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通的灵魂与心灵的呼应：安德烈#183;纪德在中国的传播历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安德烈论文,中国论文,历程论文,灵魂论文,心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安德烈·纪德在中国的传播早在上世纪20年代便开始了，据北塔的《纪德在中国》①，1923年第14卷第1期的《小说月报》上，沈雁冰撰写的“法国文坛杂讯”首次介绍了“颇为一般人所喜”的作家纪德的简要情况。从此，纪德开始了他在中国的生命历程。在这八十多年中，纪德在中国不断地被介绍、评论和译介。他的一些主要作品更是被一译再译，出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出自不同译家。他的思想和创作历程也逐步为中国读者认识，再认识。此间，纪德在中国这块土地上遭受过误解、曲解乃至批判，但总的说来，这八十多年是中国读者对纪德不断认识和加深理解的过程。本文将结合纪德在中国译介和接受的情况，着重对其中几个重要阶段作一梳理与分析。
“谜一般的纪德”
无论在法国，还是在中国，对纪德及其作品的理解一直是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盛澄华和李玉民是中国对纪德作品译介最多的两位具有代表性的翻译家。盛澄华在上世纪40年代说：“纪德是一个非常不容易解释的作家。”而在纪德离开这个世界五十年之后，翻译家李玉民这样说道：“纪德是少有的最不容易捉摸的作家，他的世界就是一座现代人的迷宫。”中国当代作家叶兆言几乎完全认同这两位翻译家的看法，他在《谜一般的纪德》一文中写道：
纪德是记忆中谜一般的人物，他的书总是读着读着就放下了，我想读不下去的原因，或许自己不是法国人的缘故。从译文中，我体会不到评论者所说的那种典雅。一位搞法国文学的朋友安慰我，说这种感觉不对，有些优秀的文字没办法翻译，譬如《红楼梦》，翻译成别国的语言，味道已全改变了。②
在叶兆言眼中，纪德是个谜一般的作家。他试图把原因归结于翻译，认为翻译改变了“评论者”所言的，也是他所期待的纪德的典雅。然而，这显然不是本质因素，仅仅是“一个借口”，他“面对纪德感到困惑，有着更重要的原因”。文中另一段话引起了我们特别的注意：
我想自己面对纪德感到困惑，更重要的原因，是不能真正地走近他，早在我还是一个初中生的时候，就知道纪德了，那是文化大革命中，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一个同性恋者的纪德很难成为我心目中的英雄。有趣的是，纪德在中国人的阅读中，始终扮演着一个若即若离的左派角色，早在20年代，他就被介绍到中国来，到抗日战争期间，更是当时不多的几个走红的新锐外国作家之一。打个并不恰当的比喻，纪德对于我们父辈喜欢读书的人来说，颇有些像这一代人面对马尔克斯和昆德拉，即使并不真心喜欢，也不敢不读他们的东西。③
纪德的书读不下去，是因为“不能真正地走近他”，即上文两位译家所说的，难以真正理解他。在叶兆言的这段话中，我们比较清晰地看到纪德之于中国读者的形象以及近八十年来纪德在中国的传播踪迹。确实，如叶兆言所言，早在上世纪20年代，纪德就已经被介绍到中国。北塔在《纪德在中国》中，对纪德首次在中国“登场”的时间及20年代的译介情况有明确交代：沈雁冰在1923年第14卷第1期的《小说月报》上撰写“法国文坛杂讯”，谈到纪德；1925年第20卷第9期的《小说月报》又发表了赵景深的短文《康拉特的后继者纪德》；1928年11月，上海北新书局出版了穆木天译的《窄门》。到了30年代，随着丽尼翻译的《田园交响乐》（文化出版社1935年版）、穆木天翻译的《牧歌交响曲》（上海北新书局1936年版）这两个不同版本的问世，卞之琳翻译的《浪子回家》（文化出版社1936年版）及郑超麟译的《从苏联归来》（上海亚东图书馆1937年版）的出版，纪德在中国迅速“走红”，并且“始终扮演着一个若即若离的左派角色”。值得注意的是，叶兆言指出，在那个年代，即使人们“并不真心喜欢”纪德，也“不敢不读”他的作品。言下之意：即便读了，恐怕也无法真正理解和走近他。然而，即使在中国一些翻译家和作家眼中，纪德是“最不容易解释”、“最不容易捉摸”、“无法真正走近”的作家，可从上世纪20年代至今的八十年中，中国文学界和翻译界始终试图接近他，理解他，走近他的世界。
