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对中共历史学功能的运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学论文,中共论文,功能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邓小平形成了具有特色的中共历史学功能观，并将这些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对中共历史学功能的运用，不仅提高了邓小平个人的能力素养，而且催生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理论成果，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瞩目成就。这些成效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中共历史学在党的理论建设上的社会价值，因而，进一步研究邓小平对中共历史学功能的认识，探讨其运用和发挥中共历史学功能的实践和方法，不仅对促进中共历史学科建设有意义，而且对推动党的理论创新和事业发展也很有益处。
一
在探讨如何运用和发挥中共历史学功能之前，有必要先分析邓小平的中共历史学功能观。一般而言，传承文化、资政育人是中国史学的基本功能，中共历史学作为史学的一个分支自然也具备这样的功能，但具体到每个人对史学功能的认识，又会因立场与认知水平的差异而有所不同。综观邓小平的一系列论述，他对中共历史学功能的认识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为教育青年、教育人民提供必备教材。20世纪80年代，西化思潮曾经一度颇有市场，并引发了严重的政治风波。为此，邓小平反复强调：“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实现‘小康’，就连温饱也没有保证。所以了解自己的历史很重要。青年人不了解这些历史，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6页。）在此，邓小平所得出的“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的结论，是从中国近代以来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的客观历史进程中提炼概括出来的逻辑必然，这表明研究中共历史不仅能使其成为教育青年、教育人民的好教材，而且更重要的是可以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现行方针政策作出颇具说服力的论证。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共历史学能够帮助人们认清历史必由之路，理解现实。
（二）为中国发展提供精神动力。1990年，在谈到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决定要制裁中国时，邓小平指出：“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8页。）这里的历史，既指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造成中国长期积贫积弱的血泪史，也指在列强的封锁、制裁、孤立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奋斗史。前者是耻辱，后者是骄傲，深入研究，两相比照，可以激发出人们不畏强权的坚韧意志和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推动人们去战胜困难，复兴中华。
（三）有利于全党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中共历史是执政党的历史，对过去问题的认识不仅仅是历史问题，而且还是现实政治问题。若不能正确研究和认识历史，过去的矛盾可能会转为结怨，成为前进的羁绊。反之，则可化干戈为玉帛，使历史成为人们团结向前的内聚力。在指导《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意见中，邓小平对这一认识作了详细阐发，指出：“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2页。）“使这个决议起到像一九四五年那次历史决议所起的作用，就是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7页。）
（四）为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奠定可靠基础。1987年，邓小平会见荷兰首相时，特地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并指出：“我为什么讲这个历史？因为我们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在总结了成功时期的经验、失败时期的经验和遭受挫折时期的经验后制定的。”“这样的基础是最可靠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4～235页。）这里所说的“可靠”，一方面指吸取中共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可以使我们的方针政策更正确；另一方面指在历史问题上达成共识可统一全党思想，达到新的团结。
总之，邓小平对中共历史学功能的上述分析仍可归结为“资政育人”。要说明的是，“资政育人”在邓小平这里又有着不同于前人的明确目标，“资政”乃是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政，“育人”乃是育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的“四有”新人。这样的阐述使得中共历史学的功能得到扩大和提升，它摆脱了传统史学服务于少数人的贵族气息，成为增长民众智慧和力量的历史源泉。具体到邓小平个人，他不断从中共历史中汲取营养，并吸收转化为个人的能力素养和国家的政治资源，运用到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路的实践之中。
二
邓小平是一位实干家，非常注重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他在实践中形成的中共历史学功能观又被运用到实践之中，并在实践中不断发挥出来。在邓小平那里，对中共历史学功能的运用和发挥可以分为两个层面：对个人而言，运用这些功能使党的历史中蕴藏的丰富智慧逐渐内化为邓小平的一种能力素养，成为他观察、处理各种问题的方法和手段；对党和国家领导人而言，运用这些功能往往使得历史智慧转化成丰富的政治资源，为政治决策提供鉴戒。这两者之间常常又是相互交织的。在很大程度上，从中共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并转化为个人能力素养和国家政治资源的过程，也就是邓小平运用和发挥中共历史学功能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中共历史学“资政育人”功能得以发挥的最好写照。
在对邓小平党史观的解读中，我们可以发现，他能力素养中的历史智慧主要表现为：善于分析事物的历史根源；善于把握历史发展的方向和历史提供的各种机遇；具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
