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结构的历史变迁与新型的日常生活世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常生活论文,中国社会论文,结构论文,历史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日常生活指的是人类自在的类本质对象化活动，它包括非自觉的日常生产活动、日常交往活动和日常观念活动。日常生活世界就是由这些非自觉的活动所构成的结构领域，它是日常生活的社会表现形式。非日常生活指的是人类自觉的类本质对象化活动，它包括自觉的经济、政治与文化活动。非日常生活世界便是由这些活动所构成的结构领域，它是非日常生活的社会表现形式。两类生活构成人类活动，人类社会的基本构架便是这两类生活世界及其相互作用形式。一般来说，人类社会的发展的本质表现为非日常生活世界的不断扩大及其所引起的日常生活世界的不断缩小。但是，在相对静止的社会历史阶段，两类生活世界必然保持某种平衡。因为，如果日常生活世界过于强大，社会便难以发展；如果非日常生活世界过于强大，则可能破坏社会稳定的基础，而且会使社会生活的个体丧失“家园”。因此，两类生活世界的平衡关系只能被理解为动态的平衡关系。这种关系的最佳状态，可借用目前比较盛行的概念，即“良性互动”。基于这一理论构想，本文试图从两类生活世界及其结构关系在中国历史中的变迁以及现代化的客观要求两方面，探寻日常生活世界的可能样态，以求对其在现实中的重建有些具体的把握。
二、历史的回顾
中国自进入文明时代，已经历传统社会与计划经济社会两个历史阶段。在这两个历史阶段中，两类生活世界及其结构关系呈现出既相异又相似的格局。
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生产工具粗糙，人力和畜力是劳动力的主要成份，生产对象便是土地。社会分工极不发达，社会生产力水平及规模相当低下，一家一户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社会经济活动的主要形式。这种生产活动方式，也可能会产生风险，但由于其风险多来自于自然灾害，而自然灾害是这种生产方式以及在这种生产方式下活动的人所无法排解的，因此，这种风险并不能产生较为明确的风险意识，也不能刺激产生改变生产方式的自觉意识。这种生产方式的继承也需要新的劳动者有一个学习的过程，但由于生产方式本身并不复杂，再加上它融入人们的生活习惯，所以也勿需生产者具备明确的自觉意识。总之，这种生产方式的运作属于日常生产活动。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日常生产活动不仅担负着个体生存及再生产的任务，同时还为社会再生产提供必备的物质生活资料。换言之，在这种社会条件下，非日常的经济活动只占有从属的地位。实际上，除了规模低下的手工业和商业活动中含有非日常的成分外，只有大规模的兴修水利活动勉强算得上自觉的经济活动。
以日常的物质生产活动代替自觉的经济活动，这一状况最显著、最直接的结果就是人们之间交往关系的无机性以及日常交往与政治活动的同质性。马克思的“土豆与麻袋”的比喻已广为人知，这一比喻形象地说明了这种“无机性”的实质。人们的交往关系存在的根据在于它一方面是生产过程中的必然联系，另一方面在更为广泛的范围内维护社会秩序，谋求社会整合。由于日常的物质生产活动和经济活动形式的合一，日常交往与政治活动便只能具有同质性。既然日常的物质生产活动形式等同于经济活动方式，而且皆不能为交往关系、社会整合提供有机的联系，那么，社会整合只能依靠强力以及日常生产活动所包含的人口繁殖过程中的联系。中国传统社会历代王朝的建立和维护无不具备强力整合的特征。人口繁殖过程中的联系无外乎就是血缘关系、家庭关系、家族关系与伦理关系。将家庭关系、血缘关系中包含的伦理准则上升为政治原则，确如梁漱溟先生所言，乃是“中国文化要义之一”，而这一要义所反映的还应包括日常交往与非日常政治活动的无机性与同质性。如果说在日常交往范围内，这种无机性由于受到血缘关系以及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方式所掩盖的话，那么在本应该属于非日常的政治范畴——国家内，将君臣比附于“父子”，将不具备血缘关系的人比附于“兄弟”，虽然出于社会整合之必要，也凸显了人们交往关系“无机性”之实质。两类交往关系的同质性则不仅表现于共同的工具伦理上，而且，族权与王权也是“一以贯之”的。两类交往关系的无机性与同质性，所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日常交往活动与非日常政治活动的浑然一体。
日常生产活动占主导地位以及两类交往形式浑然一体，这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结构形式。这一结构形式必然反映在其观念层面上，其结果就是日常观念活动的主导地位及其与非日常的文化活动之间缺乏必要的间距与张力。上文述及的小农生产方式、以伦理代政治、家族制度与王权体制的同质是其外部表现形式。这就使得伦理、家族制、习惯、习俗基本上构成社会生活个体“社会化”的极限。日常思维几乎成为一切社会活动的思想工具。观念层面的自在性又与结构层面的自在性互为因果，构成一个封闭的自足的领域。这一状况吞噬了“自为的文化”发展成熟的契机，从而使“现代性”所包容的一切文化要素不能在中国自发产生。
