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对观察者期望引起的模糊刺激解释多样性的理解_观察者效应论文

儿童对观察者预期造成的模糊刺激解释多样性的理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观察者论文,多样性论文,模糊论文,儿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1001-4918(2008)01-0001-06 中图分类号:B844.1 文献标识码:A

1 前言

心理理论指个体对各种基本心理状态,例如愿望、信念、知识、思维、意图、情感等的认识,以及个体对于心理世界中不同类型的心理状态的存在和作用、心理状态与知觉输入和行为输出的关系、各种心理状态之间的联系的理解[1]。心理理论可以用于预测和解释其他个体的行为,在社会认知、个体间理解和社会交往中起着重要作用。心理理论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进步是,儿童在4岁左右开始理解错误信念[2,3],儿童在通过错误信念任务之后,才可以理解人们的心理世界与客观现实不一定相同。并且,这种对信念的理解反映在随后的社会交往中[4]。

尽管研究者公认3~5岁是儿童发展心理理论的关键时期[5,6],但现在很少有人认为心理理论的发展止于错误信念理解。对于之后的发展,较有影响的一种看法是儿童在6-8岁之间发展出“解释性心理理论”,与错误信念理解所需要的“复制式心理理论”相比更进一步[7]。儿童不只需要理解人们的信念有可能不同,而且还要认识到,即使拥有同样信息的人们形成的解释也不一定相同。

解释性心理理论的测量可分为两类,一类研究考察儿童是否理解,人们可以并且经常对同一事件给出不同解释[7~10]。通常使用的测试材料是模糊刺激,要求儿童判断不同个体对该刺激的不同解释是否合理。第二类研究则认为解释性心理理论意味着,儿童能够理解人们的不同预期对他们解释模糊信息的影响,预期差异可以来自人格特点、知识水平、经验、信念等等[11,12]。这类研究也采用模糊刺激,但要求儿童回答的是,预先有某种预期的观察者会对这种刺激形成何种解释。

在我们的前一个研究中,考察了5~8岁儿童对模糊刺激可以引发多重解释的理解[13]。结果发现,6岁以前的儿童认为人们对同一刺激给出不同解释是不合理的,直到6岁儿童才开始表现出对解释性的理解,但这一能力在6、7岁时并不稳定。然而,根据Pillow和Henrichon的看法,拥有解释性心理理论应该理解的是,有着不同预期的个体对同样信息或事件的解释是不同的。而且,这种理解更加贴近实际生活,例如理解偏见会影响个体对他人行为的解释[11]。已有多项研究证据表明,6岁以前的儿童不具备解释性心理理论,而6-8岁是这一能力发展的关键时期[7,8,12~15]。

因此,本研究操纵观察者预期,要求6~8岁儿童根据观察者的预期预测其对同样信息的解释。先前研究发现,实验采用的刺激材料本身的性质,例如刺激的模糊程度和是否携带社会含义,不会影响儿童的理解[13]。因而本研究选取两类刺激,一类刺激是可以引发大量解释的局限视野图形,另一类是包含社会含义的两可动作图片。对于第一类刺激,我们操纵观察者短期的知觉经验和稳定的知识状态,要求儿童预测观察者对局限视野图形的解释。对于第二类刺激,我们操纵观察者短期的先前经历和稳定的偏见,要求儿童预测观察者对两可动作图片的解释。研究的第一个目的是考察儿童何时可以根据观察者预期预测其对模糊信息的解释,第二个目的是比较儿童理解不同类型的观察者预期(包括先前知觉经验、一般知识水平、先前经历和社会性偏见造成的预期)是否存在差异,并据此更加全面地理解儿童解释性心理理论的发展。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被试为北京一所小学的337名学生,女孩172名,男孩165名。6岁组儿童114名,平均年龄6岁6个月,标准差为3个月,年龄范围从6岁1个月至6岁11个月;7岁组儿童103名,平均年龄7岁7个月,标准差为3个月,年龄范围从7岁0个月至7岁11个月;8岁组儿童120名,平均年龄8岁7个月,标准差为3个月,年龄范围从8岁0个月至8岁11个月。被试被随机分为4组,分别是先前知觉经验组(85名,其中6岁组儿童30名,7岁组儿童25名,8岁组儿童30名)、一般知识水平组(82名,其中6岁组儿童27名,7岁组儿童25名,8岁组儿童30名)、先前经历组(84名,其中6岁组儿童27名,7岁组儿童27名,8岁组儿童30名)和社会性偏见组(86名,其中6岁组儿童30名,7岁组儿童26名,8岁组儿童30名)。

