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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存堂本《广韵》谓清康熙四十三年甲申（西元一七○四年）吴郡张士俊重刊之宋本《广韵》。此书之底本，据其首载潘耒序，乃常熟毛扆（毛晋之子）汲古阁藏大宋本及潘耒钞昆山徐元文含经堂藏宋本。因毛本原缺一帙，故潘氏畀其钞本以供张刻补足云。
按今存汲古阁旧藏宋本，除上举巾箱本，尚有为明代文徵明所藏，历经毛晋父子，季振宜父子，陆费墀，张岱等（注：见北京图书馆藏此本之卷首所盖各印。）后流散於书肆者一种。西元一九一四年甲寅夏傅增湘得其一於同好堂，复得二册於丁姓书肆。西元一九四七年傅氏将所得之上平，下平，去声三卷捐赠北京图书馆。此本遇太祖（匡胤）、始祖（玄朗）、太祖之祖（敬，竟），太祖之父（弘、殷）、太宗（炅）、仁宗（祯）、南宋高宗（构）等名讳，皆缺末笔；又所录刻工互见绍兴间所刻古籍（注：见《阿部隆一遗稿》第一卷所附：宋元版刻工名表。汲古书院一九九三年版。日本东京。），故可定为南宋高祖绍兴间（西元一一三一年至一一六二年）之浙刊本，而非向来学者所谓之北宋本。周祖谟《广韵校勘记》指称之北宋本亦即此本。周氏校例并误记为平、上、去三卷。高宗本之全帙者，仅见日本静嘉堂文库，原为明代五岳山人黄省曾旧藏，后经朝鲜人丁彦俊而流入日本，乃今存最古之全帙南宋监本《广韵》也。
高宗本至宁宗时（西元一一九五年至一二二四年）翻刻，故二书行款及内涵皆符而所录刻工姓名悉不相同，亦俱异於巾箱本。现列出高宗本，宁宗本及孝宗时之巾箱本《广韵》版心下栏所志刻工姓名，以资比勘：
高宗本刻工姓名：徐吴、余永、余竑、徐杲、徐颜、王珍、丁圭、陈锡、包正、孙勉、朱琰、阮于、徐茂、徐具、徐高、毛谅、吴亮、顾忠、许明、梁济、陈询、徐政、陈明仲、姚臻等。
宁宗本刻工姓名：何升、何澄、方至、方坚、宋琚、赵中、曹荣、吴椿、吴志、吴益、王玩、王恭、王宝、陆选、余敏、张荣、高异、刘昭、李倍、李倚、颜彦、金滋、秦显、秦晖、陈晃、陈寿、朱玩、沈思忠、沈思恭、匋、实甫、胜之等。
孝宗时之巾箱本刻工姓名、沈亨、李宪、余竑、虞正、虞道坚、卓受、五二、徐颜、李寔、文等。
今存之宁宗本《广韵》有初刻本及递修本两种。递修本据高宗本修正初刻本之雕版，故刻工姓名相若而误字则较少。初刻本现存於日人岩崎弥之助静嘉堂文库，此本原藏陆心源皕宋楼，光绪三十三年（西元一九零七年）由岛田翰仲介陆氏书归静嘉堂。又日本宫内厅及其国会图书馆均藏有是书。国内之上海图书馆亦藏有此初刻本。
递修本于宋末元初间重修（西元一二七九年元世祖忽必烈灭南宋），现存於日本内阁文库及龙谷大学图书馆，至元、明阁迭有重印；故上海图书馆及美国哈佛大学燕京研究所之典藏，俱题为元刻明印本而实为宋刻明印本。
上海图书馆藏之宁宗初刻本，即古逸丛书本《广韵》之祖本，由清末杨守敬於日本访得，清光绪十年（西元一八八四年）黎庶昌遂收入所刻《古逸丛书》之十二。当时黎氏以是本不无瑕误，欲尽依泽存堂本《广韵》改之，而杨氏则欲竭从祖本，终议改初刻之讹替甚明者，并附黎氏校札一卷於古逸本书末。结果仍“从原本者十之二，从张本者十之八”。可见初刻本之谬误实多。古逸本后由上海涵芬楼覆影。西元一九三九年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再将之影印出版。
北京图书馆尚藏有相近於宁宗初刻本之清钞两种，即原属章寿康式训堂，后归傅氏双鉴楼之清影写宋刊本及原为涵芬楼旧藏之清钞宋刊《广韵》。
式训堂清钞《广韵》残存上平、下平、入声三卷，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云：“清影写宋刊本，十行二十字。宋讳桓字不避，与古逸丛书本同，刊工人名亦合。”按北宋钦宗赵桓（西元一一二六年）之名不避讳而南宋高宗赵构（西元一一二七年至一一六二年）之名避讳，正系宁宗初刻本特色。泽存堂本则桓字缺笔而构字不缺，二本必各有所受。古逸本则二字俱不避讳，甚者如太宗赵炅（西元九六七年至九九七年）之炅字亦不若祖本之缺笔，当为失摹或迳改之过。傅氏此钞不见著录於《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疑傅氏将所藏捐与北京图书馆前，此本经已流散于外。
