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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27日召开会议指出，目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突出表现在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特别是一些行业投资增长过快；商务部在同一天召开的商品市场运行情况报告会也指出，我国一季度消费需求增长远远低于投资需求增长。
投资和消费是扩大内需的两翼，有专家分析指出，下一步应该更多地解决抑制潜在消费能力释放的瓶颈，在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方面下功夫。”例如在税制方面，为了扩大农村消费需求，我国已经言布了5年内取消农业税。为何不把利息税也取消了呢？取消利息税相当于利率提高幅度达25%，这对于老百姓来说是一件大好事，老百姓手里可支配的钱更多了，无疑对于扩大消费、拉动内需有好处。”
不难发现，开征利息税的预期目的就是将部分储蓄存款从银行“赶”出来，用于消费和投资，从一定程度上刺激内需；可是取消利息税，增强居民的购买力，理论上讲同样也能刺激消费。看来，在应不应该取消利息税这个问题上，引起一番争议是在所难免的。
利息税的预期目的
利息税，又称储蓄存款利息所得个人所得税，它不是一个单独的税种，是现行个人所得税的一个部分。
我国1950年就颁布了《利息所得税条例》，规定对存款利息征收所得税，起初的税率是10%，按比例征收，后来降为5%。由于新中国建立初期，国家经济落后，建设资金紧张，人们的收入差距又很小，因此利息税1959年停征了。1980年全国人大通过的《个人所得税法》和1993年10月修订的《个人所得税法》，再次把利息所得列为征税项目。但由于当时个人储蓄存款数额较小，市场物资供应比较紧张，为鼓励储蓄控制消费，对储蓄利息所得又做出了免税的规定。
当时的免征，按照浙江工程学院经贸与管理学院税务专家邬关荣解释是：“由于我国经济过去长时期处于‘短缺’状态，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许多宏观政策，包括货币政策和税收政策，其出发点是防止过度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引发通货膨胀。对于储蓄存款，当时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都将其看作是‘笼中之虎’，因而，采取了提高利率等一系列‘缚虎’措施。”
目前我国征收的利息税始于1999年，之所以恢复开征利息税有其独特的原因。一方面，由于买方市场的初步形成，不少商品由供不应求变为供大于求，物价持续下降，再加上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经济出现了出口不畅、投资乏力、内需不足等问题，经济发展呈现通货紧缩；另一方面，在银行连续7次降低银行利息和采取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后，储蓄存款余额依然持续增长，到1999年6月底，城乡居民的储蓄存款余额已达59000亿元之巨，银行存贷差达10000多亿元，大量的储蓄资金得不到有效利用。如何刺激居民的消费和投资需求，是国家当时考虑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种情况下，国家动用税率杠杆来配合当时积极的财政政策，恢复开征利息税确实是必要的。”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洪涛认为。
1999年8月30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规定从1999年11月1日起，恢复对储蓄存款利息所得征收20%的个人所得税。这一征收一直持续到现在。
“利息税恢复开征后，居民定期存款比例下降，活期存款比例增加，这说明居民更倾向于灵活地运用手中的资金，适时进行消费。”国家税务总局税务科学研究所一位专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援引“深圳市利息税3年进账近12亿元”的事实说，1999年恢复开征储蓄存款利息税体现了政策效应，刺激了居民消费和拉动了投资需求，使居民储蓄转为投资，使资源配置更为合理。
从4年多的实践来看，利息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储蓄存款上涨的速度减缓了，消费指数逐步回升，但成效并没有预期的那么理想，居民储蓄存款总量居高不下。因此，要求取消利息税的呼声越来越多。
利息税遭质疑
利息税能达到刺激消费的目的吗？有专家指出，人们不愿意消费的原因绝不是因为该买的东西已经买了，剩下的钱无处可花，只好放在银行里，而是因为人们对未来的收入能否稳定增长没有多少把握。如果收入增加的问题不解决，越逼迫，人们越不愿意消费。
1999年11月1日起开始实行的利息税征收方法是按照每次存款取得的利息全额计征，而且，税率都是“一刀切”的20%。但是我国目前的存款状况是，80%的人拥有20%的存款，而且其中相当大一部分都是收入水平不高、抗风险能力较弱、不敢冒险投资的人。
针对利息税所作的调查表明，越是富裕的人，投资增值的渠道就越多，或买房购车，或开公司创业。即使国家不收利息税，这些人也不愿意把太多的钱存入银行，因此，希望通过征收利息税来刺激这20%的人加大消费力度是不太可能的。
但是，对于那80%的人就不一样了。大量调查表明，现在居民储蓄的目的已不单纯是为了“吃利息”，而是由于对预期收入不确定，为日后养老、子女教育、防范失业等做准备。因此，不论利息税多高，他们也不愿总把这些救命钱用于日常消费。可见，利息税分流储蓄、让老百姓掏钱的作用也实在有限。
