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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80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076(2001)02-0014-05
体育科学研究的对象是作为人类社会现象的体育活动以及体育活动中的人，由于其研究对象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因而对科学方法有较高的要求。在体育科学中，研究方法的重要性已是体育科研人员的共识，而如何学会、掌握和正确地运用科学研究的各种方法，却又是一个方法论问题，即方法论的指导的问题。
在体育科学研究中，探索方法本身的意义并不亚于知识的积累，创立新方法与发现事实具有相同的价值。体育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与创立，可使体育科研模式转换，可影响体育科技人员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更重要的是，对体育科学方法论深入研究，能更好地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系统论观点对体育科学研究在认识论方面的指导，以开拓研究的新领域。在体育学科体系中，体育科学方法论应成为一门独立的分支学科，它的任务不同于一般以《体育研究方法》为书名的那类书，即不应当再把各种体育研究方法重新排列组合详述一遍，那样做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体育科学研究方法是以总体的体育科学活动作为研究对象，是从方法论的高度指导人们从事体育科学研究的，是探讨体育科学研究诸方法的内在逻辑，揭示体育科研活动的历史性和社会制约性，剖析体育科学发展的认识因素，并以此指导体育科学研究实践中方法的选择、运用和创新。我们认为，在建立体育科学方法论这门新学科的时候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 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当代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I.Laktos,1922-1974,英籍匈牙利人）认为，研究科学发展的模式不应该离开科学史，不应该纯思辨地局限在思维的范围，而应该把它与科学史结合起来，即从科学发展的历史事实中去探索并检验这种模式[1]。这一见解是深刻的，它在客观上体现了逻辑的与历史的统一的辩证法思想。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把遵循逻辑的方法历史的方法的一致性作为历史科学的一条重要的方法论原则[2]。马克思强调：“从最简单上升到复杂的这一抽象思维的进程，是符合现实历史过程的。[3]”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之所以从商品开始，是因为这种研究方法既符合历史发展的真实又符合逻辑发展的需要。同样的道理，研究体育科学发展的模式也不可能离开体育史，方法论的研究离开了具体的史实，割裂了历史继承性，就变成了没有躯壳的幽灵，空洞而神秘。为什么在某个历史时期是这种而不是那种方法论在体育科学思想或体育科学学说中占统治地位，又为什么每当传统的、以往占统治地位的方法论不再能适应体育科学本身发展的客观需要时，迟早会有新的方法论应运而生来满足这种需要，正确地理解逻辑的与历史的统一性，是把握这一问题的关键。把方法论的演进嬗变仅仅用人物思想的师承关系或逻辑发展的需要去解释，或者仅仅归结为某种外部因素的影响，如阶级斗争、生产力的发展、科学的发展等，都是片面的。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发展从亚里士多德的演绎到培根的归纳法再到爱因斯坦的探索演绎法，经过了3个大的发展阶段，与之相对应的是古代科学、近代科学和现代科学。体育属于历史科学，方法论的演变及阶段划分比诸自然科学要复杂得多，但按照马克思主义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法则，它也应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马克思主义创造的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是体育科学方法论发展过程中的根本的、基础的理论指导思想，为体育科学方法论成为一门科学提供了可能性。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并没有终极对真理的认识，也不能代替具体的体育科学研究，“终极论”与“代替论”都会妨碍体育科学的发展。