理解源自相通的灵魂
如果说上世纪20年代初沈雁冰撰写的文坛信息让中国人第一次知道纪德这个名字，那么张若名的博士论文《纪德的态度》则是一篇真正试图走近纪德、深入纪德世界的研究力作，具有特别意义。盛成对张若名的这篇博士论文赞赏有加，称“若名做了纪德的研究，她也就成了纪德的伯乐”④。
“纪德的伯乐”这一评价看似有些过分，但我们从纪德给张若名的信中看到，张出色的研究使她不仅成了“发现”纪德的“伯乐”，更是赋予作家以“新生”的知音。纪德在读了张若名的博士论文后，给她写了一封充满感激的长信，信中这样写道：
您无法想像，您出色的工作给我带来了多么大的鼓舞和慰藉。旅行归来后，我拜读了您的大作（我曾将它放在巴黎）。当时，我刚好看完一篇登载在一家杂志上的文章，题为《写给安德烈·纪德的悼词》。作者步马西斯及其他人的后尘，千方百计想证实：如果我的确曾存在过的话，那么已真的死去了。然而，通过您的大作，我似乎获得了新生。多亏了您，我又重新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大作第五章特别使我感到欣喜，我确信自己从来没有被别人这样透彻地理解过。每当塑造一个人物，他总是首先使自己生活在这个人物的位置上；等等……前前后后的这些评论，正是我很久以来所盼望的。据我所知，以前还从来没有别人这么说过。⑤
细读这封信，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两点。首先是纪德当时的处境。从信中看，当时法国文学界似乎对纪德的文学生命表示怀疑，甚至否定。所谓“悼词”，是想说纪德“已经死去”。而张若名选择了“死去的”纪德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不能不说是对纪德莫大的鼓舞和慰藉。从这个意义上说，纪德仿佛获得了新生。在法国文学界对纪德有着种种误解，甚至怀疑否定的时刻，一位中国女性却以另一种目光，东方智慧而理性的目光，观照纪德，为理解作家提供了另一个角度，如歌德所言，提供了一面“异域的明镜”，为认识纪德投射了另一束智慧之光。其次，张若名对纪德的选择不是盲目的，对纪德的赞颂也并非出自情感上的认同，而是基于严谨的分析和深刻的理解。
《纪德的态度》这篇博士论文篇幅并不长，原文共128页，却以东方女性独有的视角，对纪德作了揭示性研究。借纪德自己的话说，这篇论文试图“概括说明我的真面目”⑥。
从译介学的角度看，张若名的研究具有独特的意义，作为东方女性，她的研究在角度和方法上，都刻下了“中国”的烙印，闪烁着中国古老智慧的光芒，为法国人理解纪德开启了另一扇大门。对此，我们可以作如下说明。
第一，张若名以不同于法国人的目光，全面观照纪德。在法国评论界看来，“多变”与“令人不安”是纪德难以被理解的主要原因之一。但在张若名的论文中，我们却看到了截然不同的见解：
纪德的人格究竟怎样？表面看来，它似乎游移不变，以其不同的特点引起读者的不安，实际上，纪德却热衷于突出他的每一个倾向，喜欢他们各异，并全部加以保护。他为每种倾向而生，直到创作一部作品来象征它。纪德不愿把自己凝固在他创造的一种或几种生命形态中。在他看来，每种形态，只要他经历过，就是一个令人非常惬意的住所，但他不会再走进去。每创造一种生命形态，他都会摆脱它。纪德人格的演变像一次次的开花，每次都异常鲜艳夺目。⑦
张若名的博士论文完成于1930年。当时，法国文学批评界对纪德的创作看法不一，对他的“多变”表示不理解，甚至有评论说他是“变色龙”。张若名的观点截然不同。她以东方女性富有色彩的笔触，在认真分析的基础上，直接表明了三个重要观点：一是要区分表面的纪德和本质的纪德；二是纪德的生命在于不断创造，不断超越；三是“纪德人格”之花一次次盛开，“异常鲜艳夺目”。20世纪30年代初对纪德的人格和文学生命的这一总体把握如今看来是多么深刻，这是当时许多法国评论家所不及的。
