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发展的价值向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发展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科技的巨大进步把社会发展引入尴尬境地：一面是物质的极大丰富化，一面精神的严重空虚化。财富增多了，但主体失落了；经济发展了，但价值丧失了。正如西方学者所指出：“在人类以在技术方面取得成就引以为荣之后，现在人类正在技术的重压下辗转呻吟。科学认识的突破和新的技术成就并没有开辟新的良好前景，而让人感到的是一种麻木不仁的富裕，它既蕴含着新的可能性，同时又蕴含着不断增长的危险性”。 ①如何把技术创造的物质奇迹和人性的精神需要平衡起来，提高社会发展的人文品位，使社会发展健康化，这正是被科技进步凸现出来的社会发展的价值向度问题。而“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的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 ②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必须对社会发展的价值向度这个时代问题作出解答。
一、社会发展价值向度之偏离
社会发展问题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不仅是一个真理问题，更是一个价值问题。因为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由于实践的中介作用，主体成为社会的主体，社会成为主体的社会，社会与主体互为一体、深刻关联。因此社会发展问题也就变成了主体发展问题。而主体是与价值深深地联系在一起的。于是社会发展也就和价值向度问题永远地联系在一起了。然而，从理论上看社会发展和价值向度、主体发展的有机联系却往往被人为地“斩断”与“阉割”，这种理论上的任意阉割并且直接地导致了实践上社会发展价值向度的严重偏离。
从理论上任意阉割社会发展与主体发展、价值向度之间的有机联系的主要是哲学上的机械的传统的社会发展进化模式论和科学上的唯科学主义思潮。机械的传统的社会发展进化模式论认为，社会发展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自在自为的演进过程，认为社会发展与主体以及其实践创造没有干系。在这里，历史只是单值的线性的因果联系着的自然历史过程，于是历史被自然化，也被实体化，社会发展成为了没有主体、没有主体实践的丰富内容的空壳，出现了“主体的空场”。在这种社会发展模式论的影响和支配下，社会发展必然忽视对主体的真切关心，既不注重发挥主体的能动创造性，也不注重主体的各种需要的满足。保证科学主义思潮极力张扬科学精神，对科技充满十足的信任感，认为科学至上，坚守“知识就是力量”的信条，把科技看成是社会发展的创造者和社会变革的原动力。由于唯科学主义思潮往往把科学的功能强化到了极端，所以往往走向技术决定论、技术统治论或科学中心主义。在这种唯科学主义思潮的鼓动下，社会学领域里理性主义发展和实证主义社会进化论“大行其势”。理性主义发展观把社会发展直接与理性的发展、知识的进步等同起来。实证主义把自然科学和自然进化论思想原则和方法运用于社会科学领域之中，提出了实证主义的社会进化论，把社会问题的研究定量化、经验化、实证化，泯灭了社会问题中的价值主题和情感意义。无论是传统的机械社会进化论，还是唯科学主义思潮以及理性主义发展观和实证主义社会进化论，都有一个共同的理论倾向就是排挤人文精神，排斥价值主体，弘扬理性文化，轻视生命意味。在这种理论倾向的导引下，实际生活中社会发展明显地表现出与主体发展的对抗。似乎社会越发展，主体的发展也就愈受阻隔，那种对抗性也就愈加沉重。主体普遍感受到的不是社会发展的馈赠而是压迫甚至奴役，不是社会发展的进步而是恐惧甚至灾难。这些都意味着社会发展价值向度的偏离。雅斯贝尔斯说：“不受荫庇的个体在我们的时代里表现为这样一种形象：固执的反抗，虚无主义的绝望，对许多未完成的东西感到束手无策，错误的探求。”③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为社会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现代物质文明，却也为主体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精神贫困。并且物质越丰厚，精神越匮乏。真可谓马克思所说的“物的世界的增殖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 ④
社会发展价值向度之偏离，从现象上看只不过是“重物轻人”而已，但从本质上看却是人的自由和谐全面发展的彻底破坏，它使人与自然社会以及人自身的协调一致成为不可能，并导致自然、社会以及人自身对人的疯狂“报复”，使人的自由本性和真正解放成为幻想。
