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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J9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87(2001)05-0101-05
2000年的山西文艺界在全国较为引人注目：1、继山西作家张平的长篇小说《抉择》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后，根据这部作品改编的电影《生死抉择》在全国创下了社会、经济双效益的最高纪录。2、太原电视台摄制的十九集电视连续剧《一代廉吏于成龙》，在中央电视台一套节目黄金时段热播，受到观众的欢迎。《生死抉择》和《一代廉吏于成龙》是两部以反腐倡廉为主题思想的“主旋律”影视作品。作品贴近现实生活，直面社会矛盾，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和时代精神，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较高的愉悦教育作用。它们为人民群众鼓与呼，为社会张扬正气，振聋发聩。两部力作既得到专家的肯定，又受到观众的赞扬，又一次强有力地证明有艺术魅力的“主旋律”作品产生的巨大的影响。总结其成功经验，或许会为其他收视状况不佳的“主旋律”影视剧提供一些启示。
一、关于“主旋律”影视剧的反思
谈到“主旋律”影视剧，呈现在当今观众脑海中的印象是：由政府提供投资的，有红头文件组织观摩的，专用于宣传教育类的电影、电视剧。这是一种对“主旋律”影视剧的发展十分不利的认识。这种认识的形成，一方面因商业大潮冲击，大量“娱乐”“戏说”类影视作品充斥荧屏，“主旋律”影视剧难以抢占市场；而更多的原因来自于“主旋律”影视剧自身，主要是编导人员创作认识上的欠缺，阻碍了“主旋律”影视剧竞争能力的增强。
作为意识形态的电影、电视，本身有着无所不在的巨大渗透力和影响力。社会主义中国，对于电影、电视的生产更是格外重视。新中国成立伊始，电影就成为新政权树立国家形象，宣扬工农兵的最重要的艺术形式，电影的功能也由解放前的娱乐为主变为教育和引导民众。1951年，周扬曾在《坚决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一文中指出：“目前文艺创作上头等重要的任务”是“我们的文艺作品必须表现出新的人民的新的品质，表现共产党员的英雄形象，以他们的英雄事迹和模范行为来教育广大群众和青年。”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十七年”电影发展阶段，出现了一大批歌颂祖国、歌颂工农兵、歌颂英雄的艺术精品，如《青春之歌》、《李双双》、《董存瑞》等，这个时代的主旋律是颂歌。然而由于一度过分强调政治对文艺的影响，将文艺置于政治标准以下，实质上削弱了电影艺术的独立性，并忽视了它的形象性，以至于许多电影中的人物形象雷同化、概念化，电影整体成为政治思想的传声筒，缺乏永久的感染力和生命力。这种概念化倾向在“文革”十年的电影中发展到极致，那就是：违背艺术规律制作的“高、大、全”形象，具有浓厚的“政治帮派”意识的电影空前泛滥。
新时期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电影以及后来的电视剧突飞猛进的发展。80年代中期，中国电影开始走向了市场化之路。80年代末的“娱乐片热”是电影市场化的第一次冲刺，强调电影的娱乐功能赢得了市场，赢得了票房。但是，娱乐片文化中那种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消费主义的价值观念与社会主义文化那种英雄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的价值观念有深刻的冲突，而且“票房第一”的口号引导中国电影走向了排斥教育功能甚至审美功能的倾向。