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香港的密切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香港论文,关系论文,孙中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与被誉为“东方明珠”的香港有过很深的因缘。孙中山在一次讲演里，自认回到香港“无异游子宁家”，[①]在他的眼中，香港就是自己的家乡。
在孙中山一生的事业中，长期与香港维持着密切的关系，并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探究孙中山与香港的关系，可以有助于深入理解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发端，和进一步了然其革命活动的源渊与历程。
今天，当香港历经百年沧桑将回归祖国之际，我们回顾孙中山与香港的历史，更是有意义的。
一、革命思想发端在香港
孙中山从17岁至28岁（即1883年—1894年）的十二年间，在香港前后生活达九年之久。他的世界观形成时期的青年时代，基本上是在香港度过的。在此期间，他由中学而大学，所受的正规“欧洲式教育”，也是在香港完成的。因此，孙中山把香港说成是自己的“知识之诞生地”，并认为他的“革命思想完全得之香港”。[②]
香港这个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神圣领土的海岛，1840年鸦片战争后成为英国的殖民地，远离中国的政治控制，立于超然的特殊政治环境，变成了英国向中国内地扩张自己势力的基地。同时，由于英国用近代化的科学管理和大力经营，加上港内海深的天然条件，使香港处于世界交通枢纽的重要地理位置，又成了中国人了解和学习西方文明的橱窗，人们从这里窥视着近代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孙中山的青年时代，则是介于中国近代史上的两大历史事件—中法战争和甲午中日战争之间。正是在深重的民族危机刺激与要求改革的进步思潮影响之下，孙中山进入香港的中学和大学，度过他一生中重要时期的青年时代。
1883年，孙中山为了掌握学习西方的语言工具，到香港考进了英国基督教圣公会开办最早的拔萃书室（Dioceson Home,Hong Kong）专攻英文。稍后，他又转学到香港第一所官立中学中央书院（The Central School）读书。在中央书院毕业后，考入了广州博济医院附设的医校学医。过了一年，1887年9月又转到香港西医书院（The 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Hong Kong），读五年制医科大学。在校期间，他涉猎群书，知识较广，被同学们取名“通天晓”。
作为一个积极向西方学习和探求救国真理的青年，孙中山在香港九年的生活和学习，开拓了他的胸怀和眼界，丰富了他的民主思想和近代科学知识。通过勤奋学习和刻苦钻研，他不仅掌握了医学本科知识，还广泛研读西方国家的政治学、军事学、历史学、物理学、农学等，尤其爱读《法国革命史》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从而，使孙中山熟悉英、法等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发生和发展，进而对西方的民主学说和西方共和国的制度以及法国大革命均有所了解。同时，孙中山还热心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研究历朝制度沿革及兴衰治乱得失之道。孙中山对所涉猎的广阔知识范围曾概述为：“文，早岁志窥远大，性慕新奇，故所学多博杂不纯。于中学则独好三代两汉之文，于西学则雅癖达文之道（Darvinism）；而格致政事，亦常流览；”[③]“于圣贤六经之旨，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则无时不往复于胸中。于今之所谓西学者概已有所涉猎，而所谓专门之学亦已穷求其一矣。……游学之余，兼涉树艺，泰西农学之书间尝观览，于考地质、察物理之法略有所知”。[④]
孙中山在香港广泛地潜心钻研中西方文化和有关利国富民的学问，学到不少先进的自然科学知识，也热心研究社会科学，接触了资产阶级的一些社会政治学说，很早就产生了“慕西学之心”。[⑤]他积累的广博学识，既为走上革命道路准备了条件，也为以后从事政治思想的探索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与此同时，香港的特殊位置使孙中山有机会更深切地了解自己的国家，他将在香港学习的所得，对照和比较了清政府统治下的内地情况，和香港的进步之处相比较，越来越感觉到西方近代文明要比中国固有的文明进步，中国社会的许多不合理的状况应该改变。孙中山由此产生改造祖国落后面貌的愿望，并促使由市政研究发展为政治之研究，由向往西方文明到决意改革中国的恶劣政治，要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力图替中国寻出一条革命的大道。因此，他在课余或节假日和周末经常往来于广州、澳门等地，结交有救国愿望的志士，团结了在香港久居的乡友，或在香港滞留、徘徊的志士，例如杨鹤龄、尢列、陈少白和关景良等等，一起交流民情，议论国是，探索中国的出路。他们相聚在杨鹤龄家的小楼上，或关景良的家中等处，在促膝谈心时，“所谈者莫不为革命之言论，所怀者莫不为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为革命之问题。”[⑥]通过思考和探索，孙中山革新求变的革命思想和反清的志向得以萌发而逐渐产生。
