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解价值冲突的和合学——和合学的创立者张立文教授访谈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访谈录论文,冲突论文,教授论文,价值论文,创立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祁：张教授，据我所知，早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您就以求道为己任，大胆地悬置“分门别类”的板块式批判，在理论思维道路上独辟蹊径，首先提出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作为具体研究朱熹思想的有效方法。您的《朱熹思想研究》，是运用中国哲学内在方法解读中国思想文本的成功范例。香港《镜报》月刊曾载文指出：“这样的研究方法，是能还各个哲学体系以本来面目的。”美国著名学者陈荣捷教授也曾说过：“此书学术水准很高，肯下死功夫做学问”。请问，您为什么选择朱熹思想作为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切入点？从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的提出到和合学的创立，您相继从哪些方面下了“死功夫”？
张：我研究朱熹思想先后35年有余，其间既有神交的愉悦，也有遭害的悲愤，更有智慧闪光的启迪和人文精神的涵溉。我之所以选择了朱熹思想，主要原因就在于：它充分体现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分合变奏，全息映射出中华民族精神的深沉忧患。朱熹所生活的时代，正值“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南宋时期。“积贫积弱”的政治经济、“半壁江山”的分裂格局和“学绝道丧”的纷乱态势，都迫使思想家自觉而勇敢地担当起“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学术使命，回应历史挑战，化解价值冲突，重建精神家园。朱熹以求理、求实、主体、力行和开放等一系列学术精神，建构了“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的道德形上学体系，用“天理”二字成功地融摄了儒、释、道三教文化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出色地实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从汉唐训诂学向宋明义理学的理论转型，极大地显示了中华和合思想内在的生命智慧和无限的变易潜能，为中国古代社会后七百年的持续发展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最终形成，提供了强大的道德精神支柱。
诚然，朱熹思想作为一种文化历史现象，随着其赖以产生的时代背景消逝，早已凝固成为文本“化石”。但是，作为道德传统承前启后的关键环节，它所映射出来的民族文化精神，在经历了炼狱般的煎熬之后，定会冲破僵死的化石文本，在新时代的地平线上蓬勃升起，不断获得新的生机。
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实质上是民族文化精神的痛苦转生。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的提出，旨在为这一艰难的转生寻求合适的“助产术”或“点金术”。因此，在《朱熹思想研究》前言里，我曾这样写道：“点中国哲学思想资料之‘石’，而成科学的中国哲学史之‘金’。”然而，要想点石成金，欲使枯杨生，没有“独立不惧，遁世无闷”的大过（
）勇气，没有“死去活来”的学问磨炼，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从1981年到1989年，兀兀寒暑，漫漫春秋，反复沉思，勤劳笔耕，我以太史公“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意志砥励，以董仲舒“三年不窥园”的精神鞭策，先后完成了十余部著作，累计近四百万言。历经千难万险，饱尝千辛万苦，终于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从范畴逻辑结构网络上自家体贴出“和合”二字，随即创立和合学，为传统文化的现代转生找到了落脚点和安顿处。
