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文化大革命”几个问题的认识*（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大革命论文,几个问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乔木同志在负责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在审定《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时，都对“文化大革命”发表过许多重要的意见。这些见解的基本方面虽然已经吸收在上述文件和著作中了，有些是以文章、讲话的形式发表在《胡乔木文集》第二卷中，但是也还有大量珍贵的内容没有披露出来。本文只是就乔木同志对“文化大革命”的几个问题的论述作一些介绍，希望他留下的这些很有价值的思想遗产能够为广大党史工作者所了解，使我们在“文化大革命”历史的研究中得到教益。下面讲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这场所谓“大革命”是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在发动的时候，他对社会主义阶段阶级斗争的错误认识，对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错误估计，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这是1957年以来他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阶级斗争的错误认识逐步升级的结果。关于这一“左”倾观点升级变化的情况，已有不少文章作过论述，乔木同志也作过论述，〔1 〕这里不打算再重复。需要着重指出的是，这种“左”倾观点到发表“五一六”通知和炮打司令部的所谓大字报时，是更加升级、达到高峰了。按照这两个文件的说法，当时在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都混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党的中央领导机构即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变了质，变出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许多党的领导权被篡夺，社会主义国家有被颠覆的危险。这时的党内国内的斗争竟然被说成有如此严重的性质，成为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可见“文革”发动时把事情歪曲、颠倒到了何等荒谬的地步。
乔木同志多次指出，这种错误已经不是什么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问题〔2〕。因为说扩大化使人容易理解为这种阶级斗争的对象确实存在，只是在数量上把它扩大了。实际上当时说的这种斗争根本不是什么阶级斗争，把它说成阶级斗争完全是无中生有。“文革”从开始到最后，宣称要打倒的敌人一个也没有找出来，没有一个叛徒，没有一个特务，没有一个所谓走资派。这怎么能称作阶级斗争扩大化呢？〔3 〕为了使概念准确，还是应当把这种错误称作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乔木同志在审定《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时在一段话旁边写道：“文革不能称为阶级斗争扩大化，因为这种斗争本身是捏造出来的。”〔4 〕他在有关的叙述中加上“无中生有”、“人为地制造”的词语，说明他对这个问题的定性是十分严谨、毫不含糊的。〔5〕
毛主席为什么会把形势估计到如此严重的地步呢？并不是象有的人说的，就是由于个人之间的恩怨、个人之间的权力斗争，也不好说就是怕在百年之后出现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作秘密报告。对这个问题，乔木同志多次指出，这里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就是毛主席对于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有他的一些特别的想法，有他的执着追求〔6〕。
按乔木同志的说法，从八大以后，毛主席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一些想法。这些想法要说得很清楚也不容易。1958年他在成都会议上提出反对资产阶级法权，同年在北戴河会议上大讲要实行供给制，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武昌会议上讲不断革命，批评斯大林把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绝对化，不注意过渡。以后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到社会主义时又发了一些带空想的议论。以后讲修正主义的表现一个是利润挂帅，一个是物质刺激，按劳分配是资产阶级法权，商品交换也是资产阶级法权。这些都是资本主义性质或容易变成资本主义性质的东西。他就是要取消商品，取消货币，取消工资这几样东西。当然不是一下子取消，而是逐步限制以至取消。但是他也不知道怎么取消。1966年的五七指示、1974年的理论问题指示、1976年的中央4号文件， 可以说是毛主席发动“文革”多少带有纲领性的东西，是代表他的有着“左”倾空想因素的社会主义思想的三个重要文件〔7〕。 毛主席在这个问题上的想法也是逐步发展的。1974年的理论问题指示说现在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1976年的中央4 号文件说我们就是建设了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些说法都比“文革”前讲的调子更高了〔8〕。从这里可以看到，无论是对阶级斗争的估计， 还是对理想社会的构想，“文革”时期这种“左”倾错误认识都是从前十年的错误认识逐步发展而来的。后来提出二十年“左”倾错误的说法，显然是与说明这种来由有关。