北京图书馆之涵芬楼旧藏清钞宋刊《广韵》。此本原归顾湄之陶卢，经法式善之诗龛为蒋汝藻传书堂所得。后蒋氏典书浙江兴业银行，遂为张元济之涵芬楼购赎。此钞全帙五卷五册，张元济《涵芬楼烬余书录》谓此钞：“去声五十候下阙数叶，他处亦略有阙文。”涵芬楼藏善本五十余万册俱毁於淞浥事变之炮火，此钞乃先移於他处之五百部书之一。周祖谟《广韵校本》序言谓是书与黎氏校札所言宋本相同，与张氏泽存堂本亦极相近。可见此钞应如双鉴楼钞本之属宁宗初刻本也。
由泽存堂本之行款及所录刻工姓名，可知此毛氏旧藏必非上举之高宗本及巾箱本，而实为宁宗本。毛氏之高宗本今存於北京图书馆，巾箱本今存於台北中央图书馆；其宁宗本今已散佚，故潘序指称之缺帙已不得而知。又由泽存堂本误字远较古逸本为少，足见所据乃宁宗递修本。宁宗时覆高宗绍兴间浙刊本有初刻本与递修本两种分别，自来为勘《广韵》者忽略，故每遇诸本与泽存本相违之处，辄指谓张改。如周祖谟《广韵校勘记》序言评“张氏刻书颇好点窜”，并引杨守敬《日本记书志》云：“原本（指宁宗初刻本）谬误不少，张氏校改朴尘之功不可没。然亦有本不误而以为误者，有显然讹误而未校出者，有宜存而径改者”以证成其说；且谓“宋本面目，惟有凭藉黎刻所附校札，始得窥其大略”云。
再者，如周氏等尤其忽略泽存堂本乃主要由两种宋本《广韵》互勘而成，此点不特用递修本为之校对，可见二者仍有出入；且以泽存堂本与今存各种宋本《广韵》相勘，亦见互有短长。可知张氏确另有所受，而此另一所受，正系用以补足其毛本缺帙之潘钞。虽则书首之潘耒序并未讲述两本之异同，毛本所缺乃何卷抑为某卷之某几韵更不得知。惟取泽存堂本刻工与内阁文库之宁宗递修本及古逸本二者附志之刻工姓名相比，泽存堂本於入声一帙，由陌韵至乏韵几乎所有刻工姓名俱付缺如，偶一著录亦与宁宗递修本者相异（注：朴现圭、朴贞玉《广韵版本》之页138 载有内阁文库藏宁宗递修本与泽存堂本及古逸本三者所录刻工之异同表。本文之宁宗递修本刻工姓名择录自此书。学海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版，台北。），见下表：表内之×号表示错误之刻工姓名或缺载。？号表示因祖本缺载而无法判断之刻工姓名。
表内用×号指错误之刻工姓名。（缺）指缺载，？号乃因祖本缺载而无法判断之刻工姓名。
由泽存堂本所记入声之刻工姓名，几乎全帙无法与宁宗递修本者相符，可见泽存堂本之入声一帙，是必毛藏原缺而由潘钞补足之部分。至於其中个别所记之刻工姓名，可能是毛藏缺帙或尚余若干书口磨损之残页，由於已难辨其字，是以错记刻工姓名。同时又可知此赖以补足之潘钞，必非高宗本或宁宗本。盖潘钞如亦为宁宗本，此卷之刻工不会缺录；如为高宗本，则所记之刻工有所不同。当然，潘钞非刻本，也有可能漏写刻工姓名。惟就常理言，倘此钞适与毛本相同以成完帙，潘氏当不会不致一辞，谨谓畀钞本供张氏“精加校雠，梓之行世”而已。欲知潘钞为孰一宋本《广韵》，取俄藏黑水城北宋本残卷、静嘉堂藏之高宗本及宁宗版之初刻本、内阁文库藏之宁宗版递修本、古逸丛书本之黎庶昌校札与巾箱本、钜宋本、楝亭本等详本及元至正本与明内府本两种略本，比较泽存堂本之若干注文，则可知其端倪（注：高宗本，宁宗两种本及元白口十一行本等四种版本之注文资料，据上引朴氏书P24－25及P39－49所载。）。
表内左栏列出者为《广韵》正确注文，右栏列出者为各版本之误注；如遇左栏与右栏相同者用√号，原书已残缺者用*号：
由上表足见泽存堂本之误字最少，钜宋本及楝亭本次之，而宁宗初刻本之误字最多。古逸本之祖本虽为宁宗初刻本，但据泽存堂本予以更正，故其误字皆著录於黎氏校札。宁宗递修本与高宗本之误注情况大致相符，可见递修本乃据高宗本勘正，是以源自高宗本之误者，宁宗递修本仍不免於误，如上表之
，应为偶有失校。后刻本单依某一祖本而不参照他本，难免误者同误，不误者则挂万漏一也。
泽存堂本之误字所以较高宗本及宁宗两种本为少，以右列巾箱本至元、明诸本注文观之，可知泽存堂本实另有所受，如先韵
