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新民说》论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民论文,梁启超论文,论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梁启超《新民说》的理论依据是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依据这种“一”之性决定群之性的理论，他认为中国国民素质的低下仍是中国积弱“总因之重大者”。因此，中国欲图振兴，必须从“新民”下手。所谓新民，就是提高中国的全民素质，造就具有新的价值观念，新的精神风貌，新的生活方式和社会能力的一代新人。这才是中国得以现代化的根本保障。梁启超没有把中国的现代化仅仅局限于物质和制度层面，而是突出了人的重塑，即人的现代化，这对当时中国人更全面地理解、把握中国的整体现代化，无疑是有益的。但是，受“社会有机体论”的影响，梁启超得出“中国之弱由于民愚”的结论不免倒果为因。他离开社会的变革，特别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来讲新民，势必不可能收到显著效果。
《新民说》是梁启超的名著，也是本世纪初中国先进分子作跨世纪思考时所提出的一种有过重大影响的方案之一。将近一个世纪过去，当我们再一次作跨世纪思考的时候，重新评判《新民说》的价值与得失，从中无疑会得出一番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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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近代社会变革启动之后，变革者们不仅对如何变革存在分歧，而且对中国的变革与富强能否速成也存在不同的认识。
速成论在中国近现代思想领域曾长期存在。在戊戌维新期间，作为领袖人物的康有为便是一位天真的乐观主义者。从后来者居上的观念出发，他认为，欧西历时三百年而臻富强，日本效法西方，三十年得以成功，“以中国之广土众民，近采日本，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矣。”[①]后来，孙中山也曾认为，通过实行三民主义，中国可以在短期内赶上西方发达国家。再后，则有1958年提出的“十五年超英赶美”的纲领口号，以及由此而发动的“大跃进”。康有为、孙中山、毛泽东，是邓小平之前中国现代化史上最具代表性、影响最大的三大人物。他们的言论说明，速成论在中国现代化史上的影响，曾经是不小的。
与康有为相比，梁启超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总的说来是比较清醒的。在戊戌时期，梁曾提出过一个著名的论断：“兴民权”乃是振兴中华之关键。但是，紧接着，他又提出了一个“权生于智”说来作补充。他认为，“权之与智，相倚者也”；“有一分之智，即有一分之权，有六七分之智，即有六七分之权，有十分之智，即有十分之权。”因此，“今日欲伸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②]无疑，民智的增进是长期的，不可能一蹴而就。而且，开民智又当以“开绅智”、“开官智”为前提、起点，更难以速成。所以，他并不赞成当时盛行的设议院的主张，认为“民智已成，乃可设议院”[③]，故当时变法的下手处乃是“变科举”与“设学堂”。
此后，梁启超的思想也曾有过变化。1900年夏，当八国联军进逼北京时，他曾期望西方侵略者废黜慈禧，扶持光绪。为此，他曾这样向西方列强进言：“使我皇上若有全权，必能造成一好政府无疑。而我中国人民之性质，最喜服从政府，得此好政府，则不及十年，而中国之人心国势皆必焕然改观。”[④]这时他也认为，只要光绪掌权，中国可十年改观。但是，西方列强为了维护其在华利益，他们并未扶持光绪，依然选择慈禧为代理人。通过观察，梁启超深感《辛丑条约》后所形成的中国政局一时是难以改变的，于是他又放弃了一度萌生的速成论。1902年初，他再次明确表示：“导中国进步，当以渐也。”[⑤]接着发表的《新民说》，便是对中国变革所以必须“渐”作的一个说明，也是对他前几年“兴民权必以开民智为第一义”思想的进一步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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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12月，《清议报》因火灾而停刊。