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化激进主义生成谱系探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激进主义论文,谱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0)06-0129-08
一、中国化的激进主义：可能及如何可能？
近年来，学界对以戊戌变法和五四运动尤其是“新文化者”之激进思想路径与以之相对的保守主义的反省和检讨几度成为热点①。就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关系而言，当下如果我们还进行各有千秋、互为补充的评价无疑是在涛声依旧中“重复昨天的故事”。这里，笔者关心的乃是：中国近代以来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有没有自己的谱系？它们为什么只是“重叠”而非“共识”②？值得说明的是，这些问题不是无中生有，而是针对前些年关于激进与保守的讨论过程中所生的节外之“枝”。应该说，在20世纪90年代形成高潮的“激进与保守之争”虽然没有能够化解诸多歧义带来的张力，甚至还使得原本未见紧张的命题更显张力，但这正如钱永祥所说的“歧路不必是穷途”③。的确，同仁们的论争在一定范围内和在一定程度上明晰了长期以来纠结不清的问题。就90年代以来争论的问题而言，学术界在激进与保守孰占上风、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谁不能与“自由”共存、“五四”与“文革”可否相提并论、“革命”要不要“告别”、文化与政治层次的不同分野和交叉、改革应该走何种路径、是“超越五四”还是“回归五四”等问题上虽然没有达成一致，但却为介绍西学背景下保守主义的内涵以及厘清大陆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来龙去脉做了必要的爬梳，也为此后这一命题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④。不过，在这些争论背后，应该说还有更为深层的问题需要得到进一步的解决：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在中国有没有自己的体系？如果说这是近代以来亟待延伸的学术空白，那么对于中国化的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生成谱系的探寻就是极具现实意义的学术选择。
众所周知，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是一对“孪生”姊妹。事实上，直到1790年保守主义思潮的奠基人柏克发表“法国革命感想”之前，尽管激进主义已经兴风作浪，但它还是没有为世人上升到理性的高度，激进主义真正得到学理阐释还应当从《法国革命感想录》开始⑤。正是因为激进的法国大革命形成了自己的一套不断革命的谱系，才有了接踵而来的系统维护已有社会秩序和自由传统的保守主义思想。正如“‘保守主义’的出现归因于法国大革命”，反观激进主义的检讨也同样归因于保守主义的刺激。两者在对立和紧张中不断维护和完善着自己，从而在“进行时”中完成了对“过去时”的梳理和对“将来时”的预设。塞西尔在打捞保守主义的渊源和过程中赞誉柏克的大师地位说：“柏克成为阐明‘保守主义’的第一个、也许是最伟大的大师，他以非凡的修辞倾泻出对革命信仰的不满，赋予‘保守主义’运动以哲学的尊严和宗教十字军的热情。”[1](P24-25)不过，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现象是，不但在中国，就是在西方，有关保守主义的专门论著已层出不穷，但对“相对出”、“比中见”的激进主义的专论却寥寥无几。偶有所见也只是在“激进”的名头下加上其他的中心词，很难有像对待“保守主义”那样的学理论说。鉴于这种情形，在中国大陆，对激进主义能否成为一种体系倍加怀疑，而且论及保守主义也认为中国只是皮毛，缺少西方那样的代言人和流派。笔者以为，这多少与保守主义的政党及其政府“立足之地”有关，而激进主义的“外化”形式转瞬即逝与其或多有负面或寄托未来（乌托邦）有关，以至于为保守主义“辩护者”甚多，而为激进主义“说项者”甚少⑥。但是有一点不必遮掩，笔者坚信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不但在西方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谱系，而且认定在中国经过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本土化后，这样一个文明古国的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典型、具体，进一步说，无论是意义资源还是经验模式都来得厚实、直观。对此，从“甲寅派”跳槽到“新青年派”的李大钊在过渡时期曾经道出了激进与保守之“必要的紧张”之关系：“群演之道”在于“一方固其秩序，一方促其进步”。所谓的“进步”与“秩序”，乃“急进与保守是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李大钊还以鸟之两翼、车之两轮比喻二者的不可或缺并借题发挥说，人类文明发展的原则是“即此基于执性之二种世界观、不可相竞以图征服或灭尽其他。盖二者均属必要、同为永存。其竞立对抗乃为并驾齐驱以保世界之进步也”。从他把“青年”与“老人”作为象征意向的譬喻中我们就能感悟到其对传统与现代性的辩证体认，只是后来的同仁无以自持[2]。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近代以降的思想史为两个阵营的对话提供了足够宽阔的舞台。由于对激进主义的研究相对缺乏，本文着重探寻中国本土激进主义成名成家的知识秉承。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不仅注意展示从晚清“维新派”到“五四”革命派在“激进”上的传承，也注意揭示异域传媒所营造的激进氛围对于中国激进主义的推动。
