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梁漱溟文化哲学思想述评
金鑫 韩莹
（沈阳师范大学 辽宁 沈阳 110034）
[摘 要] 作为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梁漱溟的文化哲学思想始于其对人生问题和中国社会问题的追问和反思，他将文化与生活紧密相连，认为生活意欲的殊异决定了文化路向的不同，主张文化非调和论，中国需走孔子的道路才能实现文化的复兴，而世界未来的文化即是中国文化的复兴，他倡导乡村建设，致力于其文化哲学思想的具体实践。梁漱溟的文化哲学思想对科学把握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关系，实现传统文化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及“以文化人”的任务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关键词］ 梁漱溟；文化哲学思想；述评
梁漱溟是我国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梁漱溟一生以生活问题为导向，致力于对人生和中国社会问题的探索。他对东西文化论战所作的贡献及对中国乡村建设的探索与创新，对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梁漱溟文化哲学思想研究现状
梁漱溟的文化哲学思想自提出开始就受到了各界热议，对其文化哲学的研究也持续了近一个世纪。
从国外来看，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教授艾恺，他在梁漱溟研究上堪称第一人，他在1979 年出版的代表作《最后一个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中，从历史学角度对梁漱溟的人生经历、思想的形成、内容和实践进行阐述，称其为“最后的儒家”，认为他是20 世纪中国为数不多的经得住时间考验的思想家。艾恺另著有《南京十年的乡村建设》、《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思潮》。美籍华人学者周策纵在《五四运动史》一书中站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背景下对梁漱溟的东西文化观进行评述，认为“梁漱溟是在理论上系统捍卫儒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第一人。”[1]
从国内来看，关于梁漱溟本人的著作集主要有《梁漱溟全集》。关于梁漱溟的主要研究著作有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王宗昱《梁漱溟》；郑大华《梁漱溟与现代新儒学》《梁漱溟学术思想评传》《梁漱溟传》；曹跃明《梁漱溟思想研究》；景海峰、黎业明《梁漱溟评传》等等。
近十年来，关于梁漱溟的著作主要有口述整理、自述、摘录、传记等形式。如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的《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艾恺编《吾曹不出 如苍生何：梁漱溟晚年口述》；艾恺编《我生有涯愿无尽：漱溟自述文录》；由其子梁培宽整理编辑的文稿《我们如何拯救过去：梁漱溟谈中国文化》；《梁漱溟日记》；梁培宽、王宗昱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梁漱溟卷）》；白吉庵编著《梁漱溟访谈录》；梁漱溟在山东进行乡村建设运动时期，每日朝会上的谈话辑录《朝话》；李渊庭、阎秉华编著，记载梁漱溟社会活动和学术活动，摘录生前所发表的文章或言论的《梁漱溟年谱》；艾恺编《我们从何处来？—梁漱溟晚年口述》。研究梁漱溟思想的著作主要有郭齐勇、龚建平《梁漱溟哲学思想》；马勇《梁漱溟传》。
