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知章所撰墓志的史料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墓志论文,史料论文,价值论文,所撰论文,贺知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11)06-0019-07
贺知章散文存世极少，《全唐文》和《〈全唐文〉拾遗》皆未收录贺撰墓志一篇，而新出土的六方贺知章所撰墓志就丰富了人们对贺知章散文创作的认识。本文则从史料角度分析贺撰墓志的价值。贺知章所撰六方墓志：开元二年十二月撰《唐故朝议大夫给事中上柱国戴府君墓志铭并序》，署“太常博士贺知章撰”①；开元三年七月撰《唐银青光禄大夫使持节曹州诸军事曹州刺史上柱国颖川县开国男许公墓志铭并序》，署“朝议郎行太常博士上柱国贺知章撰”②；开元九年十一月撰《大唐故银青光禄大夫行大理少卿上柱国渤海县开国公封□□□□并序》，署“秘书□□会稽贺知章撰”③；开元十五年八月撰《大唐故中散大夫尚书比部郎中郑公墓志铭并序》，署“贺知章撰”④；开元十五年九月撰《大唐故金紫光禄大夫行鄜州刺史赠户部尚书上柱国河东忠公杨府君墓志铭并序》，署“右庶子集贤学士贺知章撰”⑤；开元二十年十一月撰《皇朝秘书丞摄侍御史朱公妻太原郡君王氏墓志并序》，署“秘书监集贤学士贺知章纂”⑥。从现存贺撰墓志的时间跨度看，为开元二年至开元二十年，这十九年间他应撰写了大量的墓志。
墓志作为一种文体，有文学价值和认识价值。因撰写的严肃性，其史料价值不可低估⑦。贺知章所撰墓志的主人大致生活在武后朝至玄宗初，而这一时期经历了则天称帝、韦后专权、睿宗复位及玄宗即位等重要历史事件，墓志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在重大政治变化中士人的价值取向、仕宦机缘。下面从四个方面简析墓志的史料价值。
一、士人进身的途径
武则天当政，完全以一种新的皇权模式出现。女性为皇帝，其阻力是不言而喻的，故武氏必以非常之举待之。除强权政治下的诛杀异己外，武后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政治措施来保证国家机器的运行。其中一项措施就是打破传统，不拘一格选取人才，在制度层面上使效力自己的年轻人才源源不断被输送到中央，参加新政权的建设。
三方墓志的主人就是以特殊途径走入仕途的，其中郑绩和戴令言大致为一类。
郑绩在“圣后诏郡国举贤良”时入仕，时间不详，但张九龄所撰《张说墓志铭》云：“初，天后称制，举郡国贤良，公时大知名，拔乎其萃者也。起家太子校书，迄于左丞相，官政四十有一，而人臣之位极矣。”⑧此事发生在武则天载初元年、周天授元年二月(戊申朔)。《资治通鉴》卷204云：“二月，辛酉，太后策贡士于洛城殿。贡士殿试自此始。”⑨武后策贡士于洛阳，张说对策天下第一，授太子校书。《大唐新语》卷8云：“则天初革命，大搜遗逸，四方之士应制者向万人。则天御洛阳城南门，亲自临试，张说对策为天下第一。则天以近古以来未有甲科，乃屈为第二等……拜太子校书。仍令写策本于尚书省，颁示朝集[使]及蕃客等，以光大国得贤之美。”⑩《登科记考》卷3据《唐才子传》卷1，列张说于垂拱四年应学综古今科及第(11)，《文苑英华》卷477张说《词标文苑策科》题下注为“永昌元年”(12)。《张说墓志铭》云：“起家太子校书，迄于左丞相，官政四十有一。”(13)傅璇琮《唐才子传校笺》第一册《张说传》笺引陈祖言《张说年谱》，自689年至张说卒之730年(开元十八年)，正好四十一年(14)。
载初元年确有殿试，或称制举。《唐代墓志汇编》长安031《大周故检校胜州都督左卫大将军全节县开国公上柱国王君墓志铭并序》：“垂拱二年，解褐以护军任朔州北楼戍主。如意元年，改授渭州渭源镇副。载初九年应制及第，加上柱国，改授右武威卫绛川府左果毅都尉长上。万岁通天元年，救援平州立功，制授游击将军守右羽林卫翊府中郎将。”(15)这里有不可解处，垂拱二年为686年，如意元年为692年，载初不足一年，故九年当为元年之误，载初元年为689年。为何将692年事插在689年前？从王君历职看，如意元年为镇副，镇副一般在七品；载初为长上，长上一般在九品。因此，由长上升为镇副属正常，在时间上也是由载初元年之九品迁转为如意元年之七品。由此我们推断，王君“应制举及第”是武后载初元年(天授元年)二月的诏郡国举贤良对策的殿试。载初元年的“应制举及第”佐证了《资治通鉴》的记载和张说对策的准确时间。