日常生产活动为个体生存及再生产、同时为社会的持续提供必备的人口与物质生活资料，两类交往形式的合一以及日常观念活动占主导地位，这一切都说明了在中国传统社会，非日常生活世界过于弱小，两类生活世界呈现出“领域合一”的未分化的局面。这一局面集中地表现在全功能型的家庭、家族不仅是日常生活世界的基本样式，而且也是非日常的政治国家的蓝本与母胎。
日常生活世界占主导地位必然侵蚀非日常生活世界的发展成熟，以个体生存与再生产代替社会的再生产只能形成“无社会”的国度。这样，一切具有“社会化”形式的自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活动便不可能彰显，从而使得国家缺乏社会性力量的支撑，国家遂沦为日常生活世界的工具。国家的这一沦落造就了日常生活世界具有双重的社会表现形式，即家族和国家，而另一方面，却使得其自身的力量过于单一、薄弱。所以，传统的国家在资本主义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不堪一击，中国近代社会迅速四分五裂。鸦片战争后的几十年里，中国社会的非日常生活世界有了较大的发展，但由于它一方面未能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再加上它对资本主义世界的依附性，所以促使社会重新整合，谋求国家独立的力量，从根本上来说，只能来自于日常生活世界。我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力量在于接受共产主义洗礼的农民以及农业生产方式所提供的物力，其成功之路只能是“农村包围城市”，这一切都具有历史的必然性。新民主主义革命将“救国”摆在首位，然而，它并没有放弃“图强”的使命，并没有放弃对非日常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活动的自觉建设。社会主义建设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逻辑延伸。实际上，在建国后与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非日常生活世界得到了极端的发展，两类生活世界呈现出新的结构形式。
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地组织生产、实施分配是“计划经济”的基本含义。这一经济形式扩大了生产的社会化程度，提高了生产力水平，它既为政治国家、同时也为社会生活的个体提供必备的物质生活资料。这就使得传统的日常的物质生产活动失去现实存在的可能性，“家族制”失去了一个基本支柱。这种经济体制的运作必然要求将全社会的劳动者纳入具体的经济组织之中，同时将经济组织层次化、行政化，并且将经济及政治生活的一切权力汇集到一个最高的中心。这样，日常交往活动便既无必要为社会生产提供秩序，同时也不再可能为社会整合分担责任，“家族制”便又失去了一个重要支柱。这两个硬性支柱的丧失必然导致家族观念、伦理原则等软性支柱的覆灭，从而导致道德资源的大量流失，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出现以政治取代伦理的现象。传统的日常生活世界似乎已土崩瓦解。
然而，由于日常生活世界与非日常生活世界具有多方面的内在关联以及它的诸多的社会文化功能，使得日常生活世界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不会真正消亡。（注：闻晓祥：《社会哲学视野中的日常生活世界》，载《求是学刊》1999年第1期。 ）已被学者们详尽论述的全功能型单位正是传统的家族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扬弃”。农村的人民公社体制也颇似这种单位制。除了制订一切社会生活的计划、有意识地执行计划的领导者外，大多数的个体在这里服从各种计划、指令与分配。虽然他们的工作中含有大量的自觉的成分，但由于被动执行计划的角色定位，他们仍然过着那种自在自发，勿需自觉的生活。虽然“单位”是非日常生活世界作用于日常生活世界的纽带，是将个体活动“社会化”的结果，然而，由于其自觉性特征的失落，它仍然具备自足的日常生活世界的本质特征。在这种社会条件下，一方面是以高度自觉性的政治活动为中心的结构领域，它负责社会经济的计划、规划以及运作，控制着意识形态的动向，规范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另一方面是没有自主性与自觉意识的结构领域。两类生活世界只具有单一的命令与执行的关系。如果说传统社会“以家代国”，那么在这种体制下则分明是“以国代家”，而这两者都具有“家国同构”之共同本质，两类生活世界仍然处于一种“领域合一”的结构关系。这一状态严重地阻碍了人们自觉意识的成熟，限制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封杀了人们交往关系的有机性。非日常生活世界这一极端的发展形式还成为其自身发展的桎梏。其教训在于，将自觉性活动的权利与责任有计划地真正地让渡给社会生活的个体，同时在非日常生活世界所许可的范围内重建日常生活世界。