祁：听了您的这一番追忆，不禁使我联想到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所言说的那三重精神境界。
张：静安先生是过来人。他学贯中西，博通古今，又适逢世纪之交，故能诗意地言说做学问和干事业的渐进道路与顿悟契机。
祁：从80年代末开始，您在国内外学术交流和论文著述中申明：“和合是中华文化的首要价值，是中华人文精神的精髓。”请问，既然和合是中国传统文化固有的生命智慧和内在价值的精髓，那么，为什么还必须经过“众里寻它千百度”的“死功夫”，才能最后在“蓦然回首”之际，将其活生生地体贴出来呢？
张：你追问得很好，其实，这个问题有着现成的答案。孔子讲过一句格言：“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中华和合人文精神是道德价值本体，属于“形而上者”。她不会像有形的器物那样，赤裸裸、明晃晃地摆设在那儿，听任你去客观地观察或冷静地思考。只有当你以诚明合一之心踏上“弘道”征途，冲破原有价值观念编织的天罗地网，饱经理论思维创造阵痛的磨炼和洗礼之后，才有可能豁然贯通，恍然大悟，用自家的生命热情体贴出她的真实存在和本来面目。
祁：如此说来，和合是活生生的民族精神，是沉甸甸的智慧结晶。张教授，您能不能用形象的话语形态，说明和合确实是中华文化的首要价值呢？
张：意境逼真，气韵生动，本来就是中华民族语言文字独具的艺术魅力。就拿“和合”二字来说吧。在上古汉语系统，“和”字有两种左右组合造型。一种是从龠禾声的“龢”字，最早见于甲骨文。其本义是指从三孔（或六孔，七孔）定音编管内吹奏出来的标准乐曲，以便调和各种音响。另一种是从口禾声的“和”或“咊”字，最早见于金文。其本义是指音声相和，旋律合韵，交响融融。由此可见，“和”字所昭示的人文精神，是华夏音乐艺术的和声谐音机制；所映射的哲学意蕴，是中国诗歌艺术对宇宙大化流行内在节律的深切体悟。“合”字是上下组合造型，从亼从口。在甲骨文和金文里，“合”字象容器与盖子合拢之形。许慎的《说文解字》认为：“合”的本义是“合口”，即覆盖的意思。按照传统文字学的六书理论，“合”属于会意字范畴。其上半部分“亼”为古文“集”字，意指将诸多元素采集到一块，合拢起来，相当于现代数学和逻辑学里的集合（get）概念， 其下半部分“口”象人体或容器的口形，意指质能或信息输入或输出的接口。“合”字的总体意象就是：广泛采集众多元素，汇合纳入口中，覆盖发酵，酝酿出新生态。“合”字的这一奇特取象造型手法，与后来的成语“吐故纳新”，语意正好相反相成。它生动地体现了中国远古文化对“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和合意境的艺术追求。
祁：您刚才引用《周易·乾文言》诠释“和合”二字所隐藏的文化奥秘，确实令人信服。我也感觉到：这一文化奥秘，在《乾彖传》的“保合大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中，同样有所揭示。
张：你的感觉非常敏锐。乾道是中华和合人文精神阳刚雄健力量的易学象征。你看，在乾道（
）六龙御天的过程中，九五爻位居至尊，“飞龙在天”，中华儿女的智能价值创造达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无限自由境界，因此能与天地自然和道合德，使宇宙万物资始资生，和合成一个连通天文地理、生机永不停息的人文价值世界。
祁：我明白了：和合确确实实是一切人文价值的元价值，是整个意义世界的奠基石，正象精髓是生命血液的原生质一样。怪不得远在春秋时期，史伯就提出了“和实生物”的伟大命题。
张：倘若仔细分殊起来，从和合首要价值创生出包括真、善、美在内的所有人文价值形态，还须按合—和—生三组乐章自觉谱写：第一乐章是“合”或“真的集合”：广泛采集诸多元素，让差异充分展开，登场亮相；使金木水火土刚柔复合，宫商角徵羽清浊调和。若借助《诗经·周南·关睢》里的风韵，这就是：“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第二乐章是“和”或“善的和谐”：依据三极之道融突诸多集合元素，使五行之气潜能发挥，相求旺盛；让五音之律特质彰显，相应谐振；促成精神意境的无限提升，引起心灵音域的全程共鸣。若套用《诗经·大雅·旱麓》的情调，这就是：“鸢飞戾天，鱼跃于渊。岂弟君子，遐不作人！”
第三乐章是“生”或“美的生命”：通过“生生之谓易”，赞美天地大德，讴歌人类大宝，营造文教大道；合理汰劣，运筹正义公道；和顺择优，疏明平等自由，让宇宙大化流行的美妙大音，在每一个生灵的命运交响乐中全息荡漾，交相感应。若选取《诗经·鲁颂·泮水》的旋律，这就是：“思乐泮水，簿采其藻。鲁侯戾止，其马