《大唐新语》提到“大搜遗逸，四方之士应制者向万人”，这句话应无问题，问题是万人应制，而及第者却极少。可能载初元年(天授元年)二月的诏郡国举贤良对策的殿试是首次大规模真正面向全国选拔人才的政治行为，故吸引天下士子参加，所谓“向万人”是名副其实的。但由于武后标准颇严，或者是武后将之作为政治宣传，结果并不重要，及第者极少才容易被理解。其实，给士子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载初元年二月的恶劣天气。张楚《与达奚侍郎书》云：“寻应制举，同赴洛阳，是时春寒，正值雨雪。俱乘款段，莫不艰辛，朝则齐镳，夜还连榻。行迈靡靡，中心摇摇，及次新乡，同为口号。公先曰：‘太行松雪，映出青天。’仆答曰：‘淇水烟波，半含春色。’向将百对，尽在一时，发则须酬，迟便有罚，并无所屈，斯可为欢。此畴昔之情二也。初到都下，同止客坊，早已酸寒，复加屯踬。属公家竖逃逸，窃藏无遗，赖侨装未空，同衅斯在。殆过时月，以尽有无，巷虽如穷，坐客常满。还复嘲谑，颇展欢娱，公咏仆以衣袖障尘，仆咏公以浆粥和酒。复有憨妪，提携破筐，频来扫除，共为笑弄。此畴昔之情三也。”(16)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当年参加洛阳殿试的人非常辛苦；第二，当年初春天气寒冷。关于张楚文中提到的制举，有人将之视为开元五年的事情(17)。其实不然，张楚文云“寻应制举，同赴洛阳”，则殿试地点是在洛阳而非长安，开元以后制举殿试未言在洛阳举行。据傅璇琮先生《唐代科举与文学》第四章《举子到京后活动概说》分析，唐代中央的科举考试地点，除武后时有在二京同时举行考试外，其后的代宗朝两都试举人是第二次(18)。而开元前的制举在洛阳无疑，张文中提及的“应制举”是在洛阳。
另外，《大唐新语》所云“则天初革命，大搜遗逸，四方之士应制者向万人。则天御洛阳城南门，亲自临试”，不应是泛指，是专指“则天初革命”时，即载初元年、周天授元年二月。郑绩“属圣后诏郡国举贤良，公对策天朝”，参加的也是这次制举对策。《唐故朝议大夫给事中上柱国戴府君墓志铭并序》：“天授岁，爰降丝纶，来旌岩穴。府君乃饬躬应召，谒见金马。”这里提到“天授岁”，载初(690)九月改国号周，改元天授，这一年在人们的表述中常常是混称的，并无严格的月份分界。天授三年(692)四月改元如意。天授前后加起来也就是一年零八个月。“天授岁，爰降丝纶，来旌岩穴”，也是指天授元年的“诏郡国举贤良对策天朝”。“谒见金马”，是指对策天朝，这里“金马”只是用典而已。
杨执一以献书入仕，和郑绩、戴令言二人不同。《大唐故金紫光禄大夫行鄜州刺史赠户部尚书上柱国河东忠公杨府君墓志铭并序》：“性柬亮方直，能犯颜谠言。当天后朝，以献书讽谏，解褐特授左玉钤卫兵曹参军，盖贲贤也。”献书讽谏解褐或进阶是则天朝士人常采用的方式。《全唐文》卷732赵儋《故拾遗陈公建旌德之碑》：“年二十四，文明元年进士，射策高第。其年高宗崩于洛阳宫，灵驾将西归于乾陵，公乃献书阙下。天后览其书而壮之，召见金华殿，因言霸王大略，君臣明道，拜麟台正字。”(19)
以门资授官的传统入仕方式仍然存在，许临即以门资仕。《唐银青光禄大夫使持节曹州诸军事曹州刺史上柱国颖川县开国男许公墓志铭并序》：“年廿三，以门资授殿中进马，转卫州司功、相府骑曹，稍迁录事，并参其军事。”
二、士人的知识结构
知识结构是指知识的体系，而每个人的知识必须经过学习才能获得，然后在一定的需求支配下形成对知识序列的认知和有目的的组合。这种知识结构对个人的发展有重要影响，成为个人所处社会角色和担任社会职业岗位的条件。因此，士人的知识结构及其来源在文学和史学的研究中是很值得关注的角度。贺撰墓志中有关士人知识结构方面的记载为我们认识初盛唐士人的知识背景提供了有效的材料。