二、世纪之交：本土激进主义思想的“接力”
如果爬梳中国本土激进主义的生成，从戊戌以来政治层面的激进出发，就能找到历史深处的斑斑点点。历史深处的吊诡还在于，当戊戌变法时期的康、梁、谭、严以激进主义的面相出现在清廷这个老大帝国的执掌者面前时，他们这一代“维新”、“变法”的激进者又很快被接踵而来的辛亥革命之隆隆炮声消解为“自闭”、“落伍”的保守派。辛亥以来的数次革命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全面或说一体化的激进埋下了伏笔。“新青年派”的自成一体无疑是在此前文化和政治双重激进主义的相互激荡下凝成的画面。
我们从晚清“维新派”激进代表人物谭嗣同谈起，期冀为激进主义的思想演进描绘出一条清晰的线索。张灏在将谭嗣同列为近代启蒙思想家之典型个案时，重点分析了这一思想先驱“我自横刀向天笑”的勇气来源和精神动力。作者以《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为书名，也是和李泽厚将谭嗣同视为近代激进主义鼻祖之结论不谋而合⑦。谭嗣同的激进苗头不但是立于“言”，还在其力于“行”。打开谭氏的代表作《仁学》，一股诗意满怀、浪漫漫天的气息扑面而来。“冲决网罗”乃是他话语中迸发出的时代最强音。在“自叙”中他清晰记得自己年少时怀揣“墨子摩顶放踵之志”寻求挣脱“遭纲伦之厄”的豪情壮志：“网罗重重，与虚空而无极。初当冲决利禄之网罗，次冲决俗学若考据若词章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学之网罗，次冲决君主之网罗，次冲决伦常之网罗，次冲决天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教之网罗，终将冲决佛法之网罗。然其能冲决，亦自无网罗。真无网罗，乃可言冲决。故冲决网罗者，即是未尝冲决网罗。循环无端，道通为一。凡诵吾书，皆可于斯二语领之矣。”[3](P290)谭氏围绕“仁”字开始的“托古”革命之所以“可圈可点”，关键在于他“力抗群言”、“独标异见”的思想超度[4]。如他的一切“利人”思想正是他“铁肩担道义”的思想基础；他那“网罗重重，与虚空而无极”的思想透露出“事事有矛盾，时时有矛盾”的倾向；“首冲”与“次冲”的秩序则暴露出他强烈的佛教信仰色彩；无所谓“冲决”与有所谓“冲决”则是他思想严重吊诡的裸露；“循环无端，道通为一”既是他进行激进改良的理论依据，同时也是他一元论意识的渊薮。正是康、梁、谭、严“托古改制”的“仁者必有勇”的大义使得“百日维新”的失败成为后来者居上的精神源头。激进领袖毛泽东对自己导引的革命者壮志凌云之精神的概括可以说是整个20世纪革命中国的写照：“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他们又继续战斗了。”⑧前赴后继、不断激化、持续革命，构成了文化史和政治史的历史真实。从激进的“改良”到急进的“革命”，无论是文化上的“托古改制”思想之“托”还是政治上寻求“朕位”权威之“依”，19世纪末的“戊戌”都显得自惭形秽，代之而起、唤起群情的表演随着20世纪的到来，让时人和后人都感受到了“大风起兮云飞扬”浪漫情感的迸发、民族情绪的昂扬、革命斗志的蔓延。由“心力”作支撑、以“超越”为情怀、以道德“理想主义精神”为指归，谭嗣同们的“烈士精神”唤起了百万群情[5](P90)。在中华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的同时，“辛亥”的“山雨”已经吹满楼堂馆舍。
如果说梁启超的重整旗鼓有东山再起之韵，那么他的《清议报》以及后来的《时务报》则已经是曾经沧海之后的冷思考。笔端蘸满情感的议论在“大风”之时代风雨的冲刷下走向“低调”。章太炎等一批“学问家”斜跨着“革命家”的枪支弹药闪亮登场。在这种时代氛围下，尽管梁启超、严复等怀揣着启蒙遗风“开智”、“原国”、“新民”、“论教育”，但是荷枪实弹的“革命”檄文一枝独秀。撇开“行”之有效的“苏报案”、“暗杀团”的悲壮、惨烈，单以“言”之凿凿之笔名的抢眼就让人为之一振，比起梁启超“中国之新民”、“饮冰”、“饮冰室主人”之恬静，严复之“瘉壄堂”的稳重，康有为“明夷”的低调。朝气蓬勃的雨后春笋之上流布的笔名一再彰显其剑拔弩张之气，如《浙江潮》的“余一”、“大我”突出的是个人的自大；《江苏》上的“汉驹”、“辕孙”，《苏报》上的“汉种之中一汉种”、《二十世纪之支那》上的“卫种”则是排满仇清民族情绪的披露。标新立异的笔名还有《国民日报》上的“无畏”、《中国白话报》上的“激烈派第一人”、“白话道人”等如雷贯耳的字号[6]（第1卷）。在这些“大名鼎鼎”的字号下面，一系列充血的文字昂扬上阵。在“大珠小珠”之音符错落有致地抛洒之际，新旧决裂、由缓入急的音符也在亢奋的高调中狂飙。《新湖南》以“湖南人之湖南人”之飙高的杨笃生首先亮出自己的底牌，那就是把湖南人敢为天下先的“造桥精神”引爆，自譬“湖南人之湖南人”的言外之意也就是以湖南人固有的“赤血”、“热肠”做一铁血男儿。他从地域文化视角如此激动汉种之种姓：“以不知谁何之人与不知谁何之颜色，取吾湖南之地图而一染焉，再染焉，三四染焉，何如以湖南人之血，染我湖南之地，为庄严而美丽乎？进而上之，以我湖南人之血，染我中国之地，是以中国染中国也。四万万人之血，尚足以没胡人之顶，请自吾湖南始，吾四万万之血，尚足以熏白人之脑，请自吾湖南始。”[6]（第1卷，P620）这个“染”是盗火者的心声，也是点燃之“燃”，这位湖南籍作者的情怀就是要以血染的风采红遍中国。这样的声音在另一位温文尔雅的湖南青年那里也得到了印证：“居今日我国而言教育普及，惟在导之脱奴隶就国民。脱奴隶就国民如何？曰革命。”[6]（第1卷，P694）这位以“爱读《革命军》者”为笔名的学子正是后来在日本创办著名政论杂志的章士钊。