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学语文新课程改革对语文教育基本经验的借鉴_语文教育论文

中小学语文新课程改革对语文教育基本经验的借鉴_语文教育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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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世纪如何加强语文课程改革,大面积提高教育质量,推进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步伐,是目前我国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主要任务之一。回首语文教学,我们知道,语文课程改革走过了筚路蓝缕的艰辛历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在推广过程中大大地提高了语文教学效率,有力地推动了我国语文教育事业的发展。当前新课改应注重借鉴这些基本经验,从笔者的研究看,语文教育经验总括起来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树立语文教育的整体性观念

语文课程改革必须立足整个语文教育系统。所有的语文教育工作者都必须树立整体的语文教育观念。自己的工作岗位不论处于哪个学段,都必须“瞻前顾后”,统观全局。

许多同仁一致认为,进行语文课程改革应从语文教材寻找突破口。新的《语文课程标准》更显示了各学段的教学任务既有衔接,又有重点,不能重复而又循序渐进的特点。语文新教材的编写在很大程度上贯彻了新课标的精神。在新课标出台之际,已有学者提出,在语文教学的不同学段可侧重不同的语文教学内容,即学前实施汉语言语教育,小学实施汉语文字教学,中学实施汉语文章教学,大学实施汉语文学教育,大学后(研究生)实施汉语文化教育;在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语文课程实行九年一贯制设计等,这即是从整体上考察语文课程的,是语文课程改革的远见卓识。

作为具体实施语文课程改革的广大教师,这种整体观念也是不能缺少的。那种整体观念淡薄,习惯于“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做法,在客观上使语文教学的整个系统缺乏有机的承接。因此要强调,初中的要注意与小学的联系,高中的要注意初中的基础。把整个学校教育的知识传授、能力培养等有机结合成一个整体,这才是我国语文教育从整体上提高质量的根本保证。

二、编写合乎汉语习得规律的相对稳定的语文教材

我国过去编写的中学语文教材大多缺乏整体性观念,是各类文章的大拼盘。从文章体裁上讲,初中一年级侧重记叙文,二年级侧重说明文,三年级侧重议论文。但是每个学年又都兼有其他文体。于是从二年级后就会出现各类文体的重复,教学时也就免不了在知识传授上重复了。尽管这种重复是复习旧知识的形式出现,但对于学生来说并没有什么新鲜感,学生自然会失去学习的兴趣,滋生厌学情绪。这说明教材没有什么系统性可言。应该是先学习一种文体,待掌握后再学习另一种文体。不要互相穿插,互相干扰。在初中主要学习记叙文和说明文,高中则适当增加难度。在读写听说训练上,可尝试实行分“科”教学。把语文课程的不同课程形态分由不同的教师担任教学,这即所谓的“分进合击”。从写的方面来看,有的学者认为,中学生世界观尚未形成,对社会的认识尚未清楚,不宜写议论文,这是一条比较合理的建议。假如非要学生写,他们在没有辨别能力的情况下,乱发一通议论,或人云亦云,或套话大话连篇,时间一长,养成了不良的文风,后果不堪设想——这是语文教学的沉痛教训。

在教材编写上,有几部是值得借鉴的。一是1956年人教社编写的“文学”与“汉语”分编的高中语文课本。尽管这套教材两年后就停止在普通中学使用,但是它却成了职工业余文化补习的主要课本。当时不少人都异口同声地说自己的成长是得益于这套教材的培养。我国语文特级教师欧阳代娜说,她就是这套教材的受益者。这套教材假若不是《文学》和《汉语》,而是《文学》和《写作》的话,命运恐怕不会是这样。二是一套大学语文教材。它是一部由华东地区若干所高校长期从事大学语文教学的教师协作编纂而成的《大学语文教程》,分文学、写作两卷,由毛信德主编, 1994年6月航空工业出版社出版。教材的《文学》卷按照文学史的线索,选编了从先秦《诗经》到清末小说、从古希腊神话到当今西方现代派文学的精华。《写作》卷按文体分类,先讲述写作原理,然后学习范文,最后练习写作。逻辑性、系统性都很强,体现了我国母语教学整体把握的传统经验的精华。三是20世纪90年代人教社出版的高中语文实验课本全三册,特别是二年级全部是文言文,三年级全部是文学作品。这些尝试都是十分可贵的。