(一)家学与专学
家学和专学在贺撰墓志中皆与家族相关。家族需要每一个成员在一个共同目标下各尽其力以维护家族的利益，门户的形成要靠数代人的持续奋斗。士族以从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方面承袭和发扬家族的传统，即使由科举进入仕途的中小地主阶级知识家族，也会以士族的手段来维持家族的荣誉和门风。陈寅恪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礼仪》中曾论及家族在学术发展中的意义：“盖自汉代学校制度废弛，博士传习之风气止息以后，学术中心移于家族，而家族复限于地域，故魏、晋、南北朝之学术、宗教皆与家族、地域两点不可分离。”(20)唐代家族在承担某种文化或文学传播责任并发挥其作用方面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21)。家学与专学常常相关，专学成为家族的文化特长，遂变为家学最核心的知识系统，甚至变为文化垄断，成为独特的立身与入仕的资本和方式。《戴志》云：“父开皇朝明礼，授文林郎。代积儒素，专门礼学，侍御之风格，侍郎之敏惠，并秉灵江汉，流闻湘潭，隤祉羡和，实钟秀杰。”“开皇”，隋文帝年号，“明礼”，即深谙礼仪。自古以来对礼研究的人才不多，《旧唐书·礼仪一》云当时讨论礼仪：“时有太常卿裴明礼、太常少卿韦万石相次参掌其事。”(22)可见礼为专学。戴令言因其父明礼，故能称“专门礼学”。令言则承其家学，通于礼仪。《许志》云：“代为帝师，门以道贵。古谓颛学，莫非传经。公名臣之嗣，允迪先绪，雅有容止。”许临家则“代为帝师”，而以经学称，专学在传经，许则“允迪先绪”。《杨志》云：“由是颛学礼经，深明丧服，虽两戴之所未达，二郑之所盘疑，皆劈肌分缕，膏润冰释。”礼学非杨氏家学，但因其仁孝，始“颛学礼经”，以“深明丧服”。由杨执一开始，礼经之丧服之制有可能会成为杨家之家学、专学。
专学中还可以提到的是因人而异，如有专攻法学的。《封志》云：“钦于张之高风，有怀法理。”“于张”，西汉于定国、张释之的并称，二人先后于文帝、景帝时任廷尉，执法皆审慎，是决狱审慎、执法公正的典型。封氏一生多历刑法官：大理评事、大理丞、大理寺正、刑部郎中、御史中丞、刑部侍郎，曾对宠幸之臣“案以直绳，处之严宪，犯颜固执，于再于三”。
(二)认真求知
其实唐人与后来的宋人相比，区别较大，其中一点是唐人重心灵抒写，故诗极于唐；宋人重知识炫耀，故学者多。但唐人与学问之间的关系，也不能作过于简单的判断。
《戴志》云：“垂髫能诵离骚及灵光、江、海诸赋，难字异音，访对不竭。由是乡人皆号曰先生，敬而不名也。”下言“年十四”，故屈原《离骚》、王延寿《鲁灵光殿赋》、郭璞《江赋》、木玄虚《海赋》等是戴氏在十四岁以前已诵读之文。因为这些篇章中生冷难解的字特别多，如认识里面的字，则所识字会超出常人，可以理解为家长用这些文章来做儿童的识字课本。《江赋》：“若乃巴东之峡，夏后疏凿。绝岸万丈，壁立赮驳。虎牙嵥竖以屹崒，荆门阙竦而
礴。圆渊九回以悬腾，湓流雷呴而电激。骇浪暴洒，惊波飞薄。迅澓增浇，涌湍叠跃。砯岩鼓作，漰湱泶灂……潜演之所汩淈，奔溜之所磢错。厓隒为之泐嵃，碕岭为之嵒崿。”太多的生僻字词，如不借助李善注根本不能通读。“漰湱泶灂”李善注：“大波相击之声。”(23)亦无法具体落实讲解。《离骚》其阅读难度人所共知，随引一段如下：“溘吾游此春宫兮，折琼枝以继佩。及荣华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贻。吾令丰隆乘云兮，求宓妃之所在。解佩纕以结言兮，吾令蹇修以为理。纷总总其离合兮，忽纬繣其难迁。夕归次于穷石兮，朝濯发乎洧盘。保厥美以骄傲兮，日康娱以淫游。虽信美而无礼兮，来违弃而改求。览相观于四极兮，周流乎天余乃下。望瑶台之偃蹇兮，见有娀之佚女。吾令鸩为媒兮，鸩告余以不好。雄鸠之鸣逝兮，余犹恶其佻巧。心犹豫而狐疑兮，欲自适而不可。凤皇既受诒兮，恐高辛之先我。欲远集而无所止兮，聊浮游以逍遥。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理弱而媒拙兮，恐导言之不固。时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寤。怀朕情而不发兮，余焉能忍与此终古！”(24)这里不仅是难字异音，而且还有名物历史。