首先，从自然方面看。社会发展破坏了人和自然之间原有的和谐关系。随着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的逐渐提高，人类囿于狭隘的功利目的和物质利益的考虑，便开始了对自然的粗暴践踏和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导致了全球性的环境危机，如森林破坏、土壤沙化、能源紧缺、生物濒临绝迹等。由于全球性的环境危机和生态平衡的破坏，人类自身的生存根基便被动摇了。与人类疯狂地占有自然相伴而来的必然是自然对人类的强有力的报复。马克思说过：“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⑤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是人类因社会发展价值向度的偏离付出的第一个代价。
其次，从社会方面看。科技进步在一定意义上说既带来了社会的发展，也带来了主体的发展。但由于社会发展价值向度的偏离，科技进步也带来了社会与主体关系的紧张乃至破裂。汤因比说：“在现代社会中，一方面由于社会规模的扩大，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生活结构和管理要求合理化这一总的倾向，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非个人化了。”⑥这就是说社会的巨大化和复杂化以及理性化，致使主体的个性泯灭，精神枯竭。社会“生活的机械化和非人化，这是科学技术思想发展的一个灾难性的副产品。”⑦技术社会把社会变成了一架庞大的机器，人只不过是这机器的仆人、零件，至多也不过是技术社会的高级材料。社会这架机器及其各机构都按照自身的逻辑运转着，人只得服从和听命于机器的“逻辑”，失去了生命的乐趣和个体的自由。有如雅斯贝尔斯所言：“个人消失在社会功能里。存在被客观了，因为个体性如果还明显体现出来，就违反了实证主义。个体意识被社会意识同化，以致在特殊情况下，个人不带任何自我的情调就得到了工作的乐趣。”⑧显而易见，在技术社会里社会以一种普遍化、理性化原则威胁着个体的自主性。社会环境的非人化是人类因社会发展价值向度的偏离付出的第二个代价。
再次，从人自身看。工业文明时代的显著特点之一，是人逐渐地无可弥补地失去他的本质。“人似乎正在被变成实现目的的手段，变成没有自己的目的和意义的东西。在这世界上他找不到任何满意之处。这世界没有提供能给他以价值和尊严的东西。在过去的生活需求和艰难困苦中，无疑是作为人存在的背景而一直保持着的东西现在正在消失。他的生活在扩展的同时，他似乎正牺牲着在其中他得以实现其自我的那个存在。”⑨社会的畸形发展使人也变得单调和畸形，变得精神恐惧和心理孤独。与此同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缺少亲情与爱意，变得功利化、经济化、冷漠化和疏离化、商品化、非人道化。正如南斯拉夫“实践派”哲学家米·马尔科维奇所说：“技术的文明进步创造了各种方法来克服人与人之间地区的和时间的距离，……但同时，强大的分离因素也在起着作用：殖民主义、种族主义、意识形态论战、宗教偏执妄、职业化，以及由于政治、法律、道德、科学、哲学、艺术等各种社会活动范围差异的扩大和孤立化而造成的过细分工。其后果就是使人与人之间过分隔离，互不往来，互不理解和偏执，社会组织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弱”。 ⑩主体的精神牺牲以及主体间的关系的疏离化是人类因社会发展价值向度的偏离付出的最大代价。
二、社会发展价值向度偏离之批判
工业文明时代，社会发展价值向度之偏离如此严重，以致一切敏感的思想家几乎都提出了十分严肃的批判。雅斯贝尔斯说：“一个多世纪以来，关于人类处境的问题已经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了。各代人都依据他们自己的观点，努力去解决这些问题。但在过去的那些日子里，只有少数人对我们的精神世界所面临的危险产生过忧虑。而现在，自从世界大战以来，这种危险的严重性对每个人都变得显而易见了。”(11)显然，谁对社会发展价值向度之偏离熟视无睹，就是对人类面临的全球性危机甚至毁灭的极大危险性与可能性熟视无睹。
