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政治哲学思想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思想论文,政治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政治哲学是关于政治现象发展变化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政治哲学的任务是研究和探索政治现象的产生、发展和变化的矛盾运动的规律，阐述政治的起源和本质特点，指出政治过程中矛盾的特殊性和规律性，揭示政治的价值，为人们的政治活动制定规范性的标准。政治哲学首先是一门交叉学科，是一种介于哲学和政治学之间的中介理论，作为哲学的分支之一，它着重揭示社会的各种政治关系及其规律，特别是揭示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以及国家权力机构发展变化的基本规律。与此同时，政治哲学也是政治理论的浓缩与升华，是从哲学的角度对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所作的理论概括与抽象表达。而邓小平同志的政治哲学思想就是其政治理论的浓缩和升华，是邓小平政治思想与政治实践的理论概括与抽象。在邓小平同志的闪烁着马克思主义创造精神的富有特色的政治理论中，蕴藏着丰富的哲学思想。梳理这种政治哲学，探究其内涵，使之随着实践的深化不断发展而趋于完善，对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进一步改革和现代化道路探索的意义是不言自明的。本文试从邓小平政治哲学思想的基本内涵、特点和贡献等几个方面作一初步探索，以便抛砖引玉。
一、邓小平政治哲学思想的基本内涵
邓小平政治哲学思想博大精深，自成一体。通观邓小平政治哲学思想的内涵，大致可以将其概括为六个层面，即：政治本质论、政治目标论、政治民主论、政治艺术论、政治价值论和政治本体论。这六个层面相互依存、相互关联，共同构成邓小平政治哲学的基本内涵，而无论对哪个问题的论述，邓小平都是既立足于中国实际，又以世界和未来为参照，正是这种唯物史观和全球史观的有机结合，构成了邓小平观察中国问题的新思维和大视野，充分展现了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政治艺术和领导风采。就是这种独具魅力和魄力的政治艺术和领导风采，使邓小平成为当之无愧的总设计师、无产阶级的大政治家。
（一）政治本质论
虽然邓小平没有系统论述政治的本质与目的的专门文章，但邓小平在众多场合的讲话和大量的文章中都涉及到了这个问题。如1979年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讲话时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1](P163)1979年在会见外宾时，邓小平指出：“就我们国内来说，什么是中国最大的政治？四个现代化就是中国最大的政治。”[1](P234)由此可见，尽管邓小平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对政治的本质所进行表述的语言、方式和角度不同，但本质内容却是始终如一的，即政治是人民最大的、最根本的利益，政治是在最大程度上关系到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和党的利益的活动和过程，政治是通过调整社会关系使社会生产力得到迅速的发展从而增加社会财富的总量，为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发展创造条件。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政治的这种界定，深化了“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这两个马克思主义的命题，这是因为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的，不同阶级之间产生政治关系的深刻根源在于其最根本的利益关系。根据这种界定，我们可以进一步抽象出政治的一般本质，即政治就是人们之间最根本的、关系全局利益的社会关系。
（二）政治目标论
邓小平为我国制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是综合性目标。其要点是：在经济上，到21世纪中叶，使我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在政治上，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在文化上，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可见，邓小平同志的这一政治目标不仅仅表现在经济方面，而且还表现在政治、文化方面。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是一个具有多方面内容联系的有机整体，它包含或反映的内容，既有人民群众在经济上的需要，又有政治文化上的需要。这些内容构成了一个有机的不可分割的总体目标。为了实现这一宏伟目标，邓小平始终强调要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强调搞现代化建设，一是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二是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根据邓小平这一思想，党的十三大概括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邓小平明确把这条基本路线叫作战略布局，在这个战略布局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战略大局，改革开放是实现战略目标的根本手段，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政治保证。1992年春天，邓小平在视察南方谈话中强调，“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2](P370-371)
（三）政治民主论
邓小平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总结了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经验教训，提出必须积极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按照民主化和法制化紧密结合的要求，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思想主要有以下一些方面：
首先，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与经济体制改革相互依赖，相互配合。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邓小平多次强调政治体制改革在整个改革大业中的重要性，明确指出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
其次，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邓小平提出，政治体制的改革有三个目标：一是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二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三是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政治体制改革总的目的是为了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
第三，必须从本国的实际出发，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邓小平认为，任何国家的民主，都离不开那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经济发展状况和社会制度。我们的民主，不是抽象的民主，而是具体的民主；不是照搬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而是适合自己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
第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必须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紧密结合。在强调民主政治建设的同时，邓小平同志始终强调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他认为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制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因为人民的民主权利，人民的基本权利，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制度和运作程序，经济生活的民主化，社会生活的民主自治等，都需要法制加以确认和保障。与此同时，邓小平还强调指出：“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1](P146)因此，必须加强法制，做到有法可依。