可贵之处在于，戴令言十四岁之前读如此艰深的文章，竟能“访对不竭”。杨执一读书也很认真，《杨志》云：“尤好左史传及班史，该览询求，备征师说。”无论是“访对不竭”，还是“该览询求，备征师说”，都是对知识所存的敬畏和渴求，在求知过程中狠下功夫。据《戴志》，以上所谓小学功夫还在“小人儒”的范围内，但没有这些童子功，也就不易“历览群籍”了。《封志》云：“公禀灵秀出，含章挺生，志怀骨鲠，雅杖名节，探马郑之奥迹，早敦章句。”“马郑”，东汉马融与郑玄的并称，两人皆为经学大师。封氏对马郑的注亦有深入的研究。
《戴志》中提到十四岁以前读《离骚》，在文学传播史的研究中是极其珍贵的文献。研究屈赋在唐代传播与接受时要充分阐释这则材料的价值，虽不敢说这则材料为仅见，但肯定不多见。
(三)重经学和史学，文学则次之
在论到家学和专学时，可以看到，以经传家者比例占优，而对史的阅读也放在重要位置。《戴志》中有关读《离骚》、《鲁灵光殿赋》、《江赋》、《海赋》等文，应是识字之需，而非从文学价值着眼。识字是以后阅读的基础，放在十四岁之前完成。《戴志》云：“十五，首读两汉，遂慨慷慕古，手不释卷。未盈五旬，咸诵于口。十七，便历览群籍，尤好异书，至于算历卜筮，无所不晓。味老庄道流，蓄长往之愿，不屑尘物。”十五岁以后广泛阅读，戴令言是六方墓志中记载读书最多最杂的人，但首读两汉，即《汉书》和《后汉书》。《杨志》中说杨执一“尤好左史传及班史”。
《许志》云：“工于啸咏。”《郑志》云：“公禀中和，膺上美。行先王之道，读圣人书。观其仪形，朗如明月；挹其文藻，晔若春华；藏器于身，待时而动。”其中“啸咏”、“文藻”关乎文学创作，与知识结构尚有不同，不具论。
像戴令言读书甚多，与“代积儒素”相关，必有藏书。唐代的书是手抄的，私人藏书数量比不了印刷时代的宋人。藏书多当然有利于读书，有利于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独孤及《祭寿州张使君文》云：“人多求田问舍，公独以百家言为宝，藏书至八千卷而不止。”(25)孙樵《自序》：“樵家本关东，代袭簪缨。藏书五千卷，常以探讨。”(26)八千卷和五千卷的私人藏书应当是多的，一般人达不到这一藏书水平。《郑志》云：“有书一万卷藏于家。”这在初盛唐是很大的私人藏书量。
三、士人的山林之趣
自古以来士人就有向往自然的兴趣，但它与独善其身相伴，风景形胜之美为隐居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戴志》云：“既家近湘渚，地多形胜，每至熙春芳煦，凛秋高节，携琴命酌，棹川藉墅，贵游牧守，虽悬榻入舟，不肯降志。天授岁，爰降丝纶，来旌岩穴。府君乃饬躬应召，谒见金马。夫出处者君子之大节，进退者达识之能事，天地闭而贤隐，王涂亨而代工，懿哉若人，有足尚者。自是时论推美，屡纡延辟，而府君素尚难拔，犹怀江湖，因着《孤鹤操》以见志，名流高节者多和之。尔后复归江潭，涉五六载。”戴令言为长沙人，故言家近湘渚，地多形胜。
这是利用自然形胜隐居，《皇朝秘书丞摄侍御史朱公妻太原郡君王氏墓志并序》云：“景云中，侍御奔林剡山，联邑称最。”剡山乃形胜之所在。更多情况应是因地制宜，《郑志》云：“公尝以时不我与，位不充量，每因休暇，载思闲逸。于所居胜逸里，激流为沼，延石裁峰，植果万株，艺药千品。人野之际，形胜斯极。”所谓形胜，包括了人工。戴氏、朱氏借自然而逞怀，郑氏则造景以为乐。
《郑志》“艺药千品”，也是隐士的生活之需，可用中草药随时医治病痛，亦可用之养身。另外尚有一特殊用途，即服饵。《新唐书》卷196《隐逸传》云，王绩“莳药草自供”(27)。具体用途可见其《答冯子华处士书》：“黄精白术，枸杞薯蓣，朝夕采掇，以供服饵……近复有人见赠五加地黄酒方，及种薯蓣枸杞等法，用之有效，力省功倍。”(28)《旧唐书》卷190载，卢照邻“因染风疾去官，处太白山中，以服饵为事”(29)。
