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发展私营经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工商业论文,资本主义论文,私营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29(2003)-02-0098-05
一、当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具有历史必然性
回首20世纪50年代，那场对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几年间改变了全国所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企业的性质，改造和消灭了当时的资产阶级，而且这场深刻的社会变动是用和平赎买的方式，即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顺利实现的，的确是一场伟大的社会改革。应该怎样消灭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把它转化为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呢？中国共产党在进行这场改造运动之前，作了比较充分的调查研究和理论思考。但是，今天我们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来重新审视，特别是在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大量兴起的事实面前，应该承认当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在认识上仍存在一些盲点，以致引起了理论界的争论。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较少考虑生产力这一决定性因素对私营企业改造的影响。中共中央宣传部当时在《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指出：“目前这些企业中的设备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很低，资金的浪费也大，必须认真地在这些企业中实行改善经营管理，提高产品的质量，并且按照国家的需要增加生产，培养技术人才，积累资金。而为着这个目的，就必须对这些企业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的改造。”[1]这里主要分析了私营企业存在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并不表明私人企业已失去了存在的理由。正如现在的国有企业存在困难，并不表明国有企业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一样。农村中的个体农业经济已存在了几千年，它所创造的精耕细作的生产方式所能容纳的生产力已达极限。对它进行改造，完全是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角度考虑的。与小农经济相比，资本主义的私营经济产生得非常晚，且在成长过程中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制，发育得很不成熟，这种生产方式所能创造的生产力远远没有发挥出来。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过来的国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还是年轻的具有生命力的经济。1949年4月21日，刘少奇在接见天津劳资双方代表时指出：今天中国资产阶级还处在年轻时代，正是发挥它的历史作用、积极作用和建立功劳的时候[2](P298)。由此，持否定论者认为，中国并不缺乏劳动力，而是缺少资本家；资本主义私人经济可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过早地消灭它们，对发展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十分不利。第二，在指导思想上存在纯粹社会主义的认识误区。在20世纪50年代乃至此后的20余年，无论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还是对农业和手工业个体经济的改造，党的领导人在指导思想上一直存在着社会主义“必须纯而又纯”的认识误区，追求“一大二公”的理想模式。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截然对立起来，把过渡时期看成是迅速彻底地消灭一切非社会主义经济因素的过程。毛泽东曾明确宣布：通过社会主义改造，要使“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要绝种”，“使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在六亿人口的中国绝种，这是一个很好的事，很有意义的好事。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要使它在地球上绝种，变成历史的东西。”[3](P198)通观古今中外的历史，任何社会的经济形式都不是单一的，尤其在当时刚刚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要让资本主义绝种只是一种脱离国情的空想。由此，持此论者认为，不承认除公有制外还有其他经济成分和经济形式，把社会主义设想成单一公有制，即纯粹的社会主义，必然导致在行动上对私营经济采取“一扫光”的过激政策。第三，用历史的方法来考察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则出现了历史与逻辑的明显冲突。从1953年到1956年，毛泽东多次说过要让资本主义绝种。可是，在1956年12月7日，毛泽东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谈话时又说：“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个协议，10年、20年不没收，华侨投资10、20、100年不要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4](P170)此后虽经反复，但60年代的割资本主义尾巴，结果是割而不绝；80年代以来，个体经济、特别是私营经济又获得了大规模的发展，理论思维的探索被历史的发展所否定，这正是有些学者否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理由。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理解理论探索的盲点和历史对逻辑思维的否定，从中得出符合规律的正确结论呢？我们认为：