通过对日常生活世界以及两类生活世界结构关系的历史变迁的描述，我们可以获得以下几点启示：（一）日常生活世界的主导地位以及非日常的政治结构过于强大都会造成两类生活世界的“领域合一”，而这种社会结构形式必然会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二）日常生活世界不会由于政治的强力整合而消亡，因为它关涉个体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它对社会秩序的稳定起着基础性的作用；（三）发展与稳定的良性关系只能求助于两类生活世界的良性互动关系，而其前提正在于两类生活世界的相对分离。
三、市场经济的召唤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为两类生活世界的相对分离提供了契机。这一经济体制的根本含义在于经济主体的多元化、经济活动的竞争性以及资源流动的市场化。市场经济与自然经济相比，经济活动必须具备权责统一的主体，这一点是相同的。然而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与规模、社会分工的复杂程度、社会交换的幅度以及资源流动的广度等方面，两者却有天壤之别。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相比，生产的社会化程度都必须具备一定的高度，这一点是共同的。但在经济主体的明晰性与多元化、在经济杠杆是否以市场竞争为主、在经济活动过程中人们交往关系的有机性等方面，二者却又是大相径庭的。
在非市场经济（指自然经济与计划经济）条件下，日常生产活动或者是准日常生产活动（单位制中的经济活动）既为个体、也为社会提供必要的物质生活资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担当这一任务的则是非日常的经济活动。传统社会的日常生产活动只能成为人口生产与商品消费的领域。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单位只保留非日常的经济活动功能而将其它功能让渡给新的社会组织形式。在这些遗留下的功能之中，首先是政治功能。基于分工与交换，市场经济为社会提供了有机的必然的联系；而且市场的运作所需求的产机分散化与法律制度的普适化必然对政治功能的实现提出新的要求；同时，政治功能不仅表现在生产过程，而且表现在“再分配”以及与之相关的更为广泛的社会活动领域。这一切到底会造就“大社会、小国家”还是会形成“强国家、强社会”，有赖众多因素的综合作用。然而有一点是肯定的，即政治与伦理、非日常的政治活动与日常交往活动的相对分离。由于经济活动采取市场化形式，政治活动必以平等、民主为原则——这对于一个没有民主传统的国家来说，当然是一个漫长的进程。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根据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使政治活动民主化、法治化，同时有意识地避免传统的日常交往准则的侵蚀，两类交往活动的相对分离成为必要；另一方面将法治化的经济及政治活动准则日常生活化。由此所形成的经济、政治运作方式必然能为个体及社会提供更多的物质生活资料和有机的秩序，从而使得日常交往活动以致整个日常生活世界的空间范围与社会功能大大缩小。那些经过日常生活化的且与政治活动具有相同的精神实质的现代性交往准则必然会成为政治活动理性原则的基石，而其它一些交往原则，或传统的，或外来的，由于其活动范围的缩小及社会功能的弱化，也能寻找到新的社会活动空间，其中大部分将以新的形式活动于日常生活世界。
这种弱化了的日常生产活动、日常交往活动及其观念形态构成新型的日常生活世界且与自觉的经济、政治、文化活动所构成的非日常生活世界相对分离。我们可以从另外两个方面对这一趋势加以说明。
