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身体”的另一种“现代”：论赵树理小说的人物写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小说论文,写法论文,身体论文,人物论文,赵树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五四”以来的现代小说的发展中，“人”不仅仅只是小说思想层面表现的对象，同时也是形式层面表现的对象，根本原因在于小说对人物的描写方式中包含着时代的文学观念。同时，由于人们对“人”的认识不仅体现在语言化的抽象的“主义”、“观念”中，更体现在感性、日常的生活中，而“身体”作为“人”的具体存在形式，就成为了必须关注的对象。这样，在我们对现代小说中“人”的存在形态的考察中，“身体”就不仅应是某些思想观念的存在物，同时也应是小说形式的存在物。
然而，在我们以往对现代文学的考察中，往往把对作品中“人”的研究停留在了观念层面，而较少从形式层面思考“人”，更很少思考作为人的具体存在的“身体”在文学中所具有的形式功能和意义。
对小说中的人物描写而言，“身体”并不仅仅指“人”实体的形躯，也不仅仅指“性”，从文学的审美特性出发，“身体”这一概念可以伸展出诸多意蕴，向外它可以是身体的形象、语言、行为等，向内它可以是心理化、精神化的体验、感觉、意念、情绪、记忆等，只不过无论是具象还是抽象，都离不开“身体”这一轴心，在现代文学的每个不同的创作时期，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作家对身体的呈现也就在以“身体”为轴心的杠杆上移动，笔者认为，以“身体”为中心的人物描写的动态转移充分显示了现代文学观念的发展和变化，因此，这里把现代小说对于“身体”的想象和书写所构成的写作体系称之为“小说身体”。
本文将主要以赵树理小说中的“身体”呈现和人物写法为考察对象，研究它对“五四”小说人物书写传统的改变和超越，并以此来思考现代作家在对“人”的书写的变化中所蕴含的对人的“现代性”的理解和想像所作的各种尝试。
一 “五四”小说传统：身体的内在化
毫无疑问，赵树理文学是文艺大众化的产物，它不同于“五四”新文学传统对人的表达和写法，在赵树理的小说中，想寻找“五四”文学中的那类“身体”是件困难的事情。这里，先简单回溯一下“五四”的“小说身体”世界。
“五四”确立了中国现代小说具有个人主义性质的“人”的书写范式，从而也确立了“身体”的书写范式。
“身体解放”作为“五四”时期“人的解放”的重要方面，被周作人、陈独秀、胡适等思想家所极力提倡。在对传统封建道德的批判中，伦理的“身体问题”是一个核心问题，落实到小说叙事层面，“身体”作为个人欲望的代名词，也不断地被作家们书写着，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五四”时期反映爱情婚姻题材的作品特别多。
在“五四”时期，“身体”不仅体现为被书写的内容，也体现为被书写的形式，这主要是指“五四”文学观念通过“身体”在小说叙事形式上的表现。由于“五四”新文学所确立的“人的文学”的观念，同时也由于新旧文化转型这样特定的历史语境，对个人的感性欲望世界和现实理性世界之间的矛盾和冲撞的表现就成为具有时代性的主题，而对于小说创作来说，只有通过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才能展示人物真实的内心世界的成长、变化和矛盾。可以看出，在“五四”以来的文学中，“现代个人”意义上的“身体”，往往是指感性、欲望、知觉、体验等，它们具有肉体和精神的双重特征，通过“身体”，“五四”文学所表达的是人的主体世界，这也就是梅洛·庞蒂在他的知觉现象学中所说的“身体—主体”。
“五四”文学“向内转”的趋向是和现代心理学如弗洛伊德、柏格森、詹姆斯的心理学说对人内在世界的发现及其对中国文学的影响相关的，同时也与“五四”文学对个人的重视、对人性复杂性的认知有关。可以看到，“五四”时期第一人称小说特别是书信体、自传体等个人化的文学形式受到了作家们青睐，这种文体形式与西方18世纪兴起的个人主义文学有极大的相似之处①。
由于“身体”在“五四”文学中主要是通过心理化的方式表达的，因此，在“五四”这样一个大谈伦理道德和身体解放的时代，人们在小说中常常难以看到真实的“身体”，看到的是由感性与理性的冲突而引起的心理上的矛盾和困惑，对于这一点，郁达夫、庐隐、丁玲等的小说最具有说明性。如郁达夫惊世骇俗的关键并不在于他的小说有对“性”有直接的呈现，而主要在于他对“性心理”的大胆展现，在他的很多代表性的小说中，与“性”有关的行为都写得比较简略，而由这些行为引起的内心的分裂和困惑才是作者描写的重点所在。可以说，在“五四”文学中，虽然“身体”是引起内心冲突和焦虑的根源，但是，作家们重视的仍是人物的心理，而不是外在的事实，由此“五四”文学展示的是人与环境的冲突和对立，这是明显具有个人主义、主观主义性质的文学。
