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古“临时中央”若干问题考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博古论文,若干问题论文,中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31年1月7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根据米夫拟定的名单，改组了中央政治局，一共选出16名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此后由于各种原因，特别是顾顺章、向忠发的先后被捕叛变导致上海中央紧急疏散，时至9月，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均不足半数。而且周恩来即将赴江西苏区，王明拟去莫斯科。如此一来，中央政治局显然有名无实，无法维持正常运作。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周恩来、王明推荐博古、张闻天等人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并报请共产国际批准，这就是博古“临时中央”的由来。
关于博古“临时中央”，有学者曾经详细考证了其成立时间、经过和组成人员。①但近年来随着相关档案资料的公布，一些问题又重新浮出水面，同时出现了若干新的待解之谜。如黄平是否入选临时中央政治局，王明等人是否曾向博古说明将来必须交权，王明1931年前往莫斯科是共产国际钦点的吗，刚开始担任的是什么职务，他的多次回国计划为何未能成行，以及博古在全苏一大和六届五中全会人事酝酿上对毛泽东的态度，等等。这些问题有的长期以来众说纷纭，有的却往往被人忽略，故本文拟就此加以考辨。因笔者学识有限，如有不当之处，尚祈专家指正。
一、黄平是否入选临时中央政治局
“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几人组成？目前主要有二种不同说法。《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和《周恩来年谱》、《陈云年谱》、《王明年谱》、《博古文选·年谱》等，均持6人说，即博古、张闻天、康生、陈云、卢福坦、李竹声。而《张闻天年谱》则持9人说，其中写道：“9月下旬……出席第一次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博古宣布共产国际来电批准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共九人：卢福坦、博古、洛甫、李竹声、陈云、康生、黄平、刘少奇、王云程。”②《张闻天传》也采用这一说法，并说明其依据是张闻天1943年在《延安整风笔记》中的回忆。③此外，赞同“9人说”的还有《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2卷、《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大辞典(1921-2003)》和王健英《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成立考实》一文。二者相较，后一种说法增加了黄平、刘少奇、王云程三人。那究竟哪种说法更符合历史实际呢？由于以上二说均出自权威部门或有关专家，的确难以择从。但如果仅就黄平一人而言，却似乎仍有考辨的余地。
新近公布的共产国际档案披露了这样二条原始材料：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在1931年10月3日召开会议，听取有关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组成人员的报告，决定：“询问中共中央，这个临时政治局是由哪个机构选出的，为什么沃罗夫斯基同志（黄平的俄文名字——引者）没有当选，政治局是否一致选出的；如果是，那么我们对其组成人员没有反对意见。”④一个月后，11月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又开会“听取……中共临时中央局组成人员”，并“决定……批准中共关于临时中央局组成人员的提议。”⑤
从上述材料可以明显看出，黄平最初并未入选9月下旬成立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因此“9人说”似乎不够确切。而且根据前揭材料，共产国际直至10月3日才开会讨论这一问题，并于11月3日予以正式批准，不可能如《张闻天年谱》所说在9月下旬博古便宣布共产国际来电批准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
那么是否还有一种可能，即黄平虽然最初没有入选临时中央政治局，但由于共产国际的特别质询而随后被增补进去，重新提交给莫斯科并于11月3日获得批准？毕竟就当时的情况而言，共产国际对中共是具有绝对影响力的。既然共产国际曾专门询问到为何黄平没有当选，那么刚刚成立、尚待批准的博古“临时中央”又怎么会置若罔闻、抗命不遵呢？所以极有可能随即对名单做了调整，补入了黄平等人。
如今有一则原始材料也能够证实这个假设。章学新在撰文介绍1943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时，曾经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会议记录披露，1943年11月27日至12月4日，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言，其中专门谈到了“临时中央”的成立经过。据他说，当时远东局代表提出组织临时中央，于是一面报告国际，一面由王明和他商量名单。最初提出在上海的博古、洛甫、卢福坦、康生、陈云和王永成（即王云程）等7人；黄平、刘少奇是后来加上的。远东局召集王（明）、周（恩来）、博（古）、洛（甫）4人开会，决定由以上9人组成。⑥周恩来做这个发言时，博古、张闻天、康生、陈云、刘少奇等几位当事人均在场，王明亦在延安，因此应当比较可靠。由此来看，以往的“9人说”虽不甚周全，未能详细揭示临时中央成立过程之复杂曲折，但其基本观点亦可成立。