第一、社会保障与服务问题。社会保障涉及到社会公平与稳定，因而是一个政治问题，但解决问题的方式却是资源的“再分配”，因而又是一个经济问题。传统社会主要依靠家族制来解决这一问题。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单位及农村的民政、“五保”等是解决这一问题的组织形式与方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新型的经济单位——企业或公司将经济效益摆在首位，政治功能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保障功能便从“单位”里剥落下来。农村的情形则相对复杂。由于政府并非经济单位，所以用于再分配的一切资源必须由经济组织和个人提供。经济组织本着市场经济的用人原则，注重能力，这是其“效率优先”的必然要求，而这一做法也基本上解决了“起点的公平”问题。“结果的公平”可采用“事后补偿”即“再分配”的方式。（注：王南湜：《探求公平与效率的具体关系》，载《哲学研究》1994 年第6期。）这显然超出了经济组织的职能。政府为了维护社会公平与秩序便责无旁贷地担负起解决社会保障问题的重任。将“社会保障”完全推向社会即使不是出于弱化政府的自大自负，也是有意识地放弃“事后补偿”的社会责任。不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自觉的经济、政治活动能够为个体与社会提供更多的物质生活资料以及有机的秩序，新兴的社会组织倒是很有可能自觉地协助政府从事“社会保障”这个艰巨的任务。至于对社会生活服务的要求则既不是政府的义务，又非经济组织的责任，则完全可以由社会生活的个体自行组织、自我服务。如若让经济组织参与其事，则必须付给它相应的报酬。由于社会保障与服务的内容主要是“生老病死、孤寡伤残”之类，因而属于人们的日常生活。然而，就其组织与活动方式而言，则一方面是非日常的政治活动之必要，另一方面为人们的日常交往提供了新的可能。
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保障与服务问题的解决方式具体地说明了两类生活世界之间间距的形成，同时也从一个侧面描述了新型的日常生活世界的某种样式。
第二、社会整合方式的变化。社会整合不仅出自人类以类的方式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需要，而且涉及到社会秩序的稳定。从宏观上分析，社会整合就是社会结构之间相互作用的形式；从微观上分析，它指的是将个体纳入系统化的社会组织之中。所以，无论哪种社会形态都存在着社会整合。中国传统社会的生产方式没有为人们的交往关系提供有机的联系，因而社会整合只能采取伦理加强力的方式。计划经济时期社会个体间同样缺乏有机的必然性联系，所以社会整合只能采取政治加思想的手段。由于在这两种经济条件下，物质生活资料都有着不同程度的满足，因而“社会整合”就成为优先关注的问题，政治活动成为“领域中心”。笔者之一曾用“领域合一与分离”理论对这一历史现象进行了积极的分析。（注：王南湜：《探求公平与效率的具体关系》，载《哲学研究》1994 年第6期；另见王南湜：《论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运作的方式》，载《天津社会科学》1994年第5 期。）只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活动才能为人们的交往关系提供有机的必然性联系，从而使得社会各结构间出现相对分离的局面，各结构可以追求其自身的价值目标，各结构间的“良性互动”成为可能，有机的多元的社会整合逐步形成。就日常生活世界而言，由于日常生产活动在整个社会中地位的弱化，同时由于日常交往只能为社会整合提供潜在的基础，二者之间必然出现相对分离的趋势。这一趋势必然使得其观念形态发生分化。其中，对日常生产活动起着内在支撑作用的观念不可能同时支撑日常交往活动，反之亦然。从宏观上分析，这种新的社会整合方式首先指的就是非日常生活世界各结构在相对分离基础上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反过来又要求各结构必须实现自己的价值目标。由于这种整合方式基本上能够担负起社会和个体再生产的重任（除人口繁殖以外），日常生活世界便能够相对分离出来，其内在各结构能够以自在的方式实现其自在的价值指向，在此前提下协同非日常生活世界的整体运作。新的社会整合方式当然包括两类生活世界之间的相互作用形式。这种作用形式一方面包括两类生活世界在市场经济原则上的一致性，另一方面包括两者的非一致性，即日常生活世界的滞后性与超越性。在非市场经济条件下，要么就是日常生活世界对于非日常生活世界的涵盖，要么就是非日常生活世界对于日常生活世界的统摄（尽管不很彻底），只有市场经济条件下非日常生活世界的壮大以及其相对分离的各结构间的相互作用能够为日常生活世界保留其社会活动空间，允许其对于市场经济基本原则的滞后性和超越性的存在。从微观上言之，即个体一方面必须在非日常生活世界内从事自觉的社会性活动，另一方面可以有自己的私人活动领地。这种新的整合方式也可以说是个体与社会的相对分离，同时包括个体社会化的层面化。非日常生活世界的成熟壮大既促使日常生活世界相对分离、分化与弱化，又允许其重新组合，并以新的形式与非日常生活世界建立良性互动关系。
四、家庭、社区、俱乐部
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完善一方面要求政治活动、文化活动必须具备在精神实质上协调一致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也使得整个非日常生活世界形成“领域相对分离”的结构形式。如前所述，在这种历史条件下，非日常生活世界为个体和社会提供更多的物质财富、有机的秩序以及作为主流的实用的社会生活价值，从而使日常生活世界成为社会的“潜基础性结构领域”。（注：衣俊卿：《现代化与日常生活批判》，黑龙江教育出版社，第286页。 ）领域的相对分离则不仅发生在非日常生活世界，而且也发生在日常生活世界，同时使两类生活世界之间出现相对分离的格局。