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产生于何时？他自己不止一次地说过，产生于中法战争之后。“余自乙酉中法战败之年，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⑦]1883—1885年中法战争期间，孙中山正在香港中央书院读书。清朝政府在打胜仗的情况下卑怯求和，签订了屈辱的《中法新约》，这种不败而败的结局令孙中山大为震惊，使其看到了清廷的腐败、昏庸和卖国，并进一步激发了爱国主义感情，增强了革新求变的思想。当时，香港华人为抗议法国侵略，码头工人拒绝给法国货船卸货，其他各行业工人、爱国商人和各阶层人民，也都纷纷举行罢工、罢市和采取其他形式进行斗争，这种反抗侵略和压迫的精神又使孙中山受到巨大鼓舞。孙中山足涉九龙、香港的码头，第一次看到工人的力量，觉得这个斗争“证明中国人民已经有相当觉悟”，“表示中国人还有种族的团结力”，并且认为“中国不是没有办法的”。[⑧]孙中山正是从中法战争的刺激和华人反抗侵略和压迫壮举的鼓舞中，增强对多灾多难的祖国的责任感，开始萌发了反清的革命思想的。
总的说来，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是由香港激发而产生的。孙中山在香港的生活经历以及所接受的教育，是使他产生革命思想的重要因素，也是启发其革命思想的根源，因此，孙中山晚年说香港是他的革命思想的发轫地是符合实际的。如果没有在香港的这一段生活经历，孙中山不可能在大学毕业两年后就走上革命道路，成为一个杰出的革命家。
当然，从另一方面说，孙中山长期地在香港外国教会学校中接受西方的教育，固然使其获得了一些民主思想和近代科学知识，得益非浅。但殖民地的奴化教育和基督教思想的熏陶，也使孙中山在以后的革命历程中，长时期对帝国主义的本质认识不清，有时还寄予不切实际的幻想，颇大地影响了他所领导的革命事业的彻底性。
也正是由于在香港长期接受欧式正规教育，使孙中山逐渐形成了用西学改造中国的变革思想，力图用西学救中国。所以，孙中山踏上民主革命征途之后，长时期中主要瞩目的是西方国家。
二、开拓革命事业的“策源地”和“大本营”
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组成了中国近代史第一个民主革命团体“兴中会”。它的成立，不仅标志着孙中山革命事业正式开始，而且也标志着近代中国比较正规的民主革命的开端。不过，檀香山毕竟远离中国，不可能作为基地。翌年春，孙中山即回到香港策划反清革命，仅一个多月，于2月12日就在中环士丹顿街13号建立了香港兴中会总机关，并修订《兴中会章程》，起草了宣言，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主张。从此，香港就开始成为他建立和发展革命组织的基地。
当时，孙中山以香港为根据地，并奔走于马来亚、新加坡等英国属地鼓吹革命，已开始有向英国谋求援助的意向。他集结同志所策动的1895年第一次广州起义，是在当时香港开市最早的西营盘杏花楼酒店里密商进攻广州大计的。他们计划在重阳节（10月26日）由兴中会员率领香港会党3000人乔装成扫墓人，奇袭广州，炸毁两广总督府，口号是“除暴安民”，以红布缠臂作标志，揭开广州起义第一仗。还精心设计缝制好青天白日中华民国的国旗，代替清政府的封建主义的黄龙旗。在筹划这次起义时，孙中山首先是希望得到英国政府和英国人民的帮助，努力争取到了香港《德臣西报》和《士蔑西报》主笔黎德和另一英人特·高文负责起草英文对外宣言，以便起义时通告各国，要求承认为民主国家交战团体。
在起义前一天，由于叛徒告密，从日本运进的600支新式手枪，在海关检查时被搜出没收，由香港去的后续起义队伍，又因途中受阻推迟到达时间。种种复杂原因，广州起义失败。
尽管广州起义未经发难就失败了，但这次起义对孙中山的革命生涯，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进程都有深远的影响。从此以后，孙中山更坚决地走上民主革命的道路，革命风潮也以此为起点，逐渐普及全国。
自1895年第一次广州起义开始，以迄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廷的这十八年间，孙中山的反清革命活动，例如宣传、组织、策划和发动历次武装起义，以及起义经费的筹集与分发各项工作，几乎都以香港为集中地和出发点。同时，与海外各地革命组织的联系，亦多以香港为重要基地。在辛亥革命时期，香港被视为“革命党对内活动之策源地”，和“清季西南各省革命军之大本营”，使它成为在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事业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甚至认为“在一部革命史上，香港地位之重要，实占全部之第一页”。[⑨]
就建立和发展革命组织而言，孙中山一直把香港作为举足轻重的重要基地。兴中会总机关在香港建立后不足半年，就发展会员159人，连同朱贵全统率入会的“退伍军人二百多”，会员已发展到数百人。[⑩]1899年冬，孙中山还分派毕永年、史坚如深入汉口等地，联络长江流域哥老会，开始突破地区，着手向外渗透。第二年，两湖哥老会各龙头云集香港，郑士良也号召广东三合会首领参加，在香港召开会党联合会，决定建立统一的兴汉会，共推孙中山为总会长。孙中山一身而任兴中会会长、兴汉会总会长二职，领袖地位得以确立。