改革开放的深刻性在于它不仅仅是一个时代的实践，更是为了推动时代而进行的实践，所以改革开放是开创时代的伟大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指出： “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1]改革开放是时代与发展的契合方案，对时代诉求的积极回应必须通过不断地深化改革、对外开放，而这种对时代要求的满足恰恰就是发展要义。实践的结果恰恰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中国的发展进入新时代。改革开放的实践始终在路上，并且不断走向更全面、更深化之处。
研究梁漱溟思想的论文数量较多，产量较多且质量较高的如：四川大学罗志田于2016—2018 年共发表相关文章17 篇；华东师范大学顾红亮于2010 年—2018 年共发表相关文章6 篇；中共中央党校张城2014 年—2018 年共发表相关文章6 篇；黑龙江大学柴文华2010 年—2018 年发表相关文章3 篇等等。从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方向上看，一是关于文化的内涵和发展方向的研究，如罗志田《文化翻身：梁漱溟的憧憬与困窘》中探析了梁漱溟面对文化翻身的失语而提出的“向东走”口号，重构自我表述的文化主体；苏磊《人生观启蒙与中国现代性问题的解决——梁漱溟文化观透视》论述了文化发展的根源在意欲，世界文化的发展要以解决人生问题为核心；李建美、王继平《梁漱溟东西文化观的基本建构》阐述了梁漱溟从文化生活与意欲、中西文化非调和、宗教出世倾向及未来趋向、生活三路向及世界文化的未来进行东西文化观的建构。二是对其新儒家思想的论述，如顾红亮《梁漱溟的儒家修养话语体系》中阐述了梁漱溟注重并力图超越儒家修养观，启发普通民众身心的观念；柴文华《梁漱溟对孔子思想的解读和转化》中认为梁漱溟以改良态度对孔子思想重新解读，构建自己的儒学体系，在一定意义上对儒学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张舜清《梁漱溟生命儒学的现代意义与启示》认为梁漱溟受西方生命哲学影响，“生”和“仁”的概念对儒学进行创造性诠释，为儒学的现代转换提供启示；祝薇《以道德代宗教——论梁漱溟的宗教观》阐述了梁漱溟所述的儒学和宗教的关系，诠释了“以佛教释宗教”“以道德代宗教”的宗教观。三是对文化哲学实践的研究，如杨孝容《梁漱溟在重庆北碚的文化教育活动》《梁漱溟乡村建设理念及其在重庆的影响》主要论述重庆乡村建设思想及实践；李红辉、梁生《梁漱溟乡村建设的核心内容及意义》总结了其在广东、河南、山东等地进行乡村建设实践的成功经验。四是对梁漱溟的教育、政治、心理等其他思想进行研究，如张城《重审现代政治思想史中的梁漱溟——思想困境及当代启示》中认为梁漱溟一直立足国情，坚守社会立场，致力于社会运动，为当代市民社会发展提供有益借鉴。硕博论文多从梁漱溟思想的微观研究或比较的视野展开论述。
总体来看，近十年来对梁漱溟的研究主要从整体研究转向专门研究和微观视角。
六是实验室安全运行和规范管理还有待完善。计算机实验教学中心安全制度、设备使用与管理制度、设备维修预审批制度、实验室开放制度等还有待完善。
二、梁漱溟文化哲学思想述评
中国的文化哲学诞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端，以东西文化之争为源。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梁漱溟发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一系列演讲一方面对东西文化观进行创造性的诠释，另一方面有力捍卫了东方文化和儒学。同时，他在山东等地进行的一系列乡村建设运动，也让我们对其文化哲学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一）东西文化观的基本架构
1.意欲与文化的三路向。梁漱溟深受伯格森生命哲学的影响，对文化理解的特别之处就在于结合生活来谈文化。他认为文化就是人类生活的样法，“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1]文化“不过是那一民族生活的样法罢了。……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will）。”[2]6即生活的根本在意欲，把“意欲”视为文化形成的内在动因，意欲不同则决定着不同民族的文化呈现出不同的文化特质。他认为人类的生活无外乎三个路径：一是向前面要求；二是对自己的意思变换、调和、持中；三是转身向后去要求。