《革命军》为流血东瀛的舆论家邹容所著。1903年，邹容以“革命军中马前卒”自喻写就“绪论”、“革命之原因”、“革命之教育”、“革命必剖清人种”、“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革命独立之大义”、“结论”获得广泛的响应。在舆论界，可以说是“应者云集”。尤其是其“结论”，确有振聋发聩之效：“我皇汉民族四万万男女同胞，老年、晚年、中年、壮年、少年、幼年，其革命！其以此革命为人人应有之义务！其以此革命为日日不缺之饮食！”[6]（第1卷，P676）在这里，如果说后来的《新青年》主将只是将骰子押在了“新青年”上，那么此前的邹容正在以更为广阔的视野将“革命军”的主体扩容；同样是在这里，“革命”不但是获得“独立”和“自由”的手段，而且也是“日日不缺”的目的。正是在这样的革命“定论”刺激下，章士钊才冲动地表示了对革命的仰慕和追随。“革命”之音以泛化的形势长驱直入，北京大学（堂）的“革命”潜流也蠢蠢欲动，博得一片喝彩⑨。在“革命”潮流风起云涌之际，凡对“革命”唱反调者，大有不得人心之险。无论是康有为还是梁启超，他们在戊戌时期获得的名头也无法阻碍“更爱真理”的理想诉求：“不可以言革命”乃是引起公愤的话语，谁“驳议”革命，谁将激起一片声讨和反驳⑩。
在革命的舆论下，革命的激情和意识疯长，而且渐渐冲刷成一种史无前例的思维和逻辑。相对于“光荣革命”，流血、动荡成为暴力革命的家常便饭。我们看到，在辛亥革命席卷神州之前，《新民丛报》和《民报》的争论已经将革命必要性的调门提到了嗓子眼。一种彻底的、完全的、整体的一网打尽的逻辑在舆论中蔓延。在这些革命舆论家笔下，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在滋生。天不怕、地不怕的革命精神在传播，将“天意”移植于“人意”，于是有了从“人定胜天”到更为大胆的设定：“人定代天”[6]（第1卷，P716-P717）。以“人道”代替“天道”，于是《革天》便有了前无古人且后无来者的决绝舆论：“由是而谈，则崇尚不可知之天道，而沮败当前即是之人道，天何言哉，则言天者不得辞其咎也。中国数千年之坐误于此者多矣。今者公理大明，人智增进，将冲决无量之网罗，大索同胞之幸福，而仍遮蔽于此，岂可训欤！甚矣，天之不可以不革也。”[6]（第1卷，P718）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个人本位主义，在某种意义上也正是“五四”时期个人本位主义的前奏。“天”，不单是一个名词，它乃是一个笼罩于（个）人之上的一顶牢笼之冠。激进的舆论家以无所畏惧的姿态号召国人：天演论不适合于人群。言下之意，谋事在人，成事也在人。然而“成事在天”、“黄天不负有心人”、“各人头上有青天”的话语恰恰遮蔽了人性的光辉，“馁尽无量英雄之气”。世纪初年秘密社会特征下的暗杀团、敢死队纷纷崛起，既是极端个人主义思想作祟，也是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感染。同样是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五四”20世纪前20年的“革命”是一种民族民主的激进，毋宁说它们的一系列行为都是在践行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理念，这些都构成了后来《新青年》诞生的时代与思想背景。
三、东京与巴黎：异域传媒对本土资源的激活
中国式激进主义的发展，既是本土激进思想“步步升级”的结果，同时也受到了异域传媒所营造的激进氛围的影响。在救国图存的压力下，各种各样的思潮、主义被先驱们反复操练。那时社会主义的声音也频频出现，但在很大程度上既不占主流，又与无政府主义和个人主义纠结难辨，而且还有时时被淹没的可能。刘师培、何震夫妇1907年创办的《天义报》，大有替天行道的味道。他们打着“社会主义讲习所”的旗号宣传无政府主义，而且认为后者更为时髦，也最有价值。讲习所第一次开会留下的记录就十分具有说服力地告诉我们：“吾辈不欲以社会主义为止境”，“惟无政府以后，必行共产，共产以后，必行均力”，“此吾辈所由以无政府为目的也”[6]（第2卷，P946）。刘师培针对的是“伤人道之和”、“失人道之平”的罪恶政府和社会，他倡导的大同之“天道”在他看来才是“适于人性”、“合于人道”的“世界进化之公理”[6]（第2卷，P911）。也正是在一个“普世”信念的支配下，他认定不惜一切代价都要唤起“社会革命大风潮”：“土地财产均可首位公有，岂非世界之一大创举耶！然公理日昌，则社会革命之实行，固可翘足而待矣。”[6]（第2卷，P907）不但自信，而且悠然，“翘着二郎腿”就可以看见革命的指日可待、席卷世界。
与日本的无政府主义者在观念上的激进相似，法国留学生的《新世纪》虽然在互助进化论的途径与《天义报》的直接行动之手段各有侧重，但从激进意义上讲，他们的大同理想并无二致(11)。晚《天义报》一岁的《新世纪》周刊诞生于激进主义的策源地巴黎，刊名的寓意和后来的《新青年》颇为相似，都是要和“过去”一刀两断。“新世纪”和“旧世纪”的革命不可同日而语。后来的《新青年》之“青年”与“老人”告别，“新青年”区别于之前的“老青年”。一个重要的信息还在这里：时代的车轮很快在“新青年”时代碾碎了《新世纪》的“革命之比较”。当年他们把“法兰西千七百八十九年之革命”和“近数年来”的“科学公理之发明”下的“革命风潮”作了深度比较，而到了“新青年”时代，尽管陈独秀将“法兰西人与近代文明”的关系说得天花乱坠，但他还是在百尺竿头上很快刷新了“新世纪”的比附[7]。“新世纪”的新旧革命很快就被湮没在“新青年”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之“庶民的胜利”的时代洪流中[8]。不过，必须看到，没有“新世纪之革命”的“前浪”，也就很难有“一九一七年豫想之革命”的“后浪”跟进[9]，以及“BOLSHEVISM的胜利”之“赤旗”的“凯歌”(12)。《新世纪》创刊号上首先昌明新旧革命的不同：“旧世纪之革命，乃一时一事之革命。”