第二，既有严密的分析，又不乏闪光的洞见。细读《纪德的态度》，我们发现，张若名身上体现的中国智慧在具有西方特色的严密分析中时时闪烁出光芒，照耀、引领读者去发现法国评论家未曾发现的纪德的不同侧面。如在论文第二章“纪德的宗教信仰”中，张若名分析了纪德的信仰及信仰的“分崩离析”同他的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分析中，张若名对纪德的《如果种子不死》、《地粮》、《六论集》等作品的引证，充分体现了她的洞察力，她在该章结尾处这样写道：
纪德放弃自我，而去拥抱人和人物的生命，并把他们活脱脱地化为己有；他奉献他们以爱心，用自己的力量使他们丰富起来。“对自我的最高肯定寓于自我的否定中”。这是基督教道德的神秘的中心，也是获得幸福的秘诀：个人的胜利在于个性的放弃之中。⑧
对张若名在论文中闪烁的智慧的光芒，纪德非常欣赏。他在给张的信中明确表示：“我认为这完美地阐述了那些在我看来十分明了的东西，令我诧异的是，这明了的东西，竟有那么多的人觉得很晦涩。”的确，张若名的分析往往一针见血，揭示出纪德的深刻之处。
第三，张若名对纪德作品的理解和领悟，得益于她深厚的中国学养。论文中，我们不时读到明显具有中国哲思色彩的语言。对纪德人格的讨论，法国文学评论者往往观点不一。由于纪德表面上的多变，特别是他面对社会、家庭甚至友人的叛逆精神，在一般的论者看来，他的人格似乎有着“分裂”的特征，他的道德品格、艺术追求与人生态度也仿佛存在着激烈的矛盾。但张若名却以辩证的目光，对纪德人格的演变作了如下评价：
纵观纪德人格的演变，其中有道德、神话、艺术三种要素同时存在着。它们平行发展，因为各于其人格当中据有自己的领域；又偕同演进，因为它们休戚相关；道德的品格和现实的生活接触，引起纪德焦虑和不安；艺术的品格使纪德津津乐道于这样的情感，并且促使他剖析道德戏剧的每一成分；神秘的品格使纪德遁入生命幽深的境域，引起他的热狂，而道德的品格和艺术的品格从中汲取力量。但三者却朝同一方向发展。⑨
从矛盾中洞见统一，张若名的这一观点深得纪德之心。这一观点几乎贯穿了《纪德的态度》的全文。
第四，作者与研究者的灵魂共鸣。一个东方女性，在法国批评界对纪德普遍表示不解甚至否认的时候，却选择了纪德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原因何在？当法国批评界和普通读者对纪德的变化及种种矛盾表现出困惑之时，张若名如何能以不同的目光，从不同的角度，揭示出“人格无比高大”、寓“一致性”于矛盾之中的纪德形象呢？台湾的林如莲对纪德与张若名之间这段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作了深入研究，写下了《超越障碍——张若名与安德烈·纪德》一文，发表在台湾1991年7月第23期的《中国历史学会集刊》上。在这篇长文中，林如莲对中国青年赴法的缘起、张若名与新文化运动、张若名的纪德研究等重要方面作了有益探讨，其中有的研究为我们了解张若名何以选择纪德开辟了思路。“人们可能会感到奇怪，甚么原因把一个年轻的中国妇女吸引到纪德的艺术中去呢？”在林如莲看来，原因有多种。一般人认为张若名选择纪德，是因为20世纪20年代末纪德“声名大噪”，张若名因此被吸引。但最根本的原因则是“纪德是一位传统的破坏者，同时在许多方面也是一位个人主义者。因此对于一位在新文化运动中首次与传统社会决裂，后来又从新组织近五年的束缚下解脱出来的青年妇女来讲，纪德作品的讯息就非常重要”⑩。林如莲认为，《纪德的态度》这部论文的主旨显示了一个重要讯息：她透过摆脱现状和开始新生活来寻找出路。林如莲的分析揭示出，张若名选择纪德并能深刻理解纪德有着深层的原因：“对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中国青年而言，渴望得到自由的个性是最重要的。”(11)如此看来，张若名的选择不仅是必要，也是必然。正是在灵魂深处对自由的向往，促使张若名不断靠近纪德。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张若名对纪德的理解源自接受美学范畴的“视野的融合”，源自两者灵魂的共鸣。张若名对纪德的理解和纪德对这份理解的分外珍视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独特的目光和多重的选择