首先，政治原因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的决定因素。生产力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因素，但不是惟一的因素。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在人类历史的发展只在本质意义上、最终意义上体现，在历史的某一点上可能其他因素更具决定意义。20世纪50年代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正处在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点上。当时社会主义生机勃勃、凯歌高奏，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还没有从它的种种危机、诸多社会矛盾以及战争的阴影中走出来。历史上惨遭各个帝国主义侵略的中国人民对资本主义感到失望和愤恨，不会赞成在中国搞资本主义，而对社会主义具有高度的热情、坚定的信念和必胜的信心。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突出成就，又极大地增强了广大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既然确立了走社会主义道路，又认定搞资本主义没有前途，加上西方国家封锁禁运，社会主义国家大力援助，中国不能骑墙走第三条道路。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既有外在的压力，也有内在的动力，乃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从现实情况看，新中国的政权基础很不巩固，国际上西方国家虎视眈眈，国内在土地改革后的两极分化已经出现，城乡资本主义势力有日益扩大之势，危及新生共和国政权的基础。中国共产党不得不把巩固新生政权的任务放在突出的位置，必然对危及政权统治基础的私有制进行限制甚至消灭。因此，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就不能从纯经济的角度考虑，必须从政治的角度思考。苏联实施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也不是从经济角度考虑的，而是战争的迫切需要。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对新生的苏俄政权来说是必要的、合理的，但事实证明它是暂时的、救急的政策。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环境与苏俄相比具有某些相似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它称为中国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其次，实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推行计划经济的必然要求。要说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合理的、必然的，则要说明计划经济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计划经济的创始人列宁曾主持制定了《全俄电气化计划》，并于1920年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是苏联第一个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长期计划。斯大林把计划经济理论化、系统化，并从1927年开始通过制定国民经济的五年发展规划，把整个国家经济生活纳入到计划经济的轨道。计划经济在苏联创造了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只用两个五年发展计划，其经济实力就跃居世界第二，欧洲第一。我国解放初期，由于受国际局势的影响，经济建设环境相对封闭，物资严重匮乏，形成短缺经济时代，国家必须大量投资搞建设。同时，国民经济生活比较简单，推行计划经济，有利于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统筹规划，进行大规模的国民经济建设，从理论上来说，计划经济与工业化时代是相适应的。事实上，计划经济在我国也产生了奇效。50年代我国仿效苏联模式推行计划经济，巩固了新生的共和国政权，壮大了国营经济的基础，这是所有问题的核心。而推行计划经济必然要求把私营经济纳入计划经济的轨道。对私营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当时整体经济环境的客观要求。
第三，赶超西方国家的强烈愿望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的主观动因。1840年以后处于全面衰退的中国，又惨遭西方列强的侵略，连年战争，赔款割地，国民经济千疮百孔，人民生活已穷困不堪。刚刚获得解放的中国人民，对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建设强大国家的渴望更加强烈。“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诗句，就鲜明地表达了这种强烈的愿望。为了迅速地壮大国家的经济实力，赶超西方发达国家，必然要求确立“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而其制度保障就是计划经济，其可行途径就是对私营企业的改造，使其能迅速地为国家的大规模经济建设服务。
总之，从巩固政权的客观需要，到国家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都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中国人民赶超西方国家、建设强大祖国的主观意志，必然要做出对私营经济进行改造的正确选择。
二、对当前私营经济重新发展的理论思考
经济决定政治，政治最终要受经济因素的制约，这是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基于政治因素，20世纪50年代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只能具有暂时性，不稳定性，甚至反复性。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私营经济在被消灭了20多年以后又获得了再生，尤其到90年代进入了超常态、跳跃式发展的增长阶段。据统计，1989～1995年，全国私营企业的户均注册资金由9.3万元增加到40万元，户均雇工人数由18人减少到13人。增加资本投入，减少雇工人数，提高资本的有机构成，最近年来私营企业规模扩张的主要标志[5]。私营经济不仅是劳动力密集型企业，而且涉足高新技术市场。1995年底，从事第三产业的私营企业有31.7万户，比1994年底增加48.4%[6](P714)。私营企业的从业人员，由待业、退休、社会闲散人员为主转变为在职技术人员、工人、高校教师为主。1998年底统计，私营企业的从业人数是1709.1万人，而国有企业是8809万人，个体从业人员是6114.4万人[7](P133,155,156)。与50年代比，现在私营资本增长40倍，雇工增长7倍，企业主增长10倍，与国有企业、个体户形成了三分天下、鼎足而立的局面。为什么会出现历史的回复？理论界必须作出回答。我们认为：