这种小说模式与中国传统小说相比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中国传统小说模式主要是以故事情节而非人物性格为中心的“说书体”，这种传统的故事结构模式主要来自传统说书艺术的“说—听”模式，它注重情节的渲染和人物的行动性。而“五四”时期小说模式的转变主要体现在情节淡化、人物性格突出、以人物心理为结构中心上，它把个人情感、意识、感觉作为小说的中心。
这种现代个人主义的文学传统，不仅在有着“五四”传统直接影响的知识分子化的文学创作中，也在之后其它不同性质的文学创作中得到了继承，无论是在早期革命文学、抗战文学中，还是在延安文学中，抑或是在建国后“十七年文学”中，对个人世界的展露总是知识分子内心挥之不去的情结，即使在意识形态的压力之下，通过间接、迂回甚至否定的方式来表达也是大量存在的，如在延安至建国后丁玲、周立波、孙犁，柳青、杨沫等作家的作品中，具有非政治性质的个人生活和内心欲望、体验时常会在文本的边缘处出现，这仍然是“五四”精神及其小说传统的体现。
不过，这种“传统”在赵树理的作品中却难以看到。虽然赵树理早年的求学和阅读经历使他的意识已融入了“五四”知识分子所特有的现代理性精神，就如他自己说的：“虽出身于农村，但究竟还不是农业生产者而是知识分子。”② 但阅读赵树理的作品，想从中寻找现代文学，也包括即使在意识形态化的文学中也多少会出现的具有个人性质的“小说身体”是很难一见的。“五四”时期文学中的那类在文学史上形成明显发展和传承线索的“身体”为什么会在赵树理的作品中消失？“身体”在赵树理的小说中是以怎样的方式存在的？
柄谷行人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说：“关于日本现代文学有各种各样的说法，而将其作为‘现代的自我’之深化过程来讨论的方法则是最常见的。然而，这种把‘现代的自我’视为就好像存在于大脑之中似的看法是滑稽的。‘现代的自我’只有通过某种物质性或可以称为‘制度’性的东西其存在才是可能的。”③ 这样看来，如果把“小说身体”也视之为体现“现代”的一种存在，那么“五四”的“小说身体”就不应该作为一种先验的身体呈现必须存在于任何一种文学形态中，因此，某种“身体”的消失确切地说只是某种“身体型”的消失，“身体”在其它的文学形态中会有另外的表现，抑或说“小说身体”还具有另一些“现代”的可能。
二 大众文艺下的“身体转向”
赵树理文学是文艺大众化的产物，今村与志雄在《赵树理文学札记》中指出：“如果我们看一看提倡文学大众化的四个时期，就不难发现，每一次讨论都处在中国民族的存亡危机时期。在这种意义上说，文学大众化的历史，也就是中国革命的历史。因而，它构成了中国革命的一环，同时在每个时期，中国文学也都获得了新的生命。”④ 赵树理文学创作所走的这条“文艺大众化”之路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经过了长期的倡导和实践：“五四”的白话文运动，30年代“左联”关于文艺大众化的讨论，抗日战争时期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等，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更是明确地指出了文艺服务的对象是工农兵。
然而，真正要摆脱知识分子化的视角和腔调并不容易，从延安时期到解放以后，许多作家如丁玲、周立波、孙犁等都曾努力朝着这一方向迈进，但却收效甚微，这是与“五四”文学传统的深刻影响分不开的。在30年代末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中，曾有一些研究者明确指出“五四”文学由于模仿西方所存在的问题，如潘梓年曾说：“那时候的新文艺，因为作家的大部是与广大群众的现实生活或多或少地隔离着的小资产者知识分子并没有从中国社会的实生活中孕育出来，而是从模仿西洋文学而来——甚至有些作家自己的生活，如自由恋爱之类也从西洋文学中学洋而来，以致那时而后的新文艺创作，不管表现的是尚未与中国人民实际生活结合起来的理想也好，或是其本身就是‘来路货’的作者自己所体验的恋爱生活也好，其所用形式，不自知其所以然地，竟是很多中国文写的外国话了。于是中国文艺的民族形式，就渐渐的成为问题起来。”⑤ 潘梓年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不仅和别人一样认识到了“五四”文学受到了西方文学的直接影响，而且他还能认识到连似乎是“真实”的个人经验也可以是西化的，虽然这种“经验”在创作者自己看来是真实的。