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的发展史，体育科学的发展史是体育教育学家、体育科技工作者对体育规律认识的历史积淀。我们不仅要重视体育科学的“内史”即内部逻辑，而且也要重视对“外史”即对科学的影响、经济的影响和政治的影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偏离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原则。但系统地揭示每一种方法论的历史逻辑，还需要做许多艰苦的工作。关于逻辑的与历史的统一原则，恩格斯还有一段名言：“历史从什么开始，思维进程也应从什么开始，而思维进程的进一步的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修正过的，但是它是依照着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法则修正过的，这时，就可以在每一个要素完全成熟而具有古典形式(Klassizitat)的发展点上来观察这个要素[4]。”
体育科学起源于问题，如果把每一个问题从“完全成熟而具有古典形式的发展点上来观察”，就可以构成一个个问题发展史，如体育本质、体育目的、体育结构，体育与政治、与文化、与经济、与人的全面发展，启发式教学法、体育教育教学中的系统观，等等，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专门课题。只有在专题出现繁荣局面后，体育科学基本理论水平的提高才能具有扎实的基础。
2 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体育科学的发展无疑是一种理论体系的向前运动，这种向前运动的机制究竟来自何处，这个问题若解决得好，将具有重大的方法论意义。一种解释是体育科学的理论来源于实践，但事实告诉我们，千百万体育实际工作者的丰富经验并不能自动地上升为体育科学理论。第二种解释是体育科学的理论可从其他的理论形态的东西中推论演绎出来，如从哲学、心理学、教育学、管理学，等等。但这一命题也很容易被证伪，比如体育教育教学与发展的关系能从现有的心理学理论中直接推出结论吗？我们的回答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是一个教育学问题，在研究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心理学只起附属的、次要的作用。我们体育科学的实际研究程序向人们提供了合理的答案，即先有一个理论假设，然后设计实验，来比较传统和新的效果，实验结果表明假说成立，然后不断扩大实验规模，在理论和实践相互作用的模式中不断完善新的方案或体系。其研究方法和自然科学家的研究方法本质是相同的：理论模型依靠实验的反馈信息不断得到修正。自然科学之所以进步迅速，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理论和实践（实验）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机制在牛顿的时代就开始建立起来了。教育学迟至布鲁纳、赞科夫的时代才纳入这一轨道，故体育科学可能更接近今天了。在此我们有必要提出的是：体育科学实验的周期长，要求的规模大，变量难于控制，所以最初的理论模型往往在没有得到充分反馈信息的时候，就被迫放弃了，这样也就无法肯定应该在哪些方面作出修正。如大家关注的中国足球是否具备逐鹿世界足坛的底气呢？稍微有点理性的人士都会认为，以中国足球苍白的历史底蕴，以足协的决策运筹能力，以各级联赛的混沌无序，以球员粗糙的技术功底和初级的职业素质，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中国足球不应该把到世界杯上走一遭作为主要精神寄托，否则只能是感情被一次次地玩弄。或许可以这样断言，在三五年内，世界杯只能作为中国足球确定发展取向、检验发展成果和积累突破经验时的参照物，而不能作为工作的奋斗目标。赌世界杯，我们有这个资格吗？直面这一冰冷现实是需要勇气的，在过去20年，以4年一届的世界杯为周期，中国球迷一直伴随着国家队做着从狂热到绝望的心跳游戏。有些人一方面对中国足球现状深感沮丧，以揭黑抹黑为乐事，一方面却很轻易地因某个人的到来、某场比赛的胜出而产生种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更有人提出十分有害的世界杯决定论的观点，即以是否打进世界杯决赛圈作为衡量足协和国家队工作成效的绝对标准，似乎只要弄进世界杯，什么都好说，这多少低估了大众的审美情趣。可以预料的是，如果内容很差、副作用又很大，因而只是机缘巧合偶然性很大地出线，届时中国足球并不能得到英雄般的欢呼。