在起草《历史决议》时，乔木同志曾经想写这个问题，但考虑到当时的情况还是没有写。后来他在自己的文章《中国为什么犯二十年的“左”倾错误》中写了这个问题。他把这种有着空想内容的社会主义目标归纳为平均主义、自给自足、不断发动群众运动和不断革命〔9〕。 他是把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和设计“纯洁”的理想社会蓝图都算在对社会主义的空想之内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对这个问题的说法是，毛主席想要建构一种“逐步限制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逐步限制按劳分配和物质利益原则、在经济上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社会组织（他认为不作这些限制就会产生资本主义）”；并且说这是一种“带有空想色彩的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构想”〔10〕。
乔木同志说，“文革”前，毛主席的这种想法有时在党内可以暂时地表面上得到多数的接受，但是实际上多数同志是不赞成的。毛主席的这种想法得不到中央的同意，他就想另外搞一个中心，老讲北京的空气不好，不愿呆在北京，常到外地去。不愿同中央常委同志谈话、见面，不参加政治局的会议。“文革”前毛主席的这种想法没有在中央正式文件中充分表达，又得不到多数赞成，但一直在他头脑里保留着和发展着。他认为实行这种想法才是社会主义革命，在这个问题上他完全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而那些不赞成他的想法的党的领导干部则是离开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资本主义或修正主义道路〔11〕。毛主席有一段著名的话表达了他的这个意思，那段话说，“因为他们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评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乔木同志认为，毛主席的这种想法并不只是他个人所独有，它是世界社会主义思潮的一种。这种思潮从来就有，现在也还有。法国有个左派评论家贝特兰对中国的“文革”十分赞同。他的基本论点就是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后不能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发展经济上，不能提出要达到什么经济指标，还是要继续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搞过渡，就是要拉平，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阶层与阶层之间的平等，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平等，尽量消灭各种差别，所以他说全世界的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都没有搞社会主义，只有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在搞社会主义。这种评论家在美国、日本都有。这些人并不真正了解中国的“文革”，他们是从毛主席的言论中了解到的。他们认为毛主席的这种想法与他们的想法相吻合，所以非常赞赏。在国内、党内，毛主席的这种思想也有一定的影响〔12〕。
上述阶级斗争的“左”倾观点在“文革”前经过广泛地宣传，经过四清运动和学术文化批判运动的实践，到“文革”发动时已经形成一种巨大的社会思潮。上述建构所谓平等社会的空想主张，也在人们心中点燃了一种对美好社会的希望之光。加上林彪、江青一批野心家煽动起来的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的狂热等等因素，就使“文革”能够很快地大规模地发动起来，使相当多的群众卷入这样一场史无前例的破坏性极大的运动之中。
二、“文化大革命”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七章写“文革”前十年的历史， 提出1957年后党内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上存在正确和错误两种发展趋势，这是论述这十年的探索在曲折中发展一个很重要的观点。这个意思在乔木同志的某些文章中也有所表述。实际上，“文革”十年的发展也存在这样两种发展趋势，也可以用这个观点来贯穿叙述。所不同的是情况更复杂了。《历史决议》给“文革”所作的定性说：它“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就这场运动的经过和结局来说，我觉得似乎还可以加上一句：“这场内乱，终于以党和人民斗争的胜利而告结束。”这样，就形成三个方面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斗争。乔木同志在《答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的提问》一文中着重谈了1974—1975年邓小平、毛主席、“四人帮”三者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可以说是这种复杂斗争的一个典型。