生态伦理学、生态哲学、环境伦理学等着力于从科技进步引起的生态环境的破坏危及着人类自身的生存这一维度，批评了传统的社会发展模式、科学中心主义思潮。它们要求把伦理学正当行为的概念扩大到非人的自然客体，把人的道德关怀给予包括自然界在内的所有生命，把道德权利的概念扩大到整个生态系统，赋予自然客体以道德主体的地位。重新确立生态价值观，寻求建立人与自然的健康关系，变对自然的科学主义态度为审美文化态度。对西方传统的自然生态观和古典伦理学提出挑战。池田大作就批评过现代文明以对立关系来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而不是以敬畏的心情来看待自己的环境，缺少健全的精神状态。他认为“有必要严肃考虑人类行为对自然运行、自然界的协调所产生的影响，严格限制那些哪怕很微小的孕育着危险的行为”。(12)阿尔多·利奥波特(Aldo Lepold)提出“大地伦理”(the land ethic)思想，认为大地（土壤、水源、动植物）都和人类一样是生态共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人类有责任和义务对大地表现出应有的热爱与崇敬。生态女权主义(Ecological feminism)反对人对自然的统治因袭男人对女人的统治模式，呼吁人类倾听大自然的声音，在关怀、信任、友谊等价值观指导下重建人与自然的新关系。
法兰克福学派等则着力于从科技革命引出的社会问题危及人类自身的命运这一维度，批评了技术社会的病态发展和工业文明的技术异化。马尔库塞的工业社会批判理论把科技发展当成西方“病态社会”的病根。法兰克福学派认为技术已成为发达工业社会新的统治形式，技术与理性结合而成的工具理性已渗透到社会的总体结构，成为发达工业社会统治的基础，技术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尺，成为一种新的极权主义者，成为一种新宗教。《单向度的人》认为，技术进步造就了一个富裕的社会，创造了一个使得人对自然的统治与社会对人的奴役并行不悖的世界。人成为了技术社会、物质资料的生产与消费的奴隶，人陷于全面的异化之中。由于技术实行对人的全面统治，一切社会关系都变成了单一的技术关系，社会协调、统一人的生产和消费，排斥一切对立与差异，结果人的批判意识、否定精神丧失殆尽，社会成为单面社会、思想成为单面思想、人成为单面人。哈贝马斯也批判了技术对人的奴役与统治，把生活的机械化、单调化、畸形化视为科技发展的灾难性副产品。法兰克福还认为，科学技术在西方社会执行着意识形态的职能而不是中立性的。技术作为工具或手段并不是政治上清白的，它创造出一个极权社会，为特定的历史规划所固有的目标服务；技术作为一种文化形式预先封闭了对社会的不满情绪，阻碍人类自由个性的发扬，为现存缺席的合理性进行辩护。哈贝马斯认为科技不仅是一种直接生产力，而且日益成为社会的意识形态，成为为统治合理性进行辩护的有效手段。技术本是人的自由创造，但如今却获得了自主性，成为外在于人的支配系统，反过来与人对抗，使人变成“没有思想，没有情感的机器”（费洛姆语）。
深感社会发展价值向度之偏离，20世纪世界哲学出现了一种强大的“回归生活世界”的潮流，形成了一种颇有影响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胡塞尔在反省欧洲文明的现实处境时断定，社会发展的价值危机来自“欧洲科学思想危机”，他认为是实证主义、科学主义遗忘了价值意义问题、扼杀了人文精神。他认为要用生命意识来拯救科学意识，把“自然科学”、“实证科学”“括起来”，让“人文科学”大放光彩。他晚年确信只有回归“生活世界”才有望找回价值和意义。海德格尔、列斐伏尔认为，由于技术成为我们时代的唯一“真实”的表象、成为普遍有效的统治工具和支配原理，现代日常生活世界走向了全面异化。他们批判技术社会扭曲人性、遗忘存在，强烈呼吁“拯救地球”，建设有创建性的“总体的人”、“丰富的人”。雅斯贝尔斯也曾责难日常生活缺少创造的欢乐与情趣，人成了机器的“部件”、传动机的“齿轮”。他说：“就日常生活而言，技术发展的结果是：生活必需品有了可靠供应，但我们从必需品中得到的乐趣却减少了，因为它们来到我们手中是理所当然的，不具有从积极获得它们的感受中所带来的乐趣。”(13)科技越精密，生活世界越枯竭、贫困、平庸化、世俗化。
从总体上看，西方学者在对社会发展价值向度的偏离的“技术批判”中，走向了三种立场。悲观主义立场认为，人类自打开新技术革命的潘多拉魔盒以来，便不断陷入困境和危机，认为人类社会将要崩溃，世界末日就要来到。著名未来学家贝切伊断定核技术的“进步”就是“人类末日的序曲”。法兰克福学派悲观地认为技术进步并不能创造出一个完善的世界，罗马俱乐部在《增长的根限》中倡导技术悲观主义，主张实行经济的“零增长”，视科学如仇敌，呼吁停止科学的进步。新马尔萨斯主义的“生态学悲观主义学派”认为，人类前景暗淡，人类永远也不会摆脱灾难的阴影。里夫金和霍华德悲伤地说：“我们的世界正在经历一场作茧自缚的痛苦。极目世望，世界的熵已增大到惊人的程度。在日趋复杂的混乱中，我们挣扎着保全自己”。(14)持悲观主义立场者大多对克服社会发展价值向度之偏离缺乏信心，对科学进步缺乏好感，对人类社会前景缺乏信念。
乐观主义立场认为，科学进步造成的社会发展价值向度之偏离可以通过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来解决。乐观主义代表卡恩在“大过渡”理论中指出，现代技术和经济发展的潜力还刚露头，困扰人类的问题将会通过科学的发展加以解决。西蒙在《最后的资源》中认为，人类资源没有尽头，生态恶化是暂时的，科技潜力无穷，人类前景无限美好。尽管未来社会危险依旧会有，但成功总是可能的，人类并没有“山穷水尽”。托夫勒说：“世界并没有面临末日，人类的历史刚刚开始。世界是混乱骚扰底下，蕴藏着惊人的希望和前景”。(15)持乐观主义者大多对克服社会发展价值向度的偏离充满信心，对科学技术无比崇敬和信任。