。其马，其音昭昭。载色载笑，匪怒伊教。”
祁：听您这么一讲，先秦诗人的欢歌笑语，哲人的道德反思，其价值本体都是合——和——生的和合交响乐章。
张：不过，先秦既是中华和合精神最伟大的开端，同时又是其最悲壮的遮蔽和蒙难。《易经》用丰卦（
）隐隐约约地记载了民族精神家园的这一重大变故：“丰：亨，王假之。勿忧，宜日中。”言外之意、话内之情，恰似一首千古回荡的预言诗：“多事的春秋既将降临，和合大道为了永久亨通暂且隐遁，因为专制君王会假借和合施行暴政。善良的人们啊，千万不要为此担心！即使日蚀发生在中午，北斗七星也会为你们指明前程。”《易传》画龙点睛，天机一语道破：“丰，多故也。”
众所周知，春秋王霸华夷竞争，战国七雄中原角逐，赤县上空刀光剑影，神州大地生灵涂炭。华夏文明的和合乐章，几度风雨，几度沧桑，早已乐断章分，泣不成声。道家“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崇尚自然，人籁寂静。儒家“以仁为恩，以义为理，以礼为行”，死守典章，天籁不闻。法家“以法为分，以名为表，以参为验”，刑德二柄，自相矛盾。墨家“以事为常，以衣食为主，蕃息畜藏”，节用非乐，自苦为极。从道家的“浑沌无分”到法家的“制分不合”，从儒家的“礼用和贵”到墨家的“天志尚同”，中华和合人文精神每况愈下，如同尘土。特别是秦汉以降，和合交响乐章竟然被支离成“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悲悼剧，颠倒成“乱久必治，治久必乱”的咏叹调！
祁：海德格尔在《论真理的本质》中说过：“真理就是对存在者的去蔽，通过这种去蔽，敞开状态显现出来。”张教授，请问从秦汉到明清，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史上，和合精神的本质真理有没有显现出去蔽的敞开状态？
张：可以十分肯定地说，这种去蔽的敞开状态，始终没有完全显现出来。
祁：那是为什么呢？
张：因为自从“天下为家”以后，人文大道就已隐遁，民主公理因故缺席，和合精神也随之迷失在地平线下，进入“暗而不明，郁而不发”的冬眠时期。此时，除了在诗人和哲人的心灵深处尚能找出不可磨灭的记忆痕迹，中华和合人文精神始终处于不在场状态。因此，对专制主义两千多年倒行逆施的滔天罪恶，中华和合人文精神是不应当承担责任的。
祁：请您列举一些和合精神迷失后的记忆痕迹。
张：孔子在春秋时代，慨叹“天下无道”，困厄之中抒发出“朝闻道，夕死可矣”的万世遗恨。屈原在战国晚期，变《风雅》而作《离骚》，用生命沉吟出“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千古绝唱。南宋时期的朱熹，向往三代天理流行，痛斥汉唐千五百年间“只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元代剧作家汤显祖，在《牡丹亭》内有感于人情天理非和合的残酷现实，虚构出一个“理之所必无”而“情之所必有”的荒诞意境。明末清初的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怒骂专制君主“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就连近代的王国维先生，仍旧在“信言不美”与“美言不信”的道德吊诡里彷徨，为和合精神的难得而绝望。
祁：《庄子·天下篇》的作者，针对“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的分裂局面，曾疾声呐喊：“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其良苦用心，能否看成是对和合人文精神迷失命运的沉痛悼念？
张：可以这么讲。
祁：《天下篇》说过：“《乐》以道和”。《乐经》的失传，能否作为中华和合精神迷失的文献证据？
张：可以作为有力证据。
祁：现在让我们先放下“古今之辨”这段令人伤感的沉重话题，再来谈谈您创立和合学的“立言宗旨”，好吗？
张：很好！作为跨世纪的文化发展战略构想，和合学的创建宗旨在于：切实完成传统文化的现代转生，圆满融通中西文化的价值尺度，顺利化解人类社会的五大冲突。
祁：您对“和合”二字的深厚体贴，对和合精神的独到洞悉，业已点明传统文化现代转生的逻辑理路。请问，和合学是怎样圆融中西文化的价值尺度，平息由来已久的中西体用之辨呢？
张：近代以来，中西之争一直缠绕着众多“剪不断，理还乱”的无明情结。特别是受“中体西用”说的价值误导与“全盘西化”论的情绪激忿，对正在苏醒的民族文化精神，施行了最残忍的休克疗法，用各种各样拿来“主义”灌输民族心理，致使“飞龙在天”的炎黄子孙，竟然成了消化不良的“东亚病夫”！
