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五四报刊“新诗”栏目的盛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盛衰论文,新诗论文,报刊论文,栏目论文,论五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10)04-0083-04
作为一个新兴文类，早期新诗在争取自身合法性的过程中，需要开辟各种话语场地为合法性张目。报刊上开设的各种“新诗”栏目正是这样的重要话语据点。在最初的几年里，这个话语据点有力地支持了早期新诗全面夺取原本由“旧诗”掌控的话语权。而随着1920年代初年早期新诗热潮的整体性降温，五四报刊上的“新诗”栏目也相应地出现了缩减甚至撤销的现象。
一
在其诞生之初的几年里，作为文学革命先锋的“新诗”受到了新派媒体的热烈欢迎。各种报刊为“新诗”的作品和有关批评文章准备了充足的版面。杂志方面，以1918年1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一期开设专门刊登“新诗”作品的“诗”专栏为发端，后起的《每周评论》、《新潮》、《少年中国》、《小说月报》等刊物纷纷仿效，也开设了类似的栏目。①甚至在像《戏剧》这样高度专业化的杂志上，也居然可以看到“新诗”的踪迹。②报纸方面，《时事新报》副刊《学灯》曾一度直接以“新诗”作为栏目名称，发表了以郭沫若为首的新诗人的大量作品。《晨报副镌》发表“新诗”作品的“诗”专栏，也几乎每期都不拉下。其后的《文学周报》，发表“新诗”的“诗”栏目也是常设的。
尽管严格说来，五四时期的许多报刊还不是现代意义的“大众媒介”(mass media)，不过，凭借新文化弄潮人物所发挥的“意见领袖”(opinion leader)的作用，这些在当时堪称“强势”报刊为“新诗”争取外部合法性所提供的舆论环境和传播空间，却又显然体现了大众媒介的运作方式。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透过这个大的运作框架，我们还必须看到其中带有同人性质的内部运作。而这种同人性质，有效地保证了“新诗”作者群体的团结，从而形成一种合力去应对守旧势力的攻击。
早期新诗重要亲历者朱自清曾深刻揭示道，在遍布于各种报刊的如火如荼的宣扬话语运作之下，“新诗”曾一度成为一种时尚：“一九一九年来的新诗的兴旺，一大部分也许靠着它的‘时式’。一般做新诗的也许免不了或多或少的‘趋时’的意味。正如闻一多先生所讥，‘新是作时髦解！’”[1]换言之，“新”几乎是衡量早期新诗存在价值的唯一指标。而在“新诗”声势鼎盛之时，甚至在一些全国性大报的显著位置上，都赫然出现了新诗集的大幅广告，比如胡适个人诗集《尝试集》的广告，就曾刊登在《时事新报》头版广告栏的“黄金地段”，在它一旁的刊登的是上海东亚银行、上海大陆银行等大金融机构的广告。③精明的出版商竟然舍得花如此大的本钱为一本诗集宣传造势，是那个时代的特殊现象，几乎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这个现象所蕴涵的象征意味无疑可作如下解读：当时的“新诗”作为一种文化资本，其重要性足以与货币形式的金融资本相提并论。当然，作为一个新兴文类，早期新诗的这种外部氛围性的炒作行为是远远不够的，它必须同时借重于媒体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实施一些对维护其自身合法性更具实质性作用的一系列举措。在各种报刊上开辟专门栏目，拓展作品的发表空间，扩大“新诗”的影响力，就是其中一个行之有效的策略。
二
最早出现的发表“新诗”作品的专门栏目，当属1918年1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四卷第一号上的“诗”栏④。该栏目共发表了胡适、沈尹默、刘半农等3位作者的9首“白话诗”作品。继《新青年》之后，《新潮》、《每周评论》、《少年中国》等报刊也纷纷跟进，先后推出专门发表“新诗”作品的“诗”专栏。朱自清后来曾这样描述当日报刊上“新诗”栏目的盛况：
