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转型时期的农民政治参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时期论文,农民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农村改革与农民地位变化的现实，无论在社会结构方面，还是在文化价值上，都对农民与政治的关系产生深刻影响。农民的政治参与正随着政府职能变化、农民自组织发展等一系列因素的变化而发生变化。正视现实存在的问题，健全农村自治体系和组织体系，疏通农民的政治参与渠道，提高农民的思想文化素质，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和发展趋势。
Rural reform and the change of peasantry status have great impact on Chinese farmers'relationship with politics,the social community they form,and the culture and value they cherish.It is certainly part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program to upgrade the autonomous organizations in the rural areas,facilitate peasants'participation in political activities,and improve their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level.
商品化浪潮兴起，商品经济实践的熏陶比任何空洞的政治灌输都更能促进传统农民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的转变，农民的传统观念和行为方式在冲突中变革。
农村改革就是还权于农民。这大大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促进了整个农村经济发展。把权力下放给农民，是最大的民主，这是农村改革能够取得巨大成就的最根本原因。
过去由于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误解，把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和关心看作是走资本主义的道路，从而养成了等、要、靠、依赖集体、怕竞争、怕风险、怕负责的社会心理，导致主体意识的沉论，自我价值难以实现。改革开放、经济政治民主化气氛孕育了人们的主体意识，个体开始得到尊重和体现。
村代会的自治组织形式这样依法建制、以制治村、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一整套体系，正是国家今后走上民主政治的蓝图。这或许是一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星星之火”。
农村商品经济所要求的开放性、竞争性、民主化、法制化的特点与家族的封闭性、狭隘性、封建保守性共存于当今农村社会、经济、文化秩序中。
农民普遍文化素质较差，视野狭窄，民主知识贫乏，对国内外政治发展知道甚少，甚至连自己的权力与义务在新旧时期有何变化亦不了解，即便是参与行为也不是出于自我意识的结果，这也是当今农民政治参与的自发性、非体制性比例较大的原因。
中国的改革开放，以生产力发展为标准对社会主义的重新界定，重构了中国整个社会生活，在中国乡村，农村生产经营机制转变，政社合一的公社消失，村民自治确立，这些变化与乡镇工业化进程一起推进着乡村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乡村政治社会化也由意识形态的纯政治化参与转为更多的利益型参与，农民的参与化程度普遍提高。
邓小平同志曾经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有三个目标，“……第三个目标是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让他们参与管理，实现管理的民主化。”[1]农村的体制改革和新的经济发展战略，在农民社会分层、政治交往、政府与农民的相关性（政府职能）、发展模式、农村组织等方面引起深刻变化，这些改变着农民政治参与的社会资源，是影响农民政治参与的重要体制性因素。而且，商品化浪潮兴起，商品经济实践的熏陶比任何空洞的政治灌输都更能促进传统农民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的转变，农民的传统观念和行为方式在冲突中变革。平等竞争、自主选择的市场经济客观上培育着自由意识，平等意识，竞争意识，权利意识和主体意识，政治参与的活跃，进一步把这些意识政治化。因此，只有深入分析改革带来的这些因素变化，才能深刻认识当今农民政治参与的特点，进而提出解决今后农民政治参与问题的对策。
一、政府职能变化与农民政治参与