祁：对于“中体西用”说的价值误导，您在《和合学概论》首章“世纪之交的文化思考”里，已借严复先生的“牛体马用”比喻，进行了机智而幽默的讽刺。在此，我想请您着重谈谈“全盘西化”论的思想错误。
张：“五四”时期的“全盘西化”主张，是近代中国志士仁人纷纷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真理运动的学术概括。且不说“全盘西化”在多大程度上可行，单说“五四”时期抬出的“民主”（democracy ）和“科学”（science）德赛二先生， 仍然是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简明摹本。其最深层的心理动机，还是无法超越传统文化的民族复仇情绪。道理相当浅显：东西方都有各自的科学技术，都有独特的人道主义、民主主义或人本主义。所不同的只是：西方文化率先冲决国内的专制主义罗网，并以科学技术和民主制度作为其推行国际专制主义、海外殖民主义和全球霸权主义的战略武器。 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权力”（know ledge is power），和盘托出了其中的强权逻辑。因此， 在世界近现代史上，东西方文明冲突的结果是西风压倒东风。
其实，对于地球生态村来说，既不能没有温润和煦的东风吹拂，也不能缺少清冷萧瑟的西风摇撼。西方文化的胜利，肯定是暂时的侥幸。它得益于价值理性的工具化和实践理性的意识形态化。而东方文化的失利，终归是季节的变换。这应追究到和合精神的长期涅槃与元始价值的历史迷失。
祁：有不少人认为，东西方文化的本质区别在于：东方文化代表早期农业文明，西方文化体现当代工业文明。按照未来学派的浪潮发展模式，西方文化战胜并取代东方文化，似乎符合了文明历史的必然规律。您对这些议论，有何看法？
张：社会文明的浪潮发展模式，只能解释物质文化的形态变异，而无法说明精神文化的道德传统。殊不知，长江后浪推前浪，浪浪都是大河水。社会文明建设，只能是人类智能在生存世界的和合创造，而不会是体质力量在竞争场所的冲浪决赛。特别是人类各民族的精神家园，将永远有游牧歌声的悠扬回荡，有农耕丰收的喜庆洋溢，有发明创造的激情奔放。人类文化，就其价值本体而言，决不是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生物进化。社会文明，就其意义尺度而论，也不是阶级、国家和种族之间的殊死对抗、残酷斗争与无情打击。对人类文化的达尔文主义理解，对社会文明的法西斯主义宣扬，只能加剧不同文明的价值冲突，深化不同文化的矛盾隔阂。
祁：您的分析鞭辟入里，透彻之极，原来，所谓有西方文化必定战胜东方文化，竟是对人类文化的达尔文主义式曲解；所谓的工业文明必将取代农业文明，更是对社会文明的法西斯主义喧嚣。真是触目惊心呐！
张：根据和合学的三界六层立体结构和八维四偶生生原理，科学技术是人类社会在生存世界参赞自然生态环境的理性手段，是人类智能持续创造全新生存方式的知行工具。所以，科学技术横贯形下和合与工具和合两大维度，是一切文化样式和文明形态的公共价值规矩。人类能否发展，社会文明是否进步，归根到底取决于人类参赞自然生态环境的科学手段是否卓有成效，取决于人类创造生存活动方式的技术工具，能否正德原生。一言以蔽之，是否有利于和合生存世界的智能创造，是权衡文化发展和文明进步的元价值规矩。据此分析，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所遭遇的厄运，东方农业文明在现代所蒙受的劫难，根本原因都在于生存世界理性手段的过分单一化以及知行工具的极度陈旧化。
祁：那么，中国向外国学习科学，东方从西方引进技术，看来属于势在必行的正义事业。
张：学习与引进，全属文化操作战术，不是文化发展战略。这是因为，学到的科学理论总归是第二流水平，引进的技术工具定然属第二手货色。在知识产权已经成为国际立法的今天，情况更是如此。中国与整个东方发展科学技术的最佳战略选择，只能是生存世界的智能和合创造。尤其是中华民族，不仅拥有世界上为数最多的人口智能资源，而且还具备历史上精深的文化思想资源。只要我们能在制度文明上有所突破，智能和合创造的前景是非常乐观的，是无法估量的。
祁：这是不是说，我们必须引进民主制度呢？
张：制度文明建设决不是“借光”工程。从邻居借来的蜡光，永远不能将自家的世界温暖和照亮。引进西方民主，实质上仍然没有跳出“中体西用”说的窠臼。按照和合学的立体结构和生生原理，制度文明位于和合意义世界。其建设目的旨在：调适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智能创造关系，使人文价值集合放大，文明意义和谐增益。为此目的，必须创建既充分尊重个人的智能创造本性、又全面体现社会的意义统摄使命的和合价值规矩，作为经济交往、政治管理和道德修养的公共意义尺度。制度文明是精神家园南来北往、东进西出的交通枢纽。如此重要的社会结构命脉，岂有引进替代之理！