字元至正本及明内府本与泽存堂本之注文鞁字同误作“靫”。又公字注文“太中”之太，泽存堂本及楝亭本同误作“大”。先韵鳽字注文“鵁鶄”之鶄字，泽存堂本与巾箱本、元白口十一行本及楝亭本同误作“鳽”等。总之，从注文误字之情况言，元本及明本能纠正泽存堂本者最多，故
字注文“鞁具”反因之误作“靫具”。盖泽存堂本书首之朱彝尊序及潘耒序，书末之张氏自跋皆提及顾炎武刊行於清康熙六年（西元一一六七年）之翻刻明内府本《广韵》，故张刻除用潘钞勘对，遇疑点并参考明本，自亦意料中事。此外，从注文之正与误均不约而同言，巾箱本与泽存堂本相似者最不乏见。如先韵弦字两本注文正引《说文》作“
”。 又伭字两本同北宋本及高宗本注文正作“
很”， 而鳽字两本同元白口十一行及楝亭本俱误作“鵁鳽”之例。不过，从注文之相似程度言，泽存堂本与楝亭本实最相近。如公字注文“太中”之“太”，两本并讹作“大”；而匎字注文“椎匎”之“椎”，两本则不若诸本并讹作“推”。又
、曈二字注文诸宋本并讹，惟两本亦不误等例。前文推断泽存堂本所据汲古阁毛藏本原缺入声卷帙，由潘耒借与宋钞始得补足；从表中诸本各字注文之正误情况，不难假定潘钞必为巾箱本或楝亭本。无独有偶，楝亭本亦适缺入声一帙，故其前四卷为详本而入声一卷用略本补足，此点已可排除潘钞为楝亭本之假设。况且，楝亭本入声既用略本补足，也可见曹寅（楝亭乃其号）杨州诗局刊行於清康熙四十五年（西元一七零六年）之《广韵》（注：扬州诗局乃曹寅於康熙四十四年奉旨校刊《全唐诗》所开，故实际系官局。清乾隆四十三年（西元一七七八年）四库全书荟要之《广韵》及四十五年四库全书之《重修广韵》所抄即曹刻之前详后略本。又乾隆同年四库全书之《原本广韵》所抄即顾氏本。惟此本则前四卷为略本，入声一卷为详本，与曹刻前四卷为详本，入声一卷为略本，适可互补。从未有学者提及，是亦可怪。至於《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以指略本为“原本”，出版在先；详本为“重修”，出版在后，乃纪晓岚之误说，不可从。），并未取早刊两年之泽存堂本校勘其书，以致两本如斯相似；否则何以不采泽存堂本之入声以补成详本全帙？足见两本之相近，乃二者有同类之祖本而已。试再举齐韵
字之例以为佐证。
按各本齐韵户圭切有“驨：似马一角。”“巂：上同，又子巂鸟出蜀中”两字，独泽存堂本及楝亭本并作：“驨：似马一角。”“：子，出蜀中。”“巂：上同”三字。两本如非有同类之祖本，则楝亭本必钞录自张刻。因但凡诸本不误而独某本讹误者，此误始会由於手民或刻工之疏忽；如讹误并见於两本或以上者，苟非另有同类之祖本，则相互当有从属之关系，其中之一本必为它本之祖本也。
至於泽存堂本与楝亭本所以大同小异，同样得由两本入声之情况足可推断。考曹寅《楝亭书目》自志家藏《广韵》四种。即《宋本广韵》两种，《顾宁人广韵》一种，及自刻之栋亭新梓《广韵》一种。所谓《宋本广韵》两种， 一著陆法言撰本，长孙讷言笺注， 唐陈州司马孙愐序撰五卷；一著唐陈州司马孙愐序撰五卷。前者当系曹刻所据，后者乃元、明间略本。故仅录孙愐序，并误官衔之司法为司马。前一种《广韵》所录之“司马”同误。可见曹本用以补缀入声之略本亦出自家藏，毋怪所刻较泽存堂本近於元、明本，如伭字注文，楝亭本及内府本同误作“系狠”，元至正本误作“后狠”；而张刻所以较楝亭本近於巾箱本，则由潘钞之故，如弦字注文并作“”，又伭字注文并“很”之例也。
泽存堂刻《广韵》於清代之批校独多，存录者如孙尔准朱校本，现藏台湾中央图书馆；陈沣评点侯康朱校本，现存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黄丕烈跋并临段玉裁校跋本，又李福临顾广圻所录惠栋、段玉裁校本（注：朴现圭、朴贞玉《广韵版本》之页138 载有内阁文库藏宁宗递修本与泽存堂本及古逸本三者所录刻工之异同表。本文之宁宗递修本刻工姓名择录自此书。学海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版，台北。朴正圭、朴贞玉《广韵版本考》之页31，尚录有日本上野图书馆藏本。然因未查考而不审为初刻本抑修补本。），两本均存北京图书馆。沈廷芳批校本，现归上海图书馆等。曹刻《广韵》於清代之批校，有北京图书馆藏何焯校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