从这个意义上说，是价值大于结果，还是耕耘多于收获？如果体育科学对我国足球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相互作用的良性循环机制能建立并得到巩固，我国足球的进展将会有质的飞跃。在这种机制建立起来以前，体育科学只能主要地依靠思辨和经验，然而这些方法建立的理论是未经严格检验的东西，体育科学本身的前进也只能是异常缓慢的。当然，人们会问，理论由假说发展而来，假说又从何而来？科学哲学家们对科学发现的逻辑说法不一，但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观点出发，假说的产生不能脱离实践，我们提出最优化的教学、训练模型对中国足球的研究，因此，最终还得从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中去寻找发展我国足球科学方法的机制。显然，体育科学方法论发展的机制是从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中寻找。
3 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统一
尽管体育史上的一些先驱人物对用定量研究的方法有过一些零星的考虑，但定性研究的统治地位从未动摇过，这种状况对体育科学的发展很不利。过分依靠定性分析是思辨研究、演绎研究的必然结果，也是长期以来体育科学研究的技术手段异常落后的必然结果。实验研究方法兴起后，心理测量、心理分析等定量研究的方法发展起来了，逻辑实证主义更把实证研究孤立起来，企图摆脱意识形态的“污染”，但体育科学研究的对象既是一种人文社会现象，又包含着人体运动的生理、化学、力学的自然过程和运动技术过程，体育科学的学科群既包括了研究体育运动的社会文化过程的体育人文社会学科，又包括研究体育运动自然过程的体育自然学科。因此，定量研究如果不和定性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就很难作出什么有说服力的结论。单纯依靠定量研究，而不深入考虑体育科学实验的复杂性，就很容易出漏洞。我们可以看到体育科学研究的心理实验反复地让实验对象在一定时间之内作同一测试，对不同的事物进行分类，其实验结果就很值得怀疑。但定量研究、数学方法在体育科学中的应用，毕竟把体育在科学化的道路上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因为数学具有四个明显的特点，即广泛适用性、高度抽象性、严格的逻辑性与教学语言的简明性。正如马克思所说：“任何一门科学，只有当它充分运用了数学时，才能成为真正的科学。”体育经济学如果不应用一定的数学模型，就无法想像如何去研究体育与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数学方法在体育社会学、体育心理学、体育统计学等学科中也得到了广泛应用。“三论”在体育科学中的推广，体育教育教学、运动训练过程最优化模型的研究，都使体育科学的理论达到了这种程度，即最初的理论假定便需要依靠数学这个工具。我国体育理论水平与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一个重要方面即体现在对定量研究重视的程度及应用的水平上，所以在这方面应该急起直追。当然，任何方法都有一定的应用范围，不能强调到极端的地步。如果认为“数学化”＝“精密化”＝“科学化”，把体育科学科学化局限在数量化这一个方面，就会产生新的片面性。这种片面性的认识论根源在于，忘记了任何研究对象都是质和量的统一体，如果企图把质还原为量，把量的关系的数学公式化视为科学研究的目标，就未免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此外，研究的客体越复杂，数学方法的运用也就越加困难，也就越加扮演次要的角色。在体育科学发展过程中，虽然我们积极主张体育科学在自然科学及其方法论的基础上来改造自己，但也应该意识到不能简单地把数量化和实验科学的方法应用于体育科学研究，要充分估计体育科学实验的复杂性。在此必须强调，在进行体育心理测量时，质的因素比量的因素更为重要。这是因为，与被测者的成长、变化、发展有关的种种能力和经验中，那些不能测量的东西往往比能够测量的东西更值得关心。当然也要看到，随着科学和技术手段的发展，有些难于量化的东西将逐步作到可以被量化，在可以量化和不可以量化的研究客体之间并无绝对的界限。总而言之，在如何使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达到统一方面，还有许多问题值得研究。由于我们体育科学研究队伍形成结构、学科建设与发展的重重原因，长期不重视数量化研究在体育科学中的地位和作用，也由于在世界范围内体育科学中的数量学派存在的历史还很短，现在应该大力提倡和鼓励数量学派的发展，很有可能在数量经济学、数量社会学之后也会出现数量体育学。在坚持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统一的大前提下，也应该允许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而侧重于不同的研究方法。
