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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消费主义(consumerism)的含义，有种种不同解释。一种认为它是一种行为实践，是指一个物品消费日益增长的事实或实践(The Random House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1987)。另有认为它是一种来自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个基本教义，即把尽可能多的占有和消费物质产品作为其个人自我满足和快乐的第一位要求（威斯科夫，1978）。而笔者则以为，消费主义是一种以追求和崇尚过度的物质占有或消费作为美好生活和人生目的的价值观念，以及在这种价值观念支配下的行为实践。这就是说，消费主义既不是一种单纯的价值观念，也不是一种单纯的行为实践，而是两者的结合，其基本特征是既特别注重物质消费，又特别注重物质消费的象征意义。
消费主义在中国的表现
种种迹象表明，消费主义在我国也日渐萌出。从行为上看，中国消费主义主要限于部分高、中收入阶层，尚没有在整个社会普及，因为作为支撑消费主义的庞大的中等收入阶层尚未成熟。但从观念上看，社会上已经涌动着一股强烈的消费主义热潮。据对京津两地五百多个案例的消费主义调查，具有“非消费主义倾向”的为127人，占22.2%，具有“消费主义倾向”的为433人，占77.3%（陈昕，1997）。
在日常生活中，消费主义表现在衣、食、住、行、用等各个方面。
衣。衣服起源于保暖、遮羞功能，后来逐渐有了美化的功能。而消费主义却使衣服增加了一个炫耀和象征的功能，即某种牌子或式样的衣服能起到炫耀着装者或者象征着装者身份、地位、金钱的功能。也许，《华盛顿邮报》说出了其中的奥妙：“如果你谈论鞋的特性，你只需一、二双。如果你谈论流行样式，你就是在谈论无数双鞋子。”(Susan Long,1999:739)
食。在新的条件下消费主义把具有悠久历史的食文化发挥到极点，并走向畸形。对消费主义而言，吃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果腹，而是与服装一样为了获取其炫耀和象征功能。因此，社会上可见一桌莱的价格越来越高：千元宴太平常，万元宴不稀奇，十万元以上宴也已出现。据报道，深圳、杭州都曾出现每桌18.8万元、18万元的宴席，且深圳某人一次包了四桌这样的“豪华宴”。
住。随着城市化进程和人均收入的提高，中国人的住宅式样在改善，人均居住面积也理所当然地在提高。但由于住宅并不仅仅是供人栖身的地方，而且还是表达人们地位、身份的符号和象征，因而消费主义也已渗透在住宅消费方面，主要表现在有的人超出自己的实际需要和支付能力，片面追求面积过大或过于豪华的别墅。报道上说的一幢价值为1亿多元人民币的别墅，虽然仅此一幢，与普通消费者绝对无关，但它所传达出的消费主义信息确实令人感叹。
行。发达国家主要的交通工具是轿车，这是由于城市向郊区扩散、人们的活动半径扩大等原因造成的。但是，轿车的普及在相当程度上还与轿车所具有的符号或象征功能有关。法国哲学家列斐弗说过：“汽车是一种地位的象征，它代表着舒适、权力、威信和速度；除了其实际用途之外，它主要是作为一种符号来被消费的。”约翰·奥尼尔，1999:96）美国社会学家奥尼尔也指出：“汽车是一种象征性物品。……汽车不仅承载着它所承载的东西，它也承载着个人的意识形态。”（同上，1999:95）这种象征意义在轿车尚没有普及的中国特别明显。有的消费者超出自己的经济能力追随他人购买轿车甚至豪华轿车，结果连汽车贷款也偿还不出，这是当前消费主义在“行”方面的典型表现。
用。在“用”这方面，消费主义表现十分广泛，特别表现在广泛使用一次性用品。“一次性”的消费方式不仅仅表现在像一次性筷子、一次性茶杯、一次性塑料包装袋等早期典型的一次性用品上，目前还进一步扩展到一次尿布、一次性毛巾、一次性相机等。这就是托夫勒所说的“物：用完就扔的社会”。这种消费的实质是迫使仍具有使用价值的消费对象退出消费过程，作为废弃物被抛弃。我们并不认为凡是一次性特别消费都属于消费主义性质，在特定条件下，一次性特别消费有其合理性，但如果把一次性物品消费作为一种时尚来追求，那无疑属于消费主义范畴。另外，在中国的一些农村，尽管像洗衣机之类的家用电器实际上很少真正使用，但却很普及，这也是消费主义象征性消费的表现。此外，牛奶浴、黄金床等带有畸形消费性质的消费主义行为在中国也时常见诸于报端。
