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
民国西北开发实践之垦荒成效管窥*
——以陕西黄龙山垦区的人口变动为中心
潘伟峰，王 晗
(苏州大学 社会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摘 要] 民国时期“典型示范区”陕西黄龙山区的垦荒开发是当时“西北开发”的重要一环，其经历了初步尝试、正式开发、步入正轨三个阶段。通过黄龙山垦区的设置，国家和中央政府的力量逐步向该区域渗透，为该区域的地方开发提供了动力。该区域在垦荒开发过程中的人口变动是无序的，短时间内垦民大量涌入和大量流出，打乱了正常的移垦计划，同时在区域内部亦存在人口分布不均、人口结构畸形的现象，这些问题对垦荒开发的过程和成效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该区域的人口变动特征是民国西北开发实践之垦荒成效的缩影。
[关键词] 民国时期；西北开发；垦荒；黄龙山垦区；人口变动
一、问题的提出
西北开发问题历来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要问题。近代以来，南京国民政府就曾有过“西北开发”的口号与实践。学术界关于民国时期西北开发的研究在21世纪初达到了一个高峰，随后不断深化。总体来看，史学研究者在研究民国时期西北开发政策时，往往侧重于分析当时相关重要人物的西北开发思想、国民政府相应政策的实践过程和中等以上尺度区域在某段时间内的开发历程等。笔者以为，研究者对民国时期西北开发实践过程中各区域表现出的多样性之认识还有待深入，换言之，对小尺度区域的开发研究重视不够，没有意识到其也是当时西部开发政策实践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本文所要关注的小尺度区域即陕西北部的黄龙山地区。该区域地处陕北黄土高原南缘，属于高原沟壑区典型地貌，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历史时期黄龙山一带长期设有军事要塞，但相对恶劣的自然条件和频繁的战乱、自然灾害，使得该山区长期成为盗贼出没之地。明清以降，该山区位于洛川、宜川、韩城等政区的边缘，王朝控制较为薄弱。进入民国后，盗匪蜂起，民众迁徙避居，该处逐渐荒芜。而后在国民政府开发西北的实践中，该区域得到重视，通过黄龙山垦区的设置，移民垦荒，区域人口、农业等各方面得以发展，成为民国西北垦殖的“典型示范区”，由此纳入国家的有效管辖。相关学者在总结民国时期的垦荒问题时评价该垦区为“当时官办的唯一的一个似乎成功的例子”[1](P89)。
近些年来，逐渐有研究者开始关注该区域自明清以来特别是民国时期的开发史①，但由于民国时期黄龙山区垦荒的主政机构经历了“由地方到中央，再由中央到地方”的转变，使得相关档案史料留存较为分散②。我们对于黄龙山区垦殖的认识在以下方面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1)加强对黄龙山地区垦荒过程与民国政府西北开发联系的认识，厘清其在民国时期经历的数次开发历程。(2)以该区域垦殖过程中的人口变动为中心，梳理黄龙山区垦荒开发进程中的人口变化特征及原因，展现国民政府和民众是在当时的何种条件下组织、从事开发活动的，进而阐述人口变动对垦荒开发实践的可能影响。从中以小见大，管窥民国西北开发实践中的垦荒成效。
二、民国黄龙山区垦荒开发的背景与过程
孙中山先生就开发我国西北地区提出了一系列宏伟战略构想，并在《建国方略》中把“移民垦殖”列为“实业计划”中“第一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民国初期，军阀割据，西北开发基本无所作为。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即逐步关注开发西北问题。1931年东北沦陷后，西北的重要性进一步得到人们的重视。陕北黄龙山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逐渐进入国人的视野，其垦荒开发经历了初步尝试、正式开发、步入正轨三个阶段。
(一)初步尝试：兵工屯垦
在“开发西北”的呼声下，黄龙山区周边相关人士意识到了当地的区位优越性。1931年9月，韩城士绅焦纯如在黄龙山区的东部柳沟处组织开垦[2]，但当时“柳沟垦荒处”仅仅是依靠韩城、宜川、洛川三县力量维持，所拟开垦区域也仅限于三县部分荒区，并未包括广大黄龙山区，加上匪患严重，取得的效果并不显著。
1932年5月，时任澄、白区保卫团指挥官的李象九意识到开发黄龙山全区域的必要，呈请陕西省政府对黄龙山地区兵工屯垦[3]。同年8月至9月，为开发西北，在政府号召、陇海铁路管理局发起下，实业部、铁道部、交通部及各类学术团体专家参与，对陕西进了行一次大规模的综合性实业考察。在本次考察中，专家们认识到黄龙山区的独特性，“土人俗呼为山，实则乃系高原，耕种畜牧之场地也”[4](P191)，也提出了开发该区域的建议。