意欲向前要求的即西方文化；意欲调和、持中的即中国文化；意欲反身向后的即印度文化。西方文化持奋斗和开拓的生活态度，“意欲向前”的要求是作为人的基本需要，即衣食住行和繁衍的需要，为了征服自然并满足自己的这些需要，西方文化的科学、民主的特质便沿着这种意欲发展起来。而对于“意欲调和”的中国文化，其“意欲”是追求感情上的满足，追求生活上的随遇而安，既无意于征服自然又渴望与自然相互融合。所以中西文化是“路向有别而并无高下之分”。而印度文化的“意欲向后”，是意欲回复到自身去寻找自我的否定，“遇到问题他就想根本取消这种问题或要求。”[3]33认为印度文化不如中国和西方，是宗教文化的一种畸形发展。
梁漱溟在对中西印三大文化的比较基础上，认为中西文化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但是在发展阶段上来看，中国文化处于高一级的阶段。因为西方文化是为了解决征服自然的生存问题，中国文化着眼在精神世界的道德问题，道德问题要比生存问题更高一等，最后印度文化解决的是死亡之后的出世问题。
2.中西文化非调和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关于东西文化的论争一度成为焦点。在讨论中国文化是要“连根拔去”还是可以“翻身”的时，梁漱溟认为胡适等人认为的中国在精神方面比西方有长处的说法是“含混不清、极糊涂、无辨别”的观念。他认为，人类生活无外乎三方面，精神生活、社会生活、物质生活。通过这三方面来观察对比东西文化，在精神生活方面，从宗教和哲学上来看西方人比我们多进了一步，中国人还在未进状态；在社会生活方面，西方的政治制度、家庭和社会的进化和发展都超越了东方，而中国仍是古代未进化的状态；在物质生活上中国更是落后于西方。因此一般人认为东方在政治制度、物质文明方面不及西方，但精神方面要强于西方的观点是含混不清、全然不对的。
梁漱溟认为西方意欲产生了科学和民主两种态度，西方是由科学的方法去求知识，中国是由玄学的方法去求知识；西方讲究大家的事大家参与决定，个人的事个人自己决定，先有个体的个性伸展才有社会组织的建立，而中国是服从于个人而形成专制；从道德角度看，西方人重视公德，而中国人因传统社会缺乏公共生活而缺乏公德。由此看来，东西方文化有着巨大差距，不是随便融合便能解决中国的问题的，“大家意思要将东西文化调和融通……像这样糊涂、疲缓、不真切的态度全然不对！”[3]62梁漱溟并不否定学习西方，认为西方文化的确要学，但简单地套用西方办法解决中国的事情是无用的，“这些东西有他的来历（西方化），不是可以截蔓摘果就挪到自己家里来的。”[3]22“师夷长技以制夷”“中体西用”“立宪共和”的失败即是最好的证明。
梁漱溟认为中国近代灾难和社会问题的根源在自身的文化失调和文化危机。而解决中国的文化问题，要靠文化建设。一方面由于几千年来形成的政治上消极无为的状况，中国建设不能走自上而下的路，而要通过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开始。另一方面，中国社会以乡村为基础，乡村人口占据中国大部分，乡村人口的生活方式及文化素养是中国社会的真实写照。所以他把中国文化复兴的命运寄托在农民上，中国文化建设要从乡村建设开始，而乡村建设并不是消极救济，“更要紧的还是在积极地创造新文化。”[2]95
面对人生问题，梁漱溟选择了佛家为自己超脱，而对于社会问题，他认为佛教消极避世，无法提供向上的精神动力，与当时的中国状况并不相适，需由儒家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同宗教一般的具奠定人生勖慰情志的大力，却无借乎超绝观念，而成功一种不含出世倾向的宗教；同哲学一般的解决疑难，却不仅为知的一边事，而成功一种不单是予人以新观念并实予人以新生命的哲学。这便是什么路？这便是孔子的路……”[3]210
（二）新儒学思想
儒学与宗教有所不同，宗教关注的是生死问题，表现的是奉神的教戒，罪福观念等。而孔子虽被世人称之为圣贤，却不是超自然的神，而是实实在在的人，儒家学说也并不会引导世人去追求“天堂、净土”，而是高扬理性主义精神。梁漱溟举费尔巴哈《宗教本质讲演录》的例子说明“宗教总脱不开生死鬼神这一套的，孔子偏不谈它。这就充分证明孔子不是宗教。”[3]197梁漱溟认为，儒学具有普遍的价值，一般人理解的孔子并未触及其本质，因此，在“打倒孔家店”等反孔言论甚嚣尘上的年代，对孔子精神去伪存真，才能形成对孔子的正确态度，既不能盲目遵从孔子，也要避免假借孔子之名的伪儒学。梁漱溟以敢为天下先的气魄道出“孔子之真若非我出头倡导，可有哪个出头？”[2]93