无论在法国，在苏联，还是在中国，自《访苏联归来》问世之后，人们对纪德的认识似乎又遇到了新的障碍：从道德层面，进入了政治层面。纪德的文章在苏联一度成为禁品，法国的左派对纪德公开谴责和攻击。在中国，也恰是在1936年前后，出现了对纪德的大规模译介和不同角度的研究。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访苏联归来》问世前后纪德在中国的翻译情况。在《访苏联归来》诞生之前，中国翻译界最关注的是《田园交响曲》。1935年，丽尼翻译的《田园交响曲》列入巴金主编的“文化生活丛书”，由文化出版社出版；1936年，穆木天的译本以《牧歌交响曲》为题，由北新书局出版。这些书被介绍到中国之前，纪德的部分作品已有译介。1928年，穆木天翻译的《窄门》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1931年，王了一译的《少女的梦》(L' Eeole des femmes)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从翻译情况看，《访苏联归来》问世之前，纪德在中国的传播并不太广，影响也有限。但是，对《访苏联归来》一书，中国翻译界与评论界反应十分迅速。《访苏联归来》于1936年11月在法国问世，次年4月，郑超麟翻译的《从苏联归来》便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署名为林伊文，即郑超麟的笔名。同年5月，上海引玉书屋出版了无译者署名的《从苏联归来》；1937年7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再版了郑超麟译的《从苏联归来》。1938年，上海亚东图书馆又推出了郑超麟（林伊文）译的《为我的〈从苏联归来〉答客难》。
关于《访苏联归来》出版前后对纪德的研究工作，值得一提的是沈宝基的《纪德》。该文发表在《中法大学周刊》九卷一期（1936年4月）上，署名“宝基”。文章首先简要介绍纪德生平，继而评述了其主要作品，如《刚陀尔王》(le roi Candaule,1901)、《讬言》(Prétextes 1903)及《新讬言》(Nouveaux prétextes 1911)、《背道者》(L'Immoraliste,1902)、《窄门》(La porte étroite,1909)、《田园交响曲》(La symphonie pastorale,1920)、《造假钱者》(Lesfaux-monnayeurs,1926)、《妇人学校》(L'école desfemmes,1929～1930)以及《若是种子不死》(Si le grain ne meurt pas,1926)等。从研究范围看，沈宝基的文章涉及了戏剧、小说、日记等体裁，足见其视野开阔。评述中，沈宝基虽然没有深入分析有关作品，但往往以简洁而略显散文化的语言，一针见血点明作品主旨和思想。从文中对纪德思想转变的评论看，沈宝基对纪德的创作与其精神状态之间联系的分析相当有见地，其中有这样一段话：“他往往不自觉地，讲起布尔乔亚的虚假、谎言、畸形。但他缺少战斗精神：虽在咒骂压制他生活的环境，他仍然接受了这个环境，不想作强有力的反抗。这一点可以解释了他的社会意识的平凡、他的褊狭和不能超越他自身的阶级的天才的限止。由于他的描写的世界崩溃的大胆，由于他的悲哀的结论里表示出中了毒的未来之辈的不可逃脱的命运，我们便知道作者的精神非常不安，总有一天有脱离帝国主义的可能。”(12)我们看到，沈宝基非常关注纪德的精神状况及其思考演变过程。而理解纪德的障碍，恰恰源自纪德思想在不同阶段的突变。他在刚果之行与苏联之行前后的思考转变之快也正是造成众多研究者评说纷纭的关键原因。