据我所知道，新文学运动以来，新诗最兴旺的日子，是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三年这四年间。……这时期的杂志，副刊，以及各种定期或不定期的刊物上，大约总短不了一两首“横列”的新诗，以资点缀，大有饭店里的“应时小吃”之概。[1]
朱自清在这里多少流露出一种讽刺的语气，其矛头所指，显然是早期新诗作品数量庞大而艺术水准普遍偏低的现象。不过，如果把这种现象还原到“新诗”寻求自身合法性的历史语境之中，就可以读解出另一种意味。换言之，各种“新诗”栏目的不断涌现，为早期新诗开辟了在媒体上进一步巩固其合法性的话语据点。
需要指出的是，在设立“新诗”栏目之前，不少报刊上都曾开辟专门刊登旧体诗词的诸如“文苑”之类的栏目。譬如，1919年初的《时事新报》就仍然开设有“文苑”、“美人香帅”、“旧文艺”等栏目，《新中国》杂志第一卷里的“艺文”栏目，等等，都专门用以刊登旧体诗词。不过，在日益高涨的新文化思潮的冲击和声势日隆的“新诗”的大举进逼之下，这些“旧诗”所占据的位置显得岌岌可危，很快就销声匿迹或被取而代之。
《国民杂志》上的诗歌栏目性质的变化，无疑是一个颇具代表性的例子。该杂志的第一卷（共出4号，自1919年1月1日至1919年4月1日）辟有“旧体诗词”栏，不仅发表章炳麟、黄侃、汪东、吴梅等著名的“新诗”反对者的旧体诗词，还发表一些以旧体诗形式翻译的外国诗歌。在停顿半年多之后，由于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巨大冲击，1919年11月1日重新出刊的《国民杂志》已撤销了“旧体诗词”栏目，不再发表旧体诗词，而代之以“新诗”栏目，在这个新栏目里发表了俞平伯、罗家伦、黄日葵等人的“新诗”作品。从“旧诗”到“新诗”，话语场地的这一替代现象，富有象征意涵，它醒目地展示了“新诗”如何以一种胜利者的姿态，堂而皇之地“接管”“旧诗”原有地盘的过程。
与《国民杂志》相类似的变化，也发生在《学艺》、《太平洋》两本杂志上：前者第一卷开设有“杂俎”、“文苑”栏发表旧体诗词，第二卷起撤销了这些栏目，并设立“诗”栏发表包括当时极具影响力的新诗人郭沫若的诗剧在内的“新诗”作品；后者在1919年前辟有发表旧体诗词的“文苑”、“诗录”、“诗词录”等栏目，此后不再发表旧体诗词，第二卷第六号（1920年8月5日）起在“诗”栏发表“新诗”作品。
此外，商务印书馆主办的老牌刊物《东方杂志》对于发表旧体诗词作品态度的转变，同样颇为微妙。该杂志自第十八卷（1920年）之后，撤销“文苑”栏。此前这个栏目发表了包括陈衍、沈曾植、郑孝胥、陈三立、樊增祥、夏敬观、俞陛云等文化名流的大量旧体诗词。而早在1916年，这些作者中的几位领军人物的旧体诗作品就被胡适当作能充分体现“今日文学之腐败极矣”的一个典型，并且尖锐地加以指责，在胡适看来，这些名流的诗不过是“规摹古人，以能神似某人某人为至高目的，极其所至，亦不过为文学界几件赝鼎耳，文学云乎哉”[2]，因而根本没有什么文学价值可言。年少气盛的胡适的此番议论，显露出一种直指旧体诗词写作的必除之而后快的激烈进攻性。尽管《东方杂志》在撤销“文苑”栏之后，并没有为“新诗”作品提供发表空间，不过，当旧体诗词已然从该杂志上全面撤退，这同样可以看作早新诗在其话语扩张进程中获得的一次颇为可观的间接胜利。
三
需要指出的是，五四报刊上“新诗”栏目并非长盛不衰，事实上，就整体情况而言，随着早期新诗在诗艺上所遭遇的“信任危机”的到来，这些栏目在“新诗”发生几年之后就不可避免地开始走向衰落。上海出版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可以当作考察五四时期报刊“新诗”栏目兴衰变迁的一面镜子。
众所周知，宗白华主持编务期间的《学灯》曾成功培养了新诗人郭沫若。郭沫若诗集《女神》中的绝大部分诗作，都曾发表在这个副刊上。不过，这个副刊最初并不刊登新文学作品，而是主要发表一些教育、时政、科技等方面的普及性文章。我们可以从当时《学灯》副刊的一则《本栏启事》看到这一点：“投稿诸君，鉴迩来关于教育研究之来稿甚多，而本栏篇幅有限，实有美不胜收之叹，容陆续择优刊登……”[3]直至1918年12月，《学灯》尚开设有刊登旧体诗词的“杂俎”栏目。尽管该副刊早在1919年初宣布扩充内容的诸计划时，就把发表新文学作品列入其中⑤，然而，直到整整半年之后，即同年的8月15日，“新文艺”才作为一个常设栏目正式登陆《学灯》⑥。不难看出，在这种延迟的背后所隐藏的，是发生于新旧势力之间的一种无形而有力的较量。