祁：《易大传》在节卦（
）《彖传》中指出：“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这是不是先哲对制度文明的民主设计与和合规范？
张：《周易》是中华和合人文精神忧患意识的杰作。节卦模拟出来的意境是：“泽上有水”，生意盎然。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如果泽中加水，卦式变易成坎险（
），水患成灾，害民伤财。倘若竭泽而渔，卦式变易为困（
），泽上无水，岂能生生？专制主义的致命弱点，不在于行政管理上的中央高度集权，而在于价值观念上的资源一家垄断和行为方式上的耗散无以节度。试想，天下所有的价值资源都由一家一姓一人独占，任其挥霍，无法节度，哪里还有民主可言，何处还有生意可谈？所以，意义世界的和合价值规矩，既是建构民主制度的源头活水，又是对治专制主义的特效药方。
祁：到现在，我才完全明白了您前面提过的论断：先秦既是中华和合人文精神的伟大开端，同时又是其最悲壮的遮蔽和蒙难。因为专制主义的价值尺度和意义标准，是非合的独裁与反和的尚同，所以，专制主义盛行之日，也就自然成了和合精神的迷失之时。
张：其实，专制君主岂能一手遮天？哪里有遮蔽和蒙难，哪里就有去蔽和启蒙的因缘。中华和合人文精神的遮蔽与蒙难，虽然使民主制度在历史上长期缺席。但是，由于去蔽和启蒙的始终伴随，圆寂于涅槃境界的和合精神，总是不时地在冰消瓦解之际，从地道里透露出人本思想的可贵闪光，从冻土下散发出无君主张的凉快生意。魏晋之际，有鲍敬言的《无君论》；明清之际，有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它们是其中最好的文本见证。
祁：既然民主思想或人本主张是东西方文化皆有的价值生态资源，那么，我们能不能取长补短，促进人类社会的民主进程呢？
张：取长补短，只是文化战术层面的操作技巧，并且只对部分器物文化和制度设施暂时有效。文化传统、民族精神以及生命智慧，是和合平等的。她们既无长短之分，更无优劣之辨。在这些永恒的义项上面，又怎能说得取舍加减！只有从战略层面无条件地承诺这样一个价值公设，即各民族的文化传统、主体精神以及生命智慧是和合平等的，人类才能最终告别东西冲突、南北对抗和古今碰撞的纷乱时代，真正跨入和平与发展的新纪元。对文化传统、人文精神和生命智慧评头品足，取长补短，只能导演“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的文明悲剧。因此，要当机立断中西体用之争，就必须运用和合价值规矩，彻根彻底化解在意义世界风靡了一个多世纪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文化法西斯主义和精神绝对平均主义等文明病毒。
祁：我们的思维理路已经接近这次访谈的终点，即用中华和合人文精神化解人类面临的五大冲突。张教授，请您谈谈和合学这一跨世纪文化战略构想的可行性论据。
张：1990年，在纪念冯友兰先生诞辰9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系统提出了《和合学的建构》。从那以后，在国内外的一系列学术交流、教学讲演以及有关的论文和专著里，我对和合学战略构想的可行性问题，已经作过比较详细的论证。由于时间的关系，下面只点出其中最基本的五条论据：
第一条，当前，全人类面临着人与自然、社会、人际、心灵以及文明等五大冲突。它们可以归并成地球生态村的东西、南北双重对抗。所谓东西对抗是指诞生过四大文明古国的东半球同培育出现代工业文明的西半球围绕中心价值观念的殊死较量。所谓南北对抗，是指北半球已发达的工业国家同南半球发展中的农业国家资本价值形态的剧烈摩擦。不及时化解五大冲突，尽快消除双重对抗，全球的自然生态和人类的文化生机将要衰竭，甚至窒息而死。
第二条，五大冲突也好，双重对抗也罢，其实质都是意义世界价值观念的冲突在社会文化不同层面的显现与表露。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两大阵营对峙以及苏美冷战格局的形成，其幕后导演都是文化价值观念的非和合冲突，是一种价值观念企图对另一种价值观念的奴役和专制。任其冲突下去，对抗到底，势必两败俱伤，耗竭人类自然智能及其价值创造的所有活力。
祁：对不起，我想插一句。您刚才所说的“价值冲突”，听意思不像是通常理解的善恶冲突，而像是善与善的冲突。