消费主义在中国的危害
《中国21世纪议程》早就指出：“中国不能重复工业化国家的发展模式，以资源的高消耗、环境的重污染来换取高速度的经济发展和高消费的生活方式。”（国家计委等，1992:43）在消费领域，中国只能依据自己的国情，走可持续消费之路，建立可持续消费模式。
消费主义不符合中国可持续消费模式，并产生了一系列危害。
第一，加速资源耗竭，加剧环境污染。在中国，由于人口增加和消费结构改善、消费水平提高，都会导致自然资源消耗量增加，而消费主义无节制的物质消费、一次性物品消费等会使资源消耗速度大大加快，并加剧环境污染。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人的消费水平必然提高而且也应当提高，但让中国与美国等国家那样普及轿车与别墅，这是中国的自然资源所不能承受的，因为中国的自然资源人均占有量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根据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发布的各国自然资源综合排序结果，我国自然资源总量在144个国家中属第8位，而我国的综合资源负担系数（我国自然资源所负担人口数量与世界平均值比较）为3，即我国资源负担的人口数为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显然，中国的自然资源和环境难以支撑消费主义带来的巨大压力；或者反过来说，消费主义如果不加以控制，中国可持续发展将成为泡影。
第二，不利于社会稳定。无论从整个世界看还是从一个国家看，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富裕者消费过多资源，就意味着贫穷者消费较少资源。从整个世界看，一方面是消费主义者的过度物质消费，另一方面是数以亿计的人仍然挣扎在贫困之中。实际上，在许多情况下，贫困就是人与资源环境之间的一种失调关系。贫困之所以与生态环境恶化密切相关，除了生态脆弱的自然因素之外，消费主义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超过了生态环境可以承受的极限也是重要原因之一。这就是说，富裕者的消费主义行为，其结果却主要由贫困者来承担。“这是极大的不公平，这对许多国家乃至全世界的和平和稳定也构成了威胁”（世界自然保护同盟等，1992）。现代社会的许多疾病（特别是所谓的“富裕病”）都与现代人的这种“生活水平提高”有关。消费者为他过度的饮食所支付的代价是肥胖、心脏病、脑血栓，甚至癌症。另外，消费主义为了实现其对物质的占有欲，往往必须不断地对物质产品进行更新换代，为此就必须拼命地去赚钱，占用了本来可以用来进行休闲、智力发展的时间，使身心疲惫不堪，背离了消费的根本目的。
最后，不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江泽民指出：“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仅要使人民物质生活丰富，而且要使人民精神生活充实。”（江泽民，1997）消费主义崇尚物质消费，使人陷入了异化消费，认识不到自己真正需求的境地。消费主义忽视乃至取消人们更多的非物质性（安全的、情感的、尊严的、审美的和自我实现的，等等），使人类本质上的多维性被简化为对物质的占有和消费这一单维性。物是人创造的，但在消费社会里，物包围人、困扰人，使人成了消费物品的机器，人被“物化”。片面追求物质消费的结果，会导致整个社会畸形发展——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相对低下的精神状态，突出表现在人们的幸福感降低、责任感降低、进取心减弱、精神颓废甚至道德堕落。这在某些西方国家表现得十分明显，中国应该引起高度警觉。