中间主义立场认为，科学技术是中性的，可能起积极作用，也可能起消极作用，这都不取决于科技自身。维纳说过：“新工业革命是一把双刃刀，它可以用来为人类造福，但是，仅当人类生存的时间足够长时，我们才有可能进入这个为人类造福的时期。新工业革命也可以毁灭人类，如果我们不去理智地利用它，它就有可能很快地发展到这个地步”。(16)这就表明：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包含了两种可能性，它既可能为人的释放和进步创造前提，也可能为人的奴役和压抑创造前提。关键在于人类能否合理地对待科学技术。如果人类能够合理运用科学技术，人类就会迎来乐观主义立场所向往的美好未来；如果人类不能够合理地运用科学技术，人类就会遭遇悲观主义立场所预料的世界末日。
三、社会发展价值向度之归正
西方学者对社会发展价值向度之偏离的批判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但从根本上说，他们仅仅着眼于技术批判（且不说这种批判的真理性如何）是完全不可能彻底归正社会发展的价值向度的。归正社会发展价值向度至少需要考察三个维面。
其一，技术维面。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本是一体的，但在人类文明史上却被片面的孤立地加以发展，结果导致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二元分裂：科学精神重事实判断，人文精神重价值判断；科学精神重普遍客观性，人文精神重个体独立性；科学精神重实证性、实用性，人文精神重非确定性、非功利性；科学精神重以知识为特征的理性文化，人文精神重以感悟为特征的诗性文化。鉴于科学精神对社会发展的负面效应，西方学者普遍夸大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矛盾对抗性，主张以人文精神否定科学精神，以图归正社会发展的价值向度。我们认为科学精神固然有别于人文精神，但从根本上看它们是相通的，均属人类精神的有机整体，不可用一方否定另一方。正确的态度不是否定科学精神，而是张扬科学精神的同时重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有机联系，结束科学精神、人文精神的二元分裂局面。SIS运动先驱C·P·斯诺在1959年关于“两种文化”的著名演讲中就曾指出，科学、人文两种文化精神的长期对抗致使西方人丧失了整体的文化精神，产生了普遍敌视科学、理性的情绪。他强烈呼吁加强这两种文化的沟通与交流。技术社会时代，呼唤着科学文化接纳人文因素，也呼唤人文文化接纳科学精神。美国著名学者萨顿就主张建立科学人文主义或新人文主义，使科学“人性化”。以库恩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学派认为科学本质上是一种人文事业。马克思早就说过：“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象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17)自然科学与人的科学成为“一门科学”的过程，就是科学与人的科学成为“一门科学”的过程，就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一体化的过程。社会发展价值向度的偏离之突出表现是缺乏人文关切，因此归正社会发展价值向度，弘扬人文精神就显得格外重要。但绝不能抛弃科学精神，因为人类要摆脱种种束缚，获得自由个性，一刻也不能缺少科学。马克思、恩格斯都十分重视科技的“伟力”和“革命力量”。我们反对科学主义、科学中心主义，但不反对科学技术。
其二，发展维面。归正社会发展价值向度，必须超越传统的理性主义发展模式和经典的社会进化模式。因为正是这样的模式使社会发展步入物质主义、享乐主义的误区，导致对人文精神的扭曲、主体价值的遗忘。正是这样的模式使“历史的文明和文化脱离了它们的根，沉浸在技术经济的世界中，沉浸在空洞的理智活动中”。(18)也正是这种模式使“人的本性还原为普遍的人性，还原到作为功能性肉体存在的生命力，还原到琐碎的恣情享乐上。劳动和乐趣的分离剥夺了生活的可能的严肃性；公事变成了纯粹的消遣，私事变成了激奋和疲劳的交替以及对连绵不断的很快被人淡忘的新颖性的贪婪。”(19)社会发展不能没有物质丰富性的占有，但又不能只有物质丰富性的占有。马克思说过：“对于不希望把自己当愚民看待的无产阶级说来，勇敢、自尊、自豪感和独立性比面包还重要”。(20)社会发展是综合的、多指标的概念。社会健康发展并不能仅靠经济的单一发展来保证，而有赖于各方面的相互支持和协调配合。社会发展不能简单地和物质（经济）的发展划等号。恩格斯晚年强调社会发展应该包括“物”的生产和“人”的生产两个方面。