至于如何将科学与民主用于中国，随便调和是“全然不对”的，仍须由生活态度入手，三种生活态度对应三种文化，意欲向前要求的即西方文化；意欲调和、持中的即中国文化；意欲反身向后的即印度文化。生活的三路向，反应出他对世界文化未来发展的理想图景的期待与憧憬。他认为，人类文化的演进要从解决人类生存问题，到解决道德问题，最后到解决死亡问题，故世界文化要按照从西方文化到中国文化，最后到印度文化的顺序进行演进。人类文化的演进，都必须要从第一阶段开始，中国和印度文化并非不好，而是在未走第一阶段道路的时候，就去走第二、第三阶段，即成了所谓“人类文化的早熟”。按照这种发展规划，梁漱溟认为西方文化走的是正确的道路，由于西方已经在物质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故需要在精神上与之物质文明相匹配，所以要由西方态度转为中国态度。“西洋文化是从身体出发，慢慢发展到心的，中国却有些径直从心发出来，而影响了全局。前者是循序而进，后者便是早熟。”[3]50既然中国“早熟”的文化已经越过了第一阶段，所以应该重新回头经历一遍。故中国应该“第一，要排斥印度的态度，丝毫不能容留；第二，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就是对其态度要改一改；第三，批评的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2]227最后，梁漱溟提出中国应有的态度是孔子之所谓“刚”，“要大家往前动作，而此动作最好要发于直接的情感，而非出自欲望的计虑。”[3]202他提倡再创“讲学之风”，昭苏中国人的人生态度，才能真正地吸收科学和民主精神，才能弥补中国的“文化早熟”，才能复兴中国文化，并认为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
Toshima等[55]利用枇杷叶与绿茶制成一种发酵茶，这种茶的水提物的浸膏可以有效抑制α-葡萄糖苷酶的活性，对麦芽糖喂食的大鼠表现出抗高血糖作用。Shih等[56]用高脂肪含量食物喂养小鼠10周，然后喂食枇杷提取物，4周后发现实验组小鼠高血糖、高血脂及高胰岛素的状况得到显著改善，并且小鼠体重显著降低。Tanaka等[57]通过两种喂药方式评价枇杷核的降血糖作用，结果显示，两种喂药方式都能显著降低KK-Ay小鼠的空腹血糖水平，并表现出良好的葡萄糖耐受性，但对甘油三酯及胆固醇水平无显著影响，原因可能是枇杷核是通过改善胰岛素敏感性而不是调节脂质代谢来达到降血糖的作用。
梁漱溟作为早期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早期潜修佛学。关于何为宗教，梁漱溟认为宗教“都是以超绝于知识的事物，谋情志方面之安慰勖勉的。”宗教以超绝和神秘为特征，并从佛教中剥离出“安慰勖勉”来揭示宗教的本质，当人们遇到人生问题无法从理性的角度思考和解决时，就只能用非理性的、神秘的方法来减轻自己的苦恼，从人生意义上来看，梁漱溟高度认同宗教。
何为儒学的根本精神？第一，梁漱溟说孔子讲的是“老老实实的生活”，“没有别的学问”。说孔子的人生哲学就是以“生活为对，为好的态度”。[3]3第二，说孔子最重要的观念是“仁”，《论语》讲“仁”有上百次，多达五十八章。梁漱溟并不赞同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所说的“仁就是理想的人道，尽人道即是仁”的说法认为，孔子所谓“仁”，是一种合乎生活本性的“敏锐的直觉”。从本质来看，“仁”还是他所表述的“生”的道理。第三，说孔子“生活上最昭著的彩色是‘乐’”，“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等。
本研究共发放152份问卷，采用留置问卷的方式，3天后收回问卷130份，剔除无效问卷，共获得121份有效问卷。
梁漱溟在中国传统文化及儒教受到强势批判之时积极思考儒学内涵，创造性地进行诠释，有力捍卫了儒学。他说“儒家没有什么教条给人；有之，便是教人反省自求一条而已。除了信赖人自己的理性，不再信赖其他。这是何等精神！……”[3]125