梁启超却没有恢复他十分得意的《清议报》，而是于1902年2月另办《新民丛报》，并从创刊号始连载《新民说》。从这时起，他又使用了一个新的笔名：“中国之新民”。梁所以另办《新民丛报》，发表《新民说》，自号“中国之新民”，把“新民”当作一个时期的宣传重点，都是出于这一动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⑥]这一结论的提出虽在1902年2月，但这一思想的形成则始于1901年夏间的《中国积弱溯源论》（以下简称《溯源论》）。梁氏的这两部论著乃是上下篇、姊妹篇，是一脉相承的有机一体。要了解《新民说》，不可不先了解《溯源论》。
《溯源论》撰于义和团运动刚失败之后。由于梁氏戴着一副有色眼镜观察这场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他只看到它落后的一面。而且，他完全混淆了封建顽固派的反动性与人民落后性的区别，并认为前者渊源于后者，是后者的代表，而后者乃是前者的社会基础。总之，通过义和团运动，他对所谓中国“国民腐败”的问题看得更重了。正是有感于此，他写了洋洋二万余言的这篇长文。
顾名思义，《溯源论》是为了探索中国积弱的病源。梁启超认为，要想拯救、改造中国，必先对中国的病源有正确认识。“不审夫所以致弱之原因”，则“不得其所以救之之道。”[⑦]正确诊断中国的病源，乃是改造中国的第一步。这篇长文共四节，从四个方面分析了中国的致弱之源。其一，“积弱之源于理想者”，即源于中国人长期来形成的种种错误观念，其中最突出的是“爱国心薄弱”。其二，“积弱之源于风俗者”，即源于中国人长期来形成的种种不良的“人心风俗”、道德品格，其中突出者是“奴性”、“愚昧”、“为我”、“好伪”、“怯懦”、“无动”等六种“恶风”。其三，“积弱之源于政术者”，即源于长期来封建专制制度，以及君主为防范臣民而采取的种种统治术。其四，“积弱之源于近事者”，即源于二百余年来清朝统治政策的诸多失误，特别是近三十年来西太后的反动统治。他的总括性结论是：中国“所以积弱之故，其总因之重大者在国民全体，其分因之重大者在那拉一人，其远因在数千年之上，其近因在二百年以来，而其最近因又在那拉柄政三十年之间。”[⑧]
梁启超的这一结论虽说是面面俱到，但重点是明确的，这就是全体民众的诸般弱点、劣点乃是中国积弱“总因之重大者”。虽然，他也说，“造成今日之国民者”是“昔日之政术”与政府，但他更强调的是“官吏由民间而生，犹果实从根干而出。树之甘者其果恒甘，树之苦者其果恒苦。使我国民而为良国民也，则任其中签掣一人为官吏，其数必赢于良；我国民而为劣国民也，则任于其中慎择一人为官吏，其数必倚于劣。”[⑨]在“政府造人民”与“人民造政府”之间，他强调的是后者。所以他又说：“国之亡也，非当局诸人遂能亡之也，国民亡之而已。”[⑩]
《新民说》正是接着《溯源论》写下来的。既然中国人身上的种种弱点、缺点是导致中国衰微的总因，因此，中国欲图振兴，就必须首先从改造国民性、提高全民素质，亦即“新民”入手。“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舍此一事，别无善图。”[(11)]可以这样说，《溯源论》乃是序论，而《新民说》则是本论。《溯源论》是梁氏对积弱中国病源的诊断书，而《新民说》则是他依据这一诊断开出的药方。从《溯源论》到《新民说》，方才构成梁氏完整的“新民”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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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说》虽是梁启超的名著，但在理论上并非独创，它所依据的乃是严复所介绍的英国近代哲学家、社会学家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
所谓社会有机体论，简言之即是以生物学来解释社会，将社会简单视同生物机体。依据斯宾塞的理论，严复认为：“一群一国之成之立也，其间体用功能，实无异于生物之一体。”[(12)]既然生物机体的性质取决于细胞的性质，那么，社会群体的面目则是由社会成员的面目所决定的。严复强调，凡“天下之物”，其“聚之形法性情”，“未有不本单之形法性情”者[(13)]。就是说，整体、群体的性质、特征，是由分子、个体的性质、特征所决定的。就一国而言，其“贫富强弱治乱”，完全取决于该国民众德、智、体三方面的基本素质。“三者诚盛，则富强之效不为而成；三者诚衰，则虽以命世之才刻意治标，终亦隳废。”[(14)]西方所以富强，是因为其民德智体三者皆优，中国所以贫弱，则是因为民众德智体三者皆劣。中国欲求在激列的生存竞争中图存振兴，就应立即着手“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这才是治本之策，舍此而图它，只是治标而已，终将无成。