第一，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取代计划经济体制，丧失了国营经济“一统天下”的经济环境。古人说“法久生弊”，应该承认，社会主义原有的高度集中统一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与第二次科技革命是适应的，但与第三次科技革命是不适应的。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只有通过改革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以适应第三次科技革命的要求，坚持对外开放，积极加入世界经济竞争，参与国际分工，使本国经济同世界经济普遍联系、相互渗透，才能日益缩小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科技、经济上的差距。计划经济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发展后，其优势已不明显，而局限性却充分暴露。突出地表现在：计划经济作为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缺乏效率，经常造成资源的误配置和生产的低效率。在计划经济下，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投入的增加，而不是来自效率的提高。1953～1978年，中国的积累率平均达到29.5%，1982年和1983年的积累率依然维持在29%和30%[8](P254)；计划经济还逐步演化为权力经济，而权力一旦失去监控，便滋生腐败，加重了资源的无效配置；长期的计划经济形成了条块分割的僵化体制，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受到限制；新技术的应用率非常低，在社会上还形成了轻视知识、轻视知识分子作用的怪现象；国营企业长期在国家政策的保护下吃“大锅饭”，没有培育真正成熟的企业和企业家；长期的高积累必然导致低消费，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造成群众对政府不满，影响国家的稳定；进入信息化时代以后，经济活动在全球进行，计划经济体制在瞬息万变的经济形势面前显得僵硬，不能适应当代经济发展的需要。1992年，中共十四大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决定》，宣布要在2010年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是充满竞争的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例外。只有市场主体多元化，才能形成竞争局面，促进整体经济效益提高，使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增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使私营经济获得了存在的制度环境。
第二，多层次的生产力水平，以及总体生产力发展水平落后，是私营经济发展壮大的客观基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起点低，底子薄，大面积的高原、山地、沙漠和丘陵，地理条件并不优越，加上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匮乏，国民生产总值居世界后列；生产力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处于落后状态，一部分现代工业同大量落后的手工业并存，重体力劳动占相当比重，尤其是农业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较大；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仍在扩大，区域间经济发展存在严重的不平衡。与这样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必然要求有多种所有制的经济形式存在，这是马克思主义揭示的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的客观规律发挥作用的表现。私营经济的复活，正是历史本质规律的牵引所致。邓小平说：“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奋斗。”[9](P379-380)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最重要的理论贡献就是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这是对当代中国国情的准确定位。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私营经济的发展不仅具有客观基础，而且具备了理论依据。
第三，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发展私营经济，其历史发展和理论逻辑在总体趋势上依然是统一的。私营经济再生的事实并不违背理论思维规律，因为“现实的历史”是纷繁复杂而又充满曲折的过程，其中既有本质的东西，又有非本质的东西；既有主流，又有支流；既有必然性，又有偶然性。由于被种种的社会因素牵扯着，列宁便说：“把世界历史设想成一帆风顺的向前发展，不会有时向后作巨大的跳跃，那是不辩证的，不科学的，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历史发展可能会出现反复，总是沿着“之”字形的道路前进。而经过修正的理论逻辑，则是提炼了历史本来的表现形式，舍弃了大量非本质的、支流的、偶然的东西，集中反映历史发展过程的本质、主流和必然性。因此，历史与逻辑的一致，不是完全的等同，而是包含差别、对立的本质上的统一。理论逻辑要超越历史的许多琐碎，但不会背离历史发展的客观现实，而是从规律上反映历史发展的方向，更深刻地反映着历史的真实。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不会是永恒的，公有制取代私有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这是被无数思想家反复论证了的一个问题。私营企业的再生也是这样，只是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和历史发展的曲折性，并非改变了历史规律。
由此可见，50年代私营经济在中国被消灭和20年以后的再生，从表面上看是两个事物的对立，但是在更深层次的意义上则体现着事物的统一。后者不是对前者的完全否定，而是辩证的否定和扬弃。黑格尔深刻的提出：“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这是对社会历史现象的辩证解说。
三、和平共处，平等竞争，共同发展——社会主义前进中的战略退却
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的报告中指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1998年九届人大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这个基本经济制度写进去了，标志着私营经济取得了法律上的地位。中国共产党十六大进一步指出：“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公有制经济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将长期共存，和平共处，平等竞争，共同发展，已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总体战略。这一伟大战略的提出有其必然性：