为了在市场经济进程中确保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1987年3月，在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电视局首次明确提出“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的口号。“突出主旋律”的创作口号，旨在呼唤我们的银幕上应弘扬时代精神，“呼唤电影工作者的时代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突出主旋律’就要旗帜鲜明地承认电影艺术诸种功能中教育功能的主导作用，同时，我们还承认电影艺术教育、认识、审美、娱乐功能的统一性。”
主旋律文化是国家倡导的文化，是一种表达国家意志或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主旋律”作品就是主导国家意识形态的作品，它是中国最有力、在文化领域资源最丰富而且影响最大的文化形态。它的存在正是因为国家需要不断地向人民灌输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教育。
出于创作“主旋律”电影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国家对“主旋律”电影提供政治与经济的双重保证。这种措施推动了“主旋律”电影的发展，在短短的几年内拍出了近20余部“献礼片”经典之作，如《开国大典》、《百色起义》、《开天辟地》、《大决战》、《周恩来》、《重庆谈判》、《毛泽东和他的儿子》等等，这些思想与艺术俱佳的作品出色地完成了巩固国家意识形态的任务，并在中国当代电影史上形成一大独特景观。
相对于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创作的声势浩大及其所取得的思想艺术成就，现实题材的“主旋律”影视创作就显得有些不尽如人意，数量少，质量差，除少数几部如《焦裕禄》、《龙年警官》、《孔繁森》有一定反响外，其他作品则因形象苍白而流于概念化。“主旋律”影视剧创作难，难就难在“概念化”的突破。影视艺术诉诸形象表演，以情动人，以形象感染观众，使观众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教化、移风易俗的力量要远远胜过政治宣教。但如果作品思想游离于形象之外，使观众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是在接受教育，这就使观众在观赏中有强烈的间离效果，这样的作品是缺乏艺术感染力的，久而久之，只会使“主旋律”作品失去观众。
在影视市场化过程中，观众已经具有了某种消费主动权，“主旋律”影视剧要争取观众，必须在创作中将艺术性、娱乐性放在与思想性并重的地位，必须把塑造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作为主要任务。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许多“主旋律”电影自觉采用了某些商业电影的叙事策略，呈现了“主旋律”电影商业化的趋势。应该肯定，“主旋律”电影的商业化不失为一种有益的探索。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商品经济使电影创作的类型化倾向已日趋严重，连带影响到影片中的人物形象塑造也流于肤浅，几近成为类型电影中的符号。如“试图完成灾难类型片与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主题的统一”的《紧急迫降》，影片过分注重灾难片中电脑特技的运用，宁肯用大量的时间和镜头“想象”两扬机毁人亡的空难，而放弃刻画人物在灾难中更细腻的表现，导致这部影片缺少艺术的感染力，总体艺术表现单薄。因此“主旋律”影视借鉴类型电影中的某些因素还是应该与影片的形象塑造结合起来，否则只会加重“主旋律”影视剧“概念化”的弊病。
二、社会责任感的选择方式