康有为固然是梁启超的启蒙老师，但严复对梁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当梁走出广州的万木草堂，活跃于沪、京、湘之时，与严复有密切联系。他对严复的学识极为赞佩，在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上，他受严复的影响更大，依据社会有机体论（特别是严的个人见解），梁启超在《新民说》中突出强调了群与一、整体与个体，即“拓都”（Aggregate）与“么匿”（unit）的关系，把后者对前者的决定作用更加绝对化。他引严译《群学肄言》的话说：“凡群者皆一之积也，所以为群之德，自其一之德而已定。”“拓都之性情形制，么匿为之，么匿之所本无者，不能从拓都而成有；么匿之所同具者，不能以拓都而忽亡。”[(15)]
由此，他引出了国家、政府与人民的关系：“政府何自成？官吏何自出？斯岂非来自民间耶！……聚群盲不能成一离娄，聚群聋不能成一师旷，聚群怯不能成一乌获。以若是之民，得若是之政府官吏，正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其又奚尤？”[(16)]他认为，由于国由民积，故国之面目完全取决于民。清朝政府恶劣，是由于中国人“愚陋、怯弱、涣散、混浊”，素质低下。欲建好政府，当先造好国民，提高全民的基本素质。他的结论是：“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非尔者，则虽今日变一法、明日易一人，东涂西抹，学步效颦，吾未见其能济也。”[(17)]一旦人人成为新民，即可由个体的自强而达到中华民族群体的强盛，中国的变革也就完成。总之，提高全民的素质，实现人的现代化，造就一代新人，乃是改造、振兴中国的根本途径。这是《新民说》的基本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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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的新民，既有道德要求又有政治要求。从道德上说，是要造就一代具有新的道德观念、精神风貌和理想人格的新人。他认为，在人民德智体三项基本素质中，德最重要。民德之高下，“乃国之存亡所由系也”；而且，在三者中“智之与力之成就甚易，惟德最难。”[(18)]因此，他将新民德置于新民的中心地位，将道德建设视为人的现代化的中心环节。
梁启超认为，新民德的首要任务是翦除中国人“劣下之根性”。为此，他在《溯源论》、《新民说》和其它论著中，对中国人德性方面的劣点一一作了揭示。他认为，这些劣点的突出表现是爱国心薄弱，而其根源则是长期、普遍存在于中国人中的奴隶性。他指出，奴隶性使人无政治热情，无责任、义务感，对国家民族、社会群体的公共事务一概冷漠，造成一种可怕的消极性。它又使人自轻自贱，丧失独立自主精神，造成严重的依附性。同时，它还使人养成谄媚、巧伪、骄下诸恶德。有见于奴隶性乃是当时道德建设的严重障碍，梁对它作了全面而严厉的清算。把旧道德的本质和恶果归结为奴性，这是深刻的。所以，梁虽在文字上很少触及三纲，但实际上准确抓住了三纲的本质、要害。
清算旧道德是为了建立新道德。梁启超认为，新的道德应当有助于人们正确处理好群己、公私、人我关系，有利于中华民族群体的巩固、振兴。因此，他将“利群”视为新道德的根本精神。在《新民说》等著作中，他对这些关系作了深入阐述。他认为，利己乃是人的天性。但是他又指出，人乃是社会动物，任何人都不能离开社会群体而孤立生存，个人利益总是同群体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盖无群无国，则吾性命财产无所论，智慧能力无所附，而此身将不可以一日立于天地。”[(19)]因此，人们又应爱群、为公、利他，提倡“合群之德”。当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发生冲突时，应“不惜牺牲其私益之一部分，以拥护公益。”[(20)]这种利群观念的核心是爱国主义，而其下手处则是培养、提倡当时中国人所缺乏的公德。不过，梁又是站在利己主义的立场来说明、处理群已、公私、人我关系的。他曾一再解释，人们所以要利群，是因为“非利群则不能利己”[(21)]；所以要爱他，是因为“苟不爱他，则我之利遂不可得”[(22)]；所以要为公，是因为“公益不进”我之私利必受损；利己乃是出发点和最终归宿。