2.2 实验材料、实验设计与程序及评分

设置四种条件,即观察者预期分别基于先前知觉经验、一般知识水平、先前经历和社会性偏见。实验设计为3(年龄组)×4(观察者预期类型)组间设计。对被试的回答由两名评分者独立评分,不一致的地方经两人商讨后达成一致。每种实验条件下的材料均有两套,每套材料又各有男女两份,在实验时使用与被试性别相匹配的材料。

2.2.1 观察者预期基于先前知觉经验

刺激材料是动植物或常见物品的图片,被一个不透明的纸板盖住,只露出非常有限的一部分(又称局限视野图形),根据这一部分不可能判断出整幅图片是什么。对于每种局限视野图形,都对应有4张用于造成两名观察者知觉经验的“观看”整图,和4张用于被试从中选择正确答案的“备选”整图。所有这8张整图被盖住之后,露出的部分都与局限视野图形相同。另外还有两张观察者A和B的图片。4张观看整图分成两组,分别用于造成两名观察者的不同知觉经验。例如,观察者A看到的观看整图是老虎和米老鼠,局限视野部分是它们的耳朵;观察者B看到的观看整图是两种花,局限视野部分是花瓣。4张备选整图中,一张是观察者A由于知觉经验会认为局限视野图形可能描绘的内容,还有一张是观察者B由于知觉经验会认为的图形,另外两张是干扰项。这样的实验材料包括两套。

首先给被试介绍第一名观察者A,呈现一张局限视野图形,然后拿开盖板,让被试和A看到整幅图案(例如一只老虎,局限视野部分是它的耳朵),然后再呈现第二张,拿开盖板发现与第一张类似(例如是米老鼠,局限视野部分仍然是耳朵)。呈现这两张图片之后,把A拿走,引入观察者B,呈现第3张图片,拿开盖板让被试和B发现局限视野部分是一种花的花瓣,然后第4张也是如此。最后,在被试、A、B都在场时,首先提问关于A和B先前知觉经验的记忆控制问题。在确保被试对记忆回答正确之后,呈现与之前相同但不能打开看到整图的局限视野图形,要求被试回答观察者A和B分别以为这个局限视野图形对应的整图是什么(预测问题),这里需要被试从四个备选图片中做出迫选,接着陈述理由(理由问题)。若被试正确地根据A和B二人的知觉经验做出选择,并且理由提及观察者先前知觉经验(如“他原来看到的都是动物的耳朵”),则计1分。第2套图片的程序与此相同,一半被试先做第1套,一半被试先做第2套。两套图片满分共2分。以上评分参考Pillow和Henrichon(1996)[12]。

2.2.2 观察者预期基于一般知识水平

用于测试的实验材料是局限视野图形,对于每个局限视野图形,都有4张需要被试从中选择正确答案的备选整图。4张备选整图中,两张是只有成人认识而婴儿不认识的物品,其中一张被盖住后符合局限视野图形,另一张不符合;另外两张整图是婴儿认识的物品,一张符合局限视野图形,另一张不符合。这样的实验材料包括两套。两名观察者分别是成人和婴儿。

首先给儿童呈现两名观察者(分别是成人和婴儿)的图片,介绍清楚一个是大人,一个是两岁大的婴儿。然后,呈现局限视野图形,并列出四个备选图片。要求被试预测两名观察者分别会以为局限视野图形是四个选项里的哪一个,以及还会不会以为是四个选项的另外一个;在被试回答预测判断问题之后,继续要求他们提供理由。被试对成人观察者回答图形符合的两个选项,对婴儿观察者回答婴儿认识的那个选项,并且理由回答提及观察者知识水平的差异(如“小孩不认识灭火器”),则计1分。第2套图片的程序与此相同,一半被试先做第1套,一半被试先做第2套。两套图片满分共2分。以上评分标准参考Taylor等[16]。