到了同盟会时期，香港作为革命组织的基地又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后，9月8日，孙中山即派冯自由、李自重到香港筹建同盟会分会。当10月16日同盟会香港分会正式成立之时，孙中山亲自在停泊香港的法轮上主持宣誓仪式，足见他对在香港发展组织工作的重视。同盟会香港分会的职权，明确规定其兼管西南各省的军务、党务及联络南美洲各地的交通事务。孙中山曾先后分派朱执信、许雪秋、王和顺、黄乃裳等数十人为主盟员和军事联络员，分赴广州、虎门、杭州、南宁、厦门各地发展党务，联络军事，活跃在广东、广西和福建三省。1907年潮州黄冈之役和惠州七女湖之役，均是在同盟会香港分会直接指挥下起义的。
香港分会最初设于士丹利街27号，1909年3月迁至德辅道中先施公司对门，以“民生书报社”为掩护，特别注意在新军中发展会员，于广州成立分机关，加盟者达2000余人。[(11)]10月，根据孙中山的指示，在香港黄泥涌道成立了同盟会南方支部，以胡汉民为支部长。会址设于湾仔鹅颈桥。它是指挥南方革命的总机关，随即着手直接指挥策划广州新军的起义。“有了南方支部，然后才有了新军之役”；“有了庚戌新军之役，然后才有了辛亥三月二十九一役……然后才有了中华民国”。[(12)]可见南方支部与辛亥革命有密切的关系。
孙中山十分重视革命宣传工作，在1899年秋派陈少白于香港士丹利街筹办报纸，并用“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的意思，给报纸命名为《中国日报》，作为兴中会的机关报（后为同盟会机关报），号召和鼓吹革命。该报于1900年1月25日创刊，除日刊外，还办了一个旬刊—《中国旬报》。它不但首开革命报纸之先河，革命的宣传亦因之得一有力之喉舌；而且报纸由香港销往海内外各地，使人们的思想为之一变，“唤醒多少国民昏睡未醒之迷梦”，闻风兴起而倾向于革命。
1900年至1905年，孙中山利用几次乘轮船途经香港停泊之机，在船上接见该报社的同人，对报纸的宣传工作给予有力的指导。在孙中山的关怀下，《中国日报》先后举办于香港达13年之久，它作为革命的号角，在宣传鼓动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成为了孙中山率领革命党人在香港进行号召和鼓吹革命的主要宣传阵地。
再就发动武装起义而言，由于有利的地理条件和特殊的政治环境，香港成为孙中山策划和发动武装起义的重地。在辛亥革命之前，孙中山所领导或组织的历次起义中，就有（1）1895年广州之役；（2）1900年惠州之役；（3）1901年5月潮州黄冈之役；（4）同年6月惠州七女湖之役；（5）1910年广州新军之役；（6）1911年广州黄花岗之役；（7）同年的武昌起义等，这多达七次武装起义，都是直接以香港作为策划之基地的。其中，尤其是黄花岗之役最具有典型性。这次起义的准备工作，是在香港李纪堂创办的青山农场进行的，当时的青山农场，就是现在的青山湾西侧的蝴蝶湾的红楼圣地工艺品中心。该处红砖古屋，门坊飞檐，古朴典雅，孙中山和黄兴曾在此地紧张地商讨过起义大事。这所青山农场在起义前是武装力量聚集、输送起义人员入内地的据点，起义失败后又成为革命党人的避难所。其时，在香港设立有革命党人的机关部、招待所、寓所和农场等各种处所，总数有近20处之多，它们在武装起义工作中均分别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至于孙中山组织在华南地区的其他各次武装起义，虽不是以香港为策划地，但也是多赖香港为它们联络交通或运送武器弹药的。此外，香港还是内地武装起义的枪械转运站和海外筹饷的中转站。世界各地华侨捐助的革命经费，大多数汇寄香港，在香港集中后统一分发使用。凡此种种，突出地显示着香港在孙中山策划的武装起义方面是占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实际上也确实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尽管孙中山领导或组织的历次起义，虽被清政府将起义之火一次又一次扑灭，但汹汹烈焰到处燃烧，不断唤醒了人们反清的觉悟，最后终于推翻了腐朽、卖国的清王朝罪恶统治。
三、晚年与香港
孙中山的革命征途曲折多艰。中华民国建立后，由于南北军阀专横，国事如麻。孙中山为捍卫共和，又接连进行了“二次革命”、“护国战争”，一次“护法运动”和二次“护法运动”等多次革命斗争，几无安宁之日。孙中山到了晚年，寻求同盟者思想的转变之时，仍然与香港有着颇多的关系。他十分关注香港海员的罢工斗争，还考虑过同港英当局建立连系以谋求外援。
早在辛亥革命之前，香港海员就曾积极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他们利用海上工作之便，掩护孙中山，帮助革命党带送文件、运输军火，甚至直接参加武装斗争。鉴于中国海员的爱国精神和英勇斗争，孙中山在1901年就曾派人到海员中进行革命工作。后来成为著名中共党人的香港海员苏兆征，在1908年就参加了同盟会。民国建立后的1913年，孙中山在日本横滨亲自召见了“满提高”轮上的海员，帮助他们组织了海员“联谊社”。