这一点同样也被赵树理认识到了，他曾对杰克·贝尔登说：“那一伙（小资产阶级）作家，对描写我们农民所进行的革命没有兴趣。如果让这些人写有政治意义的作品，他们……也许认为自己受到了约束吧。可是，我是在农村成人长大的，不觉得有什么约束。我是完全按照我的想法来写的……”⑥ 因此，赵树理的文学创作是在对“五四”知识分子化写作的一种自觉的疏离甚至反抗下进行的，他“自始至终都把自己定位于一个代表农民利益的知识分子的角色位置上”⑦。
从30年代末开始，赵树理就开始关注文艺的“大众化”问题，他从民间艺术中吸取养料以弥补左翼文学存在的问题，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学形态。站在农民的立场，赵树理非常清楚“五四”文学在写法上的弱点，他说：“中国现有的文学艺术有三个传统：一是中国古代士大夫阶级的传统，旧诗赋、文言文、国画、古琴等是。二是“五四”以来的文化界传统，新诗、新小说、话剧、油画、钢琴等是。三是民间传统，民歌、鼓词、评书、地方戏曲等是。要说批评的继承，都有可取之处，争论之点，在于以何者为主。文艺界、文化界多数人主张以第二种为主，理由是那些东西虽来自资产阶级，可是较封建的进一步，而较民间的高级，且已为无产阶级所接受。无形中已把它定为正统。赵树理认为这种文艺“根本要把现在尚无文化或文化不高的大部分群众拒于接受圈子之外的”⑧，赵树理把被“五四”抛弃的“旧形式”重新拾起，创造了体现“延座”讲话精神以及特定时代中国农民生活经验的新的民族文学形式。
赵树理很少从艺术的角度而总是从读者的需要来思考创作问题，可以说从读者出发文艺“大众化”才能做得彻底。赵树理和贝尔登谈自己的创作体会，强调读者是在“听”小说：“我写一行字，就念给父母听，他们是农民，没有读过什么书。他们要是听不懂，我就修改。”⑨ 这显然与赵树理所接受的民间文艺的影响和他所熟知的农民欣赏方式有关，农民听到的故事必须具有非常强烈的戏剧效果，所以有研究者说：“赵树理语言动作性强、运动感强，这很可能与学习评书有密切的关系。赵树理也要求自己的小说能‘说’，像《登记》、《灵泉洞》就都是以评书名义发表的。按照这种标准，他的全部小说都可以说成是评书，或评书体小说。”⑩ 如此重视小说“说”、“听”的效果的，可能唯有赵树理了，“我觉得我们的东西可以像评话那样，写在纸上和口头上说是统一的，这并不低级，拿到外国去绝不丢人。评话便是我们传统的小说，如果把它作为正统来发展，也一点不吃亏。它是广大群众都能接受的。”(11) 既然“小说”主要是“听”而不是“读”的艺术，那么，对“身体外在化”的追求也就是必然的了。
在“五四”以来的文学中，对个人主体世界与外在现实的矛盾多有深入表现，《沉沦》、《莎菲女士的日记》、《财主底儿女们》、《金锁记》等小说都深刻地表现了自我内心的挣扎和分裂。在现代小说中，人物的内在世界是小说叙事的核心，而引起人的自我世界的困惑和搏斗的常常就是个人的欲望，对这种具有知识分子精神气质的“身体—主体”的表达，成为“五四”文学启蒙传统的一个核心内容。
然而，随着左翼以来“革命文学”、“人民文学”的出现，这种对“人”的认识与现实语境之间就发生了严重的冲突，特别在40年代末期以后，这种冲突更加尖锐。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立了“人民文学”的“新方向”，而对此，知识分子作家一直在想象中艰难地完成着对他者的阐释与对自我的改造。如“七月派”理论家胡风在对“五四”文学传统继承的前提下对现实主义做出了新的阐释，而这种阐释仍然是弘扬人的主体性的，坚守的仍是“五四”启蒙主义“人”的立场，以这样一种姿态进入“人民文学”，势必会发生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巨大的碰撞和冲突。胡绳在批评“七月派”作家路翎时就说，路翎的小说写的是工人，所反映的却是一种知识分子的心情，要写工人的恋爱，却恰恰是一种知识分子的恋爱，要写工人的思想，但写出来的却恰恰是一种知识分子的思想。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方面为自己复杂的矛盾而苦恼，另一方面却又沾沾自喜，溺爱自己的这种“微妙”而“纤细”的心理(12)。
由现代意义上的“身体—主体”所导出的欲望、体验、感觉等多是肉体与精神的混合体，它表达的是现代自我的各种问题，这种自我往往呈现出一种焦虑和分裂的状态，也就是说，尽管“身体”本身是形而下的，但由于作为文学所关注的更多的是文化的、精神层面的“人”，即使是对人性本能的描写，“身体”也只是起因，写“身体”最终是为了表现人的内在世界的困惑。而在赵树理的小说中，他很少对人物作静止的刻画，他笔下的人物都是行动中的人物。即使有对人物外形的描写，也并不指向人物内心，而是表达人物与环境的关系。当“个人”消失后，现代意义上的“身体”的感知能力及其心理世界也就消失了，与心理世界相连的“身体”、“个人欲望”也随之消失，代之而起的是人物的语言、行动，即与身体的外部世界，因此，从人物表现的角度来看，“身体”在赵树理创造的文学形式中发生了明显的由内而外的转向。竹内实认为，相对于鲁迅等的主观现实主义，赵树理的创作是一种客观现实主义，“客观现实主义描写人物时，不直接触及人物的内心世界，而是依据描绘人物身体的行动来理解人物的内心世界”(13)。这种现象在“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中是不多见的，现代小说更多的关注的是“人”的内在世界，具有浓厚的个人主观色彩，在人物与周围环境的关系中“人”是中心而非环境。