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决定了政府的人民性，政府是全体公民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管理者和组织者，以毛泽东、邓小平为代表的建国后两代领导者都非常关注农村和农民问题，其共同目的都着眼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和保持农村的稳定。只是过去所赞赏的农民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热情，相当程度是属于“合伙平产”的平均主义“积极性”，是个体农民因力量脆弱对社会均等的一种原始向往。过分强调平等为社会主义本质，对以物质利益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注意不够。强调农业生产主要靠政治挂帅，阶级斗争，担心注重物质利益会引起社会差别，没有认识到社会主义国家可以通过国家政权力量限制两极分化。平均主义愈演愈烈的结果是政府的全面行政干预，公社的政社合一。农民无自主权，完全依赖政府，虽然被动员性参与程度极高，但农民的主人翁意识受到严重压抑。这个时期的政治稳定也是影响和阻碍发展的迟滞型稳定。
农村改革就是把一部分权力下放给农民，还权于农民，从而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使农村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把权力下放基层，下放给农民是最大的民主，这是农村改革能够取得巨大成就的最根本原因。政社分开解决了土地问题，政企分开解决了乡村企业管理问题，实现农民真正的共同所有，农民对企业经营决策的参与度和收益分配的关切度，体现了农民在经济上真正当家作主的地位，也是实现民主管理的好形式。
改革使乡村权力过分集中及功能混同的政治结构开始分化，走上“乡政村治”的道路。村民自治制度的推行，基层普选范围的扩大以及乡镇人代会制度的日益正规化等，均表明农村民主化程度的明显提高，农民在获得独立的经济地位和生产经营自主权的同时，获得了更大的个人自由度和政治独立性，农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在逐步增长。总之，农村政治结构，体制设置及运作程度的新变化，传统的阻碍发展的迟滞型政治稳定正向动态的发展型政治稳定转变。
二、农民自组织发展与政治参与
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是一个事关农民地位和农村政治发展的重要问题。在人民公社时期，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表面上是很高的，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问题是，多年来反反复复的政治动员，农村基层组织已经疲惫不堪，实践证明这种状况不能长久。实行家庭联产经营承包制后，由于农村权力和利益的分化，农民处于高度分散状态，原来的功能单一组织开始弱化，但农民权益的维护和争取依然依赖农民以外的集团和个人，这样就难以防范自然和市场的风险，也难以抵抗来自各方面侵犯农民利益的行为。为解决这一重大问题，若把正式的政府建制延伸到村庄一级，显然国家不堪负担，那么剩下的可行性选择便是村民自治，充分重视发展农村中各种自组织，健全农村自治必须的各种核心渠道，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增强农民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对话地位，使农民权益的维护和自身保护有其合法的组织和代表，农民意愿的上达有其特定的制度化渠道，因此，农村基层自组织的建立和发展，是一项保证农村持续稳定发展的强基固本的政治社会工程，中国农村的各基层组织是农村全部工作的基础，是党和政府联系农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
调查表明，体制转型后农民自组织的发展，大致有以下三个层次：
1.农民的自治组织。现有村民委员会，村民代表会议和村民小组等形式，这是特别重要的农民自我教育自我管理的组织。自治就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把村民组织起来，由村民自己直接管理自己的生活，包括管理政治、经济、文化和其他社会生活。自治既是一种具有自主管理性质的民主权利，也是一种民主形式。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是一种直接民主形式，它的组织机构的人员不由政府机关委任和批准，而由村民直接选举。村里的重大事项都由村民通过组织讨论决定。实践证明，在农村民主政治发展问题上，我们不能总埋怨村民和农村干部素质低，而对农民在新形势下产生的民主要求关注不够。其实，像村代会的自治组织形式这样依法建制、以制治村、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一整套体系，正是整个国家今后走上民主政治的蓝图，而这个缩影来自基层，来自农村，就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或许是一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星星之火”。正是民主的参与提高了人民的素质。所以坐等人民素质提高后再说民主的做法是静止的、机械的、形而上学的做法。