“我们社区下面，反正书记主任都是我嘛，现在街道是这样，叫党政同责，一岗双责。 原来比如说消防这块主要是主任做，他现在还要求书记也要负责，就是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你都要负责。 没有像以前那样分，书记主要党务这块，然后安全生产这块是主任去负责，他现在就是说党政同责，一岗双责。”
在考察专家和当地人士“兵工屯垦”的建议下，陕西省政府拟具了屯垦黄龙山计划。受限于财力，省政府只能在已有一定垦荒基础的柳川荒区做局部尝试，将“韩城、宜川、洛川三县毗连之柳沟、大小南川、东山即石堡川一带荒地”设立为“陕西建设厅柳沟垦荒处”，由西安绥署派兵一团从事兵垦。由于“山匪累袭柳川根据地”，而“陕南剿匪军事紧张，垦兵一团亦调往陕南应战，仅有垦民及团丁五百余人”，黄龙山兵工屯垦“时作时停，未见实效”。[5](P10)开发黄龙山的初步尝试以失败告终。
正如文中张无忌所说的，只因立场不同，就能下手如此决绝，想杀便杀，对旁人的评价丝毫不放在心上，灭绝师太和韦一笑的行事作风从本质上其实并无区别，同样“自由”。但是他们在江湖中得到的评价一个是一代宗师，一个是邪魔外道，只因二者的心性不同。
(二)正式开发：黄龙山垦区办事处
随着抗日战争局面的不断扩大，沦陷区大量难民涌向西北各省，如何安置这些难民和利用他们开发西北，成为国民政府和各省政府的重要议题。黄龙山荒区因已有前兵工屯垦之基础，又“几皆官荒，最宜多量移民”[6]，再次成为政府的焦点。1937年10月25日，李象九再次呈请省政府开垦黄龙山，将开垦黄龙山与“有利抗战”[7]连在一起，得到了时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孙蔚如的赞赏和支持，陕西省政府决定正式开发黄龙山荒区。1937年11月6日，黄龙山垦区筹备处成立，准备相应开发事宜。
1938年1月1日，陕西省垦务委员会划韩城、合阳、澄城、白水、洛川、富县、甘泉、宜川八县之边地，正式建立黄龙山垦区办事处，由李象九担任主任。同年7月，将之前进行局部开荒的柳川区办事处改为黄龙山垦区办事处柳川区分处，由垦区办事处管辖。垦区办事处地点初设白水县纵目镇，后随着垦务进展，移驻山内石堡村。
(三)步入正轨：国营黄龙山垦区管理局、黄龙设治局
自1938年1月至1939年4月底，黄龙山区的垦荒开发在垦区办事处主持下，范围不断扩大，垦民不断增多。这加大了陕西省政府的财政压力。于是在1939年5月，国营黄龙山垦区管理局正式成立，初由中央行政院直辖，1940年农林部成立后，由农林部管辖。中央振济委员会委员朱庆澜担任首任局长，经济部技工、农业专家安汉任副局长。1941年2月，黄龙设治局成立，主要负责垦区内部的相关庶务，与负责垦务的国营垦区管理局相互配合。此后，垦区的各项工作逐渐步入正轨，至1944年春，垦区基本达到饱和状态，社会建设亦有所基础。国营垦区管理局遂于4月30日撤销，垦务移交黄龙设治局，黄龙山垦区事务再次由陕西省政府管辖。
三、黄龙山垦区的人口变动
(一)人口数量变化及其原因
关于黄龙山垦区历年人口数量变化，虽有地方志记载和个别研究者进行过统计，然而多不全面，只涉及几个年份。笔者利用档案资料，对该区域自1938年正式垦荒开发，迄1947年的人口数量做了考订与分析，见图1。
图1 黄龙山垦区历年垦民人数曲线图(1938-1947) ③
通过图1，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出：在1938年上半年黄龙山垦区创设之初，垦区人口增长较为缓慢；自1938年下半年至1939年4月底垦区国营前，垦区人口有较大的增长；垦区国营后至1941年底，人口缓慢增长；而后从1942年开始，垦区人口剧增，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1943年底，之后至1946年底垦区人口一直相对平稳；最后在1947年时，垦区人口大量流出。下面本文将回到历史场景中，还原这一动态的人口变化过程。
在1938年上半年黄龙山垦区创设之初，垦区人口增长较为缓慢。从筹备黄龙山垦区到1938年1月垦区办事处正式成立前，垦区已安置“河北难民四百余名，因黄灾而逃来陕西之难民六百余名”[8]。在办事处的主持下，数月间“区内治安已无问题，土著大都回家，从事耕耘”[9]。到1938年5月底止，垦区人口达3 000人左右，“其中难民占12%，移民由各地自动入山者占70%，土著占18%”[10](P6)。但需要指出的是，其实这一阶段来山之人数远不止3 000人，只是垦民来山不久便大量逃离。根据时人的统计、推算，1938年5月前，离山难民甚至占到入山难民总数百分之七十七。[10](P5)留山垦民少的原因在于垦殖初期来山之大量难民不善农事，如“两原河等村各户，竟无一人具有耕作能力”[11]。而对于自动入山之垦民，垦区办事处初期给予他们难民相同待遇，但后来只照一般法令办理，但给耕地而不借贷食粮，自垦区办事处停止借贷食粮后，这部分人无以为生，亦不得不暂时离山。当然，除了以上原因，山中困苦的生活环境亦不容忽视。垦区办事处限于经费，所给垦民补助，仅能维持生命。垦民物资缺乏，又受野兽侵袭，甚至疾病无医。在1938年8月前，垦区连一处医疗诊所尚未设置。1938年6月“花园口决堤”事件后，大量黄灾区难民投奔至陕西。至1939年4月底，垦区办事处收容垦民18 000余人④。