就社会发展来说，“人”的生产更根本，“物”的生产归根到底也是为了人的。可是工业文明时代，刚好遗忘的是“人”的生产，忽略的是人文精神的培养，信仰的只是GNP（国民总产值）。对此，池田大作指出：“经济的极大发展，已经使人类社会的整个体系在全球范围逐渐崩溃着。只要放任这种经济的孤立发展，就会导致人类在地球上丧失生存权利。我们必须立即改变优先发展经济的想法，站在经济从属文化、教育的立场上，始终不懈地建立富有人性的文化社会而倾注全力。在这种高度发展的文化社会，经济也就会为提高人的思想，为发人的创造性，而起到基础或润滑剂的作用”。(21)对人的终极关怀是物质的富有不能完成的，我们必须真切地关注社会发展的人文性、价值性，加强对社会发展的道德关怀和人文思考，确立和维护个体在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提高社会发展的文化含量和人文品格以及质量，重新确定社会发展的内涵。
其三，制度维面。归正社会发展价值向度，西方学者往往从“技术批判”走向了“道德的义愤”，从而回避了对技术背后的社会制度的批判。技术本身不具有自主性、自律性。“说技术具有一种独立的、对人常常是有害的势力，这种哲学我们认为是用人的欲望来解释技术，是对责任的逃避。”(22)技术是中性的。只有不合理的制度，没有不合理的技术。造成社会发展价值向度偏离的，与其说是技术，不如说是技术背后的社会建制。是资本主义制度逼迫“科学通过机器的构造驱使那些没有生命的机器肢体有目的地作为自动机来运转。这种科学并不存在于工人的意识中，而是作为异己的力量，通过机器对工人发生作用。”(23)显然，归正社会发展价值向度，仅仅批判技术异化，“发泄高尚的义愤”（恩格斯语）是无济于事的，必须进行制度批判，从根本上否定私有制社会，建立共产主义。因为只有共产主义才为人与自然、社会、人自身的协调一致创造了前提，才为个体全面自由和谐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才为社会发展系统的最佳功能耦合建立了保证。只有超越不合理的社会建制，才能根本上超越社会发展价值向度的偏离和社会发展创造的物质财富的奴役，才能增强社会发展的主体性效应，遏制住主体性效应和非主体性效应的严重冲突，从而归正社会发展的价值向度。对此，马克思在19世纪就充满信心。马克思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以突出形式在肯定意义上摘录了这样的一段话：“人类智慧在自己的创造物面前感到迷惘和不知所措了。然而，总有一天，人类的理智一定会强健到能够支配财富，……单纯追求财富不是人类最终的命运，…社会的瓦解，即将成为以财富为唯一的最终目的那个历程的终结，因为这一历程包含着自我消灭的因素，……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形式上的复活”。（着重号为马克思所加）
注释：
①赫·卡恩、A·J·维纳《2000年。关于以后三十年的推测纲要》第341页，1967年纽约版。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89-290页。
③⑧⑨《现时代的人》，第89页、第11页、第36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
④《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47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4页。
⑥《展望二十一世纪》，第420页
⑦《爱因斯坦谈人生》，第72页
⑩《关于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问题的论争》（译文集），第179-180页，三联书店1981年版
(11)《现时代的人》“序言”，第1页
(12)《展望二十一世纪》，第37页。
(13)《现时代的人》，第10页。
(14)《熵：一种新的世界观》，第18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15)《第三次浪潮》，第3页，三联书店1984年版。
(16)《人有人的用处》，第131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8页。
(18)(19)《现时代的人》，第37页、第11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18页。
(21)《展望二十一世纪》，第112页。
(22)萨克塞《生态哲学》，第36页，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2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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