在赵树理的小说中，不仅没有“五四”式的“心理化”的身体欲望的描写，也很少有静止的身体形象描写，虽然《小二黑结婚》中的三仙姑因为特殊的人物角色定位的需要而突出了身体形象特征，但这里对“身体”的凸现却也与“五四”以来的文学对“身体形象”关注的目的很不一样。在郁达夫、茅盾等人的小说中，外在的身体形象描写指向的是个人内心的欲望。在《小二黑结婚》中，三仙姑是个不守传统妇道、爱寻欢作乐的女性，年轻时为了勾引同村年青后生，经常打扮得花枝招展。在遭到公公斥责后，三仙姑干脆装起神来，以方便村里的后生来找她，不过“神婆”的身份仍然没有成为她把自己打扮得光鲜亮丽的障碍。小说写到几十年过后，三仙姑仍积习不改：“虽然已经四十五岁，却偏爱当个老来俏，小鞋上仍要绣花，裤腿上仍要镶边，顶门上的头发脱光了，用黑手帕盖起来，只可惜官粉涂不平脸上的皱纹，看起来好像驴粪蛋上下了霜。”
如果按照个人主义文学的模式去分析，会寄同情于三仙姑，说她如何受压抑、如何苦闷，如何为追求个人快乐而无视伦理道德等。然而，这一思维仍然是现代个人主义式的，虽然这样一种阐释也有道理，但却并不完全符合赵树理小说塑造人物的基本动机，因为三仙姑的身体欲望在小说中并不指向她的内心世界。由于赵树理注重的是小说故事性，因此人物在整体结构和小说的现实世界中的功能和意义成为小说叙事的中心。小说中三仙姑的功能主要体现于“外在的世界”，虽然按照现代小说的阅读经验，读者似乎可以通过分析和阐释进入三仙姑的内心世界，但这样做仍然遵循的是“五四”文学的标准，因此会因为疏离了作者的意图，而显得隔靴搔痒。三仙姑这个人物更多的体现的是自欺欺人、不面对现实、思想落后于时代的人所具有的滑稽幽默的特征，小说中对她爱打扮的描写就是起到如此作用，如写三仙姑到区里去找小芹时如此打扮自己：“换上新衣服、新手帕、绣花鞋、镶边裤，又擦了一次粉，加了几件首饰。”因为个人思想、生活趣味与时代的巨大落差而产生一种喜剧效果，这当然是站在时代的立场来写个人的。赵树理的小说中所呈现的是“非现代”的个人，所有可能存在的个人意识和个人经验在这里都退隐了，作为个人感性欲望的指代物的“身体”只有被悬置起来。即使像三仙姑这样完全生活在个人欲望和感官世界里的人，赵树理对其也只是在漫画式的描写笔法中适可而止，通过心理描写而可以使人物获得的深层意义则被省略了，于是，这一人物的功能就更在于增添小说的民间生活气息上了。
赵树理的小说在显露出不同于“五四”文学传统的特点的同时，也表现出与“人民文学”创作中的“典型人物”不同的特征。在“人民文学”中，当“个人”的一切都归属于“阶级”之后，并不意味着个人感性世界就会消失或者隐藏得不露痕迹，这显然是“五四”个人主义文学传统的潜在影响。如在《创业史》这样一类以塑造“典型英雄人物”为主要目的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小说中，我们并不难看到人物高度的抽象性与人物自然的感性世界之间无法弥合的矛盾，然而根据作家对人物的“预设”，作家只能弱化和压制后者，即让人物更多地受理念控制，或者说让理念替个人欲望代言。有研究者认为：“能够被表现为‘个人主义’的主体经验的，只能是英雄在其成长为英雄的过程之中，一旦英雄完成了阶级主体的命名，他/她就必须归属到一个集体当中。那一阶级主体，始终是以一种话语的‘空位’的方式存在，这个空位不可以被一个肉体的个人占有。”(14) 而在对“英雄成长为英雄的过程”的描写中，同时存在的问题是，由于一方面受到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小说塑造人物模式的制约，另一方面又受到了来自“五四”文学传统的影响，因此在文本中往往存在一种悖论式的情境。即使是梁生宝这样的人物，对其内心的搏斗和挣扎的表现也是不可缺少的。
而在赵树理的小说中这种难以弥合的分裂状态是看不见的，因为赵树理根本就没有依据“五四”文学对“人”的理解来写“人”，他小说中的“人物”既不触及现代个人主义文学对“个人”的种种困惑，也不触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小说中存在的个人与集体那种虽是微妙的但却难以避免的分裂。
由此，也形成了赵树理小说在“人物写法”上的一些经常被人诟病的“缺点”：人物形象刻画不够深入、细致、丰满，描写不够，叙述过多，给人印象不深等，孙犁、康濯、周扬等都曾在文中提到过这一问题。日本学者洲之内彻对其人物描写存在问题的思考最具有代表性：