二、王明等人是否曾向博古说明将来必须交权
杨奎松在《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书中根据俄罗斯当代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馆藏档案披露，王明在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为了与博古等人划清界限，曾经向中央揭穿了一个秘密：1931年秋，他与周恩来离开上海时，虽然推荐博古、张闻天等组织上海临时中央政治局，但当时已经说明，由于博古他们既不是中央委员，更不是政治局委员，将来到了政治局委员多的地方要将权力交出来，没想到博古、张闻天他们到中央苏区后却不提此事，竟领导起那些真正的政治局委员来了。⑦对王明的这一揭发，尤其是他对博古中央临时性的强调，博古等人究竟如何回应，长期以来语焉未详，惟见杨奎松曾有一处提示：博古在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上承认，因与远东局代表商量过中央书记处的组成名单，故进苏区后“并未声明是临时政治局”，随后更进一步承认自己“始终没有临时中央及交出的观念”。⑧
关于这一公案，近年出版的《博古，39岁的辉煌与悲壮》一书又公布了一份新材料，即博古1943年写的《我要说明的十个问题》（提纲）。这是他为参加11月中央政治局整风扩大会议准备的发言提纲，涉及许多方面，其中“篡党”问题一节写道：“为真理起见，我不得不声明，‘临时’两字在上海时未听见的，遇中央委员多的地方交出来，亦未听见说过……我承认中央进苏区，国际电示后，未请示如何组织，及到中央苏区时自以为中央过去了，承担负总责是错误的。”⑨这无疑全面反映了博古对此事的态度。特别是其中谈到，他从未听说过所谓“临时”二字和以后要交权的嘱咐，这显然直接否认了王明的指控。今天来看，王明、博古二人说法截然相反，那么孰更可信呢？
如果单纯从语境来分析，博古声明的可信度应该较高。一则他当时已经屡遭批判，但仍然力求实事求是，一再强调“为真理起见”，在发言中对有些错误坦然承认，有些则予以辩诬，态度是相当诚恳的。二则这件事的关键证人周恩来参加了此次会议，博古应不至于敢当面说谎。而王明在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揭发此事时，周恩来不在场⑩，他极有可能为了自保，夸大其词地构陷博古等人。
不过从周恩来的回应来看，此事却颇为复杂。根据章学新前揭会议记录可以看出，他曾在1943年11月27日至12月4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明，当初“嘱咐博古到有中央委员较多的地方应该报告”(11)。这应是针对王明揭发和博古声明所作出的证词。而从内容上分析，周恩来一方面肯定了当年确实曾经嘱咐过博古，但另一方面又似未完全附和王明所谓必须“交权”之说，而仅用“报告”二字。以他一贯用词慎重的风格，尤其是要澄清这么重要的一个历史问题，此回忆或许最接近当年的实况。倘若如此，王明、博古二人说法之所以有异，是否有可能因为当初并未明确说清、双方对“报告”一词的理解不同而产生歧义呢？前者认为即意味“交权”，而后者以为只是说明情况。由此看来，王明的揭发固非毫无根据，而博古之否认亦情有可原。
关于“临时中央”，1934年曾任上海中央局书记的盛岳晚年指出：当时“为了应付危局，中央吸收了几位不是中央委员的工作人员参加中央工作。在过去二十多年的中共出版物上，都把这个组织叫做临时中央。然而，据我记忆所及，在它管事期间没有人把它当成临时机构；它也没有用临时中央名义下发文件。大家都把它当成中央，它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共产国际也确实承认它是中央。”(12)笔者查阅了这一时期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博古等人确实都是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布指示，从未提及自己是“临时中央”，这与此前在“八七会议”上产生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有着明显不同。(13)另外，共产国际档案除了最初曾有二处提及临时政治局和临时中央局（见上节所揭史料），此后均以“中共中央”径称之。从这一点来看，盛岳的回忆基本可靠，博古辩白自己“始终没有临时中央及交出的观念”也较为可信。
三、1931年王明赴苏和1932-1934年的多次计划回国
与博古“临时中央”密切相关的还有一件事，即1931年秋王明离沪赴苏，这是成立临时中央的一个重要动因。关于此事，过去许多人认为，王明此番前往莫斯科，是因为共产国际批准其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4)但用新近公布的共产国际档案来核实，这种“钦点”之说恐怕站不住脚。
1930年下半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瞿秋白、张国焘回国，他们原先担任的这一职务由黄平接任。1931年春夏之交，黄平也即将回国，那么共产国际心目中的继任者会是谁呢？共产国际档案清晰记载，他们最初考虑的入选并非王明。1931年5月1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决定：“不反对派沃罗（洛）夫斯基同志去上海中央组织部和海员工会工作。不过应立即通知中共中央，政治委员会认为必须有中国党的领导同志留在莫斯科。要求把斯特拉霍夫（瞿秋白的俄文名字——引者）同志作为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代表派往莫斯科。”(15)这说明此时共产国际准备再次启用瞿秋白为中共代表。但或许是受到阻挠，瞿秋白未能成行，反倒是王明前往了莫斯科。