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成败喜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关系论文,成败论文,喜忧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冷战结束后，国际社会为寻求建立国际新秩序已苦苦追索了七八个年头，而冷战后的国际新秩序却是千呼万唤不出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也在后冷战时期匆匆忙忙、踉踉跄跄地走过了这七八个年头。有西方学者称冷战国际体系的终结是现代国际关系史上的一次“大地震”。的确，两极对抗国际政治的终结无论是其形式、原因、内容及结果都对世界政治经济产生了巨大的震荡。在西方，尤其是英美国际关系学界，这场“大地震”同时引发了对国际关系的学科建设及理论发展的尖锐批判和深刻反思。一场“国际关系理论向何处去”的大辩论在西方国际关系学界热烈地展开。这场辩论中既有冷静而理性的思考，也有泼辣和无情的批判。它寻求重新评价国际关系理论过去之成败，审视国际关系理论现状之喜忧，探索国际关系理论之前景与再生。同时，对冷战后国际新秩序的求索也向国际关系理论提出了新任务、新课题。本文旨在追踪西方国际关系学界近年来这场争论的轨迹，评述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成败喜忧及其面临的新挑战。
孰成孰败？
一般认为，西方国际关系学这门学科的建立始于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传统欧洲国际体系的崩溃及现代战争的残酷性和摧毁性可以说是国际关系学诞生的“催产婆”。巴黎和会以后，英国威尔士大学学院于1919年设立了全世界第一个国际关系学讲座教授职位。本世纪20年代，伦敦经济学院及牛津大学也先后设立国际关系学讲座教授职位。英美大学普遍开设与国际关系有关的课程，后人所称的“理想主义”学派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逐渐形成。与此同时，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在伦敦的诞生和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在纽约的成立以及《国际事务》和《外交》两大季刊的出版发行，也是标志西方国际关系学学科建设的重要里程碑。在90年代的今天，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和美国外交关系协会既是半官方的政府外交决策的咨询机构，又分别成为英美两国学界组织协调国际关系中重大问题研究的核心组织。《国际事务》和《外交》这两份刊物则早已成为对西方国际关系研究及英美外交决策最具影响力的《旗舰》杂志。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只是到了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才获得了长足的进展。核武器的出现，冷战的爆发及两霸对抗的形成推动了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和发展。现实主义学派迅速兴起并取代战前的理想主义学派，从4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居绝对统治地位。60年代行为主义学派发起了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全面挑战，批判了传统国际关系研究的方法论，主张从数学、心理学、经济学、生物学及其它自然科学借鉴诸如数量分析、博弈论、控制论等分析方法，使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进一步科学化和现代化。70年代以后西方国际关系研究多元化局面的出现，以及80年代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大论战，虽尚不能说已在国际关系学界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气候，但各抒己见、各执其说已成大势。国际关系理论也似乎日趋严谨和深奥。
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深入推动了国际关系的学科建设。从60年代开始，国际关系学逐渐被普遍接受为西方社会科学中的一门独立学科。各种研究咨询机构纷纷成立，英美高校无不开设国际关系学课程。学科建设似乎成绩斐然。哈佛学者斯坦利·霍夫曼1977年不无自豪地宣称，国际关系学已成为“一门美国的社会科学”。更能说明问题的恐怕是国际关系学中次学科的出现和成长。50年代的战略学、60年代的外交政策分析学、70年代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以及80年代的国际组织机构学是国际关系学逐渐成熟、不断成长的标志。到80年代末，不少西方学者对这些成就不免有些沾沾自喜，洋洋得意。
然而，柏林墙的坍塌、冷战的结束以及苏联的解体对这些自鸣得意的西方学者却是致命的一击。原因很简单。由于当时国际关系学界普遍接受了一种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的假定，即以两极对抗为特征的冷战国际关系的永恒性，因此无论理论如何深奥，也不管国际关系学多么发达成熟，毕竟没有任何一位西方学者探讨过冷战可能结束的问题，更没有哪一家理论预测过冷战是否可能结束、以什么样的方式结束以及冷战后国际体系可能的结构和形态等问题。简而言之，1989年以前，冷战结束的问题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一个百分之百的“死角”。这里，发人深省的问题自然是：一、为什么西方国际关系学界竟未能预见到当代国际关系体系这样翻天覆地的变化？二、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误区在哪里？三、西方国际关系学界70多年来对国际关系的理论追求和学科建设到底成败如何？