赵树理的小说中没有人物分析。既是现代小说创作的基本方法，同时又是削弱现代小说的致命伤的所谓心理主义，和赵树理文学是无缘的。心理主义可以说是自动地把现代小说逼进了死胡同。即使这样，无论如何它对确立现代化自我也是不可缺少的，或者说是不可避免的，也可以说是现代化命运的归宿。受到这种宿命影响的读者，对赵树理的文学恐怕还是不满意的吧。或许是赵树理证明了中国还缺少现代的个人主义等等。对于这类有碍于革命的东西不能不有所打击。而所谓新文学的文学概念之所以暧昧，其原因就在于此。即：一方面想从封建制度下追求人的解放，同时另一方面又企图否定个人主义。(15)
对现代个人心理的挖掘和描绘构成了现代个人小说创作的基本方法，尽管这种方法有着不可避免的缺陷，但如果失去了这一点，“现代个人”也就丧失了。不过，洲之内彻在表现出对赵树理作品的批评的同时，也表现出一种顾虑和矛盾，虽然洲之内彻也认为现代文学对“个人”的描写是存在问题的，但这并不妨碍他把“现代自我”的确立看作是现代文学的标志，并认为个人与社会的对立这一现代人普遍感到的困惑在赵树理这里消失了，这显然没有达到对现代“个人”的正确认识，因而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陷。
可以说，无论是国内的一些作家和学者，还是洲之内彻，他们在评价赵树理的小说时依据的都是“五四”以来建立的小说叙事标准：小说围绕一个中心事件逐步展开，以形成完整、匀称、封闭的结构，人物描写要不断向人物灵魂深处拓进，能够反映人性的矛盾和困境等，如果以这样的标准看赵树理的小说，显然只会失望。
赵树理文学的出现代表了中国革命文学所一直探索的一种新的文学形式，它脱离了五四欧化风格的影响，能为真正的农民主体所喜爱，是“文艺大众化”运动一个重要收获，对他的不同评价包含了对于五四以来“大众化”问题的不同认识，也包含了“革命现代性”中所呈现的不同于“启蒙现代性”的表达方式和审美标准，而它们最终指向的是赵树理文学是如何以其特异的文学诉求在历史的语境中获得合法性的问题。
三 在变动的“日常”中“安身”
如果说“五四”以来文学人物描写的“身体”的“心理化”是为了探求人的内在世界的矛盾和困惑，反映了现代文学传统对“人”的理解，那么，赵树理小说中的“身体的外在化”也不仅仅是为了“通俗化”，而是同样包含着作者对于特定时代特定群体的“人”的理解，这是洞察赵树理与“五四”文学传统的不同价值诉求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理解赵树理在文学在观念层面所具有的现代意义的问题。
在“五四”以来的文学中，身体、欲望是表达“个人”的重要内容，身体往往连接着自由、意志、道德、审美等，因而常常是一个与宏大的主题产生矛盾、龃龉的概念，而且不仅在五四文学中，即使是在30年代以后的革命、阶级文学中，“身体”与“个人”的这种关联仍经常出现在作家的文本中，它所表达的仍然是具有小资产阶级性质的生命体验和情感内容，这样一种“身体”是与“集体”的观念、意识相悖的。
但是，个人主义、存在主义性质的与社会相对立的“人”也存在着无可避免的困境，赵树理的小说探求的即是一种新的“人”的存在方式。这里，竹内好对赵树理的解读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启发，他认为，在赵树理的小说中，有一种不同于西欧个人主义的道路，那就是个人如何向集体靠拢，并最终消融于集体之中，即“整体中个人的自由问题”。赵树理文学体现了既不同于现代文学，也不同于“人民文学”的人物描写方式，主要体现为：“作品中的人物在完成其典型性的同时与背景融为一体了”，而现代文学不采取这种手法，“通常，典型是从环境中选择出来的，加以充实，使其成为典型的。”而这就是作家主观创造的过程，“创造就是从整体中将个体选择出来，按照作者的意图加以塑造这样一种具有单方面倾向的行为。”因而“现代文学本身绝不可能具有‘还原’的可能性”。也就是说，这种经主观创造后的“典型”不能“还原”为现实经验的真实存在，这就是赵树理文学与现代文学的不同之处。
竹内好同时认为，赵树理的小说也不同于“人民文学”：“如果要概括人民文学的特征，那就是个性寓于共性之中。”“个体选择出来是为了服务于整体。因此，它只具有部分的意义。”这种方法创造出来的人物“不是完成的个体，而最多只不过是一种类型”，也就是说，为了服务于整体个性泯灭了，这是一种“不重视人的文学”。通过比较，竹内好发现赵树理文学不同于“人民文学”之处在于：“在创造典型的同时，还原于全体的意志。这并非从一般的事物中找出个别的事物，而是让个别的事物原封不动地以其本来面目溶化在一般的规律性的事物之中。这样，个体与整体既不对立，也不是整体中的一个部分，而是以个体就是整体这一形式出现。采取的是先选出来，再使其还原的这样一种两重性的手法。”(16)