2.2.3 观察者预期基于先前经历

实验材料为故事两个,每个故事均附有图片一张,描述相应的人物和事件。每个故事中有四个人物,其中一个人物是行动者,正在做一个两可动作(例如动作既可以被看做把物品放到抽屉里去,也可以被看做把物品从抽屉中拿出来),另外三个人物是观察者,在看到两可动作之前有与行动者在一起的不同经历,分别是正性经历(行动者帮助过观察者)、负性经历(行动者欺负过观察者)和无经历(行动者最近没有与观察者在一起过),但都缺乏足够的信息来确定行动者的两可动作。

首先给儿童展示故事图片中的行动者画面部分(暂时遮住观察者画面部分),要求儿童描述图画上行动者的动作并加以澄清(例如“他/她站在桌子抽屉前,手里拿着一辆玩具汽车/一个玩具娃娃”)。接着,给被试呈现整幅图片并讲述故事,故事中的三个观察者分别经历与行动者在一起不同的事件。然后,提出4个记忆检查问题,要求被试复述三人的不同经历和故事中的事件内容;若儿童回答有误,则重复提示相关情节直至复述正确。最后向被试提出预测问题,针对每名观察者分别提问。问题1(正性经历预测问题):(1)迫选:请儿童回答与行动者一起有过正性经历的观察者会如何解释行动者的行为;(2)理由:要求被试说明为什么。问题2(负性经历预测问题):(1)迫选:请儿童回答与行动者一起有过负性经历的观察者会如何解释行动者的行为;(2)理由:要求被试说明为什么。问题3(无经历预测问题):(1)迫选:请儿童回答与没有与行动者在一起的经历的观察者会如何解释行动者的行为;(2)理由:要求被试说明为什么。问题1、2、3的提问顺序在被试间平衡,每个问题的迫选的三个选项也随机排列,被试之间互相平衡。对正性经历预测问题,若被试在迫选中预测有正性经历的观察者会认为行动者在做一个符合社会赞许的动作,并且理由回答是观察者经历(如“他昨天帮助过他”),则计1分。对负性经历预测问题,若被试在迫选中预测有负性经历的观察者会认为行动者在做一个不符合社会赞许的动作,并且理由回答是观察者经历,计1分。对无经历预测问题,若被试在迫选中预测没有经历的观察者不能确定行动者的动作,并且理由回答是观察者经历,计1分。然后,对3类经历问题的得分进行平均。对每名儿童单独进行测试,一半被试先测故事1,一半被试先测故事2。两个故事总分满分2分。以上评分标准参照Pillow(1991)[11]。

2.2.4 观察者预期基于社会性偏见

实验材料与2.2.3类似,唯一区别在于三名观察者对行动者持有的是不同的先前观念,分别是正性偏见(认为行动者是好孩子)、负性偏见(认为行动者是坏孩子)、无偏见(不知道行动者是好孩子还是坏孩子)。

首先给儿童展示故事图片中的行动者画面部分(暂时遮住观察者画面部分),要求儿童描述图画上行动者的动作并加以澄清。接着,给被试呈现整幅图片并讲述故事,故事中的三个观察者分别对行动者持有不同的先前观念(正性偏见、负性偏见、无偏见)。然后检查被试是否准确记忆故事内容。最后向被试提出预测问题,针对每名观察者分别提问正偏见预测、负偏见预测和无偏见预测问题,每个问题都包括迫选和理由两项。对正偏见预测问题,若被试在迫选中预测有正性偏见的观察者会认为行动者在做一个符合社会赞许的动作,并且理由回答为观察者偏见(如“他觉得他是个好孩子”),计1分。对负偏见预测问题,若被试在迫选中预测有负性偏见的观察者会认为行动者在做一个不符合社会赞许的动作,并且理由回答为观察者偏见,计1分。对无偏见预测问题,若被试在迫选中预测没有偏见的观察者不能确定行动者的动作,并且理由回答为观察者偏见,计1分。然后,对3类偏见问题的得分进行平均。两个故事总分满分2分。以上评分标准参照Pillow(1991)[11]。