值得强调的是,语文教材的编写做到了相对稳定。语文独立设科以来,语文教材的使用寿命,短的使用了一至两年,多的也用了五六年。当然,语文教材不断的推陈出新,是件好事,但是,没有了稳定性,使得语文教材在知识传授、文化熏陶、能力培养上大大地削弱了它的权威性。教材内容的不断变换(有的甚至是面目全非的改变)使得第一线的语文教师三年两头要面临着一次新教材的备课,“年年新教材,岁岁新教师”,这不利于总结语文教学经验。当然语文教材的稳定,并不要求像古代“四书”“五经”那样沿用上千年,但起码在10至20年间应该有一个较为稳定的框架,这种稳定主要是一种质的稳定性,而不是量的,如编排体系、文章精品等。总的原则是稳中有变。稳,要稳得符合汉语学习规律,稳得让学生愿意学习语文;变,要变得富有时代气息,变得符合学生心理特点。

三、运用合乎母语习得规律的教学方法实施教学

方法是实现教学目标、完成教学任务的重要手段。方法运用是否恰当,直接关系到语文教学质量的好坏和语文教学效率的高低,甚至关系到整个语文教育的成败。教师们常说,教学有法,教无定法。每一个施教者都会有适合自己的具体的教学方法,可见,教学方法之繁多。所以,有学者著有《授文千法》一书。但语文教学方法不是那样扑朔迷离,捉摸不定,有人写过《教法千种读为本》的文章就是证明。这说明,语文教学方法也有它万变不离其宗的东西。“教法千种‘读’为本”的说法是很有道理的,语文教学的任何方法都离不开读。讲授法、议论法、评析法、欣赏法、练习法等等,都必须是以读为基础的。读,就是诵读,任何教学法都应统摄在诵读法之下。像朗读法、默读法、诵读法、导读法、自读法、教读法等一些教学方法就更能反映出语文教学中特有的这种教学方法。语文学科是进行语言训练的学科,学生通过学语文来掌握和运用语言。因此,学生学习语文就应该广博的阅读,大量的背诵。只有通过大量的背诵来积累语言材料,才能提高学生运用语言的能力。这是量变质变规律在语文教学中的具体运用。与其他教学方法比较,诵读法是语文教学的本质的、核心的方法。其他任何一种方法都是诵读法的补充和强化,任何脱离诵读法的语文教学都将会葬送语文教学的,这是很多优秀语文教师的共识。一段时间以来,语文教学出现过“少、慢、差、费”的现象,其中一个致命的因素是学生读得太少了。因此,许多关心语文教学的学者、专家,纷纷撰文疾呼:“还我琅琅读书声!”可喜的是,新课改教材已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问题,在课后练习的设计中加大了朗读、背诵的力度。诵读法是教法,但更重要的是学法,它是母语习得的一条必然规律,这一经验,我们今天千万不能丢掉它。

在阅读材料上,扩大阅读范围,树立了大语文教育的观点。即要求学生除了教科书外,还应大量阅读课外书籍。小学及中学低年级一般以阅读一些单篇短章为主,兼顾涉及一些浅显易懂的书册材料。到了中学高年级特别是高中就必须过渡到阅读大部头书册,读得越多越好。我国老一辈语文教育家叶圣陶、朱自清等就一直倡导在高中阶段让学生读成本的书。20世纪80年代在语文教学上成绩斐然的特级教师的成功经验之一就是让学生读一部部的书。如魏书生就教给学生一种“整册书学习法”。书册阅读会给学生在阅读结束时得到一种成功感,同时对学生知识的积累、文化的熏陶、兴趣的培养、习惯的形成都是十分有利的。针对因不良教学思想和教学方法所导致的学生没有兴趣读书、不会读书、写文章内容空洞、语言干瘪、病句成串、错字连篇的惨状。上海复旦大学附中的黄玉峰老师痛心地说:“这就好比吃饭,……可怜我们的孩子天天在分析研究为何‘吃饭’,分析研究饭里有什么营养成分,可就是没有真正地扒几口!无怪乎到头来个个面黄肌瘦,营养不良,偶尔有几个稍稍健壮的,也是得益于课外,自己吃的。”新的课程标准的总体精神就是不仅要让学生吃好,更重要的是要让他们吃饱,绝不能让学生忍饥挨饿。