显然，梁启超所提倡的乃是当时西方盛行的合理利己主义（他称之为“知有爱他之利己”）。需要说明的是，梁提倡这种合理利己主义，始终含有从个人长远、根本利益出发来激发利群精神的意图，因此，利群乃是《新民说》的宣传重点。在《新民说》中，梁反复强调了个人对群体、社会、国家不容推诿的责任，人人都应关注国家命运、社会公益。并尖锐批判了种种极端的个人主义，严厉谴责了长期存在于中国人中的“自了”主义、“独善其身主义”，以及“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不与闻公事以为高”等思想。这些对培养人们的群体意识，树立人们的社会责任感，激发人们的爱国主义精神，都曾产生了重要的积极影响。
为了造成新民，培育一代新人，《新民说》还曾以极富感情色彩的文字，对新时代、新世纪所需要的理想人格和新的人生观作了比较全面的阐述。他曾一再提倡自由、自尊、自信、自治、自立、进取、冒险、坚毅、尚武等精神。这些曾给青年知识分子以巨大的感染、激励，产生了持续甚久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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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上说，新民是要使中国民众由奴隶、臣民变而为新型的“国民”。就是说，新民不仅是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尚有政治地位的变化。
“国民”的概念是19世纪末随着“兴民权”口号的提出而在中国出现的。鉴于长期来“中国人不知有国民”，1899年梁启超曾首次给国民下了这样的定义：“国民者，以国为人民公产之称也。……以一国之民，治一国之事，定一国之法，谋一国之利，捍一国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国不可得而亡，是之谓国民。”[(23)]而在《新民说》中，他又给国民作了如下定义：“有国家思想，能自布政治者，谓之国民。”[(24)]显然，这两个定义的侧重点是不同的。前一定义主要是说明国民与奴隶、臣民的区别，这一区别即在于国民是国家的主人，他们既有其权利，又有其义务。而后一定义则是指出国民所应具的资格、条件，它是要让人们懂得，奴隶、臣民要变为国民，必须经历一个转化、提高的过程。梁启超认为，这乃中国实现民主政治的前提，对此是高度重视的。
《新民说》所论述的，主要是如何培养国民资格的问题。它认为，这一培养当从政治观念、政治能力两方面下手。
首先，中国人应培养国民应具的新型的政治观念。为此，它大力揭露、批判奴隶性，热情讴歌、提倡自由。但基于爱国心薄弱为中国致弱的“最大根源”、“病源之源”的认识，它更为提倡“国家思想”。梁启超认为，中国人欲成为国家主人、成为国民，首先必须养成国家思想。他要求中国人“对于一身而知有国家”，“对于朝廷而知有国家”，“对于外族而知有国家”，“对于世界而知有国家”[(25)]。以上四者，所宣传的主要是当时世界颇为风行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特别是他所一再提倡的爱国主义。除国家思想外，健全的权利和义务观念也是极为重要的。梁启超指出，由于封建专制制度长期的压制，中国人已“愈制而愈驯”，权利观念则“愈冲而愈淡”，人民已安于无权的奴隶地位。因此，今日欲培养国民意识，当务之急是树立中国人的权利思想。但是，“人人生而有应得之权利，即人人生而有应尽之义务，二者其量适相均”[(26)]，因此在培养权利思想的同时还必须树立义务观念，正确处理好二者的关系。
不过，在梁看来，更重要的还是政治能力的培养。他认为，政治能力的重要内容是自治力。这是因为：“己不能治，则必有他力焉起而代治”，而“真能自治者，他人欲干涉焉而不可得”[(27)]；只有能自治，才能摆脱被治的地位。他指出，自治乃是西方民主政治的基础，因此，中国是否能实行民主政治，主要取决于中国人的自治力，是至关重要的。梁启超感叹道：“欲进无思想者为有思想者，其事犹易，欲进无能力者为有能力者，其事实难。”[(28)]因此，培养中国人实行民主政治的能力，乃是当时中国所面临的更为艰巨的任务。但遗憾的是，对此《新民说》并未能提出具体、切实的方案措施。不过，《新民说》对国民资格的论述，使当时对国民问题的讨论由空泛而具体，这对推动人们对中国民主政治的进程作深层次的思考，还是有贡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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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一语始见于《尚书·康诰》，又是《大学》的“三纲领”之一。