90年代初，西方学者围绕上述这些问题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进行了回顾、反思和自我批判。1992年，美国学者盖蒂斯(John Lewis Geddis)在“国际安全”季刊上发表了题为“国际关系理论与冷战的结束”一文。他在文中尖锐地指出，尽管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已有数十年的历史，西方学者对国际关系未来的预测似乎并不比占卦的算命先生高明。国际关系理论界未能预见到冷战的结束及其形式不能不说是国际关系理论的一种失败。这种失败可归咎于两点，其一，国际关系理论的假设前提有重大误区；其二，理论探索的方法论有重大缺陷。盖蒂斯的文章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反思和内省的代表作。西方学者虽纷纷表示在许多方面与盖蒂斯不能苟同（如理论的成败及正确与否取决于它对未来预测的准确性），但又都承认现时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确有重大缺陷。不少人认为，未能对冷战的结束作出准确的预测固然暴露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薄弱环节，但并不足以说明国际关系理论的失败。用英国学者肯布思的话讲，“如果国际关系理论不能准确地描述、解释或预测‘冷战结束’这样重大的历史转折点，那么，它是不是也应该被埋葬在柏林墙的废墟中呢？”肯布思的答案是否定的。全盘否定数十年国际关系理论建设的成绩，有害无益。但他同时警告说国际关系理论依然“前途未卜”。
对国际关系理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也有犀利的批评。有人指出，冷战时期国际关系的研究，包括理论研究，过于强调为政策服务，特别是在美国。因而，大部分理论只是“解决问题的理论”(problem-solvingtheories)。也有人指责说冷战时期各种形式的现实主义主导了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使理论探索趋于僵化，这是窒息国际关系理论健康发展的原因之一。更有甚者，有人提出应全面抛弃国际关系的理论探索，因为“所有国际关系理论均已过时”。
是喜是忧？
因此，称西方国际关系学为一门“陷入困境的学科”没有丝毫的夸张。而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在对过去与现状进行反思的同时，仍然在艰苦地探索。新观点、新思路、新理论、新流派和新方法强烈地冲击着传统的理论，也丰富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内容和研究手段，但不免造成了国际关系学界前所未有的分裂现象。这些新发展和新动向究竟对国际关系理论的未来是祝是福，是喜是忧，学界颇有争议。
90年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一个特征是超越实证主义，所以有些英美学者也称90年代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进入了后实证主义阶段。后现代主义(post-modemism)、女权主义(feminism)、批判理论(eritical theory)和社会构成主义(social constructivism)等哲学思潮和分析方法在80年代已出现于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之中。但只是到了90年代西方学者对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特别是长期统治理论界的现实主义的批判和扬弃过程中，它们才在理论界形成独立的流派，并获得充分的发展。我们之所以称这些流派为后实证主义，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因为这些新流派的一个共同之处是拒绝接受在它们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实证主义的基本假设。这些基本假设包括，(1)就方法论而言，在自然科学领域使用的研究方法同样适用于非自然科学领域；(2)理论研究中价值和事实之间有明显的区别；(3)人文社会同自然世界一样，有其内在运作的规律性，理论研究的目的是“发现”这些规律性；(4)理论发现的真伪必须也只能通过不带价值判断的事实来辨别。
这样，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这些新流派试图彻底扬弃传统与主流。在提出人类认知的主观性、理论的相对性、男性世界观与女性世界观的差异等问题的同时，它们对奠定国际关系学基础的根本问题，如研究范畴、治学方法、语言规范等发起了全面的挑战，提出重重质疑。因此有人也统称这些流派为“反基础主义”(anti-foundationalism)。这里必须提及的是，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批判理论等早在70年代和80年代已经对西方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因而可以说，福科(Foucault)、哈伯马斯(Habermas)、格拉姆斯(Gramasci)等人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影响，已是珊珊来迟。
这些新流派的最大贡献是通过对传统的批判和扬弃，推陈出新，拓展了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空间，注入了理论探索的新思维和新视角，打破了国际关系理论一度由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垄断的沉闷局面，与冷战后国际关系学界的自我反思相互推动，促进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自我更新。
但另一方面，随着现实主义学派的衰落和上述各种流派的崛起，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出现了群雄割据，各霸一方的局面。因而，理论界对这种新趋势的发展褒贬不一。有人哀叹国际关系学科内出现了“无组织无纪律的分裂”，各学派之间的唇枪舌战已演变成为一场“不文明的内战”，这对国际关系理论探索有害无益；有人却认为多元化是国际关系研究健康发展的标志和希望所在；也有人批评新流派在方法论和认识论上对传统的扬弃非但无助于认识和解释日益复杂的国际关系，反而造成种种混乱。许多人认为学术界之所以在后冷战新时期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是什么、误区在哪里等问题上，分歧多于共识，亦应归咎于此；更有人指出虽然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等对传统理论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批判和扬弃，却不能提出一套自身的理论体系，所以充其量只是一种批判性的方法，而不是一种建设性的理论；还有人认为，由于这些新流派的崛起，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出现了一种“经院式”研究的趋势，有些学者故弄玄虚，为研究理论而理论，使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越来越脱离今天世界政治和经济的现实。