四、重视传统语文教学思想的学习和研究

我国传统的语文教育,有着鲜明的民族特点,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这是我们灿烂的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我们今天的语文教学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我国语文特级教师,他们教改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在很好地继承传统语文教学经验基础上取得的。张富老师的语文课程改革深深地扎根于传统的教育理论,他认真地思考和实践了诸如:“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学而时习”“因材施教”“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等教学思想,创立了强调整体教育功能的“张富教学法”;蔡澄清老师的“点拨教学法”也是得益于我国语文教学传统的继承,如“举一反三”“相机诱导”等。对此,蔡老师谦逊而又生动地说:“在理论建设上,它不是一枝高高独立于水面的箭荷,而是一叶贴附于清流的睡莲。”可见,蔡老师的教改与传统的语文教学的“清流”是分不开的。所以,作为语文教师,必须重视对我国传统语文教育经验的学习和研究。我国一位当代语文教育专家曾明确指出,中国传统的教育思想和教学经验并不比别的国家落后。继承这一份光荣的传统,并使之“现代化”起来,无疑是提高教学效率的重要途径。

如何使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合理地继承传统教学经验的精华,又是语文教育研究的一个新课题。我国现行中小学语文教师虽然基本上从高等师范院校和中等师范学校毕业,仅就汉语言文学方面的知识来说,它对应付中小学语文教学内容方面应该是绰绰有余的,但事实上教学效果并非让人满意。在教育科学迅速发展的今天,在现代化教育手段与传统教育模式相碰撞的新世纪,很多中小学语文教师好像迷失方向,束手无策,纷纷感叹:越来越不知道怎样教语文了!当然,这里有很多复杂的原因。依笔者浅见,其中与大部分的中小学语文教师缺乏中国语文教育史的系统知识不无关系。一个合格的语文教师不能不懂得语文教育的历史!“读史可以明智”,只有懂得了历史,才能对当今的错综复杂的情况做出理性的思考而不至于目迷五色。从语文学科本身来讲,语文教学的目的就是培养学生形成良好的语文学习习惯和具有听、说、读、写的能力,最终使学生懂得如何认识社会,如何了解社会,如何做人。有关的教学问题都可以在语文教育史中汲取营养,甚至还可以找到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相比之下,当今的教育手段先进了,教学方法多样化了,语文教学的效率反而降低了,培养出来的文章大家反而寥寥无几了;而传统的语文教育却培养了无数经典的语言大师,如孟子、庄子、司马迁、李白、屈原、韩愈、曹雪芹、鲁迅、朱自清、巴金等。这说明,我国传统的语文教育很值得研究和借鉴。所以,语文教育界的很多有识之士和语文教师已从沉痛的教训中清醒过来,重视了我国语文教育史知识的学习。

五、加强高师院校中文系语文教育史课程的设置

加强师范院校中文系语文教育史课程的设置,是使中小学语文教师具备语文教育史知识的最有效措施。

我国语文教育史的研究到现在可称得上是硕果累累了。20世纪60年代初,张志公先生出版了《传统语文教育初探》(上海教育出版社),可以说是中国语文教育史研究的奠基之作;20世纪80年代初,陈必祥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发展史》(云南教育出版社),则是第一部有关中国语文教育发展的断代史,李伯棠先生编著的《小学语文教材简史》、张隆华先生主编的《中国语文教育史纲》(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等也在这一时期问世;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语文教育史研究的繁荣期,顾黄初先生的《中国现代语文教育札记》(南京出版社)和《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讲话》(开明出版社)对中国近代语文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深入的挖掘;而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两部语文教育史著作,即张隆华、曾仲珊先生合著的《中国古代语文教育史》和顾黄初、李杏保先生合著的《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则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语文教育史研究的总结性成果。

可以断言,语文教育史的研究已出现了相对繁荣的局面。但一些语文教育工作者,特别是第一线的语文教师却因种种条件的限制而望“史”兴叹、望“果”兴叹!即使是在大都市也很难买到这方面的书籍。因此,教师们虽然很渴望学习语文教育史,但由于资料的极端匮乏而使如此美好的愿望总是成为泡影。为解决这一问题,有的师范院校中文系开设了《语文教育史》课程,以此来带动语文教育史的史料整理、研究和出版发行工作。如一些教育经典著作和语文教育文选、朱子读书法、读书作文谱、“三老”的语文教育论著、国内有影响的学者和特级教师的文章等都可望出版和再版。这使得语文教学效率的提高有了可靠的根基,同时这也是语文教育理论界和教育出版界同仁为语文教学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收稿日期]2006-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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