20世纪30与40年代，对纪德的翻译与研究工作贡献最大的，当属卞之琳。江弱水在《卞之琳“诗”艺研究》一书中对卞之琳译介与研究纪德的情况作了梳理。卞之琳对纪德的翻译与研究是在一种互动中进行的。翻译为卞之琳深刻理解纪德打下了基础，同时也提供了一般评者难以企及的可能性。反过来，基于对作品深刻理解之上的评论，则赋予了卞之琳对纪德的某种本质性的把握。这种直达作品深层和作者灵魂之底的把握主要体现在两点。首先是对纪德思想的把握。卞之琳突破一般评论者所认为的纪德的“多变”特征，指出纪德虽然有着“出名的不安定”，“变化太多端”，但“转向’也罢，‘进步’也罢，他还是一贯”。(13)在卞之琳看来，纪德的多变的价值恰恰体现在其不断的超越与进步之中。在《纪德和他的〈新的粮食〉》一文中，卞之琳如是评价纪德：“因为‘超越前去’也就正是‘进步’。这也就是纪德的进步，螺旋式的进步。”
其次是对纪德创作手法的领悟。江弱水在《卞之琳“诗”艺研究》一书中，从比较卞之琳与纪德的创作入手，揭示出卞之琳如何深谙纪德的“章法文体”之道，如何吸取纪德的创作手法形成自身创作文体：“卞之琳对纪德人格和文体的理解与欣赏，似乎使得自己本来就长于作细密精深的思虑的天性，更自然地结合了对文字的巧妙组织和对感觉的细致安排。小说如此，诗也一样。”(14)由对纪德思想与创作手法的双重把握，到化纪德的“章法文体”为我有，卞之琳对纪德的作品的译介与接受打上了鲜明的个性烙印。
如果说卞之琳对纪德的译介与接受具有某种互动特色，那么盛澄华同纪德的精神交流和他对纪德的研究则为中国学者选择纪德、理解纪德提供了另一种可能。从1934年在清华研究院读研究生期间开始接触纪德起，盛澄华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几乎潜心于与纪德的精神交流之中：潜心读纪德，译纪德，悉心领悟纪德的思想艺术精髓，全面研究纪德。
盛澄华与卞之琳一样，一方面全面阅读纪德作品，选择翻译有关作品；另一方面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对纪德作品的理解和研究中去。在翻译方面，盛澄华主要翻译了纪德的三部重要作品：《地粮》、《伪币制造者》和《日尼薇》(Genevière)。在对纪德的研究方面，应该说盛澄华的努力是继张若名之后中国学者与纪德的又一次精神交流。据北塔的资料，早在1934年就读清华研究院期间，盛澄华就写过一篇题为《安德烈·纪德》的介绍性文章。此后15年间，盛澄华从结识纪德、阅读纪德、翻译纪德到研究纪德，一步步接近和理解着纪德。
我们知道，盛澄华与纪德的交往已经超越了一般的关系，达到相当的深度，而这一关系建立的基础是他对纪德作品的研究和独特见解。事实上，盛澄华不仅多次当面向纪德请教，还有不少通信往来。在对纪德长达十余年的研读、翻译和思考中，盛澄华写下了一系列文章。在纪德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盛澄华将他主要的研究心得汇集成书，取名《纪德研究》。关于盛澄华与纪德的关系及他对纪德的研究情况，钱林森在《法国作家与中国》一书中作了较为详细的考察，特别谈到三点，即盛澄华的研究具有一般研究者不具备的三大优势：一是“认真地阅读纪德，并且以自己的批评观点”，因为在盛澄华看来，“对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应予以理解，而非衡量，他的作品本身就是他自己的尺与秤”；二是盛澄华“真切地通过迻译了解纪德”；三是“由于对作者的熟稔因而可以更多地借助于作者本人的阐释洞烛作品真髓”。并由此得出结论：“在中国的许多研究者所砌的攀向纪德的无数面墙中，只有盛澄华最接近纪德。”(15)对一这结论，我们可以持不同看法，如北塔在《纪德在中国》一文中就提出了不同观点，但细读盛澄华对纪德的研究文章，我们会发现盛澄华确实为我们认识、理解纪德，提供了不同的参照系。
首先，盛澄华基于对纪德作品全面、深入的阅读，从整体上把握和评价纪德在艺术与思想两个方面的发展。在《纪德艺术与思想的演进》一文中，盛澄华以纪德的创作为依据，将其思想与艺术的演进分为相对独立但又相互影响的三个阶段：由《凡尔德手册》至《地粮》的创作，是“纪德演进中的第一个阶段，也即自我解放的阶段”；而《窄门》、《梵谛岗的地窖》、《哥丽童》、《如果麦子不死》等作品的问世标志着演进的第二阶段，即“对生活的批判与检讨”的阶段，要回答的是人“自我解放”了，“自由了又怎么样”这一本质问题；而《伪币制造者》则代表着纪德进入了其思想与艺术演进的第三个阶段，即“动力平衡”阶段。盛澄华明确写道：