1938年8月后，大量黄灾难民来山，因此导致垦区人口自1938年下半年至1939年4月底出现较大的增长。而自1939年5月至1941年底，垦区人口缓慢增长。垦区原计划1942年“收容难民两千人”[12]，这种“缓慢增长”的态势会继续维持，但1942年陕西省平民县水灾及河南省旱灾导致之后两年内，山区人口剧增。在“乡邻接引，省府输送”下，从1942年9月起，陕、豫灾民纷纷前来，“每日到山者率约百人”[13]。到该年底，短短三四个月内，垦区新收难民13 874人。一直到1943年底，来山难民仍不断增加。在本次大规模增收垦民后，黄龙山垦区可垦地亩与可容纳人数已渐达饱和，故从1943年底至1946年底垦区人口数量逐渐稳定。
注释
首先垦区人口的增加过程是无序的，短时间内大量涌入难民，打乱了正常的移垦计划。按照垦殖专家对黄龙山垦区的建议，“第二期第三期垦民之征集，应俟初期移垦告一段落后，方能继续筹集”[9]，然而由于天灾人祸，大批黄泛区难民涌入，而后在1942年，垦区实际招收却超出原计划数倍。人口数量、农业生产和环境扰动是成正相关的，人口的迅速增长加大了对农业生产的压力，使得垦区的农业开发难以都按预期、在理性指导下进行，相应对环境产生的扰动也随之增大，这直接表现在当地森林面积在1942年之后急剧减少。其次，垦区人口流动大，短时间内人口大量流出，影响了垦区的开发成果。如在该区域的农业发展上，垦民的流失不仅导致大批土地荒芜，还加重了留山垦民应平摊的工差负担[19]。在商业发展方面，在垦区设立之初，小商小贩仅四五户，而随着垦荒开发的进行，移民的增多，商业逐渐繁荣，到1945年，商业繁荣，“有商业网点181处，涉及19个行业”，而在垦民流失后，“石堡城内仅剩有亨利通、志竟成等几家商户，从业人员10余名，生意萧条”[14](P581)。再次，在安置垦民的过程中，人口分布并不均匀，影响了对土地资源的充分利用,同时也加大了局部地区的土地压力和环境扰动，垦区南部森林即因垦荒被破坏较重，相对而言，垦区中部和北部森林尚有存留。最后，垦区的人口结构也存在畸形，由于垦荒过程中大多为男性前往，导致垦区男女性别比过高，影响了垦民正常的社会生活。
在1946年10-12月时，垦区仍有垦民54 057人，但到1947年1-3月时，垦区人口大量流出，只剩下34 587人。何以在数月间垦区人口流失近两万？这就与上文所提及的垦民来源有关，垦区垦民多为黄泛区灾民和沦陷区难民，除陕西本省人口外，以河南、山东、河北人居多，而这三省的人口就超过三万[14](P120)。故虽然1946年10-12月时，垦区总人数仍有54 057人，但本籍(常住户)只有20 256人，客籍(临时户)则多达33 801人[15]。
在进行红豆杉种子育苗播种期间，主要有撒播与条播两种形式。在进行播种前需要对种植的土地进行湿润，保证种子播散后的生长环境符合各项要求。播种后需要对种子进行覆土，保证不会被阳光直接照射。
1947年初，在以下多种原因的刺激下，垦民大规模地离山。第一，垦区之难民大多被迫离乡，以为来山开垦为临时之计，而部分垦民对垦殖无坚定之信心，在抗战胜利后，大量返回原籍。第二，垦民入山垦殖，但“率不施肥，亦少除草，如是者数年，地日薄，生产量大减”。特别是从1944年开始，垦区连年遭遇较大的自然灾害。连年歉收必然会降低垦民的留山意愿，以致认为“垦区土质含砂甚多，水力肥料之保蓄力量甚弱，无多收成之希望”[16]。第三，垦民在山中生活艰苦，常年受克山病⑤、大骨节病、地方性甲状腺肿等地方病的困扰。尤其是克山病，对垦民的生活造成了极大的损害。1938年垦区建立之初，克山病并未爆发。从1943年开始，黄龙山区小崾崄村等少数地区就开始爆发克山病，到1944年冬、1945年春克山病大规模爆发，病区甚至出现了整村人死亡的现象。第四，与黄龙山垦区的地理位置有关。黄龙山垦区北面便是陕甘宁边区，从垦区创办以来，两方便常有“摩擦”。而到1946年底1947年初，解放战争已经开始，陕北成为国民党的重点进攻区。黄龙山区一下子由昔日的“避难所”成为战争的最前线，为躲避战火，不少垦民自然会选择离山。
教学评价是检验教学效果的一种方式，以评促教是教学评价的目标。翻转课堂是一种新的教学模式，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能存在着各种问题，可以通过每堂课的小评价和学期末的总体评价，通过一些测试了解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情况，根据一些问卷调查中学生提出的建议改变教学设计，促进翻转课堂教学的顺利开展。对学生学习效果评价要注重学生学习的过程性评价[8]，改变以前以笔试结果为主的评价，将每堂课学生课前学习、参与讨论、课后实践的表现加入学习评价中，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活跃课堂气氛，使翻转课堂能够切实开展，避免学生不积极参与翻转课堂学习的情况。