在创作越来越以娱乐和消费为目标的今天，现实主义作为一种美学理想和创作方式，在文艺创作中被认为是落后过时的东西，创作现实主义作品被认为是思想僵化的表现。尤其是创作贴上“主旋律”标签的现实主义作品，观众敏感于“主旋律”宣传教化标志，厌烦于“主旋律”作品常有的概念化倾向，对这类作品敬而远之。但是，有困难就有突围，艺术创作遇见的最大困难通过突破可能转换为成功的契机。《生死抉择》及《一代廉吏于成龙》的成功，对现实题材的“主旋律”的作品的突破提供了范例。
（一）《生死抉择》——“正因写实，转为新鲜”。
荣获2000年度“金鸡”“百花”最佳故事片奖的作品《生命抉择》是根据张平的长篇小说《抉择》改编的。对于《抉择》的评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评委会写下这样的评语：“《抉择》直面现实，关注时代，以敢为人民代言的巨大勇气和张扬理想的胆识，深刻地揭示了当前社会复杂而尖锐的矛盾，突出地塑造了在艰难抉择中维护党和人民利益的市长李高成的崇高形象，也比较充分地展现了广大群众和党的优秀干部与腐败势力坚决斗争的正面力量，给读者以正义必定战胜邪恶的信心。”
小说为改编提供了生活的深度、广度及有特色的人物形象，但在电影改编中，不仅要注意两种叙述语言的转化，而且思想意蕴及人物形象更需深入开掘。
对于这样一部关注现实，关注人民群众生存状态的作品，题材内容决定其应选取最适于表现生活的现实主义创作方式。《生死抉择》的导演于本正“产生了想把它拍成一部邪不压正、正气昂然的影片的由衷冲动”。他说：“电影必须对社会生活发生积极的推动作用，成为我们的艺术良心和贯穿始终的创作动机”在这种社会责任感的驱动下，他创作了这部“出自内心的社会体验和人生体验的作品”。
对一部影片进行批评，科学的方法应该是“历史批评”与“美学批评”相统一的原则，是用“社会学原则”与“美学原则”相统一的尺度，去检验一部影片的“思想深度”，这样，我们确立的评价标准就是：影片中的形象（人物形象）的生动性及其思想内涵的统一。
在过去创作此类颂扬正气、颂扬英雄的“主旋律”作品时，创作人员关注的往往是直接塑造英雄的高大形象，作品缺少荡气回肠、一波三折的过程，使主人公在观众眼中变成可望不可及的神，《生死抉择》对“主旋律”创作观念的更新突出体现为“写人”、“塑造人”的突破。作品不论正方、反方，首先写的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既去掉“光环”也抹掉“阴气”，不搞脸谱化。
影片塑造的正面人物李高成形象没有简单地直接去写他是一个反腐英雄，而是着意于塑造一个全面的人。在事业上他是一个有抱负的一市之长。市委书记杨诚跟他在山顶上俯瞰全城时说：“这座城市是你花了五年时间辛辛苦苦建成这个样子……”，李高成说“这离我心目中的城市，还远着呢。”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笔。这种公开张扬个人抱负、个人成就、个人目标的处理，是一种新的理念和新的性格的展示。在生活中他是一个充满柔情的丈夫，一个充满爱心的父亲，他与妻子相濡以沫，对弱智女儿舐犊情深。妻子和女儿为他过生日，他为妻子按摩腰，女儿作“我爱我家”的图画等情节均是小说中所没有的，这些细致的影视动作均为其性格增添了“人”的光彩。在剧作的开始，他无意中充当了腐败分子的“保护伞”，这是因为腐败分子利用了他对下级及同事的体恤与信任。当他逐渐认清自己安排好的中阳纺织厂的接班人们竟然是集体腐败典型，并以中阳厂为基地，结成了一个腐败之网，而他的妻子也被拉下腐败泥潭时，他内心的悲愤可想而知。李高成形象的崇高性、正义性就是通过奋力冲破这张网来表现的。当主人公决心反腐败时，没想到腐败竟然在自己的周围，自己的家里。揭露腐败分子不光要跟自己的老同事翻脸，还要伤害自己的妻子，伤害自己孱弱无助的女儿，还要毁了自己的家。
正因为电影写出了李高成充满人性的一面，渲染了其温馨的家庭氛围，主人公的境遇才更容易让人动情。最后，当他大义灭亲，将妻子送到检察院时，就更能体现出主人公的大公无私，对人民绝对忠诚，从而在艺术上更增添了感动人心的力量。