竹内好的阐释是为了说明赵树理文学是作为“现代文学”和“人民文学”之间的一个过渡而存在的，也因此，赵树理对人物采取的是不同于五四文学传统的表现方式。如同样是写“五四”文学所经常表现的爱情婚姻问题，赵树理的《登记》就显得不同一般，《登记》的前半段讲述的“小飞蛾”的故事令人动容，封建婚姻给“小飞蛾”带来了终身的遗憾和痛苦，小说用了很多细节表现“小飞蛾”受到的心灵的伤害：怕丈夫打、藏爱情信物罗汉钱等，小说对“小飞蛾”过去的故事的叙述一方面是为了控诉封建包办婚姻的罪恶，另一方面也为“小飞蛾”对女儿艾艾自由婚姻的支持作铺垫，但在小说的后半部分，“小飞蛾”这样一个似乎已经呈现的“女性主体”很快就消失了，小说的中心转移到她的女儿艾艾和恋人小晚怎样在燕燕的帮助下获得了自由婚姻上面来，而对艾艾的描写多在行动上，也不在人物心理上，这样看来，赵树理小说关注的并不是某个主要人物内心的发展流程和完整呈现。因此，在赵树理的小说中，如何解决实际存在的问题才是叙事的中心，而与个人欲望相联系的心理世界不再被作家所关注，在人对外部世界的适应和调整中，“身体”只体现为一种叙述性而非描写性的语言和行动，因而身体的展开是结构化、空间化的。
对“身体”存在的结构化、空间化的理解导致赵树理不喜欢在作品里只写一个中心人物，他喜欢描写整个村子、许多人，而这些人物都是围绕一个“故事”或者“事件”展开的，赵树理也自知其“重事轻人”的问题，他说：“在实际工作中，任何事都是多数人做的，其中虽然也有骨干，而骨干也是多数，每个人发挥出他一部分积极作用就把事办了。在一个作品中自然应该集中一些，节约一些不必要的人物，突出几个有代表性的人物。要做到这一步，自然就应该更深入一些去体会每个人的积极面。我因为在这方面的努力不够，所以常常写出一串人，但结果只有几个人写得周到一点，把其余的人在故事中用一下就放过去，给人一个零碎的印象。”(17) 正是因为如此，在赵树理小说中很难有性格突出、内心丰满的人物，他并不是不描写“个人”，只是这种“个人”不再具有典型意义，也远远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个人”。
如果说个人主义文学描写的主要是人与社会、环境的对立，集体主义文学则描写的是人与社会结构的对话关系。赵树理作品中的人物都是具体历史和社会环境中受他们自身条件所约束的，由于对环境本身的重视，在他的作品中看不到突出的个人，他小说中的人物是处于整体结构中的“人”，“身体的外在化”即人物的行动是为了完成人与整体结构的对话，这种“对话”正是“人”的“安身”问题，于是，赵树理回答了现代文学和人民文学都未能成功回答的问题，这“安身”并非形而上，而只是形而下的生存。
从早期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到后来的《三里湾》、《登记》、《“锻炼锻炼”》等，赵树理几乎所有的小说表达的农民在时代变动中的生存问题，他这样解释他的“问题小说”：“我在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了的问题，往往就变成所要写的主题。”(18) 在他的小说中，当一个新的秩序作为背景建立起来之后，人物的生存状况、思想观念也要随着调整，只有当小说中的人物走过了某个“转折点”之后，才能在新的社会结构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正是从农民的生存境遇出发，对赵树理来说，对政治问题的阐释就转换成了对农民生存问题的关注：农民如何适应新的政治环境，如何面对各种“问题”，以及如何转变和成长等，如在《李家庄的变迁》中，青年农民铁锁从受欺压到背井离乡再到遇见小常参加革命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铁锁参加革命，很重要的原因是遇见了小常这样一个让铁锁钦佩、信赖的革命者，这是铁锁在社会变革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的重要“转折点”，“以后的铁锁便迅速转向背景化”(19)，也因此，铁锁也成为不了“人民文学”中的那种英雄。
关心农民的现实利益，这显然是富于身体感的写作出发点，正因为这样，赵树理在处理意识形态和农民之间的关系时，才能保持一种平衡。美国学者马若芬认为，赵树理在处理人物时所持有的“意识中立”立场，“在行为和思想表现的转变上，这些为数众多的人物都受最古老也最原始的动机支配：即个体的切身利益。”他分析了三仙姑、“能不够”、“常有理”三个中年女性的转变是为了“以变对变来找自保的出路”，而“糊涂涂”和袁天成这两位当家人，终于加入了合作社，但只不过为了经济利益打算而已(20)。现实利益正体现了“身体”的在场，以此为出发点，在新的政治环境与旧的乡村结构之间进行自我调整，这就减轻和降低了赵树理小说的政治说教性。