(二)人口分布及其原因
1938年8月，黄龙山垦区被按照地势划分为黄字区、龙字区、山字区、垦字区、区字区和柳川区六区，示意图见图2。
图2 黄龙山垦区略图(1:36万) ⑥
垦区办事处初期，主要将垦民安置在垦区南部以石堡为中心一带地区。而自1938年8月起，来山之黄灾难民主要被安置在以下八处：
(一)伍交村，黄壤，平原，半荒。(二)董家村，黑壤，川岭，半荒。(三)梁家河，黄壤，川岭，半荒。(四)曹店，黄壤，高原，半荒。(五)八十亩川镇，黑壤，平原，全荒。(六)源泉镇，黄壤，川岭，全荒，土窑特多，出产森林，遍村荒地，野草芸生，高可及膝，垦牧俱甚适宜。(七)樊家湾，黄壤，高原，全荒，产煤。(八)拾遗沟，黄壤，川岭，全荒，产石油 。[17]
作为民国时期垦殖事业的典型示范区，“小区域”陕西黄龙山垦区人口的变动特征实际上与当时中国的“大历史”紧密相关。上述问题不仅是该区域遇到的问题，也是民国时期西北开发垦荒实践过程中的共同问题，垦民们的人口变动情况深深影响了民国时期西北开发之垦荒实践的开展与成效。
1939年5月国营黄龙山垦区管理局成立后，续收黄灾难民五千余人，相应接收情况见表1。
从历史上看，城市的发展过程始终伴随着生态环境问题，城市发展了，社会却产生了越来越多的“环境病”。越来越多的高楼大厦拔地而起，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没有及时维护、保养，就变得破烂不堪，“一年新、二年旧、三年乱、四年破”的现象随处可见，严重影响城市的生命力和可持续发展。而物业服务企业从事治安防范、园林绿化养护和房屋维修保养等，确保物业及其设备功能的正常发挥，营造出居住区优美整洁、安全健康、邻里和睦的生活空间，使居住区呈现“常住常新”“井然有序”的景象。同时，物业服务企业通过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物业服务体制和模式，实行统一有效的专业管理，在提高城市管理和社区建设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基础地位作用。
表1 国营黄龙山垦区管理局自民国二十八年 十月至二十九年底止经收人数统计表 ⑦
根据表1，我们可以直观看出在管理局成立前，黄龙山区安置难民主要集中在黄、龙、山三区，又以最南端的黄字区最多。尽管国营垦区管理局成立后，已经意识到垦区人口分布不均，最南部的黄字区人数远多于其他区域的问题，而将大量垦民被安置向垦区的中部及北部，但在后期的垦殖进展中，这一问题似乎始终存在。笔者将1943年、1947年垦区的人口分布情况制成表2。
表2 1943年、1947年黄龙山垦区各乡人口统计表 ⑧
综上所述，民国时期黄龙山区的开发既有像李象九一样的当地官员积极提议、响应，又有省、中央的重视和扶持，黄龙山垦区办事处、国营黄龙山垦区管理局、黄龙设治局等一系列机构的设置，使得国家和中央政府的力量逐步向该区域渗透，为该区域的地方开发提供了动力，最终使原本处于“八县之边区”成为独立的县治。同时在这个过程中，黄龙山区在地方开发的同时又救济难民，参与到当时的国家建设中去。黄龙山区在垦荒开发过程中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人口大量增加，农业得到发展。但通过上文对黄龙山区垦荒进程中人口变动的分析，我们也能发现黄龙山区垦荒开发实践的特点及其可能的不良影响。
(三)人口结构
随着垦区人口统计的完善，记载的人口数据越来越全面，为我们今天研究垦区开发过程中人口结构的变化提供了可能。笔者根据掌握的材料整理制作了表3。
基于LPS的World View2卫星影像正射影像图的制作……………………………………………………… 宋明辉（4-263）
表3 1940年12月、1946年12月黄龙山垦区人口统计表 ⑨
按以女性人口为100，垦区男女性别比例为143。从单纯生物角度言，人类出生人口性别比应是相近的。当然，中国社会由于长久以来的“重男轻女”思想，男性人口要略多于女性人口。同时期(1941年)全国人口性别比为115.9[18](P1353)，陕西省的人口性别比为115.1[18](P1354)，可见黄龙山垦区的人口性别比远高于其他地区。而垦区男女性别比的偏高，导致男女婚姻“等于买卖，(女家)索聘且甚高昂，故一般男子终身无力娶妻者”[16]。随着垦民人口逐渐趋向饱和，男女性别比也有一定程度降低。到1946年时，男女性别比为131.1，说明随着垦区人口饱和，没有大规模垦民涌入后，男女性别比也随之降低，但数值仍较高。