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如上所述，传统的日常生产活动基本上成为人口生产及商品消费的领域。当然，非日常经济活动也可能利用日常生产活动有利的因素，通过将生产者专门化、角色化、技术使用及操作技能熟练化等途径，完成对日常生产活动的改造。这种改造的极端的结果就是被西方社会批判理论所抨击的经济活动过程中的“单面人”现象。这种现象可以被认为是一切市场经济都具有的“痼疾”。不管怎么说，日常生产活动也不再可能成为一个相对完整统一的结构领域。日常交往活动也将不可避免地接受改造，其空间范围可能会突破家庭、村社与街区。由于它一方面同社会保障相关，另一方面只能为社会整合提供潜在的基础，所以它的地位和作用既不会象在传统社会里那么显赫，也不会象在计划经济条件下那样难有作为。它有可能成为相对完整、具有层次性的结构领域。日常观念活动被改造的程度则最为明显。由于整个社会结构的松动，尤其是非日常生活世界的主导地位，那些经过“返本开新”能够同市场经济相一致的传统的价值观念便自然流入非日常生活世界，而那些与市场经济格格不入的价值观念，则一方面可能经过改造，成为从反面批判市场经济之后果的“纯粹理性”文化的一维，另一方面可能在日常生活世界得到保留，与那些市场经济的自觉的文化被日常生活化了的价值观念以及其它一些外来的超越于市场经济的自在的观念共存。
这种对新型的可能的日常生活世界的描述仍然只是抽象性的，我们可以对其新的样式作一概括性的描述，以求对其现代重建获得一些具体的理解。
（一）家庭与家族
家庭是社会组织最基本的形式，也是日常生活世界的基本样式。家族是扩大了的家庭，是中国传统社会日常生活世界的典型形式。在传统社会中，家庭、家族不仅同时肩负人口与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而且还是日常交往的主要活动领地。家族制、家族观念以及与之相关的生命意识、生存意识还是人们意识中的核心。这种家族、家庭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中最为完整的日常生活世界的样式。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家族濒于消亡，家庭只负责人口繁殖、家庭教育等有限的几种社会职能。全功能型的家族、家庭已让位于全功能型的准家族、家庭，即“单位”与“人民公社”。家庭的社会作用在历史中的浮沉以及其具体形态的变迁，说明了它在中国历史传统中始终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市场经济的建立要求建立一个强大的非日常生活世界，但同时也给家族、家庭的变迁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由于现代市场经济所必然要求的生产的社会化与科技化、信息化以及法律制度的普适化，家族、家庭已不再可能担当日常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也不可能成为与政治国家相抗衡的堡垒。由于家庭始终负责人口繁衍与家庭教育等功能，所以它在任何历史条件下都不会消亡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它还能在商品的消费、个体的社会保障、个体间的情感与文化交流、以及道德伦理继承等方面起到积极的社会作用。但由于所有这些作用都是“潜基础性”的，所以家庭也只能成为“私人性”的活动领域。在家庭的重建过程中，对于传统的继承，由于传统自身的“惰性”，这种继承不会自动弱化的，所以在这一方面，首先考虑的应该是经济活动市场化、法律制度普适化等等对它的要求；至于非日常生活世界对它的改造方面，则应立足于家庭的一系列积极的社会功能以及文化传统的某些积极因素，力求反过来对非日常生活日常生活化。这两方面具体的作用形式目前尚难说清，但可以肯定的是，家庭以至于整个新型的日常生活世界一定会与非日常生活世界存在某种张力。因为两类生活世界及其内在各结构的相对分离已是一个必然的历史趋势，这一分离为这种张力的存在提供了客观的坚实的基础。钱杭在对宗族进行社会学考察的基础上也明确指出了这一点，“从根本上说，它（指宗族）同国家和整个公共社会之间的张力总是存在的”。（注：钱杭：《中国当代宗族的重建与重建环境》，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第一卷，1994年第2期，总第6期。）宗族或家族虽然是家庭的放大，但它毕竟不同于家庭，因为它多少涉及到公共生活，但它的重建却和家庭的重建具有同样的由非日常生活世界所提供的外部条件。在这些外部条件的限定下，它的重建只能被“限定在一定范围内……，作为农村同姓同宗之间‘俱乐部’式的结社。”（注：钱杭：《中国当代宗族的重建与重建环境》，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第一卷，1994年第2期， 总第6期。）
