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事人可以变更和解除出版合同——兼析L诉T出版社出版合同纠纷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合同论文,纠纷案论文,出版社出版论文,当事人论文,兼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实践中，部分作者和出版社对签订出版合同很重视，但不重视合同的变更和解除，也不明白出版合同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变更和解除。本文以案说法，阐释出版合同的变更和解除。
【案情介绍】
2002年7月，L与T出版社就出版《爱马人手册》签订了《图书出版合同》。L持有的合同显示，其可以7折购买该书2000本；T出版社持有的合同显示，L应以8折购买该书，但其中的“8”字存在明显的由“7”修改而来的痕迹。同年8月，该书出版，定价58元。L两次向T出版社支付预付款共计9.28万元，并于同年8月21日从T出版社取走该书2000本。
同年10月，L诉称，按照7折购买图书2000册的价款应为8.12万元，但其支付了9.28万元， T出版社应退还1.16万元，请求判令T出版社返还此款项并解除合同。L提起诉讼后，T出版社的工作人员C与L进行了电话联系，在未经L许可的情况下对通话过程作了录音。在录音中，C问L：“L老师，咱们不是说好7折改成8折的吗？” L回答：“对”；C还提到其他问题，L没有明确回答。T出版社辩称，L对按照8折购书已经认可，故其并未违约。
L表示电话录音反映的时间、地点是真实的，但内容不真实，有删减，且T出版社以私自录音的方式取得该电话录音不符合法律规定，但L未能说明T出版社对该录音的何处进行了删减。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定，原被告已经就“合同约定的折扣比例变更为80%”协商一致，构成对合同条款的变更，且合同已经实际履行，亦不支持L解除合同的请求①。
L提出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②。
【以案说法】
合同是市场经济的产物，被称为市场经济的“法锁”。合同纯属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结果，只要约定的条款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都受法律保护；即使约定的某一条款无效，也不影响其他条款的效力。合同一经签订，当事人就应当信约，但合同也可以变更和解除。出版合同作为合同的一种，变更和解除适用（合同法）中关于合同变更和解除的规定。
一、出版合同变更的条件
我国合同法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当事人对合同变更的内容约定不明的，推定为未变更，只有已经成立的合同或者已经生效的合同才存在变更的问题。当事人同意变更合同，应当适用要约和承诺的法律规定。当然，合同法还规定了合同的法定变更（单方变更），但只存在于法律明文规定的合同中，出版合同的当事人部不享有法定变更权。
出版合同中约定的内容，例如出版物名称、出版日期、稿酬支付、违约责任以及其他条款都可以通过当事人双方合意而变更。变更时，一方提出要求，此要求一般可以被视为合同法意义上的要约，另一方接受此要约的意思表示则被视为合同法意义上的承诺。承诺生效时出版合同变更。必须指出的是，合同的形式不仅仅限于书面形式，口头以及其他形式亦可。变更出版合同的约定也不仅仅限于书面形式，合同一方当事人能证明对方当事人同意了出版合同的变更事项，则变更事项合法有效。
在上述案例中，L认为：T出版社提交的电话录音获取手段不合法、存在疑点，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双方并未就购书折扣由7折变更为8折的合同条款达成过一致。但L的主张不能成立。事实上，《爱马人手册》2002年8月出版，L于2002年7月和8月两次向T出版社支付预付款9.28万元，并于8月21日从T出版社取走《爱马人手册》2000本，这些事实足以说明L在2002年8月 21日已经看到了《爱马人手册》一书，并知道该书的定价为58元；L两次向T出版社支付了购书款共计9.28万元，该书单价58元，2000册的购书款以8折计算正是9.28万元，这从另外一个角度也说明了L当时是按照8折支付的购书款。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一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提出的下列证据，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但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其证明力：（三）有其他证据佐证并以合法手段取得的、无疑点的视听资料或者与视听资料核对无误的复制件。”C录制其与L的通话过程的目的在于取证，而不是侵犯L的合法权益，也并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因此，虽然C在录音时未征得L的许可，但不能以此认定该电话录音是通过非法手段获得的，故C以偷录的方式取得的电话录音可以作为证据。而L认可该电话录音录制的是其与C的通话，且未说明电话录音何处被删改，故其对该录音所提异议不能成立，而该录音的内容可以反映出L已经就购书折扣变更为8折与T出版社达成了一致。由此应当认定关于折扣比例的合同条款已经作了变更。
二、出版合同解除的情形
合同解除是指合同有效成立后，当事人通过协议或一方行使约定或法定解除权的方式，使当事人设定的权利与义务关系终止的行为。合同可以在双方协商一致的情况下解除，即合意解除，也就是“以第二个合同解除第一个合同”，合意解除是双方解除；合同也可以在符合法定条件的情况下解除（又分为法定事由解除和法定任意解除），法定解除是单方解除。
出版合同的双方，可以合意解除合同。如果出版合同约定了出现一定的事由后，一方或双方有解除合同的权利，则在约定的事由出现后，合同当事人可以行使解除权。
《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了法定事由解除 （必须有法定事由出现，当事人才享有单方解除权）的情形：1.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不可抗力）；2.在履行期限届满以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将不履行主要债务（预期违约）；3.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间内仍未履行（迟延履行）；4.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根本违约）；5.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合同的法定事由解除是合同解除的重中之重，合同的法定事由解除是法律赋予一方当事人解除合同的权利，是一种单方解除合同的行为。出版合同也存在法定事由解除的情况，例如，在约定的出版日期到来之前，出版社明确表示不出版该书，作者可以出版社预期违约为由解除出版合同；出版社未按约定出版图书，经作者催告后在合理期间内仍不出版的，作者可以单方面解除出版合同；合同当事人有根本违约的情况出现时，例如出版社出版的图书质量不合格，构成根本违约，作者可以不经催告，直接通知出版社解除合同。
出版合同的法定事由解除，须有解除权的一方通知另一方解除合同，通知到达对方时，发生合同解除的效力。对方可以请求法院或仲裁机构确认解除的效力。也有作者或出版社不通知对方解除合同，直接起诉到法院，请求解除合同，若符合合同解除的条件，法院会支持。
法定任意解除是指对于特定合同，无须特定事由，一方或双方即有解除权。法定任意解除权只存在于法律明文规定的合同中。对于出版合同的当事人，都不享有法定任意解除权。
上述案例中，T出版社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出版了L交付的书稿，双方主要合同义务已经实际履行。虽然T出版社有其他的违约行为，但L因此遭受的损失可以通过法院判决得到相应的补救，故L和T出版社签订《图书出版合同》的主要合同目的均能得以实现。而双方签订的合同中并无就此情况约定解约的条款，且T出版社也不同意解除合同，L关于解除合同未履行部分的请求，不符合法定解除条件，所以法院没有支持L关于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
三、出版合同变更和解除的法律效力
出版合同经过变更后，除了另有约定的以外，原则上对将来发生效力，不影响未变更合同条款的效力。所以，出版合同当事人应当按照变更后的合同条款履行。如果由于出版合同的变更给另一方当事人造成了损失，双方可以约定损失的赔偿办法，在没有约定的情况下，合同变更的受益方应当向受损方补偿。
与出版合同的变更一样，出版合同解除后，不影响当事人要求赔偿损失的权利，亦不影响当事人要求支付违约金的权利，但合同解除不能与实际履行的补救措施并用。解除后的出版合同，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的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
注释：
①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2)一中民初字第8456号民事判决书，引用时有删节
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03)高民终字第714号民事判决书，引用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