根据上表3，1940年时垦民中儿童人数占21.3%，壮年人数占44.1%，老弱人数占34.5%。而到1946年时，儿童数占35%，壮年数占45.5%，老弱数占19.5%。不难看出垦区的人口年龄结构逐渐走向年轻化，“年轻型”年龄结构也更适合垦区的垦荒开发需要。
① 主要成果有：杨红娟、侯甬坚《清代黄龙山地垦殖的政策效应》，《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5年第1期，第125-131页；李大海《山地垦荒与社会变迁：清代黄龙山区地方开发史的再考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2期，第38-46页；刘佳《1932-1947年陕西黄龙山地区的开发》，陕西师范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化世太《民国后期西北垦殖事业研究—以陕西黄龙山垦区为例》，《西安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第4-11页；[美]穆盛博(Micah S Muscolino)《战时中国的难民、土地垦荒和景观的军事化：1937-1945年的陕西黄龙山》(Refugees，land reclamation，and militarized landscapes in wartime China:Huanglongshan，Shaanxi，1937-45 )，《亚洲研究》(Journal of Asian Studies)，2010年，第453-478页；王晗《“桃源安否”:民国时期西北开发中地方官员行为分析——以陕北黄龙山区的垦荒运动为例》，《兰州学刊》，2017年第7期，第56-68页，等。
四、结论
将表2与表1对比、分析，可知垦区北部地区人口始终少于南部，垦区内部垦殖区(乡)的人口分布不平衡贯穿了民国时期黄龙山区开发的整个过程。笔者以为，造成这种人口分布不均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点：第一，垦区南部地势平坦，适宜垦殖，也是最早拟定开发的区域。而北部区域开发较晚，又因与陕甘宁边区政府相邻，垦区机构实际控制力较弱。第二，来山难民多由河南洛潼难民总站送至华阴，再转送至澄城北部垦区南部的关家桥处，在通过管理局所设置的难民验收处验收后，即分配至相应区垦殖。而大多数垦民往往选择就近在垦区南端落户。
Cite this article as: BI Jian-Ping, LI PING, XU Xi-Xi, WANG Ting, LI Fei. Anti-rheumatoid arthritic effect of volatile components in notopterygium incisum in rats via anti-inflammatory and anti-angiogenic activities [J]. Chin J Nat Med, 2018, 16(12): 926-935.
结合垦区略图，可知一到五处，皆在黄龙山区之西南，是适合垦殖的沃土。另外三处的选择，或林牧或工矿，资源丰富，移民此处对垦区今后建设大有裨益。垦区办事处之所以选择以上八处作为黄灾难民的安置点，除了适垦，也由于经费所限，尚未在山区北部设之办事分处，不可能将难民一下子散置全区。
在教学中，教师语言要注意语速语调，结合教学的重难点最好能抑扬顿挫。一般，好的教学语言精炼简洁，条理清晰，逻辑性强，具有趣味性和启发性，能调动学生积极思考，成为他们主动学习的“兴奋剂”。
总而言之，当译员的精力负荷达到上限时，译员的产出就会出现问题。本论文认为，译员应当加强精力分配的协调能力
民国时期，我国户均人口并无大的升降，在5.2-5.4人之间波动，而1940年陕西省户均人口为4.93人[18](P1451)，而该年垦区户均人口仅3.63人，远低于全国和陕西省该项数据，可见垦民来山之时并非大家庭前往。到1946年时垦区户均人口为4.05人，人均户口数的增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垦民在垦区的生活逐渐稳定。
② 黄龙山区垦荒由地方主政阶段的档案史料现主要藏于陕西省档案馆，而由中央直辖管理阶段的档案史料只有少量藏于该处，大部分都藏于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笔者有机会查阅到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所藏关于“黄龙山垦区”的档案，大陆学界尚未有研究者利用这部分资料展开研究。