首先，是在分析了国际局势的基础上作出的正确决策。当今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资本主义各国内部的社会矛盾相对缓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处于相互借鉴、相互兼容的历史时期。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以来，社会主义事业落入低谷，而资本主义则表现出较强的自我调节能力和一定的生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并存和斗争的局面，将长期持续下去。在这个时期内，资本主义无法吃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也不可能很快消灭资本主义，“一球两制”将持续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因此，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须从长计议，当前我国的重要任务是在坚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同时，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
其次，两种经济形式和平共处符合辩证法原理。从哲学的角度来看，两种经济形式不仅存在矛盾，而且具有一致性。过去，我们过分强调了二者之间的对抗与斗争，忽视了二者在时间上的继承性和在空间上的互补性。继承性表现在二者都是社会化大生产，同时也是发达的商品生产；互补性表现在社会生产各部类之间，企业内的各专业生产部门之间，不仅要有分工，而且要有协调与合作；由于我国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生产力发展水平差异大，二者适应了不同层次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弥补了单一所有制的不足，能促使总体生产力水平快速提高。
再次，私营企业的再度勃兴将有力地促进国有企业质量升级。我国加入WTO以后，按照WTO的原则，私营经济将取得与国有经济平等的法人主体地位，在经济领域展开平等竞争，这将有力地促进国有企业质量升级。私营企业在制度上因其产权关系明晰，经营机制灵活，市场适应力强，企业内部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激励机制与监督机制，同时也存在着市场风险的硬约束，近些年在市场竞争中显示出一定优势。与国有企业相比，它们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但是，长期以来私营企业在市场准入、税收、贷款等方面受到限制，随着我国加入WTO，这些限制将逐渐被打破，私营经济将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而国有企业要摆脱其困难局面，必须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十六字方针深化改革，使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去面对国际上大企业的竞争，以及国内私营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的竞争，形成具有风险的外部约束环境，促使国有企业改善经营管理，加快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全面提升国有企业的品质，重塑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形象。以改革作动力，将在现实意义上有力地促进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
公有制和私有制经济长期共存、共同发展，决不是放弃走社会主义道路，而是社会主义前进过程中必要的战略退却。在经济建设中，列宁深谙此道。列宁放弃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施新经济政策时，认为让资本主义得到发展自由，是苏联发展经济的一项战略决策，他说：“不是直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而是要在许多经济领域退向国家资本主义；不是实行强攻，而是进行极其艰苦、困难和不愉快的长期围攻，所以是一连串的退却。要动手解决经济问题，也就是说，保证经济转到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之上，就必须这样做。”[10](P522)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战略家、军事家，深知战略退却对于战争全局胜利的重要意义。江西时期创造的十六字诀和1947年主动放弃延安，都是战略退却思想的具体体现，并且在那样惊险的一个又一个战局中，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可惜的是，他没有把战备退却成功地运用到经济建设中来。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转入低潮的现阶段，我国允许私有制的存在和发展是符合客观实际需要的，是必要的积极的战略退却。现在，国有经济依然拥有强大的实力，人民政权巩固，广大人民群众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只要我们头脑清醒，政策正确，就不会退到资本主义。当前社会主义面临资本主义的严峻挑战，但我们必须迎接这个挑战，有攻有守，韬光养晦，才能赢得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20世纪50年代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由当时的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环境等各种因素所形成的合力决定的，是巩固新生共和国政权的需要。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相区别，政治因素是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决定性因素，具有历史必然性，并在我国历史上产生了积极的意义。私有制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的再生和90年代的快速发展，是由我国的生产力水平决定的，同样具有客观的必然性，并对推动国有企业的改革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必须懂得：社会主义必须经受战略退却的考验，必须学会同资本主义竞赛，并善于取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才能使自己成长壮大且成熟起来。这深刻地体现了历史发展的曲折性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艰巨性，但是唯其如此，才蕴育着社会主义兴旺发达。
收稿日期：2002-11-30
标签：计划经济论文; 社会主义改造论文; 经济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社会因素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工商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