戴令言著《孤鹤操》以见志，而此篇不存。(一)《孤鹤操》可能是琴曲，传为东汉蔡邕所撰《琴操》收有十二操，分别为《将归操》、《猗兰操》、《龟山操》、《越裳操》、《拘幽操》、《岐山操》、《履霜操》、《雉朝飞操》、《别鹤操》、《残行操》、《水仙操》、《怀陵操》。《孤鹤操》为戴氏“携琴命酌”时所弹奏。(二)《孤鹤操》先有曲后配词，《戴志》云：“府君素尚难拔，犹怀江湖，因著《孤鹤操》以见志，名流高节者多和之。”所和者当是词。《孤鹤操》不见载录，其内容可能和南朝诗人江洪《和新浦侯咏鹤诗》有关。江诗云：“闲园有孤鹤，摧藏信可怜。宁望春皋下，刷羽玩花钿。何时秋海上，照影弄长川。晓鸣动遥怨，夕唳感孀眠。哀咽芳林右，悯默华池边。犹冀凌云志，万里共翩翩。”(30)《孤鹤操》无疑是取“闲园有孤鹤”之意。
贺知章在《戴志》中对隐居的政治内涵的分析是深刻的：“夫出处者君子之大节，进退者达识之能事，天地闭而贤隐，王途亨而代工。”“贤隐”是“天地闭”而造成的后果，此语已超出“穷则独善其身”的认识高度。“穷”一般只是主体在社会的存在状态，而“天地闭”已是对所处社会状况的总体判断。尽管历代不乏无道则隐的话，但贺知章出此言，无论是在墓主生活的初唐后期，还是撰志的开元三年，都是有深义的。联系到贺知章的归宿，不知贺知章是否仍然坚持这一观点，而作出“请为道士还乡里”(31)的选择。
四、士人与政治变革
六方墓志中有几位和时政密切相关。如杨执一，《旧唐书》杨恭仁传附载：“恭仁弟续……续孙执柔……执柔弟执一，神龙初，以诛张易之功封河东郡公，累至右金吾卫大将军。”(32)此处记载过于简略，而墓志内容丰富，可补史载之阙。《杨志》云：“次当禁卫，复以封事上闻，天后深纳恳诚，亟蒙召见。趋奉轩戺，咫尺天威，载犯骊龙之鳞，爰求断马之剑，衷见于外，朝廷嘉焉。擢拜游击将军，迁右卫郎将，俄除左清道率，转右卫中郎将押千骑使。既而长乐弛政，辟阳僭权，压钮之兆未从，左袒之诚先发，安刘必勃，望古斯崇。中宗践祚，以佐命匡复勋，加云麾将军，迁右鹰扬卫将军，封弘农县公，食邑一千，实赋四百，赐绢二千匹，杂彩五百段，金银器物十事。无何，进封河东郡公，增邑二千户，加冠军大将军，特赐铁券，恕死者十，并厩马、金、银、瑞锦之类。昔周武建邦，贤人所以表海；汉高创业，功臣所以誓河。魏绛锡重于和戎，甘宁宠加于克隽，无以尚也。府君秉心直道，奉上尽忠，虽穷鉴水之规，犹勖维尘之诫。初为武三思所愬，出为常州刺史，后转晋州，又谮与王同皎图废韦氏，复贬沁州。久之，三思以无礼自及，府君许归侍京第。景龙四载，维帝念功，擢拜卫尉卿，还复勋爵，俄除剑州刺史。”
《旧唐书·本纪第七》中宗纪云：“圣历元年，召还东都，立为皇太子，依旧名显。时张易之与弟昌宗潜图逆乱。神龙元年正月，凤阁侍郎张柬之、鸾台侍郎崔玄暐、左羽林将军敬晖、右羽林将军桓彦范、司刑少卿袁恕己等定策，率羽林兵诛易之、昌宗，迎皇太子监国，总司庶政。”(33)《杨志》：“左袒之诚先发，安刘必勃。”指杨执一拥护张柬之等人诛二张事。中宗即位，韦后重用武三思，“初为武三思所愬”，可见杨执一和韦后、武三思不合。神龙二年，王同皎招集壮士，欲在则天灵驾发引之时，劫杀武三思。同谋人密告三思，三思乃遣校书郎李悛上言：“同皎潜谋杀三思后，将拥兵诣阙，废黜皇后。”(34)中宗然之，遂斩同皎于都亭驿前，籍没其家。《杨志》云：“又谮与王同皎图废韦氏，复贬沁州。”杨执一实未预其事，在当时要整倒政敌，加罪其参与王同皎密谋，是最好的理由。
《封志》亦涉二张事，其云：“稍迁大理丞。时有恩幸之臣，宠狎宫掖，履霜冰至，将图不轨。公案以直绳，处之严宪，犯颜固执，于再于三。寻而北军袒左，乘舆反正，褒公忠壮，锡以殊章，加朝散大夫，迁本寺正，出为齐汴二州长史，复拜尚书刑部郎中。”其中“恩幸之臣，宠狎宫掖，履霜冰至，将图不轨”，指张易之、昌宗兄弟图谋逆乱；“北军袒左，乘舆反正”则指张柬之等诛二张。