不消说，《伪币制造者》在纪德的全部创作中占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以篇幅论，这是纪德作品中最长的一本；以类型论，这是至今纪德笔下唯一的一本长篇小说；以写作时代论，这是纪德最成熟时期的产物。它代表了作为思想家与艺术家的纪德的最高表现，而同时也是最总合性的表现。纪德在生活与艺术中经过长途的探索，第一次像真正把握到一个重心。由此我们不妨把纪德这一时期的演进称之为“动力平衡”的阶段。(16)
其次，基于对纪德思想的深刻理解，盛澄华突破了纪德在艺术与思想等方向表现出的种种矛盾的“表面”，试图以辩证的手法揭示纪德的精神本质。他指出：“纪德是那种人：他重视争取真理时真诚的努力远胜于自信所获得的真理。因此他不怕泄露表面的矛盾，因此他教人从热诚中去汲取快乐与幸福，而把一切苟安、舒适、满足都看作是生活中最大的敌人。在这个意义上，纪德才在尼采、陀思朵易夫斯基、勃朗宁与勃莱克身上发现了和他自己精神上的亲属关系。尼采所主张的意志说，陀思朵易夫斯基所观察的‘魔性价值’，勃朗宁所颂扬的‘缺陷美’，勃莱克所发现的‘两极智慧’，以及纪德所追求的不安定的安定，矛盾中的平衡都是对人性所作的深秘的启发，都是主张在黑暗中追求光明与力，从黑暗中发现光明与力，藉黑暗作为建设光明与力的基石的最高表现。”(17)由此，盛澄华对纪德艺术与思想的发展和演变轨迹的把握可见一斑。对“不安定中的安定”和“矛盾中的平衡”的追求，构成了纪德思想与艺术内核的独特因素。在对立中寻找平衡，也正由此得到发展。面对“艺术的真理”和“生活的真理”这两种互不相让的真理，纪德所追求的是“协调与平衡”。“多变”与“一贯”，不安定与执著，矛盾与平衡，在盛澄华看来，正是这种种丰富而深刻的对立性和纪德对其深刻的把握，构成了纪德艺术与思想的内核。
再次，基于对纪德思想与艺术发展的全面把握，盛澄华针对纪德的后期创作，表达了自己独立的思想和与众不同的观点。上文我们已经谈到，于1936年11月发表《从苏联归来》一书之后，纪德无论在法国国内，还是国外，都遭到种种责难与误解，超越了文学层面的种种批评甚至谴责一度淹没了其他声音。但盛澄华没有人云亦云，而是从纪德思想与艺术的演进角度，评价了《从苏联归来》表达的观点及所谓的思想“突变”。其中有这样一段话：“但当纪德到了六十岁以后突然思想明朗地走入左倾的道路，这是一九三○年代轰动世界性的一件事情。其实这对一个一生中追求自由与解放，同情被压迫者痛苦的作家如纪德原可看作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18)在盛澄华看来，纪德从苏联归来产生的失望以及他对苏联的批评恰恰证明了纪德的一贯态度，即追求真理的态度。在这一点上，盛澄华对纪德的理解确是深刻的。
从张若名到卞之琳再到盛澄华，我们看到，中国学者对纪德的理解与把握，不是对法国文学界的盲从，也不是各种声音的简单回响，而是从各自的角度走进纪德的世界，表达不同的观点，表明对纪德的不同理解。无论是对纪德思想与作品的评价，还是对作品的选择，中国学者都充分表现出目光的独特性和选择的多重性。
延续的生命
1947年，78岁高龄的纪德获诺贝尔文学奖。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纪德已经被接受，被“认定”。在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在遥远的东方，确切地说，在中国，曾掀起一个不小的纪德高潮。上文介绍的卞之琳和盛澄华译的纪德的数部重要著作，在他获奖后得以再版，盛澄华、王锐、赵景深等名家先后撰写了介绍文章。在某种意义上，盛澄华的《纪德研究》也是借着纪德获奖得以同中国读者见面的。然而高潮之后，纪德的命运同西方当代作家一样，渐渐归入沉寂，经历了一个长达四十年的冷落期。直到改革开放之后，纪德才又开始被中国的翻译界与研究界纳入视野。在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亦即在纪德辞世半个世纪左右，开始了他新的生命旅程。