4 学派的对立和统一
科学史上学派的对立和统一常给人以方法论的启迪。如教育科学史上的形式教育说与实质教育说经过历史上的长期对立之后，当前已有融合、统一的趋势[5]。当然，统一不是同一，知识永远不等于能力或智力，反过来也是如此。但不管哪一派都不得不承认，单纯强调知识或能力都是错误的，二者之间存在着互相依存、互相转化的关系。有了这样的共同认识，对立学派就有了统一的基础。故此，体育的任何学科在发展中不得不承认其他学科有合理的内核，自身也有片面之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只能导致体育实践不断地在两个极端中摆来摆去。可见当代的体育科学工作者不管是自觉的或是不自觉的，都要顾及到两派的长处，这是历史的教训。学派的对立和统一也给人们在认识体育科学规律方面以方法论的启迪，即真理的发现和检验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对于体育科学来说，由于研究对象的复杂性，情况就更是如此。在体育科学发展史上，我们很难找到一个旧理论体系被证伪就轻而易举地被新理论体系取而代之的例子。显然，我们为体育科学进步描绘的图景则要复杂得多，因为一个理论系列可看作一个研究纲领，一个研究纲领包括“硬核”和“保护带”两个部分，它通过不断修正保护带即提出辅助假说来保护自己的硬核即理论核心不受反驳和抛弃。所以，检验一种理论的真伪，至少是两个相竞争的理论和实验三方之间的战斗，而有些最有意义的实验似乎导致确证而不是证伪。这样，我们不仅可以以向前看的积极态度强调体育科学发展的连续性，指出体育科学发展的建设性和可证实性，而且也表明了体育科学检验的复杂性和长期性。这种思维的模式为人们提供了有益的思考方式，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体育科学理论界会不断出现“钟摆现象”，即不断地从一个极端摆到另一个极端，为什么在对立学派中判断真伪会如此艰难，又为什么在对立学派的抗衡嬗变中存在着连续性和知识因素，为体育科学的进步在不断增加经验知识。如在体育教育教学理论研究中，把学生主体地位、活动和经验作为硬核的一派，把学生发展这个概念作为硬核的一派，他们在和对立学派的抗衡论争中，不断地修改自己的保护带，顽强地捍卫理论硬核，终于使“学生的主体地位”和“发展”这样一些概念在当代体育教学理论中得到了确认。同时，传统体育教育教学派的理论硬核即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的主导作用，“三基”知识传授与课堂教学的重要地位至今仍然未失去统治地位。目前，我们尽管没有作出对立学派可能走向统一的预言，但只要承认体育科学发展的连续性、建设性和可证实性，就必然会产生这种可能。而且不但对立的学派当彼此都存在合理内核时有可能走向统一，在科学史包括体育科学发展过程中曾经存在过的不同的方法论流派的对立，也将完成对立统一的辩证过程，如归纳法和演绎法，分析法和综合法，经验论和唯理论，整体论和还原论，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等。在辩证唯物主义看来，它们本是同一个事物相辅相成的两个不同的侧面，各有自己的长处与短处，合则相得益彰，分则两败俱伤。当然，统一是一种自然的归宿而非人为的强求，是一种灵活的互补而非机械的求同。一般说来，科学研究方法的选择要看下述三个因素而定：第一，研究对象；第二，研究者所追求的目的；第三，研究技术的可能性。因此，要确定哪种研究方法为优，必须具体分析。在大多数情况下，体育科学研究要调动多种研究方法，所以更要做到熟悉各种研究方法的长处与短处，以便进行优化组合，联合攻关。
5 体育科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
体育科学在发展史上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经历了一个原始综合—各自独立—新的综合的否定之否定过程。最初，人类只有一门学问，这就是哲学，它无所不包，混沌一片。培根和牛顿的时代，各门学科才相继脱离哲学的母体。但是世界图景的统一性被各门学科分割式的研究给破坏了。19世纪的自然科学“本质上是整理材料的科学，关于过程、关于这些事物的发生和发展以及关于把这些自然过程结合为一个伟大整体的联系的科学[6]。在这一过程中，各门学科相继获得了独立形态，并日益向综合发展。如教育学考虑了与心理学、伦理学的关系后，又把生物化了的社会学引进了教育学。俄国教育家乌申斯基强调了这样一种观点：“如果教育学希望从一切方面去教育人，那么就必须首先也从一切方面去了解人[6]。”显然，教育学如果不依靠各有关学科是无法完成从一切方面去了解人的任务的。明智地说，体育科学近来才感觉到体育过程的复杂性，认识到要使体育过程清楚地有指导地进行，需要很多与人类相关的学科才能做到。