不言而喻，这一次是要用暴风雨进行更猛烈、更广泛、更通透的全方位洗礼。如果说“往昔之革命，一时表面之更革而已”，那么当下则是深层的、本质的“祖宗革命”。在他们看来：“旧世纪之革命，乃一时一事之革命，乃无进步之革命，乃图少数人权利之革命。若新世纪之革命则不然。凡不合于公里者皆革之，且革之不已，愈进愈归正当。故此乃刻刻进化之革命，乃图众人幸福之革命。”[6]（第2卷，P976）当心！这是越革命越人道、愈革命愈有理的雏形。一句“愈进愈归正当”已经把革命枭将“革命有理”的面目暴露无遗。举着“图众人幸福之革命”的标牌为“公理”代言，这也是20世纪革命一轮又一轮之循环往复、长驱直入的根本逻辑所在。“真”的《祖宗革命》言之谆谆：“今支那之青年，凡以科学公理为务者，想必赞助吾祖宗革命之意，且必实行之，其实行之法甚简易。”这是“真”的一种行事手段，言之“简易”，行之也艰。面对几千年积淀下来的传统心理定势和惯性，又岂是凭借一个空头支票“公理”可以了得？“平坟墓”、“勿以昔日待祖宗之法相待”，这些看来大逆不道的做法，又岂是凭借一个“科学”的护身符可以有效行之的？不过，激进到永远的“新世纪派”同仁们言之凿凿、信誓旦旦地承诺了。至于行之几何，甚至可能是一个传说，日前还是一个多世纪的传说，不是这里急于总结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最为“简易”的做法的确如其所言，他们不曾食言，那就是“于书报演说中发阐此种新理，破数千百之迷信”[6]（第2卷，P982-983）。“阐”是志业，“破”是期待，舆论上激进无疆的革命骁将们走了一条挖祖坟式的反传统主义路线。李石曾在《革命》与《进化与革命》等多篇文章中不厌其烦地对“革命”的意义、范畴和功能“传道授业解惑”，一副为人师表的导师姿态：“政治革命为权舆，社会革命为究竟。革命之名词来自西文，其字作Revolution。Re，犹言更也、重也。Volution，犹言进化也。故革命犹重进化也。地球行满一周而复始谓之Revolution，引伸之谊，则凡事更新皆为Revolution。”接下来还有更为到位的反复咏叹之“究竟”：“然则排皇遂足以尽革命耶？排皇不过政治革命，犹不足以尽革命。至社会革命始为完全之革命，即平尊卑也，均贫富也。一言以毕之，使大众享平等幸福，去一切不公之事。然社会革命必自倾覆强权始，倾覆强权必自倾覆皇帝始。故曰：政治革命为权舆，社会革命为究竟。”[6]（第2卷，P998-999）这里对“新世纪派”的激进思想之论述给予了不小的篇幅，原因很明显，毕竟这些论调是“大调”，是强音（符），它为新世纪的革命埋下激进无疆、革命到永远、不断折腾的伏笔，这成了新世纪一以贯之的主旋律。当年“新青年派”同仁就是因为不满足于辛亥革命的不够完全、彻底到位而将激进关口前移，以寻求和“新世纪派”对接。看看“真”的“进化与革命”之内涵就真相大白了。在“真”这里，进化的道理是一个永无止境、大进无疆的过程，更是一个整体跟进、不可偏废的事业：“进化之速力、强力之度数，不以过去者为权衡，而与同时者为比较。于物中若以猿与狗较，则猿似已尽善，不必复进矣。然天然则不然，以猿与狗较，于是有较善与较不善之猿之分焉。而后至于人，然人固未已其进化也，必仍时进日进，以至无穷。……总之，凡物凡事无尽善者。谓其不能尽善可也，谓其较后来者为不善亦可也，一言以蔽之曰‘无穷尽’进化之公例也。故知道者，有进则无止，无善而可常，此之谓进化。故进化之理为万变之原，而革命则保守之仇也。”[6]（第2卷，P1041-1042）作者把动物“猿”和“狗”加以比较，由此引发出三点值得注意的思想端倪：一是进化的加速度、强化态才是我们追求的革命，这也是人类文明演进的最高形式；二是完美主义的道德乌托邦情怀，这一失重的尽善尽美“时进日进”，颇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之念念不忘的“进进进”信念；三是首次将“保守”作为“革命”的“仇视面”对立起来，以一种非此即彼的逻辑统领了话语，不乏一网打尽的做派。进一步说，“真”将“文字进化与文字革命”与“支那近年政治社会思想之进化与革命”作为“进化与革命”的两个“表征”相提并论，从而将思想文化革命与政治社会思想革命同构并做捆绑式舆论发射。撇开“文字进化与文字革命”一层，作者把“支那近年政治社会思想之进化与革命”一层数十年来的思想流派划分为“十派”(13)。这“十派”又可归纳为“守旧派”、“半旧半新派”、“全新派”三个分属。问题是按照作者自成体系、刚愎跋扈的衡定标准，在“以科学真理为权衡，以社会公益为目的”的砝码下，20世纪以来的“国粹派”、“甲寅派”、“学衡派”就只能对位于前两派，而这些正是“革命”之对立面“保守”、“落伍”乃至反动的代名词。衡定一切的秤星既然已经钦定，那也就造成了日后激进和保守一直紧张并不断升级的一系列后果。
“新世纪”时代潜存的“革革革”基因与“新青年”时代的“进进进”构成了情同手足的自家兄弟(14)。在这些“革”字当头的舆论如同礼花满天飘落之际，“大风起兮云飞扬”的辛亥时代即将到来。辛亥时期接二连三的数次“直接行动”已经把戊戌时期及其后来追随者的“改良”理想刷新。当激进的“革命”把相对保守的“改良”打得落花流水，而辛亥革命的共和之梦又一次次被传统主义的引力吸落于染缸之底。新一轮的文化反思随着“民权之旁落”也就责无旁贷地“旁落”在了这样一代知识先驱肩上(15)。
四、“新青年派”：激进主义的白热化