最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进行合理的路径选择。邓小平同志在分析考察中国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提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路径选择。首先，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必须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有秩序地进行。邓小平指出，“不要党的领导的民主，不要纪律和秩序的民主，决不是社会主义民主”。[1](P359)其次，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必须稳步前进。邓小平同志认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必须遵循自身的客观规律，它只有在现有的主客观条件允许的范围内稳步进行。最后，以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党内民主在整个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中具有特殊的战略地位。邓小平同志在进行民主政治建设的路径选择时，充分考虑到这一点，提出了以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的策略。他指出，民主首先要从党内造成，如果党内造不成，国家也造不成。
（四）政治艺术论
邓小平的政治哲学思想还表现在政治实践的艺术特色之中，恰到好处地处理各种政治问题，从而更加丰富了他的政治哲学。
首先是邓小平坚持两手抓的方针。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的相互关系上，坚持两手抓的方针，是邓小平的一贯思想。1979年邓小平在第四次文代会上的祝辞中明确指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1](P208)随后，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他在阐明20世纪末的基本任务时，既强调经济建设是核心任务，同时又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打击犯罪活动和整顿党的作风。在1986年初的南巡谈话中，鲜明地提出要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坚持两手都要硬。由此可以看出，邓小平关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是唯物辩证法的“两点论”在他政治哲学思想中的创造性运用。
其次是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由于历史上殖民主义侵略造成的香港、澳门问题，以及国内战争遗留下来的台湾问题，还没有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一国之内并存两种社会制度，这显然是个很大的矛盾，其对立性是明显的。然而矛盾也有其同一性的方面。面对这个矛盾如何解决，是采取和平方式抑或非和平方式？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邓小平以一个政治家的伟略，通过对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深刻观察和对现时代人类社会发展特征的深入分析，敏锐准确地认识到和平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邓小平提出了用一国两制的方法来解决台湾问题，并首先在香港、澳门问题上取得了成功。这无不体现了邓小平同志的睿智和高超的政治技巧。
当然，邓小平的政治艺术在处理其他政治问题上也不乏其例，如正确全面地评价毛泽东思想，不争论，协调处理了改革、发展、稳定的辩证关系等，都无一不闪烁着高超的政治智慧与艺术。
（五）政治价值论
政治价值问题是社会发展中同一定社会的主体利益需要相联系的问题，任何社会发展理论及实践都不可能避免。邓小平的政治价值论是整个政治哲学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价值主体是人民群众。邓小平尊重群众，热爱人民，总是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他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其次，政治价值的标准是“三个有利于”。改革作为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不可避免地要带来原有利益格局的调整，并由此引起观念上的差异。用什么标准来指导我们的价值选择，来判断我们价值行为的得失取舍呢？在邓小平理论中，衡量和评价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基本价值尺度有两个，一个是是否有利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另一个是是否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两个方面是一致的。第三，政治价值客体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反复强调，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我们坚持的社会主义是符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僵化封闭不能发展社会主义，照搬外国也不能发展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法制也没有社会主义；不重视物质文明搞不好社会主义，不重视精神文明建设也搞不好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进而科学地揭示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只有这样的社会主义，才是符合人民群众利益和需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六）政治本体论
邓小平政治本体论的核心是新民本主义，它是邓小平政治实践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前提。
中国共产党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从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认识到了人民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和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从而树立了“人民主体价值观”，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宗旨，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在一定意义上说，邓小平继承和发扬了“新民本主义”精神。在主体论方面，他主张人民是国家的唯一主体；在价值论方面，他主张以最大限度地实现人民利益为价值导向；在政治体系运作方面，他主张人民利益是政治体系运作的根本依据；在政治角色行为方面，他主张法律、纪律、教育和修养是保证政治角色实现体制目标所必要的激励和约束系统；在制度设计方面，它主张既要保证人民意志和愿望的充分表达及其向国家意志的转化，保证所有公职人员积极地、富有创造性地为人民利益而忠实工作，又要通过制约机制来巩固国家制度，保证一切违反人民利益的行为得到及时的纠正和必要的制裁。
二、邓小平政治哲学思想的特点
邓小平政治哲学思想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方向性。在邓小平的政治哲学思想中，坚持社会主义是其治国之道的落脚点，他把社会主义本质概括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始终不渝地告诫国人：坚持社会主义，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干四个现代化，人们都说好，但有些人脑子里的四化同我们脑子里的四化不同。我们脑子里的四化是社会主义的四化。他们只讲四化，不讲社会主义。这就忘记了事物的本质，也就离开了中国的发展道路。这样，关系就大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让步。”[2](P204)他反复强调一定要把“社会主义”提升到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制度保证”、“立国之本”的角度来认识。
第二，实践性。邓小平的政治哲学发展和完善于改革开放后，他的一切理论建树都是围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而展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同志把实践提高到最高审判官的地位，既把它作为人们提出理论、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根据，又把它作为评价思想、理论、方针、政策的标准。邓小平同志政治哲学思想的实践性，其意义在于把人们的活动引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以三个有利于的价值标准来实现对现代化道路的引导。