体育科学是关于体育运动系统化的知识体系。一方面它具有科学的一般性质和特点，如客观性、实践性、理论性、系统性、真理性、开放性等特点；另一方面，它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科学门类，又有自己的个性特征。1)明确的实用性。体育科学是自然科学知识、社会科学知识与体育运动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从整体上看具有实用性的特征，在科学体系中属于应用科学层次。2)整体的交叉性。在体育科学领域里，几乎所有的学科都是其他科学与体育科学结合而产生的学科，具有明显的交叉性。3)构造的大跨度。过去被认为与体育距离较远的甚至无关的科学，现在也与体育科学发生了交叉和渗透，形成了大跨度的构造。4)知识体系的二元结构。体育科学具体学科大体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体育自然科学类学科，另一类是体育社会科学类学科，由此而形成体育科学体系的二元结构。揭示和把握体育科学的特征，有助于改进、加强体育科学研究和科研管理工作。因此我们认为，体育科学必须和有关学科（可能是一门和几门）结成同盟才有可能对某一个体育问题作更深入的研究。最好的办法，是为了给某个体育的棘手问题“会诊”，邀请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营养学家、经济学家、未来学家等举行圆桌会议。体育科学只有不断地和其他学科保持对话，采取开放的姿态，才能具有强大的适应能力。如果长年关闭着对话窗口，体育科学就会枯萎凋零，失去生命力。当然，在相互对话交往中，得到好处的不只是体育科学，体育科学也能给别人一些启发。现代体育科学是以大工业生产、现代科学技术、文化和经济为基础的，指导现代体育实践的体育科学必须树立开放式、多角度、全方位的新视野，才能为人类的现代化体育作出自己的理论贡献，建设自己的新体系。
6 东西方文化的关系
一部体育科学方法论并没有国界，它不像密西西比河和黄河，只在自己的国土上流淌，它更像多瑙河，蜿蜒曲折地通过许多国家，汇聚着众多民族的智慧和血汗。在今日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体育理论及体育制度都是混血儿，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事实。中国的四大发明影响过世界文明的进程，素来重视精神文明建设的中华民族曾使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学者倾倒。进入近代以后，中国在体育理论、方法和体育制度上也先后受过德、日、法、英、美、苏等国的影响。中国古代的文化是整体文化，长于整体着眼、直觉思维，对于精密的分析推理、实验验证，明显逊于西方。现在我们提倡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体育科学体系，便不能不对中华民族在思维方式上的长处与短处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既不能盲目排外、夜郎自大，也不能崇洋媚外、妄自菲薄。比利时布鲁尔学派领导人耗散结构理论的创造者普利高津教授，讲过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话：“我们正是站在一个新的综合、新的自然观念的起点上。也许我们最终有可能把强调定量描述的西方传统和着眼于自发自组织世界描述的中国传统结合起来[8]。”在20世纪末期，世界格局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变化，政治上从“冷战”时期的两极化转变为现在的国际政治力量多极化。另一方面，随着“冷战”的结束，经济实体与经济实体、文化实体与文化实体之间的交流变得极为频繁，这也在其他的层次上改变了世界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格局。很多人把新经济体系、新文化交流方式及新国际政治形势的形成，形容为“全球化”，这就是说人文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史无前例的大接触、大交融的时代。中华民族曾经对世界作出过巨大的贡献，应该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素有整体文化传统的中华民族在强调新的综合的时代里，也一定能在人类体育科学方法论的道路上，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