更蹊跷的是，王明11月7日抵达莫斯科后，米夫才在11月10日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提出：“请批准王明同志为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代表。”(16)11月1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开会，“听取……米夫同志建议批准王明同志任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代表。决定……建议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成员通过飞行表决暂时任命王明同志为［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成员。这个问题的最终决定必须征询中共中央的意见。”耐人寻味的是，在这份会议记录的原稿中，“决定”一词后本有“通过”二字，但后来却被删去。(17)
通过以上几条档案资料，我们不难看出，如果说有所谓钦点的话，那么共产国际钦点的也是瞿秋白而非王明，王明赴苏之前并未获得共产国际的正式批准。在他抵达莫斯科后，也没有马上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虽然原拟通过米夫提议，批准王明的驻国际代表资格，但最后为慎重起见，还是将“通过”二字删去，只是暂时任命其为政治书记处成员，并表示此事须与中共中央沟通后方可决定。(18)至于王明后来何时被正式批准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因缺乏史料尚难确定。
更让人惊奇的是，最新公布的档案资料还披露，共产国际在此期间曾经应允中共中央的要求，多次计划派遣王明回国。1932年3月4日，博古“临时中央”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提出：“如果［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到一定日期还是不能结束，那么伊万诺夫（即王明——引者）就不必等待了。我们希望，伊万诺夫立即回来担任领导工作。也请尽快派来其他同志。”(19)共产国际是如何答复这封电报的，目前尚不知晓。不过从该年下半年开始，共产国际就屡屡提及王明回国一事了。
1932年10月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致电中共中央：“鉴于王明很快返回，你们不认为派赵容（即康生——引者）作为你们的代表是合适的吗？请速告你们的意见。”(20)12月21日，东方书记处又由米夫、王明等人领衔起草了一份致中共中央的电报草稿，其中特别指出：“中共中央五中全会只应在王明到来后召开，他应是这次全会上的主要报告人之一……除赵容外，有必要再派一名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代表。后者必须是中央苏区局组成人员，应在王明同志回去后再来。”(21)次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更是在电报中具体询问上海中央：“王明能否直接去香港。你们能否从那里把他及其夫人送到中央苏区？请立即回复。”(22)此后，在1933年初莫斯科和上海之间的电报往来中，也讨论了派王明到中央苏区去的具体途径。直至1933年7月2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仍表示：“同意中共中央关于王明同志回国的建议。至于他的行程，这个问题应由皮亚特尼茨基、库西宁和米夫来决定。”(23)
那么王明的这几次回国计划为何始终未能成行呢？这主要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盛岳曾经回忆说：“陈绍禹曾试图在一九三三年下半年至一九三四年春回中国。一九三三年下半年，中共中央上海局，我当时是成员之一，接到国际指示，要为陈绍禹去江西瑞金作好安排。指示说，陈将经由欧洲到香港，要我们把他从香港转送到瑞金。上海局接到国际指示后，两次派人去香港进行安排，但均告失败。第一次，派去安排的人很快被捕。第二次，地下电台台长、接收国际关于陈绍禹问题指示电的李晋永被捕，李原是中山大学学生，在莫斯科受过专门无线电训练。自然，上述两个情况都影响了安全。再进一步试图把陈绍禹送去瑞金，实在风险太大，这样，陈就又在莫斯科呆了四年，直到一九三七年才回国到延安。”(24)这一回忆与共产国际档案恰可相互印证，解开了王明多次回国计划未付诸实施之谜。
四、全苏一大和六届五中全会的人事酝酿
博古“临时中央”成立后，在组织问题上面临着两件大事。一是即将在中央苏区召开的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二是六届五中全会。前者是建立第一个全国性的革命政权机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后者则是通过召开中央全会的方式使“临时中央”得以转正。而在这两次关键会议的人事酝酿上，博古对毛泽东表现出什么样的态度，长期以来学界存在着分歧。
（一）是谁首先推荐和最终批准毛泽东担任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
1931年11月7日，全苏一大在江西瑞金召开，毛泽东随后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主席并兼人民委员会主席，一跃成为苏维埃中国的最高政治领袖。那么是谁首先推荐毛泽东担任这一职务的呢？杨奎松在十余年前曾经根据俄罗斯档案指出，是向忠发主动提议由毛泽东担任政府主席的。(25)但近年来，黎辛却又认为是博古提出并任命毛泽东当主席的，并列举了《毛泽东年谱》记载的二条史料：1931年10月21日，中共苏区中央局致电临时中央，报告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于十一月七日开幕，望派一位政治局委员，最好是工人同志来苏区主持中央政府工作。下旬，中共临时中央致电苏区中央局，提出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由毛泽东任主席。他还分析，向忠发已于1931年6月叛变，故与此事无关，是博古负总责的临时中央作出这一决定的。(26)以上二人说法大相径庭，且各有所据，究竟何者更符合历史真相呢？