在梳理了本土激进主义思想的演进脉络以及国际激进气氛的影响之后，《新青年》的诞生可谓水到渠成，或者可以说，正因有了之前的铺垫，《新青年》方才将激进主义带入白热化的高潮时段。“新青年派”同仁们接过了“新世纪派”以来的天平，他们不但以此为砝码衡量“洋务派”、“戊戌派”等等思想流派的斤两，而且还对自我曾经身体力行或耳濡目染的“三次革命”说三道四。在他们看来，辛亥革命的思想家和革命党人的缺憾还在于“革命”的不够全面以及“革命”的不够深入。对辛亥以来“革命”广泛性和彻底性的怀疑与批判，使得新文化运动以更为激进的面相呈现。一轮激进的舆论席卷之后，我们看到的是处于翻天覆地、一片汪洋之中的燃情岁月。可以这样说，以《新青年》为大本营的“新青年派”同仁在一网打尽的整体方略中充当了激进主义“集大成”的角色。他们把“革命”与“保守”对立起来，从而也就有了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泾渭分明的裁定。应该看到，《新世纪之革命》、《进化与革命》发出的舆论之声，无论是文字的还是文学的抑或是政治的，丝毫不亚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登高而呼者。只是，“新青年派”同仁把“星星之火”以舆论传播学特有的运作功能做了“可以燎原”的处理。在思想渊源上，这两个“新”派同属于近代中国激进主义观念链条上的不同环扣。
将“新世纪派”和“新青年派”在激进主义的链条上串联起来绝不是无中生有或说是空穴来风。当年在《新世纪》上以“燃料”和“燃”来点火的吴稚晖时隔不久转脸就成了《新青年》的元老级红人。1908年，吴稚晖就已经进入燃情岁月：“革命者，破坏也。以革命之思想普及于人人，而革命之效果自生。”作者要求的是“唤起人民之公德心”的舆论，是“以教育为革命”[6]（第2卷，P218）。这不但体现在政治革命的思想上，而且与《新青年》杂志上热衷的“世界语”和《新世纪》上吴稚晖辩护的“万国新语”如出一辙[6]（第2卷，P209）。为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新青年派”领军人物陈独秀何以在为《新青年》广而告之时拉大旗作虎皮，将“吴敬恒”（稚晖）奉为“当代名流”为自己的场子撑起门面来了④。《新世纪》激烈无疆的风头过后，《新青年》激进到永远的唱法便闪亮登场了。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新青年》的整体内容，那就是“新中国未来记”。正如杂志名称上的“新”字一样，整个杂志都充满了对于“新”的崇拜。“新道德”、“新社会”、“新文艺”、“新政治”、“新学术”，一切旧的东西经过洗礼都改头换面了。《新青年》主撰的誓言斩钉截铁：“自吾国言之，吾国人对此一九一六年尤应有特别之感情、绝伦之希望。盖吾人自有史以讫一九一五年，于政治、于社会、于道德、于学术所造之罪孽，所蒙之羞辱，虽倾江汉不可浣也。当此除旧布新之际，理应从头忏悔改过自新。一九一五年与一九一六年间，在历史上画一鸿沟之界。自开辟以讫一九一五年，皆以古代史目之。从前种种事，至一九一六年死。以后种种事，自一九一六年生。吾人首当以新其心血、以新人格、以新国家、以新社会、以新家庭、以新民族。必迨民族更新，吾人之愿始偿，吾人始有与皙族周旋之价值，吾人始有食息此大地一隅之资格。青年必怀此希望，始克称其为青年而非老年；青年而欲达此希望，必扑杀诸老年而自重其青年；且必自杀其一九一五年之青年而自重其一九一六年之青年。”[10]在“新青年”同仁那里，“扑杀”此前，采用超常规方式跨入的新时代不但开业大吉，而且完事大吉。
走进《新青年》，以个人主义哲学为依托的种种“主义”兼容并包，表现出了一种博大开放的世界主义情怀。不过，这个兼容并包并不是没有一定的标准，那就是要视其对激进之“刷新”有无实惠。“新”与“旧”不同，前者要扑杀后者、刷新后者，不继往而开来。这是“新”派的主流。然而如果细究《新青年》同仁的心理，也可以看出这种对于未来、对于一切“新”事物的推崇本身又是极为盲目的，甚至连当事人自己也对于理想的实现感到渺茫。虽然“新青年派”的未来设计较其前人稍有收敛，但归根结底还属于“无托派”（乌托邦）一系：没有等级、没有压迫、没有剥削是共同的，但是究竟怎么个自由、平等、博爱，还是缺乏程序的计划。鲁迅对未来的渺茫就颇能折射出当时同仁的真实心态。留学日本的鲁迅在进化论思想影响下，信仰未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但“未来”究竟是怎样一副模样，他却有着莫名的黯淡。坎坷的经历令他不再敢抱有什么希望，他自己就这般表白过：“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11](P455)失望至极，他在《希望》中引用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话说：“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这一气闷抑郁的心情不时流泻于他的作品中。在《呐喊》中，“明天”是怎样的情形，他却无从说起；在《故乡》里，“我们的后辈”“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的生活”，但“新的生活”仍旧是“我自己手制的偶像”，为此“我想到希望忽然害怕起来了”。在“新青年派”挽手并肩、风雨同舟的文化论战中，他们“都要向光明一方面走是相同的”[12](1~936)，但“光明”毕竟是不甚了了。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不和谐声音为此提供了一个反证。譬如“一点一滴的进化”、“这个那个的改造”、“一个一个具体问题”的“解决”以及“有计划的政治”等等同属于具有“问题意识”的现实情怀。这也是胡适在“五四”时期落得个激进者中的保守者、保守者中的激进者之两栖名份的原因。
《新青年》同仁所属意之“新”恰恰是守成者最看不惯、气不过的地方。因为在“新”字背后，撄动人心、搅乱秩序、“呼嚣杂遝”、“万众若狂”、“聚众罢学”的躁动之事纷至沓来[13]。问题的关键还在于，这个“新”是真的“新”吗？它与“旧”有何本质不同？即使有，又有谁能充当中介而判断？就此，《学衡》主笔吴宓质问道：“何者为新？何者为旧？此至难判定者也。”所谓“新”，无非是“层层改变递嬗而为新，未有无因而至者。故若不知旧物，则决不能言新”[14]。原来，“新派”只是根据自己主观的“实际”需要来采撷“西天的云彩”。而在“学衡派”看来，那些为新派着意推销的彩霞虽然“五光十色”、缤纷朵朵，但不过是西天的晚霞和残云，并不代表真正的人类文化进化之精髓。《学衡》上文化守成之议论，与《新青年》激进的“惟新主义”形成了有趣的对照。