（二）社区
此处的“社区”既指城市中的街道、街区等居民生活区，也包括农村的自然村落、行政村甚至是乡镇区域。现代社区的逐步形成是改革开放后出现的社会结构分离化的重要方面之一，是“单位”及“人民公社”转变与让渡原有功能的必然结果。学界对社区的研究已取得丰硕的成果。从本文的特定视角来看，社区是现代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场所。现代社区的形成有赖于生产与消费、国家与社会以及自为文化与自在文化的相对分离趋势。这种趋势造就了现代社区自身出现“非职业化”、“非国家化”以及“日常生活化”的时代特征。（注：童世骏：《文明社区的时代特征》，载《社会》1997年第9 期。）社区作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场所，其根本缘由在于社区生活方式的非自觉性。由于社区生活的“非职业化”，人们不必象在经济活动中那样必须自觉地创造、掌握和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由于社区生活的“非国家化”，人们勿需在政治活动过程中所必要的国家理念、政治哲学以及普适的法治观念。这并非说社区生活完全摆脱了现代科学技术、哲学、法律等方面的影响与制约。这些影响和制约事实上是社区生活必要的外部条件。它们还会通过“日常生活化”的途径，提高社区生活的文明程度。但是，这些自觉的文化，经过“日常生活化”，其自觉性程度会大大弱化，以至于逐渐沦为自在的观念和习俗。其非自觉性特征还体现在某些传统的道德伦理、习俗习惯以及宗教信仰可以直接成为社区生活、社区文化的重要方面。不过，社区层面的日常生活仍是一种公共生活，它有别于以血缘为纽带的家庭生活、私人生活。现代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就是人们自我服务、自我保障以及社区文化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三）俱乐部
“俱乐部”即自由人日常观念交流与共享的“联合体”。如果说家庭以人口再生产为依托，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社区以公共服务、自我保障为依托、以邻里关系为纽带的话，那么，俱乐部则是以文化娱乐消费为依托，以共同的偏好为纽带。俱乐部作为日常生活世界的一种样式，必然受到非日常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活动的影响，然而其宗旨却在于自在的文化践履与个体间共同爱好的实现。布拉特战胜约翰松成为新的国际足联主席有多种因素，其中重要一条就是他恪守足联作为“俱乐部”而非“商业中心”之原旨。中国传统社会里的茶楼酒肆、书场勾栏、田陌村口、巷尾街头可以说是传统的“俱乐部”。由于它们一般地都严明“勿谈国事”，而且其功用只在于自在的文化娱乐与消费，所以它与非日常生活世界存有一定的张力。计划经济条件下出于意识形态协同行政政治组织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之必要，这种张力有相当程度的削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只要“俱乐部”本着自身的角色定位，保持“勿伤国事”、“不必经济”的传统，非日常生活世界完全可以让它存在并发展。
五、结论与问题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必然要求非日常生活世界在整个社会中占有较大的比重，日常生活世界成为社会的“潜基础性结构领域”。由于市场经济条件下非日常生活世界的领域分离，日常生活世界的内在结构也相对分离。两类生活世界之间有可能建立起“良性互动”关系。因此日常生活世界的重建便既非回归传统社会或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那种形式，也不完全是非日常生活的日常生活化。它只能是这两种趋势的结合。同时，日常生活世界呈现出以家庭、社区、俱乐部为主要样式的多层次的活动形式。日常生活世界的整合也只能是层面化的整合。这种新型的日常生活世界与非日常生活世界的分离是历史的必然趋势，这一趋势为两类生活世界的“良性互动”提供了契机。若要真正建立这种“良性互动”关系，必须建立良性互动的非日常生活世界，同时在日常生活世界的重建过程中注重这种关系。从分析层面上，这种“良性互动”是可能的。作为具体的理论，则应考虑现实中的多种因素。发展与稳定的良性关系根本上就是两类生活世界的良性互动。对于这一重大的现实问题，还有赖于实践与理论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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