关于纪德在新中国的命运，北塔的《纪德在中国》一文中有如下解释：“解放以后，也许是因为纪德的反苏问题使人联想到他的反共，所以国内基本上不再有对他的译介和研究。”(19)北塔的这一看法自然有其道理，但我们认为，除了政治上的原因，纪德作品中所探讨或涉及的诸如道德、宗教、人性等重要主题也是他在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期难以被接受的因素。从文学生命的传播和接受环境看，我们知道影响因素很多，而纪德在新中国遭遇的，恰是难以超越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因素。
有趣的是，中国经历一系列“运动”与革命，特别是经历了十年浩劫之后，再度打开国门时，中国翻译界又一次担当起了“开放”的先锋。从上世纪80年代起，纪德慢慢在中国又开始传播。最先与广大读者见面的，是盛澄华在近半个世纪前译的《伪币制造者》，由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之后，刘煜与徐小亚合译的《刚果之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郑永慧翻译的《藐视道德的人：纪德作品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及李玉民、袁高放合译的《背德者·窄门》（漓江出版社1987年版）相继问世。世纪之交，纪德又在中国掀起了一股不小的热潮，先是将中国读者目光引向了《访苏联归来》、《访苏联归来之补充》和《刚果之行》（朱静、黄蓓译，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这三部作品，然后借其逝世五十周年纪念之际，他的绝大部分作品得以重译，以文集的形式由多家出版社出版。
在大规模系统重译或新译纪德作品的同时，国内文学界和翻译界也对纪德予以关注。复旦大学朱静教授撰写《纪德传》，于1997年由台北亚强出版社出版。不久，在贾植芳先生的鼓励下，她重译了在“三十年代政坛与文坛引起一场轩然大波”的《访苏联归来》，而贾植芳先生则“自告奋勇地向朱静先生推荐自己以一个从历史深处走过来的人的身份，为这个新译本写几句话”(20)。贾植芳为《访苏联归来》的新译本所作的序，应该说在新时期对中国读者进一步关注纪德起了决定性作用。首先，贾植芳作为一个“从历史深处走过来的人”，他与纪德心灵相通，有些话他憋在心里几十年，借新译的问世，一吐为快。序言相当长，结合纪德所走过的路，针对其不同时期对苏联的认识，特别是通过纪德的《访苏联归来》，透彻分析了纪德思想演变，为中国读者展现了纪德说真话求真理的心路历程。读贾植芳的序，我们在字里行间明显感受到在贾植芳与纪德之间，形成了某种对话，产生了强烈共鸣。特别是在经历十年浩劫之后，结合纪德对苏联的认识与批评，贾植芳似乎从纪德的作品中得到了更为深刻的启迪。序中有这样一段话，意味深长：
［纪德］亲眼所见的苏联现实打破了他的理想式的幻觉。他对苏联各地的自然风物注意得很少，他关心的是苏联人的生存环境和他们的内心世界，他为苏联的前途深深地担忧……
尽管苏联人竭力向纪德展示苏维埃式的自由幸福，纪德却以一个崇尚自由，崇尚个性的西方人，从人们穿着的整齐划一，集体农庄居住的房屋，家具都千篇一律的背后，一语道破了天机：“大家的幸福，是以牺牲个人的幸福为代价。你要得到幸福，就服从（集体）吧？”纪德敏锐地指出，在苏联任何事情，任何问题上，都只允许一种观点，一种意见，即我们所熟知的“舆论一律”，人们对这种整齐划一的思想统治已经习以为常，麻木不仁了。纪德发现跟随便哪一个苏联人说话，他们说出的话都是一模一样的。纪德说，这是宣传机器把他们的思想统一了，使得他们都不会独立思考问题。另一方面，一点点不同意见，一点点批评都会招来重大灾祸。纪德严厉批评道：“我想今天在其他的任何国家，即使在希特勒的德国也不会如此禁锢人们的思想，人们也不会是如此俯首帖耳，如此胆战心惊，如此惟命是从。”人们所以为人，不同其他低级动物，在于人有头脑，有思想本能，用极权手段剥夺人的思想自由，或者统一人的思想，使人成为真空的地带，无异于抽去人的灵魂……(21)