《新青年》同仁的激进主义还表现在其为了未来的“大同”社会宁愿不惜一切代价而为之。他们认为这些代价的付出尽管沉重而且残酷，但又是必要的和值得的。他们在本原意义上也是不情愿阶级争斗的发生、社会乱作纷起的。他们认定“人类应该相爱互助，可能依互助而生存、而进化；不可依战争而生存，不能依战争而进化”。这个与“让太阳不西沉”相类的祈愿之哲学“基础就是协和、友谊、互助、博爱的精神”，就是把家族的精神推及于四海，推及于人类全体生活的精神。在同一个地球、同一个世界梦想下，大同的本真即是朋友遍天下、情感均匀化、一切互助化，但是理想的不现实、现实的不理想、罪恶的无处不在，“争夺”、“强掠”、“残杀”的血淋淋情形孰不可忍，于是在一个美好的大同蓝图、天堂似的王国频频招手之际，顺“世界潮流”一泻千里更是痛快淋漓。这就是“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历史内涵。在“新青年派”及其同仁那里，这个正义的“真理”基于对现实合理性、权威法理性的怀疑和非议上：鉴于目前社会的不合理、不平等、不自由，那就有起而抗争的必要，“不自由毋宁死”，哪怕是血流成河、哪怕是起了黑暗的战争也不推辞。李大钊在“有友谊是天堂”、“竞争”或说是“地狱”的两难心态下做了这样的辩证：“现在世界，黑暗到了极点。我们为继续人类的历史，当然要起一个大变化。这个大变化，就是诺亚以后的大洪水，把从前阶级竞争的世界洗得干干净净，洗出一个崭新光明的互助的世界来。这最后的阶级竞争，是阶级社会自灭的途辙，必须经过的，必不能避免的。”不难理解，他和他的同志陈独秀是一样的心情、一样的指归：从人道的情感出发，谁都不情愿流血、争斗、残杀，“不情愿阶级争斗发生”，但美好的理想社会不可能唾手而得、坐享其成。由此，我们看到“新青年派”在温柔一刀式的论述中找到了让两者“统一”的中介：“与这‘互相论’仿佛相反的，还有那‘阶级竞争’（‘class struggle’）说。”显然李认为两者并不“相反”，而是“相承”：“所谓阶级就是指经济上利害相反的阶级。具体讲出来，地主、资本家是生产手段的阶级，工人、农夫是没有生产手段的阶级。在原始社会，经济上的技术不发达，一个人劳动只能自给，并无余裕，所以不发生阶级。后来技术日精，经济上发展日进，一个人的劳动渐有余裕。这个余裕，就是剩余劳工。剩余劳工渐次增加，持有生产手段的起来乘机夺取，遂造成阶级对立的社会。到了生产力非常发展的时候，与现存的社会组织不相应，最后的阶级争斗，就造成了改造社会、消泯阶级的最后手段。”这是“最后的阶级争斗”，也是最后的竞争，从此以后一劳永逸、万事大吉。李大钊在《阶级竞争与互助》中回环往复地咏叹道：“这最后的阶级竞争，是改造社会组织的手段。”“总结一句话：我相信人类不是争夺着、掠夺着生活的，总应该是互助着、友爱着生活的。阶级的竞争，快要息了。互助的光明，快要现了。我们可以觉悟了。”[15]
在白话文学的倡导上，《新青年》同仁也延续了他们一贯的激进主义风格。在他们看来，白话文的统一使用就是一种“德莫克拉西”的兑现，无论男女、贵贱、贫富、朝野等等都“同操一语”，推而广之，地球人也就大同一语、世界一腔了。而保守主义者则更看重文言与白话各取所需的并立之必要性。机会面前人人平等，但并非千人一面、万人一调、亿人一声才是真正的平等，否则就和旧式的专制一样走到了极点和尽头。为此，直到30年代，《学衡派》还紧紧抓住《新青年》最为得意、感觉良好、大功告成的“软肋”不放，并集中清算之：“今之时代，乃系以自由对抗一切约束而欲望解放之时代，文学自亦随此新潮流之狂澜以俱求解放也。凡属一种反动波涛，不必其尽为真理，不必其皆有价值，只须其能因缘时会，顺应人类原始根性，迎合普通一般人心理，即易冲激播越，如醉如狂，转瞬而蔚成风气。虽然，反动之极，常至矫枉过正，过正之后，乃不复能自反于正。江河日下，流弊随生，而横流愈肆，吾人于今日白话文运动，亦作如是观。”白话文、新文学运动的始作俑者无非就是一类狂徒：这些在本质上属于“顺应”、“迎合”、“醉狂”、“反动”的所谓“美德”，无非就是“顺从附和”、“孝臣妾奴婢之行”。凡此种种，无非又是好大喜功、浅薄浮躁之徒的另一种表现而已。如果助长这些不端行为，那就无异于为“揣摩众心理”、“投其所好”、“恩威并用”的“权谋家”推波助澜。这种“取悦平民”后便将“为所欲为”、“玩人于掌股之上”的做法，好似“以神道设教”，“大出风头”后将遗患无穷[16]。自然的、有序的进化和竞争力求避免这样的投机和权谋。进一步说，那些在“新青年派”同仁看来可能是“善因”的东西，在“学衡派”诸公看来却是引致“恶果”的渊薮。“以白话为发展今后中国文学之唯一途径，而欲根本废除旧文学，欲完全霸占文学界之领域。”这乃是“丧心病狂”之举，是欲“霸占文学界之一切领域，专制文学界之一切权威”的专横跋扈之策[17]。这样的“竞争”或说“争斗”就是一种很无序的、恶性的进化方式，将文言、白话人为地分为势不两立的“阶级”，并作你死我活的取舍，这正是“学衡派”诸公“是可忍孰不可忍”的节点。
曼海姆在论及“乌托邦思想”时指出：激进主义的乌托邦愿望对准了现存“托邦”的罪恶，这一源于千禧年主义的“狂热和狂喜的能量”及其“紧张的期待”把“革命本身看成一种价值，不是一种为了达到理性上的目的不可避免的手段，而是当前的现在唯一创造性原则，是渴望实现它在尘世上的愿望”。租赁巴枯宁的版权即是“进行破坏性的愿望是一种创造性愿望”[18](P222)。从这一论断反观近代中国激进主义的形成，应该说“新青年派”集了大成，中国化的激进主义也于“五四”时期最终成型。立足于中国的现实语境来看，中国的激进主义确实经历了一个“累积式”渐进的轨迹，在本土的思想资源逐步发展和异域传媒的影响下，《新青年》派的诞生的确为中国社会带来了史无前例的大动荡并由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收稿日期：2010-09-03
注释：