从这一点来说，它是一个古老的口号。但古籍中的新民，只是道德修养的要求（朱熹注云，新谓“去其旧染之污”），与近代的造就一代新人，相去甚远。造就一代新人，乃是近代意义的口号，它的提出基本上是与中国的现代化历程同步的。早在太平天国时，受过西方文明薰染的洪仁玕，便提出了建立“新天新地新人新世界”[(29)]的理想。他的新人是与新世界连在一起的，已朦胧含有近代色彩。不过，他的新人主要指移风易俗，依然不全面。戊戌时，严复提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口号，要求中国人实现德智体三强，第一次明确提出造就一代新人。梁启超的《新民说》虽然晚于严的三强说，但是，他以20节、十多万字的篇幅，对此作了全面阐述和具体规划，使它形成一套系统理论，其贡献功不可没。自《新民说》出，提高中华民族基本素质的重大任务受到中国思想界的普遍关注，改造“国民性”的问题成为思想领域的热门话题，它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社会的发展本质上是人的发展。在中国现代化征程步履维艰、人们思想矛盾混乱之际，梁启超没有把中国的现代化仅仅局限于物质和制度层面，而是突出了人的重塑、完善，即人的现代化，这对当时中国人更全面地理解、把握中国整体的现代化，无疑是有益的。
所谓新民，就是提高中国的全民素质，造就一代具有新的价值观念、理想追求，新的精神风貌，新的生活方式和社会能力的新人。梁启超认为，这才是中国得以振兴，赶上20世纪新潮流的根本保障。就是说，现代化的社会要靠现代化的人去创造。处于蒙昧状态，安于旧秩序，全无现代意识、不合现代要求的人，是不可能有变革社会的要求，更谈不上实现社会变革的。这样的人，也不可能有自身解放的要求并实现自身解放。不论是破坏旧世界还是创造新世界，都要靠觉醒中的一代新人。因此，中国的社会变革、振兴和现代化，最终都有赖于人的现代化。
梁启超所关注的始终是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振兴。但从国群之强基于个体之强的理论出发，他又强调，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只有通过提高个体素质，调动个体积极性，激发个体活力来实现。他所以一再反复清算奴性，正是由于处于奴隶地位，对一切都消极、冷漠、麻木、依附的人，是无助于国家民族振兴的。他所设计、向往的新民，处处都是与奴隶、奴性相对立的。从这一点说，《新民说》又表现了对人的关注，它对激发社会成员的个体能动性、责任感也起了积极作用。总之，以上这些对促进人们对中国的变革、振兴作更深层次的思考，都是有启发的。
梁启超的新民，重点是人的观念变革。他始终认为，社会变革并不是一场单纯的政治斗争，它当以思想启蒙为基础、先导。只有人民普遍觉醒，社会变革方能出于多数人的自觉，形成不可抗拒的潮流。因此，它对文化革新、文化重建是高度重视的。他的《新民说》对此有不少论述。虽然，在《新民说》之前，中国“文化革命”的帷幕业已拉开，但它受到思想界的普遍关注，这同《新民说》有直接关系。它对近代道德革命的影响尤大。
概言之，《新民说》的最大影响是使人们更加重视现代化、民主化的基础建设，它曾对部分革命党人产生过积极影响。在20世纪初，革命派力主推翻清朝统治，大方向是正确的。但确有不少革命党人对中国社会变革和民主政治进程缺乏足够认识，对革命的理解过于简单。他们以为革命仅是军事斗争，靠少数革命党人武装起事，即可迅速成功。《新民说》的种种论述，对于纠正这一偏向，促使革命党人更全面深入地思考中国革命的问题是有益的。它对革命派的影响，可以邹容为例。邹容在《革命军》中曾多处摘录了《新民说》、《溯源论》的文字，可见他认真读过这两部论著。《革命军》关于注重革命教育、“制造无量无名之华盛顿、拿破仑”的思想，以及提倡“独立不羁”、“冒险进取”、“爱群敬己”、“个人自治”等思想，都明显受了《新民说》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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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说》既有其理论价值和贡献，也存在明显的谬误，其客观影响是复杂的。