现实是由历史发展而来的，解决现实问题不能割断历史。邓小平反对脱离历史来论及现实，指出：我们的革命导师“历来重视具体的历史条件，重视从研究历史和现状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指导革命。那种否定新的历史条件的观点，就是割断历史，脱离实际，搞形而上学，就是违反辩证法。”（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1页。）在分析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时，邓小平强调：“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公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2页。）在国家统一问题上，邓小平充分尊重港澳台的历史与现状，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一系列重大而复杂问题的解决，用事实证明了邓小平从历史源头分析现实问题的正确性。
将历史与现实相联系，有利于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和历史提供的各种机遇。“文革”中，邓小平反复思考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从历史长河中看清了中国发展的方向。因而，无论处境怎样恶劣，他始终不向错误一方屈服，没有放弃哪怕是最后的一线希望，并极力争取瞬间即逝的种种机遇以便“出来工作”，以施展治国之才，成就报国之志。由此邓小平的再度复出也就是势之所趋了。成为领导核心后，他的难得之才得到充分展示，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正如他所言：“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4页。）
邓小平能力素养中的历史智慧还表现为一种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历史责任感、使命感。他曾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为了中国的发展，他一生殚精竭虑，从领导岗位上完全退下来以后，仍然为现代化事业而操心。读《邓小平文选》至最后一篇，依然可见他深切的忧虑，“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3页。）邓小平之所以忧心如焚，原因就在于他非常熟悉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深知落后就要挨打，深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应该体现在能够更快更好地发展上，而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自己还耽误了20年，所以现在必须排除万难，迎头赶上。
历史智慧内化为邓小平的能力素养后，也为他成长为一个卓越领导人准备了条件。而当历史最终把他推上党和国家领导岗位时，历史的经验教训便经由邓小平转化为我们党制定方针政策、发展思想理论的重要资源。从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发展过程我们可以窥见他对历史成败的高度提炼，下面仅取其中的主要方面作一剖析。
其一，邓小平理论的主题是在对中共历史的深刻反思中浮现出来并逐渐明确的。1986年，邓小平会见外宾时，回顾建国以来的历史说：“‘文化大革命’中我被打倒两次。这种经历并不都是坏事，使我有机会可以冷静地总经经验。因为有了那段经历，我们才有可能提出现行的一系列政策，特别是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注：《邓小平思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69页。）从“大跃进”、人民公社到“文化大革命”，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愿望良好，结果却损失惨重，这些促使邓小平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而这正是邓小平理论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通过对过去错误的一一否定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新的探索，邓小平对这个根本问题作出了比较系统的初步回答。
其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在总结中共历史的经验教训中走向成熟的。20世纪50年代末，毛泽东曾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但在“大过渡”理论的影响下，“文革”中连社会主义是一个独立的发展阶段都被否认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尤其是邓小平开始从社会发展阶段角度分析以往发生失误的原因，认识到现代化建设需要党对我国所处的历史阶段作出正确判断。1980年，邓小平指出：“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我们过去就是吃‘左’的亏。”（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2页。）历史的经验教训推动党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不断深化。党的十三大前夕，邓小平集中全党智慧，提出：我国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十三大对这一事关全局的理论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
其三，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凝结着新中国建设的功过得失。深入研究国情的同时，邓小平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等一系列基本问题，这里凝结着邓小平从历史成败中提炼的精华。他深有感触地指出：“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拨乱反正，就是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力。”（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7～138页。）对于改革开放，他说：“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7页。）“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8页。）
党的十五大将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视为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两个历史依据之一，这是用中央文件形式肯定了研究中共历史、总结中共历史经验之于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重要作用，说明了邓小平运用中共历史学功能已经结出丰硕成果。可见，邓小平对中共历史学功能的运用不仅成就了他个人的领导素质，而且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那么邓小平又是怎样运用和发挥中共历史学功能的呢？
三
在中共领导人中，邓小平无疑是将中共历史学功能运用和发挥得最好的人物之一，因而有必要对其运用和发挥中共历史学功能的方法进行研究。通观《邓小平文选》三卷，“总经经验”、“经验证明”随处可见，他常常回顾历史，先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然后再得出一个重要结论或作出一项重大决定。研究历史、总经经验是邓小平发挥中共历史学功能的重要途径，也是他运用和发挥中共历史学功能的重要方法。如何研究历史，总经经验？概括地说有以下几点：