2.联结市场的中介组织。目前各地出现了各种专业技术协会，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和社区合作经济组织等各种农民服务组织，这类中介组织逐步按合作原则走向规范化，即实行民主管理，利润返还，以服务为宗旨，向农民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使农民免除后顾之忧，既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组织程度，也可以代表农民与政府沟通，保护农民的物质利益，协调农民与政府的关系。有的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按照“自愿组合，自筹资金，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自主经营，民主管理，按劳分配，一人一票，入股分红”的原则，明确规定了社员的权利、义务及加入和退出的办法，有民主管理制度、债务清偿制度等，它虽是经济组织，但却培养和锻炼了农民的民主参与能力，经济组织与政府的关系是相互影响关系，一方面政府对之加以政策引导，市场指导，提供信息等，另一方面这些组织作为农民与政府的中介，以集体实力影响政府行为，为政策制定提供信息和实践依据，从而影响政府对农村经济政策，并为组织利益与政府对话。
3.其它农民需要的社会团体。这是农村新开发的组织资源，如目前有些地方已经出现的老人协会，计划生育协会，禁赌协会，红白理事会等，依靠农村中有威望的老党员、老队长、老模范，依靠群众的力量解决农村中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实践证明，利用民间组织发挥自我教育，自我管理的作用，比由党政机构包揽各项工作其效果更好。
三、农民的流动、分层与政治参与
改革开放和体制转型，为农民流动和社会分化创造了社会条件，近年来，农民流动量在加大，分化速度在加快，农民的政治参与水平和参与意识也因此不断走向高水平和复杂化。
农民流动是指农民在产业或地域之间的环境变更，有结构性流动和区域性流动两种，流动的直接结果就是农民的产业环境和社区环境发生改变，使农民能够有机会去接触具有较高现代性的非农业组织与环境，不论是向新产业流动，还是向市镇的流动，农民在生活技能、社会经验、价值观念、个性心理等方面都将发生前所未有的质的飞跃和变迁，其传统性在减少，现代性在增加，利益驱动下的自由流动，使得建立在权力意识、独立意识基础上的政治参与意识势必增强。
农民分化意味着打破人民公社体制下高度同质性和均等性的社会平衡。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推动农民分化的温床；积极发展多种经营的政策，使农民分化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向前迈进了一步；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的政策，在农民的分化中产生了剧烈的反应，形成了重大的裂变；鼓励农民进城务工经商的政策，突破了城乡封闭；支持和鼓励发展私营经济的政策，使农民分化突破了所有制禁区，为全面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打开了大门；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调动了收入分化的积极性。总之，农民社会迅速分化是与中央政策的支持引导分不开的。如今，农民已经在行业、收入、权利等方面分化成具有不同权益的新型群体，调查和资料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分化可大致概括为：农村基层干部、集体企业管理人员、乡镇集体企业工人、农业劳动者阶层、个体劳动者阶层、智力型自由职业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雇工阶层等八个阶层。这些具有不同利益阶层的群体，必然在农村社会中占据相应的地位，发挥其各种不同的功能，共同构成乡村社会政治秩序的主体。农民的分化也必须对整个国家和社会的政治生活产生影响，并通过政治参与表现出来：(1)已有一定比例的农民企业家、专业户、万元户被选为各乡人大代表乃至全国人大代表，很多人被推举为乡村干部。(2)政治参与表现为保护阶层利益的现象越来越明朗化。农民必然关心与自己阶层有关的大政方针和地方法规。当然，由于农民分化，形成阶层的时间较短，且目前一个农民又可能属于多重阶层，因此阶层意识尚比较淡薄，阶层之间因得益而发生的冲突较少。但随着经济发展，阶层分化及其对乡村社会和政治的影响和阶层之间的矛盾将会明朗化。(3)导致农村社会的权力分化。改革前，人民公社集政治、经济、文化、管理等职能于一身，农民只被分为社员和干部两类。权力一元化的行政领导，使中国农民社会具有长达30余年的超稳定性。现在情况已不同，各阶层的自主性无疑影响着农民权利的分化，并对农民的民主参与意识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权利的分化，决策的民主化，使农民真正有了主人翁的责任感。近年来，农民社会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社会参与意识和对国家大政方针的热衷，就是农民社会民主观念增强的表现。
四、农民的政治心理变化与政治参与