③ 图中数据除文中考订外，辑录自《农林部直辖各垦区逐年垦务进度统计表》(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102辑《抗战建国史料——农林建设(一)》，中央文物供应社，1985年版)、《陕西省民政厅黄龙户口统计报告表》(陕西省档案馆藏，全宗号9，目录号4，案卷号1376)及《黄龙县志》(黄龙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④ 尽管时任垦区办事处主任李象久在工作汇报中提及，至1938年底，垦区接收垦民总数已达到25 132人(《呈报截止二月底全区垦民人口总数请鉴核由》，陕西省档案馆藏，全宗号64，目录号1，案卷号44，民国二十八年)，但实际上这一数据在当时遭到了质疑，并未被国民政府采纳。据1941年“国营陕西黄龙山垦区管理局垦务概况调查书”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农林部档》，档号：20-87-032-02，民国三十年七月)记载，1939年5月前，“垦区办事处收容之垦民计一万八千余人”，国民政府行政院在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所作农林工作报告中亦采用了这一数据(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103辑《抗战建国史料——农林建设(二)》，中央文物供应社，1985年版，第49页)。故本文认为，至1939年4月底垦区国营前，垦区之垦民数当更接近18 000这一数据，李象久所呈报数目当有误。
⑤ 克山病亦称地方性心肌病，于1935年在我国黑龙江省克山县发现，由此得名。黄龙山区是陕西省克山病发病最早、病情最严重的地区。
潜虬媚幽姿，飞鸿响远音。薄霄愧云浮，栖川怍渊沈。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徇禄反穷海，卧疴对空林。倾耳聆波澜，举目眺岖嵚。初景革绪风，新阳改故阴。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祁祁伤豳歌，萋萋感楚吟。索居易永久，离群难处心。持操岂独古，无闷征在今。[12] (卷二二《石壁精舍还湖中作》，P1044)
⑥ 柳川区在该图未显示，其范围大致在垦区东部与韩城、宜川交界处。原图藏陕西省黄龙县档案馆，本文所用图转引自王晗《垦荒与界线：民国时期陕西黄龙山垦区边界纠纷研究》(《人文论丛》2017年第1期，第258页)。
⑦ 需要说明的是，国民政府所规划的黄龙山“区字区”实际属陕甘宁边区政府管辖，故事实上，黄龙山垦区的最北端即为垦字区。原表附注“所列接收垦民总数因历年有潜逃、迁徙、死亡，故与保甲户口统计表之数目不相符”。本表数据参见《为遵电将历年办理情形填具统计表调查表四份呈仰鉴核由》，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农林部档》，档号：20-87-032-12，民国二十九年。
⑧ 黄龙设治局成立后，垦区内部推行“新县制”，黄字区、龙字区、山字区、柳川区所辖区域大多一分为二，被划分为中山乡、子桥乡及自治乡等八乡，但垦字区范围无太大变动，改称信义乡(区)。本表1943年数据来源于《垦民保甲户数统计表》(《黄龙山垦区管理局视察报告表》，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农林部档》，档号：20-26-060-12)；1947年数据来源于《黄龙设治局整编后保甲户口统计表》(《为电报本局整编保甲情形请鉴核备查由》，陕西省档案馆藏，全宗号9，目录号4，案卷号617)。
⑨ 原表未标明儿童、老弱、壮丁的划分年龄，但根据类似统计表可知当时垦区人口统计时以45岁以上者为老年人，18岁以上45岁以下者为壮年人，不满18岁者为儿童。本表根据《为遵电将历年办理情形填具统计表调查表四份呈仰鉴核由》(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农林部档》，档号：20-87-032-12)与《陕西省民政厅黄龙户口统计报告表》(陕西省档案馆藏，全宗号9，目录号4，案卷号1376-2)制作而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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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Glimpse of Land Reclamation Results of the Northwest Development Practice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Focusing on Population Change in Huanglong Mountain Reclamation Area in Shaanxi ProvincePAN
Wei-feng, WANG Han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215123, Jiangsu)