大事记有明确的收录标准和范围。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论述大事的标准是:“专取有关国家兴衰,系民生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与我们现在说的志书年鉴的资治、教化、存史的作用相类似。具体说，大事记的收录内容主要包括:行政区划的改动、机构的重大变化；重要政策法令的颁布实施，重要会议，主要干部的更迭；重大改革变革；重大工程建设；著名人物的活动；重要科技发明、科研成果和各条战线上的突出成就；严重自然灾害和重大事故；在本地首次出现的新事物；全国性大事或外地大事对本地区的重大影响等等。
（三）文化哲学的实践探索——乡村建设
梁漱溟致力于乡村建设，是基于他对中国现实的深刻认识及对中国问题的上下求索。梁漱溟说自己不是“为学问而学问的”，而是生活在动荡的年代，感受到中国的问题并为之困扰，立志要解决中国的问题，从而才追根到中国的文化，因此他自称为“社会改造运动者”。
眼前的画面虽然壮观，但由于光比过大，对于相机的宽容度是个非常艰巨的考验。松下G9相机采用了2030万像素的数字传感器，由于无低通滤镜的设计，让其可以提供清晰的图像品质和超高的动态范围。在保证高光光束不溢出的情况下，榕树下暗部细节得以完整保留，让整个画面看起来层次丰富，即便放大仔细品味细节依然值得回味。
精选精矿与扫选精矿合并可得最终精矿，最终精矿品位64.15%，产率87.63%，回收率92.47%；尾矿品位37.01%，产率12.37%，回收率7.53%。
3.世界文化的未来。梁漱溟对西方化的根源进行深刻研究，认为“所有的西方化通是这‘德谟克拉西’与前头所说‘科学’两精神的结晶。”[3]222科学与民主正是中国在现代化发展中所没有却十分需要的东西，也正是新文化运动所呼唤、倡导的精神。梁漱溟并没有拒斥科学与民主，相反，认为这两种精神确是中国所需要的。
对于如何进行乡村建设，如何创造新文化，梁漱溟认为乡村建设的诸多事宜中，如改良农业、办合作社、办乡村教育等最要紧的是“农民自觉”和“乡村组织”，所谓农民自觉就是“乡村自求”，使农民知道要靠自己去奋斗。所谓乡村组织是解决如何奋斗的问题的，要靠大家齐心协力共同奋斗。他还指出了乡村组织的具体办法—村学乡学，其目标不单单是自治、自卫，而是“大家齐心学好向上求进步”，主要工作必须是充实而有意义的事情，主要有两项，一是进行生活教育，让成人、妇女、儿童等所有人都有参加社会生活的能力；二是倡导社会改良，兴办各项具体事业。村学乡学可由四部分人构成，学众即所有人，学长即品德最高尚尊贵的人，学董即有办事能力的人，教员即辅导员、乡村运动者，每部分人各司其职，发挥其用。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梁漱溟在广东、河南、江苏、山东纷纷进行了乡村建设运动，其中以山东邹平乡村建设效果最佳。为了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和水平，邹平成立了经济合作社，经济合作社的产生使农民能够将生产联合起来，增强了抵抗风险的能力，农民对此广泛好评。设立金融流通处，农民可在此存款，也可以集体的形式进行借款以发展新式的农业生产。成立“乡村改进会”“忠义社”等组织，清除打架、吸食鸦片等陋习。这些村学乡学组织的建立一定程度上培养了农民的集体意识。另外，梁漱溟想用乡约礼俗代替法律，希望依靠农民从消极被动到自觉自醒的转变形成新的文化运动，从而改变乡村乃至中国的面貌。这一设想由于有着比较明确的目标和较为系统周密的理论方案，所进行的实验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良好的成效，然而这离梁漱溟所期望的目标还相差甚远。后来由于日本人入侵山东，乡村建设工作开始走向寿终正寝。
（四）影响与评价
“作为一个产生于20 世纪20 年代的思想文化派别，现代新儒家试图通过发动一场儒家复兴运动来使我们民族摆脱近代以来所遭遇的文化危机。”[4]梁漱溟作为现代新儒家的代表，学界对其有着广泛的评价。艾恺认为之所以称其为“最后的儒家”是因为“在近代中国，只有他一个人保持了儒者的传统和骨气。”[5]郑大华认为“梁漱溟是现代新儒家的开启者。”“他具有‘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强烈使命感和道德忧患意识。”[6]郭齐勇认为“梁先生文化比较中的漏洞和矛盾，实际上是中西文化冲突、融合和与中国文化新旧嬗替之际，中国知识分子理智与情感的矛盾心态的反应。梁先生的贡献，即通过他敏锐的心思，把上述问题提了出来，把上述矛盾凸显了出来，尖锐化起来，给人们进一步反思提供了思想起点。这是十分了不起的功劳！”