加拿大学者霍尔斯蒂对这种状况忧心忡忡。他认为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对本学科内部出现的新趋势、新流派和新发展作出如此大相径庭的反应及评价形同患了“学科精神分裂症”，是国际关系理论危机的一种表现。
这场争论谁对谁错，这些新流派和新趋势将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未来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会不会将国际关系的理论探索引入歧途，这些问题显然只有历史才能作出最后的答复。但有一点似乎是可以肯定的，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那种由现实主义学派独霸的大一统局面一去不复返了！而且也很难想象任何一种学派将来在此学科中建立相似的霸主地位。
新课题与新挑战
毋庸置疑，理论的探索离不开现时问题。由于冷战的结束使当代国际体系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自然也向国际关系的研究提出了新课题和新挑战。比如，就连战争与和平这一国际关系中核心之核心的问题也有了新的含义和新的内容。冷战的结束使军事集团或联盟之间发生了大规模战争，特别是核战争的可能性大大减小，对战争与和平研究的重点开始转向由民族、种族矛盾引起的内战问题以及可能由争夺资源引起的区域冲突问题。与此同时，和平的内容增加了。和平不仅仅意味着没有战争，同时也意味着减少冲突，增加和谐。对传统的安全概念重新定义及安全内涵的延伸反应了这种变化。军事安全只是安全的一个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经济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安全不仅仅指没有外来侵略，也指内部安定团结、经济繁荣等等。因而多边安全机制变得比双边安全条约更为重要。
后冷战时期战争与和平问题不过是国际关系研究面临的各种挑战的一个缩影。意识形态对抗的终结、军事对峙的消失、核战争的不可能性、世界经济的全球化、暴力流血冲突的地区化和地方化，凡此种种，无不向国际关系的研究提出新的课题。有趣的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和所谓“民主和平论”的提出以及围绕两论进行的争论恰恰集中表现了理论界对冷战后国际关系发展大趋势的困惑和迷茫。
再以有广泛理论意义的两个新课题为例讨论如下：
先是全球化。今天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已是老生常谈了。其实，全球化远远超出经济的范畴。国际政治的全球化趋势一方面表现在越来越多的问题需要全球范围内的国际合作来解决，比如环境保护问题。另一方面，各种超越国界的社会和政治运动及组织已经形成一种“全球政体”。国家已经不是其公民效忠的唯一对象。这种国际政治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由于高科技的发展和信息时代的到来大大加速了。那么，随着日益加剧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全球化，目前这种主权国家的政治形式是否已经寿终正寝？当今这种以国家为基本组织形式、以国家主权为基本组织原则的国际社会是否行将就木？将可能由什么样的政治实体取而代之？未来全球范围内人类的政治和经济活动又将以什么样的形式来组织？另一方面，如果传统的国家和国际社会继续存在，在组织形式和组织原则上应作哪些调整以适应全球化？这些都属于全球化对目前国际关系研究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
再以人道主义的干涉为例。从伊拉克到波斯尼亚，从索马里到卢旺达，联合国在冷战后或从维护国际安全出发，或以人道主义的考虑为由对有关国家进行了人道主义的干涉行动。国际社会似乎也已接受人道主义干涉的合法性。但在人道主义干涉后面的许多理论问题远未解决。第一，不干涉内政是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则。从理论上讲，任何侵犯主权的干涉行为，包括人道主义的干涉，都有悖于这一原则。怎样才能在理论上解决人道主义干涉的合法性与不干涉内政原则之间的冲突？第二，人道主义的干涉与不干涉内政原则之间的冲突实际上反映了国际社会两大追求，即追求国际秩序与追求国际正义之间的冲突。没有主权完整、互不干涉内政等基本原则，就无法建立基本的国际秩序。而追求国际正义却要求国际社会在人权受到大规模侵犯时（如南非的种族隔离）或在某国国内可能出现危及人道的灾难之前（如索马里）进行干涉，提供援助等。冷战时期与后冷战时期的不同之处是，冷战时期国际社会更强调秩序，而冷战后考虑更多的是国际正义。但两者之间的冲突并未缓解。第三，更深一层的理论问题是国际关系中的道德考虑问题。铁杆的现实主义者，如乔治凯南等，要么矢口否定对外政策中应有的道德考虑，坚持国家利益至上；要么宣称冷战时期美国对外关系中最重要的道德考虑就是遏制共产主义。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关系理论重新开始研究国际关系中的道德考虑问题。人道主义干涉合法性的判断中就包含着许多国际道德方面的考虑。
综上所述，冷战的结束以及后冷战时期国际关系的变化是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无情挑战。冷战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历程既包括自我反思和自我批评，也不乏自我更新和自我创造。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过去七八年蹒跚的轨迹既反应了西方国际关系学界的困惑和迷茫，也说明冷战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向何处去的问题远未解决。（截稿日期：1998年4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