政治心理是政治行为主体对政治生活或政治关系的表现为一定的政治情感、态度、信仰、性格和价值取向的自发性主观反映，是对政治现象和政治过程所持的态度、兴趣、情绪、愿望、要求，它支配或调节着人的政治行为的一定倾向。事实上，许多人或许并不具备或懂得社会的政治、法律、哲学和伦理等系统的理论知识，但他们置身于社会生活中，就会或多或少的或自觉不自觉地受到社会各种意识形态的影响、熏陶，同时社会政治生活又正是以各种方式间接或直接地触及人们的各种利益。因而一般的社会群众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对社会政治生活采取一定的态度，具有一定的心理活动。即使有些人宣称不过问政治、回避政治，实际上也不过是对现实政治产生的异常政治心理。
中国当代农民的政治心理的特点表现为，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及由此形成的经济关系、政策民主的进程，社会现代化的过程激活了个体主体意识；另一方面，政治心理与社会政治行为之间有脱节现象，由于政治生活的重大转折，农民的政治心理往往不能适应政治形势的发展，出现政治心理的滞后，陈旧的政治观念，封闭的政治心理依旧存在，并阻碍乡村民主政治的推进。改革开放改变了传统心理所赖以生存的物质经济基础，农民政治心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积极变化主要体现在：(1)自由意识的确立。由于“全能政治”的阴影逐渐消失，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自由度大增，对改变中国人传统政治心理结构，培育自由观念和意识起着积极作用。(2)参与心理萌生。随着改革的进程，农民对政治的关心程度越来越高，社会政治心理中的参与意识增强，农民群众从一开始被动地担心国家的政策会不会变，发展到通过各种渠道介入国家和乡村的政治生活，参与认同的现代心理逐渐取代盲目顺从的传统心态。(3)政治人格的形成。过去由于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误解，把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和关心看作是走资本主义的道路，从而养成了等、要、靠、依赖集体、怕竞争、怕风险、怕负责的社会心理，导致主体意识的沉论，自我价值难以实现。改革开放、经济政治民主化气氛孕育了人们的主体意识，个体开始得到尊重和体现，广大农民的权利与义务观念增强，在实践中催生出健康的政治人格。(4)法治观念增强。过去想也不想的事，如民告官，现在已经不是新鲜事了。老百姓开始懂得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就连贫穷落后的深山沟里的农民在人身权利遭受侵犯后，也知道向法院向政府“讨个说法”。就是这些极普通的甚至不起眼的小事，深刻反映出我国改革开放后农民政治心理的重大变化。
当然，当今农民中还存在一些影响农村政治秩序和深化改革的消极心理因素，主要有下列几点：民主意识差，依赖心理，“清官”心理，依赖家族心理，变态的权力欲，怀旧心理，怕担风险怕冒险的惰性心理，缺乏整体观念和危机意识等。其解决要靠市场经济的加快发展，民主体制的不断完善，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实施教育，当代政治文化必须致力于培养人们的政治觉悟与政治热情的高度统一，没有政治热情就没有强烈的参与意识，缺乏政治热情的参与只是消极被动的参与，但政治热情如果没有理性指导，没有一定政治觉悟为前提，往往会导致政治的非理性狂热冲动。
五、农村家族、宗族与政治参与
中国数千年的封建制度是以政权控制社会政治，族权控制社会基层，以神权控制意识形态，以夫权控制伦理家庭。“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2]宗族中国乡土社会是仅次于社会行政组织的社会集团。封建社会的这一根基在农村延续了2000多年，直到现代的社会主义革命才使之退出了乡村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舞台，以家庭为中心的活动趋于消失。但是宗族制和宗族观念所依存的落后的农村经济和族居环境依然存在。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体制发生重大变革，在商品经济大潮下，由于感到一家一户的力量的弱小，为求得帮助，农民便把希望转移到家族人的联合中。作为一种维持其内部各家庭有效延续的组织形式，宗族和家庭为农村众多农民所认同；乡村政社分离，新设立的村委与原有组织相比较，行政调控能力弱化，家庭因而有可能以同宗家庭的利益保护者和利益协调者的面貌出现，这是家庭在农民中间较易获取信任，也较易扩展势力的领域；另外，农村精神文明的滑坡，教育科学文化水平滞后，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教育和农民必需的精神文化稀缺，使得人伦亲情重新激发了人们的归属感和责任感，传统宗族文化就是作为宗族势力的精神支柱。
当今中国农村的宗族势力影响乡村政治有以下特点：(1)宗族的凝聚力和号召力比旧的宗族要弱得多。(2)宗族势力与地方政权结合在一起。一些地方形成党、政、族三位一体。有些宗族规定往往混同行政组织的命令，宗族利益得到基层政权组织的保护。(3)宗族势力注重在族人中寻求有影响的在外地担任公共职务的人的庇护。这种政治庇护进一步发展成为地方保护主义。(4)农民个人的政治参与多少带有宗族或家族利益的色彩，反过来，宗族或家族也代替个人参与乡村政治事务。(5)宗族干政有严重危害：宗族势力对乡村民主政治产生消极影响，在部分地区试图操纵选举，由大家族左右选票，向基层政权渗透，有些地方出现了宗族组织或族长凌驾于基层党组织之上的现象，干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执行，有些地方，族规宗约取代党纪国法等。总之，农村商品经济所要求的开放性、竞争性、民主化、法制化的特点与家族的封闭性、狭隘性、封建保守性共存于当今农村社会、经济、文化秩序中。