细读贾植芳这段评说，不难明白他为何自告奋勇为《访苏联归来》的新译本写序。“牺牲个人利益”、“舆论一律”、“用极权手段剥夺人的思想自由，或者统一人的思想”，纪德在20世纪30年代对苏联的批评，今天看来依然深刻，无疑带有强烈的时代色彩，这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不可想像的。而《访苏联归来》在新时期得以在中国传播，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和越来越自由的政治空气。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看到，一部外国作品要开辟其新的生命空间，既取决于作品本身的价值，也取决于接受国的政治、思想与文化环境。
在新时期，贾植芳对《访苏联归来》的解读主要是政治性的，他对纪德的接受过程既具独特性，也具启迪性。独特性在于他以自身的人生经历达到了对纪德精神的深刻把握和理解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共鸣；启迪性在于深刻理解和把握一个作家的思想、正确评价一个作家的作品，需要时间，也需要求真的精神。
纪德逝世五十多年了，他的生命历程没有结束，法国读者仍在读他的作品，中国读者也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勇敢地睁开了被一时遮蔽的眼睛，正视纪德作品所指向的人类境况、人类精神和人类的内心世界，进行全面的探索。柳鸣九为漓江出版社《背德者·窄门》写的序《人性的沉沦与人性的窒息》，从人性的角度为我们接近纪德开创了新的途径；青年学人陈映红的《寻觅、体验、“存在”的意识——探寻纪德的轨迹》（《法国研究》2001年第1期），则见证了年轻人为探寻纪德生命历程所作的努力；同时，我们也感受到众读者读《访苏联归来》后的强烈反响(22)。郑克鲁从思想与创作特色两个层面研究了纪德，发表了《社会的批判——纪德小说的思想内容》和《纪德小说的艺术特色》等论文（分别见《外国文学研究》1996年第4期与1997年第1期）。而徐和瑾、罗芃与李玉民分别为译林版、人民文学出版社版与花城出版社的《纪德文集》作序，从不同角度展开与纪德的对话，为纪德的文学生命在中国继续拓展与延伸提供了新的可能。
注释：
①(19)北塔：《纪德在中国》，《中国比较文学》2004年第2期。
②③叶兆言：《谜一般的纪德》，《扬子晚报》2000年10月17日。
④盛成：《序》，《纪德的态度》，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2页。
⑤《安德烈·纪德给张若名的信》，《纪德的态度》，第1页。
⑥安德烈·纪德：《安德烈·纪德日记》，转引自《纪德的态度》，第175页。
⑦⑧⑨张若名：《纪德的态度》，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3、20、3页。
⑩(11)转引自张若名《纪德的态度》附录部分，第170～171、171页。
(12)沈宝基：《纪德》，《中法大学周刊》九卷一期，第12页。
(13)(14)江弱水：《卞之琳“诗”艺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06～207、208～209页。
(15)钱林森：《法国作家与中国》，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545～552页。
(16)(17)(18)盛澄华：《纪德艺术与思想的演进》，《文学杂志》1948年第8期。
(20)(21)贾植芳：《纪德〈访苏联归来〉新译本序》，《访苏联归来》，朱静、黄蓓译，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见序第1、4～5页。
(22)参见东西《纪德〈从苏联归来〉的中国回响》，《方法》1998年第7期；李冰封《纪德的真话和斯大林的悲剧》，《书屋》2000年第1期；郑异凡《作家的良知——读纪德的〈从苏联归来〉》，《博览群书》2000年第2期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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