尽管看重现实需要，但赵树理小说展现的并不是人对时代与现实的惶恐和无奈，以及在压力之下人对现实的妥协和忍耐，他的作品没有不安定、不可靠的情绪，而是充满着积极和亮色的调子，农民是在与环境的积极协调中完成着个人的“安身”问题。在小说《李有才板话》中，赵树理描写了阎家山的农民如何与当地依旧横行的黑势力进行抗争的过程，小说中旧的势力虽然一度非常猖獗，但只要条件许可，受欺压的农民就不会束手就擒，“他们必须自己动手为平等而斗争，不能把民主当成共产党或八路军的一种恩赐”(21)，这也就是说，在变动的时代中如何安置自身在赵树理这里显然有预设好的答案。
如果说赵树理小说通过身体的外在化完成了与社会结构的对话，那么，不仅身体必须是活动的，社会结构也处于不断的流动中。赵树理小说关心的不是恒常的社会结构，而是变动中的社会结构和环境，如果说张爱玲的作品也关注日常，多说明的是饮食男女的“日常生活”对于人生的重大意义，她笔下的日常呈现为一种相对封闭的、退让的状态，那么，赵树理所描写的山西农村的日常生活显然是变动中的，政治运动对农村的改造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人们的生活于是更依赖于时代。
《三里湾》这部小说就主要描写了合作化运动在农民日常生活中所激起的波澜，小说并没有刻意地去设置一些阶级矛盾，而是尽量从当时的农村生活形态出发，围绕三里湾合作社秋收、扩社、整社、开渠等工作，通过四个家庭（王金生、范登高、马多寿、袁天成）在这一运动中的变化，特别是三对年轻人的恋爱婚姻在这之中所受到的影响，以及由此带来的家庭关系的变化，小说中马多寿的老婆“常有理”和袁天成的老婆“能不够”是姐妹，马家小儿子马有翼喜欢范登高的女儿范灵芝，“能不够”和“常有理”却希望把袁小俊嫁给马有翼，而范灵芝一方面喜欢有翼有文化，另一方面却瞧不起他的软弱和落后，最后范灵芝还是选择了村里的技术能手王玉生，而马有翼则与王玉梅订了婚，袁小俊在与王玉生离婚后，经过一番周折，与王满喜结合。小说在描写这些年轻人的恋爱经历的过程中，并没有过多刻画他们的心路历程，而是重在对人与人关系的变动和调整的叙述上，实际上，在这一系列事件背后起关键作用的仍然是人们的观念和思维方式，这是与变动着的时代氛围紧密相连的。
不过，赵树理写人物的成长和改变、调整和适应并不是为了变动而变动，而是为了在变动中求安稳，这样才符合赵树理对农民个人经验的理解和把握。日本学者加藤三由纪认为，在结构上，《三里湾》有意把“新旧掺和在一起”，从而写出合作化运动中的“新旧结合的统一体”(22)。实际上，不只是《三里湾》，赵树理的很多作品所表现的政治给农民生活带来的变动都不是突兀的、翻天覆地式的，在“新”与“旧”之间，赵树理的描写始终把握着时代的变动与日常结构间的结合点。既然作者是农民视角，旧的秩序不会在一瞬间土崩瓦解，农民的日常生活是恒常和变动的统一，在时代变动中，人们为了守住恒常的那部分，就必须进步、发展，因此这种变动仍然是温和的。《三里湾》被当时批评界所诟病的没有写地主的破坏，也没有划分清晰的阶级阵营就是赵树理的这样一种观念的反映，正如有研究者所说：“赵树理小说的农民意识和国家意志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的对抗模式，毋宁说是一种‘协商’关系更准确些。”(23) 由于并没有以阶级分析的观点来看待当时农村的形势，赵树理的作品相对就显示出了一种“自在的”状态。可以说，正是这样一种“日常身体”，化解了强大的政治话语干预的焦虑，它成为赵树理表达审美甚至也是表达政治立场的一种方式。
结语
赵树理的作品面对的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对象，随着那个时代的远去，也容易失去当时所具有的意义的高度，所剩下的更多的是文学史的意义。日本学者萩野修二谈到他访问赵树理故居时的这样一件事：
我问：“直率地说，现在还读赵树理先生的作品么？”对我这种冒失的提问，曾有不少的人不知所措。只有赵二湖回答说：“已经不怎么读了。”话音里有一种苦涩的味道。这种苦涩，像是一个作家在质疑究竟将自己的基础置于何处，还未摆脱迷惑似的。他大略地告诉我，模仿父亲已经不可能。眼下的时代，即使是农村的青年人，也喜欢读城市中的爱情故事，像广东的杂志《作品》或北京的杂志《十月》上发表的那种东西了。(24)
因此，赵树理所自信的“大众文艺”所拥有的读者其实只是非常短的一个时间段上的“读者”，他的成功只是抓住了时代转折时期的一个空隙，这无疑使赵树理文学具有了一种悲壮的色彩。赵树理文学也潜藏危险，他对“新的”必定战胜“旧的”的乐观主义态度是否是一种盲目的乐观，是值得拷问的，同时，现代个人所具有的关于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种种困惑并不因为赵树理的这种描写而消失，人的混沌、麻木的状态是一种落后还是一种进步，人与社会的一体的状态是否可能持久，这都是值得追问的问题，这种追问并非是要重回“五四”现代启蒙思维上去，而只是为了真正从历史的视野来探究赵树理文学的价值。
