。这就确立了新时期党的建设的指导思想和前进目标。

第三,把坚持党的领导与改善党的领导统一起来,使加强党的领导得以充分实现。坚持党的领导与改善党的领导相统一,这是邓小平在党的领导问题上的辩证法。他首先强调,中国由共产党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由共产党领导,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动摇了中国就要倒退到分裂和混乱,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同时不解决好怎样改善党的领导这个重大问题,坚持不了党的领导,提高不了党的威信。其一,改善党的领导,首先要明确什么是党的领导,党应当怎样领导。根据邓小平的有关论述,“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其中,思想领导是基础,组织领导是实现政治领导的保证。其二,改善党的领导,就要努力改革党和国家现行一些具体制度中的种种弊端,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其三,改善党的领导,党就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实行依法治国。其四,改善党的领导,在领导方法和领导艺术方面必须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其五,“改善党的领导,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13],充分发挥党的思想政治优势。

第四,与毛泽东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首位相比,注重制度建设是邓小平执政党建设理论的突出特点和鲜明特色。他在这方面的创新主要有:其一,改变单一的“一元化”领导模式,克服以党代政和党的领导行政化倾向。其二,改变党内单一的等额选举制,实行差额选举。其三,打破用同一种办法管理所有“国家干部”的模式,实行分类管理。其四,干部选拔和培养的标准必须是“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在此基础上,结合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他进一步提出“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进入各级领导班子。把人民公认、执行基本路线、有政绩这三者有机统一起来,作为一个完整的用人标准,是一个科学的创造。其五,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提出废除实际存在的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主张建立领导干部离退休制度,并率先垂范。其六,废除个人选拔接班人的封建做法,组建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保证了基本路线的长期不变和国家政局的稳定。可以说,在邓小平建立健全党内制度思想的指导下,新时期党的生活、党的建设摆脱了群众运动,已迈向制度化、规范化和法治化的轨道。

在新世纪新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毫不放松地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只要我们认真总结邓小平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探索经验,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深入探索共产党执政的规律,更好地巩固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增强党的执政优势,就一定能够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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