1921年初，香港海员中积极分子开展筹建工会的活动时，孙中山积极予以帮助。同年3月6日，香港海员工会成立，孙中山特派代表参加庆祝大会，主持揭幕以示隆重，并且亲笔书写了题名为“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的会牌。孙中山认为“香港海员工会”，只有香港一地的海员参加，而“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则全国海员都可以参加；又考虑到现在海员工人先加入会，将来办海员工业的中国人也加入，大家联合起来对付帝国主义的力量就大，所以他把会牌名字作了改写。实际上这块牌子，代表着孙中山的理想。“中国海员工业联合总会”的成立，影响扩展到海内外，凡中国海员，不论是中国船上的还外国船上工作的，都纷纷加入海员工会。
1922年1月，爆发了香港海员大罢工。开始时只有1000多人参加，一周后增至6000余人，后来由港英当局迟迟不答复工人罢工要求，并以武力相威胁，遂激起了香港全市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罢工工人增至10余万人，约有数万海员陆续离开香港回到广州。孙中山大力支持香港海员大罢工，当时他正在桂林准备北伐，得知罢工消息后，即从桂林电令马超俊到香港慰问罢工工人，并通知广州大本营财政部长廖仲恺筹款支援。罢工初期，到广州去的只有数万海员，迨各业总罢工后，人数就增至近10万人。广东政府极力设法解决这10万人的住宿吃饭问题，尽量腾出广州及其郊区的祠堂、庙宇、学校的空屋，供香港罢工工人居住；每日要支出膳食费用数千元。罢工经费赖有此源源接济乃得以支持。孙中山还明令取消袁世凯统治时期颁布的关于罢工治罪的条文，在政治上给予罢工工人以大力支持。孙中山和广东政府的援助，是这次大罢工得以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
1923年初，孙中山为加强在广东的革命活动，考虑同港英政府建立友好关系以谋求外援。他在一月中旬，曾两次派陈友仁访问英国驻上海总领事巴尔敦爵士；到二月间，又派陈友仁和伍朝枢与在上海的英国驻华公使麻克类（Ronald Macleay）协商，表示“要改善他同在中国及香港的英当局的关系的愿望”。[(13)]接着，孙中山接受香港政府的邀请，于2月17日至20日赴香港访问，受到港督史塔士（Reginald E.Stubbs）的热情接待。不久，孙中山在3月17日发表政见时明确指出：广东外交最重要的部分为“吾人不可不与广东门户之香港及澳门政厅增强了解及互助，而谋广东之开发”。[(14)]他努力地争取能够得到港英当局的友好和支持。
后来，由于港英政府表现消极，加上孙中山从香港海员大罢工引发的中国工人第一次罢工高潮中，看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和中共的重要作用，从而使孙中山最后确立了只能依靠苏俄的支援的方针，便毅然采取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综上所述，说明孙中山的一生中是长期与香港维持着密切的关系。香港对孙中山，不论在革命思想的发端和建立革命组织，还是开展革命宣传和策划武装起义等，都占着重要的地位和发挥巨大的作用；而孙中山的言行活动，也在某些方面对香港起着重大的影响。
注释：
①、②《在香港大学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七卷，第115—116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③《复翟理斯函》，《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48页。
④《上李鸿章书》，《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16—17页。
⑤《复翟理斯函》，《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47页。
⑥、⑦《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229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⑧林百克：《孙逸仙传记》第157—161页，上海三民公司1926年版。
⑨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三集，第219、248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⑩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三集，第1—213页统计资料；另见《革命先烈先进传》第503页，台北1965年版。
(11)邹鲁：《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丛刊本第二册，第74页。
(12)莫纪彭：《民盟会南方支部之干部及庚戌新军起义之回顾》，转引自李进轩《孙中山先生革命与香港》第54页，台北1989年版。
(13)英国外交部：《机密文件》第236卷，《有关中国的进一步通信》。转引自《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五辑，第258页。
(14)《上海民国日报》1923年3月21日、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