《许志》则载有常元楷事，其云：“除太子仆，擢为羽林将军，又徙右武卫将军。盖以旬日之荣，□□□□旧。夫典兵司禁，体国经野，非征南之奉法，绛侯之必安，孰能□矣。公忠信兼之，足以干事。曩者常元楷等，窃发宫掖，秘为乱常。公以守道，不如守宫。太上皇楼居，繄公以义，夫劫之以众而不惧，阻之以兵而不挠。公积以文雅，口于险易，曷非素行乎。天子休之，加银青光禄大夫、使持节曹州诸军事、曹州刺史。公下车孚政，不肃而成。匪截衣以示权，尝闭合以知耻。夫命者生之始也，死者生之终也，有始则必有其终矣。享年五十三。”《旧唐书·本纪第七》玄宗先天二年：“秋七月甲子，太平公主与仆射窦怀贞、侍中岑羲、中书令萧至忠、左羽林大将军常元楷等谋逆，事觉，皇帝率兵诛之。穷其党与，太子少保薛稷、左散骑常侍贾膺福、右羽林将军李慈李钦、中书舍人李猷、中书令崔湜、尚书左丞卢藏用、太史令傅孝忠、僧惠范等皆诛之。兵部尚书郭元振从上御承天门楼，大赦天下，自大辟罪已下，无轻重咸赦除之。”(35)此志微妙之处在于透露出玄宗初即位之时的权力状况，也显示出玄宗的政治才干和智慧。玄宗即位时，许临跟着睿宗(时为太上皇)，负责保卫太上皇的安全，但许不是玄宗的人，玄宗为稳定，未敢动他；一旦除太平公主，玄宗帝位稳定后，许虽被加银青光禄大夫，却被外放为曹州刺史。
由此可见，政治变革的剧烈，带来士人频繁的命运变动，给士人带来机会的同时，也带来更大的成本和风险。
另外，贺撰墓志的史料价值也是多方面的。如《杨志》云：“以十五年九月三日与故夫人独孤氏同袝于京兆府咸阳县洪渎原，礼也。夫人本系李氏，陇西成纪人，祖楷，隋开皇中有功，锡以后族，因为今姓，官至开府仪同三司，骠骑大将军，并、益、原三州大总管汝阳郡公。”这里云李姓改为独孤姓，对研究姓氏史、民族史等方面就有用途。《隋书·独孤楷传》：“独孤楷字修则，不知何许人也，本姓李氏。父屯，从齐神武帝与周师战于沙苑，齐师败绩，因为柱国独孤信所擒，配为士伍，给使信家，渐得亲近，因赐姓独孤氏。”(36)《隋书·后妃传》：“文献独孤皇后，河南洛阳人，周大司马、河内公信之女也。信见高祖有奇表，故以后妻焉，时年十四。”(37)墓志比照《隋书》有两点稍异：一是《隋书》云独孤楷“不知何许人也”，而墓志则云“陇西成纪人”，大概因为皇帝姓李，且为陇西成纪人，故李姓皆称陇西成纪，乃一代之习尚。准此，李白无论是何地人，自称陇西成纪人，并无剽掠之嫌，有例在前。二是墓志云“祖楷，隋开皇中有功，锡以后族”，《隋书》则详细交待改姓之原因，措辞隐约，云李楷之父李屯，从齐神武帝与周师战于沙苑，被独孤信所擒，配为士伍，给使信家，渐得亲近，因赐姓独孤氏。“给使”，实际上就是指李屯在独孤信家供使唤，后关系亲近，故改从主人之姓。而墓志云云，则牵合数事，模糊表达。作者替别人写墓志时为迎合墓主家人的名誉要求，在不改变基本事实的情况下会在表达上做些文饰。于此，读者不可不知。
贺知章所撰墓志现见载录的有六方，通过这六方墓志的分析，可以看到墓志在文史研究中的价值，也希望这样的分析有助于人们进一步认识墓志的叙事功能，事实上细致而深入的探讨将让人们走向历史的深处，触摸到士人生活的真实空间。
注释：
①⑤⑥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156—1157，1336—1338，1403页。
②韦娜、赵振华：《贺知章撰许临墓志跋》，《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③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编》(录自《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河北卷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484—485页。
④陈尚君辑校：《全唐文补编》，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425页。
⑦参见戴伟华：《出土墓志与唐代文学研究》，《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8年第4期；《从贞元元和墓志谈韩愈研究中的三个问题》，《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