《生死抉择》的深刻之处还在于，写出了腐败分子的人之常情，为主要人物找到了犯罪的主要动机，他们有共性，也有个性，理由不同，却自以为合情合理。以郭中姚为例，他腐败的依据是“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他认为自己为国家贡献了许多，而现在得到的少，为安度晚年，只好自己去贪。他说：“我都五十八九的人了。都这把年纪了，该好好为自己考虑了。在这一点上，不管是厂长和市长都一个样！”
就作品揭示社会矛盾，抨击腐败现象的大胆与尖锐而言，《生死抉择》不及《抉择》深刻。但因为其形象塑造的成功，形象本身的认识作用和震撼力量引起人们去沉思现实生活中的腐败。这样一部介入生活、介入现实、发人深思的现实主义影视力作在今天的银幕上是鲜见的。“正因写实，转为新鲜”是鲁迅先生称赞小说《红楼梦》的评语，借此来肯定《生死抉择》，启示了我们的电影工作者：思想与艺术俱佳的现实主义作品是电影和电视艺术的真正出路。
（二）《一代廉吏于成龙》——“凡是历史的，都是现实的”
同样的题材可以有不同类型的表达方式。前些年，港台影视首开“戏说”“娱乐”风，大陆影视似乎从中得到了某种启示，“戏说”历史剧、纯粹娱乐片纷至沓来，《康熙微服私访记》、《大明宫词》、《还珠格格》等，其中当然不乏颇受百姓欢迎的影视精品。影视中历史叙事的多角度审美追求，无疑给艺术界带来繁荣，同时也带来有益探索。但是，如果影视剧群体地脱离生活，搜奇猎艳、探幽宫廷、粉饰人生，又必将使影视剧陷入没有思想灵魂的靡靡之音。
《一代廉吏于成龙》的编导也曾面临“戏说”与“正剧”的抉择，是做一个商人式的剧本生意人，还是做一个弘扬“主旋律”影视剧的高尚的艺术工作者，终于他们本着“对历史有一个交待，给今人一个启示”创作宗旨，选择了“正剧”形式去表现清朝“天下第一廉吏”于成龙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人生。这部剧的生命力就在于真实。当编导把真实的“正剧”这种模式“推到极致”，其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与独具魅力的人物形象恰恰成为了该剧的“卖点”。
如果说《生死抉择》的形象塑造还有些许“席勒化”倾向，《一代廉吏于成龙》，其朴实无华的人物形象则流露出摄人心魂的内在感染力。
于成龙为官二十余年，颇有一些传奇经历，但《一代廉吏于成龙》没有过分追求其传奇经历，相反，由于历史美学品格所决定，它致力于生活的艺术风格的追求。写他对百姓的同情和对贪官的憎恶，他对母亲的爱和妻子的情，写他和朝卿兄弟般的朝夕相处，写他的喜悦和痛苦，在现实生活流动中凸显个性。如此一来，他与其它有传奇色彩的“清官”面貌有所不同：他似乎没有包公那样的威势，也没有刘墉的机智，没有海瑞的深沉。他貌不惊人，甚至有点土气，但他乐于为老百姓做事，替百姓做主。由于把廉政做为自己的天职，于成龙以特有的认真和执着救民于水火。治理初见成效后，他又想民所想，急民所急，为恢复生产，他不顾冒犯国家律条，越界征讨。为减轻百姓负担，他坚决反对衙门征收“火耗”；他拒绝贿赂，甚至连正常的礼尚往来，也拒之门外。平时，他粗饭布衣，省下俸银支持义学；离开时，以一罐黄土留作纪念。这样的行为、这样的品格、这样廉洁奉公的为官做人，造就出于成龙独特的人格魅力，在真实的现实主义艺术氛围里，使观众的情绪，受到深深的感动。
历史永远是一面镜子。《一代廉吏于成龙》这部历史人物传记剧，成功地运用大量的、生动的、看似寻常而又不寻常的故事，对今人说明一个真理：只有象于成龙那样做好人，当好官，才会受到百姓的爱戴。
这种精深思想的传达，不是简单说教说能奏效的。创作者选择了直面历史、直面社会的现实主义创作方式，寓思想于形象之中，彰显了“反腐倡廉”的主题思想。
当银幕和荧屏充斥武打、清官、戏说乃至胡说时，《生死抉择》、《一代廉吏于成龙》选择“正剧”，选择“现实主义”，选择“主旋律”来发挥文艺作品的社会功能。这样的影视剧更显珍贵。真正的文艺从来不仅仅是娱乐，但也不只是宣教。时代呼唤思想精深、艺术精湛的“主旋律”影视剧。
收稿日期：2001-06-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