乔木同志在谈到这段历史中邓小平同毛泽东之间在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意见分歧的由来时，曾经追溯到“文革”前十年，他说“由于以后（指57年以后）毛泽东一直坚持主要任务仍然是阶级斗争而不是发展生产力，这样，他就走上了空想的道路。继续坚持用主要力量发展经济，坚持反对‘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党的其他领导者和广大干部，就不得不采取各种迂回曲折的形式来与毛泽东争论，时而公开地、更多的是默默地自行其是。”“这种斗争虽在一九六六至一九七六年的‘文化大革命’的困难条件下也没有中止。只是到一九七四至一九七五年邓小平重新居于领导地位以后，这场斗争才出现在舞台的正前方，为党内外的公众所周知。”〔13〕
乔木同志认为，当时，在邓小平主持党政军的日常工作期间，“围绕究竟是发展生产力还是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两者之间的斗争，仍然是当时政治战线的中心问题”。毛泽东提出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要求，“这是毛泽东与‘四人帮’的一个根本分歧，也是邓小平得以在政治战线（同时也在经济战线）上进行重要工作并系统地展开自己的思想的先决条件。”〔14〕邓小平在这些工作中的重大成就，是“在毛泽东与‘四人帮’矛盾上升的情况下取得的”。但邓小平的政策发展到一定时期，毛泽东与邓小平“两者的矛盾又必然上升”。“毛泽东这时是空想的革命家，他所想的抓革命促生产本身是自相矛盾的。而‘四人帮”和林彪一样，是假革命即反革命的阴谋家，他们只想把一切搞乱，乱得越彻底越利于他们夺权。这样，三者的矛盾都难以调和，但邓小平与毛泽东、邓小平与‘四人帮’、毛泽东与‘四人帮’之间的矛盾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毛泽东是革命加空想；邓小平是革命加科学或实际；‘四人帮’则是假革命加破坏和阴谋。”〔15〕
乔木同志对“文革”中三个方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作了上述简明扼要的概括，这对于我们观察和分析“文革”期间错综复杂的斗争很有启发。胡绳同志将“文革”中的诸多矛盾集中概括为“文革”与反“文革”的矛盾。这是很深刻的见解，与前述两种发展趋势的观点是相衔接的，与乔木同志说的三个方面之间的矛盾也能联系起来分析。
试以林彪集团覆灭事件作例。《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写了这一事件在促进干部、群众的觉醒方面所起的很大的作用。乔木同志在有关的段落上特意加写了一长段话。那段话写得十分精彩。他写道：“这些具有极大尖锐性的事件（指林彪事件），促使人们进行严肃的思考：‘文化大革命’给党和国家带来的是什么结果？什么前途？‘文化大革命’究竟是不是必要的？究竟有没有合理性？天下大乱究竟能不能导致天下大治？天下大治究竟为什么要通过天下大乱来达到？……”这样一连提出十几个问题，最后作出结论说，“这一事件促使更多的干部和群众从个人崇拜的狂热中觉醒，客观上宣告‘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破产。毛泽东本人也由此陷入极大的痛苦和失望”〔16〕。
这一事件标志着“文革”祸害力量的削弱和反“文革”健康力量的增强。毛主席从中吸取了某种教训，企图对某些“左”倾作法作一些收缩。周总理正是利用这一时机进行批判极“左”思潮和调整政策的工作，这也可以说是有限度的拨乱反正。但是，当这种拨乱反正有可能动摇“文革”的根本时，毛主席即不能容许，而支持了维护“文革”的江青集团，使反“文革”的斗争再次受挫。
毛主席虽然没有从林彪事件中完全清醒过来，没有从根本上认识“文革”的错误，但他还是作了一些有益的事情，有些事情还具有深远的积极影响。如对“四人帮”作了重要的批评和揭露，没有把最高领导权力交给他们；作出与美国、日本建交的决策；起用小平同志主持党和政府的工作，等等。这些正确决策是与“文革”的“左”倾方针相反的，是有利于反“文革”斗争的进展的。从一定意义上不妨说，毛主席的这些活动也属于反“文革”斗争的范围。这也表明毛主席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所犯错误与林、江集团搞阴谋有着根本的区别。他虽然在总体上离开了实事求是精神，但在局部问题上，在有的时候，求实精神仍然在他身上起作用。
当然，“文革”对毛主席来说确实是一个令人痛心的悲剧。乔木同志说，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究竟要走到哪里去，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他一方面是轻举妄动，一方面是随波逐流。他把原有的秩序打乱了，又没有力量造成一个新秩序，在政治上没有力量，在思想上也没有力量。后来只有语录了，而且语录也是自相矛盾的。他说“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了，要安定团结，后来又说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他没有能力来自圆其说。他提不出一个安定团结的纲领，也没有奠定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基础。就像传说中说的那样，他引用了四川新都宝光寺的一副对联：“世外人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人家问他，他就说不了了之。最后他也确实是这样去了〔17〕。
前面说到邓小平的复出和主持中央工作，这是“文革”中特别值得研究的一段历史。 《历史决议》对这一段历史作了很高的评价。 它说1976年四五运动“实际上是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这里指的就是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时所体现的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对这段历史也有较多的叙述。这本书叙述小平同志主持的全面整顿工作很快扭转了严重混乱的局势，迅速收到显著的效果，并指出这种整顿，“势必要触及‘文化大革命’中实行的许多‘左’的政策和理论，逐渐发展到对这些错误政策和理论的系统的纠正。这就有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趋势。这种状况，既遭到‘四人帮’的猖狂反对，也为毛泽东所不满。”〔18〕这就是说，全面整顿的发展使邓小平同毛主席的矛盾加深、邓小平同“四人帮”的斗争加剧，最后导致“批邓”运动的发动。这好象是上述周总理主持的纠“左”活动被打断一幕的重演，但实际上这时的反“文革”斗争是更加广泛和深化了。