六、农村教育与农民政治参与
教育要面向现代化，也必须面向农村。尽管改革开放后农民对教育的重要性认识越来越明确，加上宣传引导和立法强制，农民受教育的比例和平均年数不断提高，但农民在受教育和知识系统更新方面却仍面临许多困难。第一，人口和劳动力不断向城市和非农产业转移，首先转移的一般是农民中受教育水平较高的人，来自农村的大中专学生一般不返回农村，这种倾向阻碍了农民受教育水平的提高，第二、农业劳动对知识水平的要求没有其它产业严格，加上许多农民的守旧意识依然存在，农民对教育重视不够，特别对那些没有希望脱离农业的子女更不愿投资，导致农民子女入学率低，辍学率高。第三，教育投资的收益率也是影响农民受教育行为的重要因素，除非升入高等学校，农民受教育程度与收入水平的相关性并不十分明显，所以农民对上初高中的要求并不强烈。第四，农村教育经费不足，特别是农民收入低的落后地区，只靠政府承担的教育经费更显紧张，形成教育的恶性循环。
影响政治参与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尽管受教育程度与农民的政治参与兴趣关系不一定成正比，但却影响着政治参与的水平高低，决定着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低受教育程度者在政治参与中处于不利的位置，他们对现有较复杂的参与形式较难把握和利用。由于农民普遍文化素质较差，视野狭窄，民主知识贫乏，对国内外政治发展知道甚少，甚至连自己的权力与义务在新旧时期有何变化亦不了解，即便是参与行为也不是出于自我意识的结果，这也是当今农民政治参与的自发性、非体制性比例较大的原因。同时，由于理性的缺乏和对现代文明的无知，一些农民仍旧抱着封建的宗法家族观念不放，不是以主人翁意识积极去参与社会改革，而是拜倒在宗族势力和宗教迷信的救世主和上帝脚下。总之，全国成亿文盲的存在，大大制约了民主建设的步伐。文盲往往又是科盲、法盲和政盲，政盲无所谓参与意识，也无所谓政治态度、情感和价值观。
上文分析了在体制转型时期，影响农民政治参与的现实几方面因素，从中可以看出，当今的农民已不再停留在参加某种运动的动员性参与上，而是发展为向着某种明确目的的自主性参与，政治参与的方式也明显地多样化。但也应同时看到，一方面由于社会变革带来的各种利益矛盾冲突，另一方面由于农村政治改革跟不上经济改革的步子，各种体制不健全，参与渠道不畅通，不能有效吸收日益发展的农民参与，另外，还有农民整体素质不高的原因。农民政治参与出现有群访、越级上访、甚至对抗性活动。鉴于以上问题，作者认为需要在体制上，农民政治素质培养以及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诸方面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农民政治参与和农村民主自治沿着健康轨道发展。
在村级体制方面，要完善村民自治体系。群众自治是广大人民在基层社会生活中实现当家作主的一条基本渠道和途径，今后要做好以下几点：(1)以党支部为核心，加强对村民自治的指导和扶持。(2)充分发挥村委会的民主职能。把村民委员会建设好，等于办好九亿农民的民主训练班，使每一个农民都养成民主生活的习惯，这是发展社会主义的一项很重要的基础工作。(3)建立健全村民代表大会制度。目前，村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设目标是法律化、规范化。
在县乡级体制方面，要走向农民开放的路子。县乡政权和政府组织直接与农民相联系，并且主要面向农业、农村和农民，应充分尊重农民的主体权力，吸收农民参政议政。首先，要充分尊重县乡农民代表的权力。地方政策措施的制订充分体现农民各阶层的利益要求。其次，要让优秀农民加入乡级公务员行列。公务员应允许农民身份的知识分子报考，这也是真正做到乡政民治的途径之一。第三，健全农民意见征集制度，加强基层信访工作。信访组织是代表各级党和政府直接和群众接触的重要纽带之一，应加强基层信访工作，建立农民意见征集制度，为农民政治参与提供方便渠道。
要发展农民自组织（中间组织），增加农民参与的归属感。社会自组织是在社会生产和交换中，利益相近，劳动性质相似的社会成员自愿组合而成的。目前，其它行业已出现了个体劳动者协会、企业家联谊会、工会等自组织，农民的自组织是作为反映农民的意见的桥梁，政府也可借助这种组织，把政府的施政方针、政策、措施传送给农民，因此，应加快发展这种起联接渠道和桥梁作用的中介组织。
在提高农民的素质方面，一要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提高农民的文化程度，二要组织好农村的思想政治与法制教育工作，三要增加农村大众传媒数量，为农民提供足够的政治信息，四要切实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坚决同封建意识和各种非社会主义思想作斗争，保证农民的政治参与沿着正确方向发展。
注释：
[1]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34页等页论述。
[2]《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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