笔者认为，就“首先推荐”这一问题而言，杨奎松之说更符合实际，他所引用的俄罗斯档案也得到中方材料的证实。有学者根据中央档案馆藏的政治局会议记录披露，早在1931年2月20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就由周恩来代表苏区委员会提出了一份党内30人左右参加政府的名单，并主张由向忠发担任临时政府主席，毛泽东、项英为副主席。但在张闻天首先表示“我觉得特生（即向忠发）做政府主席是没有必要的”之后，众人意见各不相同。最后倒是向忠发表态说：我同意闻天意见，一方（面）我在上海，一方（面）我又不进（苏区）去。我觉得泽东可做主席。(27)这与杨奎松所使用的俄罗斯档案恰可相互印证，并在具体内容上彼此补充，充分说明了是向忠发首先推荐毛泽东担任苏维埃政府主席的。
而黎辛之说虽然不确，但亦不无价值，特别是揭示了博古在最终批准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一事上的态度。其根据的《毛泽东年谱》二条材料也得到了其他一些相关史料的佐证。近年来披露的新史料表明，上述1931年2月20日政治局会议讨论决定的30人名单，后由任弼时带入中央苏区。只是因为时机不成熟，任弼时一直没有对外透露。1931年8月30日，中央政治局致电苏区中央局：“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候选名单，应由中央局决定……四中全会后中央向你们提议的一部分名单，可做中央局决定的参考。”指的就是这份名单。10月11日，苏区中央局又请示临时中央：“全苏大会在11月7日开，苏区党代表大会在11月1日开。中央局(?)政府名单，请讨论决定。”(28)不久，临时中央电复苏区中央局：“政府执行委员名单，在弼时处有。但须除去向忠发、周逸群、邝继勋。加徐锡根、陈绍禹、关向应、瞿秋白及各地苏维埃政府主席。人民委员会主席一人，决定毛泽东；副主席二人，张国焘与江西苏维埃政府主席。”(29)除了继续维持原先由毛泽东担任执行委员会主席的安排之外，又进一步明确了由他兼任人民委员会主席。而这一决定的作出，博古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总之，杨奎松与黎辛二人的观点虽然不同，但各自引用的材料其实并不矛盾，二者之间存在着一个“时间差”，分别对应的是“首先推荐”和“最终批准”二个问题。如欲全面了解此事的来龙去脉和复杂内情，或许综合观之较为妥当。
（二）在六届五中全会召开前，博古是否曾想取消毛泽东的政治局候补委员？
1934年1月15日至18日，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瑞金召开，博古等人继续当选为中央领导人，毛泽东也由政治局候补委员提升为正式委员。关于毛泽东的职位变动，杨奎松认为在酝酿六届五中全会的人事问题时，博古最初显然想把毛泽东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取消，只是因为遭到共产国际的反对而未能得逞。(30)事情真是这样的吗？笔者以为并不尽然。
关于六届五中全会的人事酝酿，最新公布的共产国际档案披露了一些信息。1932年12月2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国际联络部驻上海代表格伯特向执委会书记皮亚特尼茨基汇报：“同意［中共］中央的意见，我们建议将中央委员会的以下人员组成交给［中央苏区］：［中共中央］政治局由13名委员（其中两名不在国内，王明和康生）和5名候补委员组成：第1号波戈列洛夫，第2号伊思美洛夫，第3号赵容（未来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第4号陈云，第5号沃罗夫斯基，第6号莫斯克文，第7号布林斯基，第8号项英，第9号邓发，第10号毛泽东，第11号jungend，第12号王明，第13号斯皮里多夫。书记处由6人组成：第1、2、4、6、7号（原文如此——引者），书记：第1、6、8号。改组将在［中央］苏区［中共中央］全会上进行。全会应增补10名新的［中央］委员。请尽快电告你们的意见和［可能的］变化。”(31)从这封电报的内容来看，博古“临时中央”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国际联络部驻上海代表经过商议，此时已提出了一份政治局组成人员名单，包括13名委员和5名候补委员，其中毛泽东赫然在目，并被列为正式委员的第10号。
不久，鉴于黄平、王云程被捕叛变，临时中央可能立即修改了名单，以卢福坦、罗登贤替换之。但此二人又很快被捕，前者自首，后者遇害。兼之临时中央刚刚迁到中央苏区，所需清理头绪甚多，此事遂暂停议。到了1933年10月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又致电中共中央：“你们关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组成人员的建议，总的来说，我们认为是可以接受的。我们从你们的名单中取消了候选人卢福坦和罗登贤。最好让朱德和顾作霖进入政治局来代替他们。为明确起见，我们重复一下政治局组成人员：莫斯克文、项英、布林斯基、波戈列洛夫、赵容、廖陈云（即陈云——引者）、张国焘、毛泽东、王明、伊思美洛夫、邓发、朱德和顾作霖。［中共］中央书记处可以由三人组成，但考虑到要到各处去，我们建议由以下五人组成：莫斯克文、项英、王明、张国焘和波戈列洛夫。请尽快讨论并告诉我们，你们有没有不同意见或新的建议、补充人选或其他人选，你们是否认为中央组成需要增补新的有威信的军队和苏维埃领导人。请电告。”(32)