第三，人民性。邓小平同志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认识和分析社会主义社会政治现象的现实立足点。邓小平的全部政治哲学思想也是立足于此展开，体现其深刻的人民性。他始终坚持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无论是对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最终目的的阐述，还是对中国现阶段主要矛盾的判断和衡量各项工作是非的根本标准的确立，都是贯穿着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宗旨。与此同时，邓小平同志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确立我国政治发展的目标和途径。邓小平把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而其意义就在于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行使，最终实现全人类解放的终极目标。最后，邓小平同志把为人民办实事，使人民实惠作为政治决策的基点。社会主义国家的任何政治过程，都必须体现和实践人民的意志和利益。
第四，辩证性。辩证法思想在邓小平政治哲学思想的形成与实践过程中得到充分的运用，解决了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一系列难以解决的矛盾。诸如，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坚持改革开放的统一，两者互相结合、互相渗透；发展经济与政治稳定的统一，在稳定的基础上发展经济，反对政治多元化；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坚持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统一；自力更生为主与对外开放、利用外国资金技术的统一等等。善于照辩证法办事是邓小平政治哲学的特色。他提出的许多政治观点都具有特定的指称，而且具有辩证法的意义。以上这些鲜明的特点，形成了邓小平政治哲学独特的理论风格。这种理论风格的价值，使得邓小平政治哲学思想成为一个能够不断获得内在发展动力和充满生机活力的理论。总之，邓小平政治哲学这四个方面的特点具有不可或缺性，它们相互联系构成一个严密的整体。
三、邓小平政治哲学思想的理论贡献和现实意义
邓小平政治哲学思想的理论贡献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对于经济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治国安邦之策并无完备的论述，而邓小平的政治哲学作为国家观和治国方法的统一，解决了以往所未能解决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第一，把改革开放和发展经济当作首要的政治问题，认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当前最大的政治，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的科学涵义。邓小平曾说：“我们确定了一个政治目标：发展经济，到本世纪末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达到八百美元，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确定了对内经济搞活、对外经济开放的政策，没有这样的政策不可能成功。”[2](P77)邓小平还提出“现代化建设是最大的政治”。这些话向我们说明，国不富则无以强，民不富则无以安，经济问题说到底是政治问题，正因为如此，邓小平把翻两番、人民生活水平达到小康水平当作20世纪之内的政治目标。邓小平这一思想最终完成了马克思主义由以政治斗争与政治革命为中心的理论体系向以经济建设和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理论体系的历史性飞跃，从而奠定了作为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邓小平理论的基础。第二，把改革当作一场革命。在邓小平的政治哲学思想中，改革被视为中国的又一次革命，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的正确途径。邓小平明确指出：“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2](P135)邓小平把改革看作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第二次革命的论断，更进一步提高了人们对改革的重大作用的认识，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革命学说。第三，利用资本主义是为了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国家。邓小平反对在“姓资、姓社”问题的抽象争论上纠缠不休、束缚自己的思想和手脚的做法，他主张以三个“是否有利于”作为评价社会制度的标准。他大胆地、实事求是地鼓励人们吸取一切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好东西，敢于学习和借鉴一切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第四，“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首先为解决台湾问题，邓小平以无产阶级政治家的宽广胸怀，在对国内外局势作了充分估计和全面分析的基础上，从维护世界和平的大局出发，从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以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为指导，本着照顾历史、尊重现实的态度，考虑到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考虑到台湾同胞的意愿，设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独立主权的基础上，由宪法规定，在台湾地区实行不同于其它地区的社会制度。一国两制的构想作为一项重大国策先后成功、圆满地解决了香港和澳门的主权收回问题。实践证明，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构想，正确地回答了如何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创造性运用和重大发展，同时也为其它国家解决类似问题和世界各国间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
其次，发展了毛泽东的政治哲学思想。毛泽东政治哲学思想十分丰富，但是在晚年却偏离了他原来的许多正确思想，邓小平对毛泽东的政治哲学思想则采取了完全科学的态度。他既忠诚于毛泽东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又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缺点和错误，根据新的历史时期的情况，采取了一系列治国安邦的新措施，并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政治哲学思想。诸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治稳定是压倒一切的问题；一心一意地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是治理国家的大道理。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创造比资本主义民主更高、更切实际的民主等等。这些思想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了的毛泽东政治哲学，从而把毛泽东政治哲学推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邓小平政治哲学思想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首先，它给我国治国安邦的指导，为我们在新时期治国安邦提供了强大的理论和精神武器。邓小平政治哲学指明了我国现阶段治理国家的根本任务，解决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道路问题，并且提出了三步的战略步骤。按这一发展战略，中国就会在经济发展速度和效益上、人民生活的改善上显示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邓小平政治哲学不仅是统一全国人民政治意志、政治思想的科学理论和精神武器，同时也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和各级领导干部治国安邦进行良性政治运作的科学理论和精神武器。
其次，它将推进中国社会的全面进步，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在21世纪必将屹立在世界的东方。邓小平的政治哲学思想，拟定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行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科技为先导，教育为先行，文化为凝聚，政治、军事、外交为保障，运用和发展我国的综合国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的蓝图。邓小平政治哲学思想是一个严密的整体，具有高度的统一性和一致性，显示了其治国理论的成熟性和稳定性。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就一定能获得更快的发展，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21世纪的中国将是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开放、统一与和平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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