3 结果

两名评分者对所有问题评分的一致性百分比均在89%以上,所有的Kappa系数均在0.82以上,且p<0.001。各年龄组被试根据不同类型的观察者预期预测其对信息的解释的得分见表1。

各年龄组被试对各项观察者预期的理解情况见图1。对被试平均得分进行3(年龄组)×4(观察者预期类型)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年龄组主效应显著,=27.12,p<0.001;观察者预期类型主效应显著,=7.73,p<0.001;年龄组与观察者预期类型交互作用不显著,=1.72,p=0.115。对年龄组主效应的事后分析(Bonferroni)表明,6岁组儿童得分显著低于7岁组(p=0.001)和8岁组(p<0.001)儿童,7岁组儿童得分显著低于8岁组儿童(p=0.002)。对观察者预期类型主效应的事后分析(Bonferroni)表明,对偏见造成的观察者差异的理解显著好于由知觉经验(p=0.015)、知识水平(p<0.001)和先前经历(p=0.001)造成的观察者差异的理解,其他三种理解差异均不显著。

图1 各年龄组被试对不同类型的观察者预期的理解

对每种观察者预期进行各年龄组之间的比较,结果表明:对于由知觉经验造成的观察者差异,年龄组主效应显著,=6.76,p=0.002,事后分析(Bonferroni)发现,6岁组儿童得分显著低于8岁组儿童(p=0.002),与7岁组的差异边缘显著(p=0.058),7岁组与8岁组儿童之间差异不显著。对于由知识水平造成的观察者差异,年龄组主效应显著,=7.28,p=0.001,事后分析(Bonferroni)发现,6岁组(p=0.010)与7岁组(p=0.003)得分显著低于8岁组,6岁组与7岁组之间差异不显著。对于由先前经历造成的观察者差异,年龄组主效应显著,=11.13,p<0.001,事后分析(Bonferroni)发现,6岁组儿童得分显著低于7岁组(p=0.013)和8岁组(p<0.001)儿童,7岁组与8岁组儿童之间差异不显著。对于由偏见造成的观察者差异,年龄组主效应显著,=11.13,p=0.001,事后分析(Bonferroni)发现,6岁组儿童得分显著低于7岁组(p=0.010)和8岁组(p<0.002)儿童,7岁组与8岁组儿童之间差异不显著。

4 讨论

研究操纵造成观察者预期差异的因素,考察了6~8岁儿童对于知觉经验、知识水平、先前经历和偏见均可造成对同样信息的不同解释的理解。从结果可见,6~8岁儿童的解释性心理理论正在发展中,还未达到完善的程度,表现为他们对不同的观察者预期造成的解释差异的理解程度有所不同,对偏见引发的解释差异理解最好,而其他方面的理解要差一些。而对不同年龄的儿童而言,8岁组儿童的理解最好,他们对所有类型的观察者预期的理解都好于6岁和7岁组儿童;而7岁组儿童对其中三类观察者预期的理解好于6岁组,还有一种的理解与6岁组类似。

需要注意,本研究中对儿童的回答采用了严格的评分标准,既要求儿童根据观察者的预期预测其对信息的解释,又要求儿童提供正确的理由。因此,儿童的得分较低,对于2分的满分,6岁儿童对偏见的理解平均分约1分,其他三项理解只有0.33至0.66分,但8岁儿童所有四项理解得分都在1.29至1.54之间,表现出较好的理解。这些成绩与以往采用类似评分标准的研究是比较一致的[7,17]。