无可质疑的是，赵树理小说特殊的“人物写法”创造了一种介于个人到集体之间过渡状态的“人”的存在状态，通过“身体”外在的行动它提倡“人”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一种对话关系，这种对话关系从长远的历史发展来看，并非是一种完全平等、自由的关系，但因为赵树理从农民自身的利益出发，却显示出其主动积极的一面，更为重要的是，它为我们思考现代人的存在提供了一种可能性的参照，也为我们理解现代身体的发展和衍变提供了思考的空间。
注释：
① 参见伊恩·P·瓦特：《小说的兴起》，高原、董红钧译，三联书店，1992年版。
② 赵树理：《〈三里湾〉写作前后》，《赵树理文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8页。
③ 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51—52页。
④ 今村与志雄：《赵树理文学札记》，黄修己编《赵树理研究资料》，北岳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466页。
⑤ 潘梓年：《论文艺民族形式》，原载1940年2月15日《文学月报》第1卷第2期。
⑥(15) 洲之内彻：《赵树理文学的特色》，黄修己编《赵树理研究资料》，北岳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462页、第463页。
⑦ 席扬：《多维整合与雅俗同构——赵树理和“山药蛋派”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页。
⑧ 赵树理：《回忆历史认识自己》，《赵树理文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7页。
⑨(21) 杰克·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节选），中国赵树理研究会编《赵树理研究文集·外国学者论赵树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2、12页。
⑩ 黄修己：《赵树理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7页。
(11) 赵树理：《从曲艺中吸取养料》，《赵树理文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7页。
(12) 胡绳：《评路翎的短篇小说》，原载《大众文艺丛刊》第一辑《文艺的新方向》（1948年3月）。
(13) 竹内实：《关于赵树理型的小说》，中国赵树理研究会编《赵树理研究文集·外国学者论赵树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93页。
(14) 贺桂梅：《赵树理文学的现代性问题》，《历史与现实之间》，山东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256页。
(16) 见竹内好《新颖的赵树理文学》一文，黄修己编《赵树理研究资料》，北岳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482—492页。
(17) 赵树理：《〈三里湾〉写作前后》，《赵树理文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第122页。
(18) 赵树理：《也算经验》，《赵树理文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第124—125页。
(19) 竹内好：《新颖的赵树理文学》，黄修己编《赵树理研究资料》，北岳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484页。
(20) 马若芬：《意在故事构成之中，赵树理的明描暗示》，中国赵树理研究会编《赵树理研究文集·外国学者论赵树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36—38页。
(22) 加藤三由纪：《关于〈三里湾〉的评价》，中国赵树理研究会编《赵树理研究文集·外国学者论赵树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118页。
(23) 贺桂梅：《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73页。
(24) 萩野修二：《访赵树理故居》，程麻译，中国赵树理研究会编《赵树理研究文集·外国学者论赵树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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