Abstract : The reclam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Huanglong Mountain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w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Northwest Development at that time. It undergone three stages of preliminary trial, formal development and getting on the right track. Through the setting of the Huanglong Mountain reclamation area，the power of the state and the central government gradually infiltrated into this region，which provided impetus for development in the region. But in the process of the reclama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population change in this region was disorderly. People influx and outflow rapidly 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disrupted the normal reclamation plan. At the same time, there was also a phenomenon of uneven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and population structure in Huanglong Mountain. These problems had a certain effect o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result of reclamati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opulation change in this region are the epitome of a microcosm of reclamation results in the Northwest Development during the period of Republic of China.
Key words : the period of Republic of China; Northwest Development; land reclamation; Huanglong Mountain reclamation area; population change
DOI： 10.13467/j.cnki.jbuss.2019.05.011
*[收稿日期] 2018-09-20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山区开发与发展的历史研究(项目编号：13JDZ038)；苏州大学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民国时期西部开发政策研究——以陕北黄龙山区的人口变动与农业开发为中心(项目编号：201510285044Z)。
[作者简介]
潘伟峰(1995-)，男，江苏宜兴人，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史、区域历史地理；
王 晗(1979-)，男，山东德州人，历史学博士，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历史系副教授，研究方向：历史自然地理、环境史。
运用现代媒体，提高教学生动效果。一方面，教师可以借助多媒体手段更好的进行课堂导入，如播放与课堂有关的教学视频，用音乐来增添课堂的氛围，自主设计教学课件，从而使教学活动更加贴近学生的身心特点，让学生更好的融入课堂；另一方面，教师还可以借助多媒体，引导学生鉴赏经典作品，拓展学生的美术视野，提高其审美意识。为学生创造力的培养奠定基础。
[中图分类号] K928.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4193(2019)05-076-07
(责任编校 张 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