[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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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的文化哲学思想是基于人生问题、社会问题以及文化问题的思考，对东西方文化进行系统的比较分析，以探寻中国文化的未来。他以其独特的视角在人们盲目推崇科学与民主之时给予了客观的、创造性的分析，使得后期对于东西方文化的论战更加激烈，引起学者们对历史与现实问题的追溯和更加深刻的思考，促使对于是否要学习西方的科学与民主及如何学习展开了重新的审视和思考。他坚定不移地宣传自己独具一格的思想，坚持捍卫中国传统文化和儒学，对后续研究东西文化及中国文化未来的发展提供了权威和独特的借鉴。
然而反思其说，梁漱溟的论述却也不免带有主观臆想的色彩。梁漱溟的分析是在认真考察东西方的客观状况得出的，其文中有大量实例作为支撑，视角相对客观。同时他也指出简单归结于客观是否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他更强调精神的能动作用，认为物质生活的欲求归根到底是出在精神上，这一点上是与历史唯物主义截然相反的。且他对于三种文化的转化，虽是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解释，但其实是主观臆想出来的，说服力不强。如艾恺所述“虽然，梁漱溟相信它全面考察了最主要的西方思想家，但实际上它的‘客观的证明’只不过是对他碰巧知道的西方思想和思想家的一种最主观的诠释。”
另外，三大文化路向问题终归于文化的融合问题。梁漱溟巧妙地避免了中西文化孰优孰劣的争执，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开篇就反对文化的融合，认为“随便持调和论的不对”，而结论上却陷入了一个矛盾的困境，即要“批评地把中国原来的态度重新拿过来”“对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变过”。这种中国的态度加上西方文化的内容，其实质还是中西文化的融合互补问题，仍然是对“中体西用”模式的探索。
此外，梁漱溟的文化哲学思想具有很深刻的现实意义。中国文化的“早熟”启示我们，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发展，必须与基本资源、军事力量、经济力量、科技力量等硬实力结合起来，“软实力赖以产生并发挥作用的基础是硬实力，没有硬实力，就没有软实力。”[8]另外，传统文化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免具有时代局限性，我们必须“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进行正确取舍……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9]这也是梁漱溟文化哲学思想的最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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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 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13.
[中图分类号] B2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A 1672—4496（2019）03—107—06
收稿日期： 2019-7-8
作者简介： 金鑫（1982-），男，辽宁沈阳人，汉语国际教育和英语翻译（口译）双硕士，沈阳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华优秀文化对外传播、汉语和英语国际化教学方面的研究；
韩莹（1976-），女，辽宁沈阳人，国际商务硕士，沈阳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商务英语教学及翻译的研究。
责任编辑 李 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