如前所说，《新民说》的理论依据是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这一社会学理论强调社会成员素质的重要性，对于当时中国人重视人自身的现代化曾产生了积极影响。但是，它把复杂的社会有机体简单视同生物有机体，否认人类社会有其特殊的本质和规律，而用生物规律取代社会规律和说明社会，是非科学的。以此为指导来诊断中国的致弱之源和“救亡之道”就难以得出科学结论。结果，《新民说》势必离开社会基本矛盾的辩证运动来规划中国的社会变革和振兴，离开社会变革、特别是社会经济结构变革来实现“新民”。
因为以社会有机体论为指导，硬以生物规律解释说明社会，梁的新民理论一直充满矛盾，难以摆脱循环论证，最终势必倒果为因。
用梁的话说，究竟是“政府造人民”还是“人民造政府”？这对他始终是一大矛盾。因此，从《溯源论》到《新民说》，他时时陷入循环论证的泥淖。新民学说是从中国人素质低下说开的。对此，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是：中国人所以素质低下，究竟是因为中国人天生是劣等民族，还是另有深刻原因？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意识和爱国心的梁启超从不承认前者。他曾几次指出，长期的封建专制制度和清朝反动统治是造成中国人素质低下的原因（一些分析是很深刻的）。那么，据此分析，逻辑结论势必是推翻封建制度和清朝统治。但受改良主义立场和社会有机体论的影响，他对此总是一再打住，不作深论，而孤立谈人的素质，进而以此为因，而将“恶劣政府”视之为果。
从《溯源论》到《新民说》，中心是论中国的致弱之源和“救亡之道”。梁启超是在1902年那特定历史环境下谈这些问题的。那正是《辛丑条约》签订，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制最终确立的年代，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屈辱和黑暗的年代。那个年代的现实告诉人们，落后的封建自然经济，建立于其上的封建专制制度，以及自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才是那时中国衰微的根源，也是那时中国人素质低下的根源。因此，救中国之道是不言自明的。但是，依据一之性决定群之性的社会有机体论，梁却强调“人民造政府”，要求人们不要“科罪当局”，而应把矛头指向自身。在《新民说》陆续发表的过程中，1903年一位革命党人便指出，《新民说》的基本结论“不免有倒果为因之弊”[(30)]，这一分析是正确的。
梁启超所以倒果为因，是力图证明，一旦新民，新制度、新国家便自然到来。这种自然到来说，不仅否定、取消了必不可免的斗争，而且势必使人轻忽社会变革，特别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而影响所及，他对新民自身所作的规划，也存在明显的问题。首先，在那中国人处于奴隶地位的年代，人的现代化不仅是人的重塑，首先是人的解放，它离不开斗争。可是，《新民说》却有意回避斗争，把新民说成是一个毋需斗争的自然而然的过程，这无疑是不切实际的。其二，同样重要的是，受唯心主义意识决定论的影响，梁启超论新民、人的现代化，是同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变革脱钩的，同时又是同社会实践脱钩的。这就注定了他的新民不会有多大成效。回避、忽视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实际上等于说可以在旧的经济基础、即封建自然经济的基础上实现人的现代化，历史事实证明：此路不通。
注释：
①《进呈日本明治变政考序》。
②《论湖南应办之事》。
③《古议院考》。
④《论今日各国待中国之善法》。
⑤⑥《新民丛报》第一期，《本报告白》。
⑦⑧⑨⑩《中国积弱溯源论》。
(11)(16)(17)《新民说·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
(12)(13)《原强》。
(14)《与梁启超书》一。
(15)(18)《新民说·论私德》。
(19)《新民说·论公德》。
(20)《新民说·论合群》。
(21)(24)(25)《新民说·论国家思想》。
(22)《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
(23)《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
(26)《新民说·论义务思想》。
(27)《新民说·论自治》。
(28)《新民说·论政治能力》。
(29)《英杰归真》。
(30)飞生：《近时二大学说之评论》，《浙江潮》第8、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