11月4日，上海远东局书记埃韦特致电执委会书记皮亚特尼茨基，转告了临时中央对共产国际10月7日来电的回复：“［中共］中央告知：1、同意政治局和书记处的组成人员，但是我们建议还设三名候补委员，即斯拉文、科穆纳尔和刘少奇。书记处，由于［在中国］缺少王明，我们建议在前线的张国焘和莫斯科［克］文参加。在首府只有波戈列洛夫。项英出席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因此我们还建议伊思美洛夫和廖陈云参加书记处。请电告……”(33)
12月5日，博古又以波哥列洛夫的别名电询国际：“我们决定在12月10日至1月1日之间召开第五次全体会议……对我们以前关于政治局和书记处的补充建议有何意见，盼望你们的答复。”12月12日，共产国际回电：“同意你们关于政治局、书记处问题的建议。”(34)
由此可见，在这一系列有关六届五中全会政治局成员提名的讨论中，毛泽东始终不曾出局。共产国际只是将叛徒和烈士剔除，并作相应增补；临时中央也只是建议在正式委员之外另设三个候补委员，并就书记处的具体组成人员与共产国际商榷。双方均未专门讨论到毛泽东，更没有改变原先对他的安排。这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意味着，博古似乎未曾对拟将毛泽东提为政治局正式委员一事表示过异议，故共产国际亦无需对此作出特别解释。因此，那种认为博古曾想取消毛泽东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观点，或许失之无据。(35)
总之，过去存在的一些有关博古“临时中央”的模糊认识和争论，由于新史料的公布，逐渐变得清晰起来。当然因为迄今解密和整理出版的档案仍较有限，还有许多谜团尚待解开，而这无疑需要各方面的继续努力。
注释：
①早在上世纪80年代，杨里昂便在《关于1931年临时中央两个问题的考析》（《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3期）一文中，考证过临时中央的成立时间和博古担任的职务，基本明确了临时中央成立于1931年9月下旬、博古当时并未担任总书记。近年来，王健英又对临时中央的成立做了更全面细致的考辨，详参其撰《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成立考实》一文，收入氏著《中共中央机关历史演变考实(1921-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186-197页。
②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1900-1976)》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页。
③程中原：《张闻天传》（修订版），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版，第172页。
④《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185号记录（摘录）》（1931年10月3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39-40页。
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192（Б）号记录（摘录）》（1931年11月3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第65页。
⑥章学新：《1943年9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共党史资料》第71辑，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166页。在这段引述周恩来的发言中，遗漏了李竹声，这更表明其出自当时会议原始记录，未经过后人的加工修饰。
⑦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07-108页。
⑧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43页。
⑨黎辛、朱鸿召主编：《博古，39岁的辉煌与悲壮》，学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161-162页。
⑩关于这两次会议的出席人员，参见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1900-1976)》上卷，第658；下卷，第704页。
(11)章学新：《1943年9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共党史资料》第71辑，第166页。
(12)〔美〕盛岳著，奚博铨、丁则勤译：《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271页。
(13)“八七会议”上产生的中央最高领导机构屡屡明确自称“中央临时政治局”，参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48、302、311、453、462、466、470、471、482、487、527页。
(14)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36页。
(15)《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141号记录（摘录）》（1931年5月17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0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12-313页。
(16)《米夫给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的便函》（1931年11月10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第67页。
(17)《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193(A)号记录（摘录）》（1931年11月13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第66页。