这里涉及到对消费主义的评价标准问题。如果以纯粹的经济增长为标准，那么，消费主义似乎也是合理的。因为消费能刺激经济增长。也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目前中国有不少人主张为消费主义正名，甚至把消费主义上升到爱国主义的高度（这种观点在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增长速度放慢时特别流行）。但是，问题在于，经济增长不等于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也不等于经济可持续发展，经济可持续发展也不等于经济、社会、自然相互协调的可持续发展。前面的分析已经表明，消费主义虽然一时有利于经济增长，但鉴于其存在的种种弊端和危害，我们应该努力控制消费主义在中国的蔓延。
中国应当控制消费主义
控制消费主义的基本环节是引导消费者。因为任何消费行为，最后都是通过消费者进行的。而且，由于消费会引导生产，如果每一个消费者都能从减少和控制消费主义的角度进行购买和消费，那么，消费主义就将彻底丧失其存在的基础。为此，我们必须尽量减少使用那些大量消耗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物品，如矿物燃料、纸张等等；我们要尽可能地减少以炫耀和攀比为目的物质消费。
消费者大众固然是消费主义的基础，但是处在分散和自发状态下的社会大众，只有通过教育，改变消费主义价值观，才能形成一股反对消费主义的强大合力。因此，要控制中国消费主义，前提是首先必须对消费者进行教育。消费者教育活动是一项系统的社会活动，教育主体大致可分成政府、社会团体、企业、大众媒体。在控制消费主义的教育中，政府和媒体应当担负起主要责任。
政府对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负有主要责任。同样，在消费领域，控制消费主义，建立一种与可持续发展相适应的可持续消费模式同样是政府的重要职责之一。政府应该在教育中纳入消费者教育内容，其内容主要应包括中国人口、资源、环境状况、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传统的节俭消费文化等，使消费者明白消费主义对中国的危害；教育的对象应该是个体消费者，特别是儿童、青少年和高消费群体，因为儿童、青少年的消费观念还没有完全定型，可塑性最大，教育效果最好，而高消费群体对其他消费群体具有消费示范作用，控制高消费群体的消费主义有助于控制整个社会的消费主义蔓延。
虽然消费者存在自由选择权，但消费者的意愿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大众媒体宣传的影响。报纸、广播、特别是电视、互联网等大众媒体在现代生活中的影响和作用日益增加，这些媒体传递的信息对人们的消费观念、消费方式起着导向作用。以往，各种媒体特别是广告在消费主义扩散中起了推波助澜作用。现代广告除了告知物品的自然效用以外。更多的是强调物品的象征意义（例如中国广告中经常使用的“成功人士的象征”“皇家气派”等等），并与企业的名称、商品商标等相呼应，使商品不再是简单的物品，而是成为一连串的象征符号。但是，大量的广告其结果实际上是通过反复说教，起到了兜售消费主义思想本身的效果（艾伦·杜宁，1997）。
因此，要控制消费主义，也离不开各种媒体的作用。媒体决不能屈从于商业利益，相反，帮助消费者树立新的消费观念并付诸于行动，是文化、出版、广播、电视等义不容辞的责任。在具体做法上，媒体可以开设专栏，聘请专家学者介绍可持续消费知识，剖析消费主义对人、自然环境和社会的危害等。这方面在国外有许多成功的例子：《为拯救地球你能做的五十件易事》已经在美国卖出了350万册，《绿色消费者》在英国也是畅销书。这些书籍向消费者提供了他们从前缺少的关于保护地球的各种实践方法和信息，引导公众应该消费什么，不应该消费什么，起到了很好的效果，许多消费者开始反对消费主义，进行简朴的生活。最近，中国也出版了一本《保护环境随手可做的100件小事》，这本书仍有现实意义，但遗憾的是，在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只卖出1万册。
通过教育，如果能使消费者认识到消费主义行为在给地球、给中国造成的危害及怎样避免它，那么教育的目的就达到了。“当大数人看到一辆大汽车并且首先想到它所导致的空气污染而不是它所象征的社会地位的时候，环境道德就到来了。同样，当大多数人看到过度的包装、一次性产品或者一个新的购物中心而认为这些是对他们的子孙犯罪的时候，消费主义就处于衰退之中了。”（艾伦·杜宁，1997年：103-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