事实上，“80%的人占有20%的存款，20%的人占有80%的存款”的说法，仅仅符合城市居民的状况。而占我国总人口近80%的农民中，60%的农民根本没有银行存款。所以，20%的税率对于本来就没有多少存款的农民来说，显然不利于刺激他们的消费需求。
我国开征利息税的另一个预期目的就是调节收入差距。谁存的钱多谁交的利息税就多，钱少的人交的利息税就少，从而使财富在社会中的分配更趋平均。但事实证明，利息税对高收入者无太大的损失，对老百姓则是一种负担。
由于我国对股票、国债和若干专项储蓄的利息收入均不征税，这些有能力把大笔资金放入股市或国债上的高收入者就几乎不受利息税的影响。而愿意把救命钱放到银行中的中下层百姓家庭就成为利息税的主要征收对象。国家把这部分从普通百姓那里取得的利息税所得用来解决下岗职工和生活困难职工的生活保障等问题，转了一圈，“羊毛”还是出在“羊”身上，没有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少数高收入居民收入的增长，缓解居民之间的收入悬殊状况，达到“抽肥补瘦”的目的。相反，低利率和利息税却影响到了这些人的生存质量。
2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2003年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据《报告》分析，2003年前8个月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持续小幅正增长，从9月份开始快速上升，同比增幅在12月已经高达3.2%。初步估算，2004年同比价格上涨的翘尾因素为2.2%。也就是说，2004年即使没有任何新的涨价，全年物价上涨也会达到2.2%。目前，银行存款1年期的利率为1.98%，扣除利息税后就会出现负利率，即储户存得越多利益损失越大。
另一方面，我国的“十五”计划连续3年来安排的重大投资项目陆续发挥积极作用，经济增长质量和综合国力得以进一步提高。2003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8.9%左右，增速略高于2002年。此外，预计2004年我国GDP增长将达到7.5%左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也将增长9.5%左右。
据此，2003年10月，商务部提出了取消征收利息税，提高个人收入所得税起征点等多项建议。中央财经大学税务系主任、教授郝如玉就非常支持取消利息税：“自1999年起征利息税以来，该税种起到一定的作用。但现在确实如商务部所言，在国家重大投资项目开始发挥作用，GDP及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的情况下，利息税的作用越来越小。所以我赞成取消。”
有关专家分析认为，前两年提出利息税是因为消费很差，目前房子、车子、教育、旅游四大块消费都起来了，提高居民收入的迫切性已高于进一步刺激消费需求，取消利息税应是扩大内需增长、抑制通货膨胀的一种合时宜的选择。
利息税会被取消吗
那么，引起争议的利息税到底会不会取消呢？
业内人士分析说，利息税属于个人所得税范畴，不会被取消。况且，国家财政要为此每年减少几百亿元的收入。不过，4月24日至25日在北京举办的由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参加的“市场经济与中国税收”高层论坛上，许多专家就建议应该对利息税进行“适时适度”的调整。有人称，政府在今年将要进行的税收政策调整中，改变利息税征收办法已列入日程，这次论坛也许就是前奏。
邬关荣认为，考虑到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和发展趋势，利息税的改革可以分步走。第一步，参照国际上的利息税税率依然实行20%的比例税率，但由于我国储蓄收入分布不均匀，有必要规定一个起征点。例如像德国利息税为30%，但主要针对高收入人群。如果单身者个人存款利息低于6100马克、已婚者低于1.22万马克，就可在存款时填写一张表格，由银行代为申请免征利息税。另外，对由于不可抗力或意外事件造成特殊困难的群体，争取先征后退或免征的方式。此外，实施利息支出抵扣政策。对个人因住房贷款、抵押贷款、消费贷款利息支出允许抵扣。
第二步，在信用制度比较发达、个人收入比较透明、税务机关可以方便统计个人所得、个人所得税已成为主体税种的情况下，将利息收入纳入个人总收入，一并征收个人所得税，实行超额累进税率，消除“私款公存”的灰色做法。但这一切都必须建立在全社会已建立完善的信誉制度和实名财产制度基础之上。像美国没有专门的利息税，但无论是工资、存款利息、稿费还是炒股获利，美国纳税局都会把你的实际收入统计得清清楚楚，到时寄张账单给你，你的总收入在哪一档，你就按哪一档的税率纳税。
不过洪涛教授认为，利息税免征与否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国现有的内需状况，提高居民收入、扩大居民消费才是拉动经济持续发展的原生动力之一。在居民收入增长缓慢，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的情况下，储蓄转化为消费缺乏一种体制性保障和福利性支持，特别是在许多原来属于公益性行业走向市场化后，储蓄是一种最优、最自然的选择。因此我国储蓄水平的高低不仅取决于利息，更取决于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和进步，他们对储蓄存款的作用绝不弱于利息税。这也就是为何1999年征收利息税以来，还是很难启动内需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此，商务部市场运行调节司在去年年底发布的报告认为，启动内需要继续采取多种方式提高农民收入，尽快落实工薪阶层加薪计划，提高收入预期。进一步增加社会保障支出，加强低收入者、下岗职工、离退休职工的各项保障政策的落实，以增强人们的消费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