①在“激进与保守之争”的问题上，林毓生和余英时算是发起者。问题的焦点是对“五四”和“文革”渊源关系的理解。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代激烈的反传统主义》于1986年、1988年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初版、增订再版。不过，因为国内学术界的走势等原因，林毓生所点燃的“五四”“整体性反传统主义”的“意识危机”这一“星星之火”并没有在大陆形成“燎原”之势。倒是1988年9月，余英时为纪念香港中文大学25周年所作的题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的演讲（收入《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引发了学术界的地震：“一部中国近代思想史就是一个激进化的过程。最后一定要激化到最高峰，文化大革命就是这个变化的一个结果。”加之1989年余英时的《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在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1992年4月，姜义华按捺不住学术的激动在香港《二十一世纪》上发表争鸣文章《激进与保守：与余英时先生商榷》。余英时也在《二十一世纪》同期以《再论中国现代思想中的激进与保守》回应。1993年，北京大学陈来教授在《东方》杂志创刊号上发表《20世纪文化运动中的激进主义》一文。海内外的著名学术大腕都是这一热点问题的热切关注者，余英时、林毓生、李泽厚、王元化、姜义华、张灏、甘阳、陈维钢、朱学勤、许纪霖、王德胜、马勇、郑大华、萧功秦、许明、严家炎、李良玉、刘东、袁伟时、孟繁华、陈晓明、陈来、秦晖、陶东风、单世联、杨春时、刘军宁、高瑞泉、傅铿等一大批学人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这场争论。
②2009年岁末，笔者参加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在京郊召开的一次关于中国近代史上的社会主义的会议，与会专家围绕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重叠共识”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特别是联想到五四时期以来没完没了的以胡适和李大钊为代表的“问题与主义斗争”，更是激起了我的感想。“重叠共识”是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在其代表作《正义论》中提出的一个概念，在这一点上，显然是更多地看到了多元内涵的交叉。但我还是坚信：立于不同思想路径的思想家的归宿最终还是要泾是泾渭是渭，不可能无原则的在“捣糨糊”中融为一体、不分你我。“我与你”的关系不止是语言学上的两个人称代词如此简单，在信仰意义上非同小可。尤其是“新青年派”和“学衡派”个案，更是彰显出两种不同思想路径的独立意蕴（参见童世骏《关于“重叠共识”的“重叠共识”》，《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
③钱永祥先生为王超华所编的《歧路中国：当代中国顶点知识分子探索歧路中的中国》作序时所用的标题是“歧路不必是穷途”，参见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版。
④参见许纪霖等《启蒙的自我瓦解》第一章“难以挣脱的困境——关于激进与保守的争论”（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版）。另外，笔者在网上看到何爱国新近发表在2006年第7期《福建论坛》上的《“激进”，还是“保守”？——对中国近现代社会思潮主潮论争的回顾与反思》一文。作者在文章中将“保守与激进之争”分为两大问题后又细分出十种关于孰占“主导”以及五种“正负”后果之说。
⑤在大陆，柏克的这本奠定保守主义理论的著作被何兆武译成《法国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
⑥以目前大陆译介过来的有关保守主义的专著可以搜到《保守主义》（［英国］塞西尔）、《保守主义的含义》（［英］罗杰·斯科拉顿，王皖强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保守主义》（［德］卡尔·曼海姆，李朝晖等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大陆学者刘军宁曾著《保守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同时这套丛书还有《民族主义》、《自由主义》、《法团主义》、《社群主义》、《精英主义》、《多元主义》等，唯独《激进主义》无人问津。关于“激进主义”的专著译介有美国学者戈登·伍德著《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傅国英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法国学者埃利·哈列维著《哲学激进主义的兴起——从苏格兰启蒙运动到功利主义》（曹海军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等，但都不属于纯正意义上的激进主义之论，从描述的对象来看，可以称为温和的激进主义。倒是一本以中国近代激进主义为论述对象的专著最近出版，但作者仍把“激进主义”的战车挂在了“进化论”的动力上，因此对激进主义谱系之整合还有待于来日（吴丕：《进化论与中国激进主义(1895-1924)》，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⑦李泽厚在《关于文化现状、道德重建的对话》中这样说：“我的看法是，谭嗣同是近代激进主义的开头。以前我曾专门研究过谭嗣同，我当时对他是百分之百的肯定。现在看来，他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也相当大，这一效应从谭嗣同影响到革命派，甚至可以说一直影响到现在。对于辛亥革命，我从‘文革’起开始怀疑，但没法发表文章，海峡两岸都会反对。我认为，辛亥革命是搞糟了，是激进主义思潮的结果：清朝的确是已经腐朽的王朝，但是这个形式存在仍有很大意义，宁可慢慢来，通过当时立宪派所主张的改良来逼它迈上现代化和‘救亡’的道路；而一下子痛快地把它搞掉，反而糟了，必然军阀混战。所以，辛亥革命以后，就是不断革命：‘二次革命’、‘护国、护法’、‘大革命’，最后是49年的革命，并且此后毛泽东还要不断革命。”（《东方》1994年第5期）