张：是的。目前人类所面临的价值冲突，的确不是童话世界里小红帽与大灰狼式的善恶冲突，而是芍药花与牡丹花式的善善冲突。在地球生态村和文明大观园，每个民族都有一条永垂不朽的智慧命脉，都要求平等的经济生存权和政治发展权；每种文化都是一朵永不调零的精神鲜花，都申明独立的道德自尊心和艺术自由度。地球村不能只有德意志，大观园不能仅剩英美花（化）。和合学作为化解人类价值冲突的最后抉择，其第三条论据是：东亚西欧，南非北美，都不是社会文明的价值中心点或人类文化的意义极限值。正如地球是圆而又圆的，其表面经纬线处处道路连通，根本找不到中心点一样，人类文化的意义世界也是规矩圆融无碍、道德拓扑连通、性命浑然对应的和合价值本体。事实上根本没有，情理上也不该有任何既定的文明中心。和合学只给出曲成方圆的价值规矩，不预设任何染过颜色的意义中心。
祁：和合意义世界有规矩而无中心，您的这一发现，无疑是文化人类学领域里的哥白尼式革命。
张：引导一场深刻的价值观念革命，是创立和合学的重要目的。这场价值观念革命，是不开杀戒、不许流血、只能创造、只准和平的非暴力和合大行动。尼采的“重估一切价值”之所以被法西斯利用，原因在于其学说的非理性、超人性等权力意志。有鉴于此，和合学建构了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五大价值哲学原理，作为驱散杀气、洗涤血迹、撤消霸权、填平沟壑、排解积怨的急诊疗法。这是和合学相信自己能够化解人类价值冲突的第四条论据。
祁：和合学开出的这五大应急处方，能否越过国门，冲出东亚，为世界所认同呢？
张：你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迄今为止，和合交响乐章还只是音乐厅上演奏的“阳春白雪”，和合战略构想也只是学术界内的“一家之言”。但是，这正是和合学及其化解之道的战略优势。打个比方说吧，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从来都没有像邓丽君的《美酒加咖啡》那般流行，可它对人类灵魂和文化命运的震撼力量，却是任何流行歌曲所望尘莫及的。
祁：您的比喻，不仅使我疑团顿释，而且也让我想到朱熹思想的历史遭遇：从仁义作圣功夫沦为“忍而残杀之具”，甚至“以理杀人”、“仁义吃人”。教训是何等的沉痛！
张：学术不是治术，学者不是政客。然而，学术一旦偏离求索真理的去蔽轨道，就会变为遮蔽真理的尘埃与乌云。同样，学者一旦超出公民本位而贪图名利，就可能化作政客手上的教鞭与王牌。和合学既不是知识体系，也不是意识形态，而是关于化解价值冲突的战略思维。她是音乐式的思，史诗般的想，也是思的音乐，想的史诗。人类智能价值创造的每一次道德冲动，每一件文艺作品，都是她谱写和合乐章的美妙旋律，讴歌和合史诗的生动音符。因此，和合学是边谱写、边演奏的人文生态交响乐，是边采集、边合成的文化战略进行曲。
祁：能不能这样说：和合学也是关于全球文化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狂想曲？
张：当仁不让，进取不止，须有狂者胸怀。孔子是狂者，他一生“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孟子是狂者竟敢说“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正是由这两位狂者思想和合成的“孔孟之道”，使中华人文精神以心传心，不绝如缕。中国传统文化能够成为人类文化可持续发展唯一的战略样本空间与和合价值达道，没有孔子、孟子、董仲舒、王充、朱熹、王阳明等等狂者的无限进取和不懈开拓，那倒是不可思议的疯狂。
中华和合人文精神之所以有资格充当化解人类价值冲突的道德信使，根本依据就在于：她拥有全球经济、政治、文化可持续发展战略所必需的思想资源和道德传统。这些异常珍贵的精神财富，若能得到充分重视、合理开发、广泛传播和恰当利用，足以化解人类五大冲突，终结全球双重对抗，使社会文明愉快告别生态危机，顺利迈进和合世纪。这就是和合学可行性证明的第五点论据，也是其创立者的最大心愿。
祁：中国应当对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我们深信：您的和合学战略构想，如同指南针促成地理大发现、黑火药攻下巴士底监狱一样，必将引导人类思维医治好价值冲突遗留下的精神创伤，在和合可能世界开拓出最真实、最完善、最优美和最自由的“丝绸之路”。到了那时，我们就可以放心地去地球村的另一边观光，为中华和合人文精神的成功转生与广泛传播，吹奏《第九交响乐》，痛饮《美酒加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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