（一）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邓小平认为，实事求是是唯物主义的本质要求。“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法。”（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4页。）“如果反对实事求是”，“那只能引导到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8页。）。他自称实事求是派，实事求是是他认识处理事情的基本原则，在历史问题上更是如此。“要实事求是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80页。）“每个党、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只有采取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分析和总结，才有好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2页。）邓小平还把总结历史经验看作实事求是的内容之一，他在专门论述如何坚持实事求是时着重指出：“我们说的做的究竟能不能解决问题，问题解决得是不是正确，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理论联系实际，是否善于总结经验，针对客观现实，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切从实际出发。”（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3～114页。）可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遵循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邓小平对总结经验的一个基本要求，也是充分发挥中共历史学功能的一个总要求。
（二）化成败的经验为财富，肯定成绩，直面失误。我们党自成立以来，领导革命和建设的成就举世瞩目，但也犯过错误，甚至是“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错误。如何认识成败得失是总结经验教训、发挥史学功能的关键环节。邓小平认为：“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4～235页。）对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他要求充分肯定，并加强宣传教育，尤其要让未经历这段历史的青年了解，以发扬党的传统，继承党的事业。对于党在历史上的失误，邓小平不淡忘，不回避，反复总结，不断思考。从《邓小平文选》可见，他谈错误的次数和深度丝毫不亚于谈功绩。比如“文革”，他在内政外交中频频提及，论点精辟而深邃。对错误的深刻反思使坏事变成了好事，“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2页。）邓小平对成败得失的深刻总结成为20多年来中国持续发展的一种重要推动力。
（三）微观与宏观相结合，侧重宏观，探求规律。微观准确是正确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邓小平力求使微观符合客观事实。1978年3月，邓小平同国务院政策研究室负责人谈话时指出：“赞成增加新的研究所。”“党史也是一样，现在还有些老人，再过几年，老人没有了，很多事情就没办法再了解。”（注：《邓小平思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9页。）其意在抓紧时间收集资料、弄清史实。两年后，中央相继成立了文献研究室、党史研究室和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各地也配备了党史征编及研究机构，这些单位的设立与邓小平的呼吁有着直接关系。邓小平要求史实准确，但又不局限于此，他总结经验教训的重点还在于探求历史发展规律以指导实践。比如：“一九五八年，我们犯了错误，搞大跃进，开始不尊重经济规律了，这就使生产下降了。”后来有调整，“文革”中又全乱了。“总之，我们现在强调要按经济规律办事。”（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4页。）可见，是否符合客观规律是他决策的重要参考，因而，在史实准确的基础上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也就成为他发挥中共历史学功能的重要保障。
（四）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立足现实，反观历史。邓小平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是紧紧围绕现实问题展开的，中共历史学的功能就在分析、解决现实问题的过程中得以发挥出来。“文革”结束后，面对如山的历史冤案，邓小平没有陷入其中，他清醒地看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3页。）因而一再强调，总结历史，不要着眼于个人功过，而是为了开辟未来。现实是他反思历史的立足点，历史是他解决现实问题的一把钥匙，借鉴前人的经验教训，可以高屋建瓴，寻求出解决现实问题的最佳方案。邓小平指出：“只要认真总结过去，考虑未来，我们的发展也许不但更稳、更好，而且可能会更快一点。”（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3页。）“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五）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继承前人，侧重创新。邓小平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却没有引经据典、旁征博引的鸿篇说教。他认为：“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2页。）对待历史经验，邓小平充分认识到因循守旧的危害，强调发挥史鉴功能要从变化了的实际出发，不断创新。“接受历史教训，是为了今后的工作，但不是把历史上可能做到的，机械地搬到今天来运用，而要看今天的具体条件，来决定如何去做。”（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9页。）他提出的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国两制等都是在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结合新的时代特点、新的形势任务而创造出来的。正因为如此，党的十五大指出：“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报告揭示其作为新阶段的根据时，论及了继承，更强调了创新，邓小平理论正是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其中，中共历史学的贡献功不可没。
邓小平是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论述并运用中共历史学功能的，由于他所站的角度，由于他处理现实问题的迫切需要，他不可能像中共历史学家那样专门致力于中共历史学的理论探讨，他关于中共历史学功能的认识也并不全面。但不可否认，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他立足于对中共历史学功能的正确认识，在实践中充分运用和发挥中共历史学功能以服务于党的事业所表现出的智慧和方法，对中共历史研究仍有启迪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