⑧毛泽东描述革命者的“烈士精神”，既是共产党人的历史真实，也是辛亥革命党人的真实写照（参见毛泽东：《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05-108页）。
⑨针对当时地方革命此起彼伏的声势，张继以“自然生”为笔名在《苏报》上呼吁“中央革命”和“地方革命”同时发生。他认为这样的上下互动会更有利于全国的山呼海啸。他在《祝北京大学堂学生》中欣喜若狂：“时闻北京大学堂学生秘密结社，与海内外志士联络，希图革命。那拉氏闻之，招满洲某亲王于颐和园，令其察办学生。数人被执，殊为慷慨，毫无卑屈之色。吾接此信，不觉顿足大呼曰：中央革命将于是起乎！”张继把“学生”看做是“革命之原动力”。他在歌颂北京大学堂学生之革命精神的同时，也希望借此立起标杆，将“全国之学生”唤起：“那拉氏不足畏，满洲人不足畏，政府不足畏。莫被政府威吓而敛其动，莫惜诸君之自由血而失全国人之希望，则学生之全体幸甚，中国幸甚。”（参见《辛亥革命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第682-683页）事实上，以北京大学为主题的“五四运动”之火种早在世纪初年就已经播下，只是在十年之后才形成燎原之势而已。在这个意义上，从《苏报》到《新青年》，倚重学生，依托北大，从秘密结社、暗杀到公开号召、运动，从邹容、张继到陈独秀、李大钊，这条激进路径虽然曾经有隐隐显显的起伏，但是从未中断，而且有一种势在必得的义气。一段不能不披露的历史资料是，陈独秀、张继、邹容等留日学生有一段当时不光彩后来却共荣的传奇。1903年，陈独秀、邹容、张继同在日本留学。当时清朝湖北留学生学监姚煜故意刁难学生、压制新潮。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他们三位相约携手，闯入其房间，将姚煜按倒在地，张继抱腰、邹容按头、陈独秀挥剪，学监的人头尚在，可辫子却在咔嚓一声中落地。他们在被遣送回国的同时，也为这一传奇留下了极具象征意义的物证：“辫子”——国民性深层的心理积淀。
⑩《康有为》、《驳“革命驳议”》等一系列檄文发表在当年的《苏报》、《国民日日报》等报刊杂志上，参见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7年版，第678-775页。
(11)1907年，《天义报》在日本东京创刊，主编为刘师培及其妻子何震。他们以介绍和宣传无政府主义为宗旨，其间曾仿效日本社会主义的形式成立日本社会主义讲习所。与其过往甚密的有张继、景定成、章太炎以及日本的山川均、大杉荣等。1907年，《新世纪》在法国巴黎发行，作为周刊，它也是力倡“无贫富、无贵贱，以冀平等”的无政府主义的重要期刊。这两个群团组织虽然在很多观点上遭遇到民主革命党理论家的批评，但他们对近代中国激进主义的影响和革命的促成，意义重大且深远。
(12)李大钊以一种乐观的心态高呼道：“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Bolshevism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Bolshevism的凯歌的声。人道的警钟响了！ 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BOLSHEVISM的胜利》，《新青年》5卷5号，1918年11月15日）
(13)“真”在《进化与革命》中将近代以来的思想流派划定为“三纲五常派”、“古义实学派”、“吏治民生派”、“洋务西艺派”、“中西体用派”、“变法维新派”、“开明专制派”、“强种保国派”、“平等自由派”、“真理进化派”十类（参见《辛亥革命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7年版，第1045-1047页）。
(14)李大钊在《新的！旧的！》一文中针对社会生活中的不温不火急切地写道：“吾侪小民，一面要负担议会及公府的经费，一面又要负担优待清室的经费。民国是新的，清室是旧的，既有民国，哪有清室？若有清室，何来民国？”显而易见，他的“调和论”已经成为过去：“进！进！进！新青年！”在“清室”和“民国”之间只能作出一刀两断、泾渭分明的选择（参见《新青年》4卷5号，1918年5月15日）。鲁迅在《小杂感》中的表述则更为生动地流布出20世纪以来这种非此即彼之“革命”逻辑。在端倪初显之时，鲁迅就敏锐地体悟到了：“革命，反革命，不革命。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语丝》周刊4卷1期，1927年12月17日）
(15)李大钊：《言治》第3期，1913年6月1日。
(16)《新青年》2卷1号起，《社告》变脸为两个《通告》，这都是极具煽情意义的广而告之。其中之一便有：“本志自出版以来，颇蒙国人称许。第一卷六册已经完竣。自第二卷起，欲益加策励，勉副读者诸君属望，因更名为《新青年》。且得当代名流之助，如温宗尧、吴敬恒、张继、马君武、胡适、苏曼殊。诸君允许关于青年文字皆由本志发表。嗣后内容，当较前尤有精彩。此不独本志之私幸，亦读者诸君文字之缘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