(18)之所以作出如此安排，或许是因为中共中央此前没有向共产国际执委会通报过此事，令后者颇感意外，故在确切了解中共中央的意见之前暂缓表态。
(19)《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电报》（1932年3月4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第132页。这段材料同时表明，临时中央当初派王明赴莫斯科似乎只是一种短暂安排，并无让其长期驻苏的打算。
(20)《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2年10月3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第211页。这条史料还表明，在此之前王明已经担任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故有派康生接替之说。
(21)《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草稿》（1932年12月21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第283页。
(22)《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2年12月22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第285页。
(23)《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3266号记录（摘录）》（1933年7月27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第457页。另据该书编者在同页注释说明，共产国际执委会国际联络部上海分部曾于1933年1月6日、1月21日、3月27日多次致电莫斯科讨论王明回国的问题。遗憾的是，这些文件没有发表。
(24)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269页。
(25)杨奎松：《向忠发是怎样一个总书记？》，《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1期，第254页。该文说明其资料来源于俄国当代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档案，档号为514/1/821。作者在《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书中持同一说法，但标明引自《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0卷第23页。经查该书，未见有关材料，此注或许编校有误，参见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5、23页。
(26)黎辛：《提供几则有关博古同志的史料》，2006年8月7日《北京日报》，第20版。
(27)这份政治局会议记录最早是章学新在《任弼时等提出“以毛代项”为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始末》（《中共党史研究》1993年第1期）一文中首先披露的。后来张培森又做了更详细的转述，详参其撰《毛泽东为何看重张闻天——张闻天有关中央苏区的三件事》，《百年潮》2001年第10期。
(28)凌步机、舒龙：《血铸赤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纪事》，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3页。
(29)左玉河：《山坳里的伟大预演》，《百年潮》2001年第10期。另可参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3页。
(30)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20页。
(31)《格伯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电报》（1932年12月27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第286-287页。其中，波戈列洛夫、伊思美洛夫、莫斯克文、布林斯基、jungend、斯皮里多夫等人，分别指博古、张闻天、周恩来、任弼时、王云程、张国焘。
(32)《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3年10月7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第542-543页。
(33)《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和康生的电报》（1933年11月4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第591页。斯拉文、科穆纳尔分别指李竹声、王稼祥。
(34)李云龙：《中共中央书记处是何时设立的？》，《中央档案馆丛刊》1987年第5期，第14-15页。
(35)凌步机对此也曾提出质疑，参阅其撰《共产国际与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和福建事变》，《中共井岗山干部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第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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