尽管解释性心理理论的概念提出已有一段时间,但现有的研究多集中于考察儿童对模糊信息可以引发多种解释的理解。包括要求儿童回答人们对两可图形给出不同解释是否合理[7],要求儿童回答只看到图形一部分的不知情观察者是否知道整幅图的内容[8],等等。尽管这些研究考察了解释性心理理论能力,但是与现实世界中这种能力的应用存在一定差距。例如,在现实生活中个体经常需要考虑的是,如果个体A对个体B持有负面偏见,那么A会倾向于将B的行为做不好的解释。也就是说,解释性心理理论需要认识到人们的不同预期对他们解释模糊信息的影响,而预期可能基于多种因素,例如人格特点、知识水平、信念、经历等等[11]。因此,本研究操纵观察者预期的来源,考察对不同类型观察者预期的理解发展是否同步。Barquero等人(2003)比较了5~7岁儿童对由于不同的观察者预期造成的解释差异的理解,他们发现,5~7岁儿童具备初步的解释性心理理论,但成绩随观察者预期的不同而有一定的差异[14]。Barquero等人认为,这是由于这些儿童正处于从复制式心理理论转向解释性心理理论的过渡时期,因而表现受到任务细节和实施情境的影响。本研究也发现了儿童对不同观察者预期的理解程度有所不同[14]。与Barquero等人的看法略有不同的是,我们认为,儿童对不同类型的主观心理体验的理解并非同步发展,而是从一种或少数几种理解开始,在本研究中是偏见,而后逐渐发展到对多种主观心理体验影响信息解释的理解。也就是说,首先发生从复制式心理理论到解释性心理理论的质变——开始理解主观预期影响对信息的解释,然后在解释性心理理论中发生量变——能够理解的影响信息解释的心理因素数量增多。

本研究的实验材料有两类,一类从视觉刺激本身的含义来说非常模糊,在一项任务中儿童需要基于观察者的知觉经验推测其对该刺激的解释,在另一项任务儿童需要考虑婴儿观察者有限的知识,从而正确预测他们对模糊刺激的解释;另一类材料涉及的是社会行为,在一项任务中儿童需要考虑观察者先前与行动者在一起的经历对其解释行动者行为的影响,在另一项任务中,儿童需要基于观察者对行动者的偏见预测其对行动者行为的解释。从儿童的成绩可见,总体而言偏见理解的成绩最好,而对知识水平影响信息解释的理解最差,另两类因素的理解处于中间。Higgins曾经区分“情境”因素和“个体”因素,他认为情境因素依赖于人们所处的情境或环境,例如知觉经验、经历等;个体因素则依赖于人们个体特点上的差异,例如人格特质、态度、信念、知识等[18]。Higgins认为情境因素容易理解一些。本研究的结果与Higgins的看法并非完全一致,对于不携带社会信息的视觉刺激,情境因素(知觉经验)的理解比个体因素(知识水平)的理解容易,但对于携带社会信息的社会性行为,情境因素(先前经历)的理解则比个体因素(偏见的理解)难。从三个年龄组儿童在各项任务上的表现来看,对6岁和7岁组的儿童而言,他们对不同类型的观察者预期的理解成绩有所区别,例如偏见理解稍好,知识水平理解稍差,但8岁儿童这些方面的理解基本上没有差异。可见,8岁儿童对多种观察者预期的理解发展地较为全面,尽管他们离达到成人水平的理解仍然有一段距离[7]。

Pillowpt在1991年的研究中指出,儿童解释性心理理论的发展可能既包括儿童能够检测到的模糊性的种类的增加,也包括儿童能够发现的影响信息解释的心理因素种类的增加[11]。我们的研究表明,在6到8岁之间,儿童的解释性心理理论在不断发展,儿童能够认识到的影响人们解释模糊信息的因素也增加了,这与Pillow的后一种看法相吻合。

5 结论

6岁儿童可以根据观察者偏见预测其对行动者行为的解释,但无法理解观察者知觉经验、知识水平和先前经历对其解释信息的影响。7岁儿童的理解有所进步,但对知识水平的理解存在问题。8岁儿童的解释性心理理论比较稳定,各方面的理解均发展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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