乔木同志对这段时期小平同志的工作的评价，是把它同“文革”结束后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联系起来。他认为当时提出的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和安定团结两个口号，“这里已经提到一个中心（即经济建设），一个基本点（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另一个基本点改革开放当时还不可能提出来，只能叫整顿，实际上内容不但包含了改革，也包含了开放。当时主要是指对外贸易，首先是引进国外先进项目。”〔19〕对这段话的理解，是不是可以说，新时期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政策内容，在1975年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时已有了一些萌芽。当时实施的一些政策，就拨乱反正的意义说，有的已不只是原样反回到“文革”前，而是有更大的突破，例如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重要观点，就较之“文革”前的认识大为前进。即使如此，似乎很难说当时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战线。但这些都预示历史正在酝酿着深刻的变化，其意义是非同小可的。
乔木同志认为，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以后党中央领导逐渐把工作着重点从经济建设转到阶级斗争上，“反映了我们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完成以后，同人民的联系减弱了。实现建设的重大任务，是人民的愿望，人民的需要，但是没有在党中央的领导思想上得到充分的反映。否则阶级斗争代替一切的那种口号很难提出来。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人民要求生产不断发展，生活不断改善。拿现在的话来说，人民要求不要折腾。拿老话来说，要求安居乐业。但是，这个要求没有在党的工作中得到充分的反映〔20〕。
“文化大革命”对人民来说是大折腾，是大灾难，根本无安居乐业可言，也不是人民的要求在党的工作中没有得到充分反映的问题，而是完全违背人民的意愿和要求行事。这是严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尽管运动开头有相当多的人被卷了进去，但随着动乱和灾难的加剧，大批群众纷纷脱离而去，表示了对“文革”的很大厌恶和不满。这也是毛主席只能不了了之的根源所在。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一段时期实施的方针政策却立见成效，受到人民的普遍拥护和支持，以至在发动“批邓”后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抗议运动。此中缘由，就在于这些方针政策充分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要求，代表了党的正确领导。这一短暂时期工作的成就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全面改革长久胜利的历史渊源，这的确是值得我们深深回味的。（待续）
* 本文是作者于1994年9月在西安举行的全国社会主义时期党史学术讨论会上，介绍胡乔木同志对“文化大革命”几个问题的论述的发言。
注释：
〔1〕见《胡乔木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144—146页。
〔2〕乔木同志1980年12月22日同《历史决议》起草组的谈话。
〔3〕见《胡乔木文集》第2卷，第141页。
〔4〕乔木同志修改《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清样， 存中央党史研究室档案处。
〔5〕乔木同志有时对扩大化作另一种解释，即：“所谓扩大化，就是一部分是有的，一部分是无中生有，数量上扩大了，性质程度上也扩大了”。见《胡乔木文集》第2卷，第171页。
〔6〕见《胡乔木文集》第2卷，第264页。
〔7〕乔木同志1980年6月14日同《历史决议》起草组的谈话。
〔8〕乔木同志1980年5月24日同《历史决议》起草组的谈话。
〔9〕见《胡乔木文集》第2卷，第264—265页。
〔10〕《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年版， 第418页。
〔11〕乔木同志1980年7月3日、12月8 日同《历史决议》起草组的谈话。
〔12〕乔木同志1980年6月9日同《历史决议》起草组的谈话。
〔13〕《胡乔木文集》第2卷，第246—247页。
〔14〕同上，第250、247页。
〔15〕同上，第249、250页。
〔16〕《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436页。 修改的清样存中央党史研究室档案处。
〔17〕乔木同志1980年12月22日同《历史决议》起草组的谈话。
〔18〕《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542页。
〔19〕《胡乔木文集》第2卷，第248页。
〔20〕《胡乔木文集》第2卷，第131—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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