⑧(13)熊飞：《张九龄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952，952页。
⑨司马光：《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6463页。
⑩刘肃：《大唐新语》，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27页。
(11)徐松：《登科记考》，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86—87页。
(12)李昉：《文苑英华》，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第2434页。
(14)陶敏、傅璇琮：《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初盛唐卷”，沈阳：辽海出版社，1998年，第321页。
(15)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第1013页。
(16)董诰等编：《全唐文》卷306，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114页。
(17)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卷5，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第220页。
(18)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3—74页。
(19)董诰等编：《全唐文》卷306，第7548页。
(20)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7页。
(21)戴伟华：《唐代文学研究中的文人空间排序及其意义》，《扬州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又见《唐代文学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46页。
(22)刘昫等：《旧唐书》卷21，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818页。
(23)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12，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184页。
(24)洪兴祖：《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0—35页。
(25)董诰等编：《全唐文》卷393，第3999页。
(26)董诰等编：《全唐文》卷794，第8326页。
(27)欧阳修等：《新唐书》卷196，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594页。
(28)董诰等编：《全唐文》卷131，第1322页。
(29)刘昫等：《旧唐书》卷190，第5000页。
(30)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074页。
(31)欧阳修等：《新唐书》卷196，第5607页。
(32)刘昫等：《旧唐书》卷62，第2383页。
(33)刘昫等：《旧唐书》卷7，第135页。
(34)刘昫等：《旧唐书》卷187，第4878页。
(35)刘昫等：《旧唐书》卷7，第161—162页。
(36)魏徵等：《隋书》卷55，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377页。
(37)魏徵等：《隋书》卷36，第11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