与当时“新诗”的兴盛形势相一致，《学灯》副刊“新文艺”栏目开辟之后，所发表的作品除少量译作外，大多数是“新诗”作品，包括黄仲苏、康白情、阮真、左舜生、宗白华等人的作品。郭沫若的处女作《抱和儿浴博多湾中》和《鹭鸶》，即发表在1919年9月11日的“新文艺”栏里。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新诗”并没有完全取得在《时事新报》文学副刊上的垄断性的话语权。与“新文艺”栏并存的该报第三版“文苑”栏目和《星期周刊·泼克》的“旧文艺”栏目，都有旧体诗词发表。这种“新旧并置”的做法，自然与报纸编者对于读者阅读口味多样性的考虑有关，不过，它也至少从某个侧面提示了当时“新诗”处境的某种微妙意味。
“新文艺”栏目刚推出不久，就有一位读者致信编者郭虞裳，相当委婉地批评了该栏目不够“审慎”和所发表的作品缺乏美感等问题，虽未直接点明，这个议论显然主要是针对“新诗”而发的：
……学灯栏新添了一门新文艺，我非常赞成。但是新文艺正在萌芽时代，正在和旧文学奋战的时代，应当出之以审慎。我恐怕有许多无聊的少年，见猎心喜，也像从前做旧体诗的样子，随意凑上几句来投稿。那时读者见了，非但不生美感，还要发出厌恶的心思，就给我们新文学的前途一个大大的打击了。所以我请先生对于这门文字，抱一个宁可缺不可滥的主义。来稿于想象，情感，音节，读者读了的回想，四件事不注意，就不能算做的“诗”，不能算“新文艺”。[4]
虽然郭虞裳也在来信后为这个栏目发表的作品和他的编辑工作，分别作了一些相应的辩护，希望这位读者能够提出一些“切实的批评”。不过，他仍然把这封读者来信郑重其事地发表在当日《学灯》副刊的头条位置，并拟题为《对于本报新文艺门的忠告》。由此可见其对这封读者来信的重视程度。
随着新文学作品尤其是“新诗”作品的投稿数量的剧增，仅仅靠一个“新文艺”栏目，显然无法满足这种日益增长的版面需求。《学灯》副刊就适时推出“新诗”栏目，专门刊登“新诗”作品和以“新诗”形式翻译的外国诗。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1920年代初期，《学灯》副刊发表“新诗”作品的栏目名称出现一系列耐人寻味的变化。自1920年1月6日起，该栏被正式命名为“新诗”，发表了郭沫若、康白情、成仿吾、田汉、黄仲苏等人的大量诗作。1920年5月至6月，该栏一度易名为“诗”，这两个月发表的“新诗”作品数量锐减，总数仅为7首。该年7月，栏目又恢复“新诗”之名，发表的作品数量猛增，其中署名为“C.M.H”的作者一人就在这个月发表了19首诗。而8月的“诗学讨论号”和9月的“诗歌讨论”与“新诗讨论”，更与“新诗”栏目相得益彰，大大扩张了“新诗”的声势。10月，该栏目再次改名为“诗”（其中1922年1月以“诗歌”为栏名）。
1922年2月，《学灯》副刊恢复原有的“新文艺”栏代替“诗”栏，发表包括“新诗”在内的各类作品；1922年7月起，“新文艺”又易名“文艺”，此后发表“新诗”的数量极少，以致一位早期新诗的忠实读者专门为此写信质询《学灯》编辑。这位“新诗”的热心拥趸者在信里忧心忡忡地写道：“我在厦门听见徐玉诺先生说：‘贵刊现在对于新体诗是完全不披露的。’又说：‘贵刊把了许许多多人们所投来的新诗稿子，都毫不过目，尽数的收集起来，打成了两大包……’真的吗？记者先生！我听了他所说的话，你想我有多么的诧怪？新体诗现在真成了烂货了吗？或者文学史上面，将来要记起‘打成两大包’的新诗的趣话吗？又或是你们对于新诗是不看的，不管成熟和不成熟，都要一概抹杀的吗？”[5]对此，编辑的回复尚显得委婉和客气：“我们并非绝对不登新诗，……我们希望自信味成熟的新诗稿件少些见赐……至于现代作家的近作，或自信能在诗坛上站得住的投稿，已经寄到，断无不看过而登出，并不是一概抹煞……”[6]而在几天之后，《学灯》编辑在答复另一位读者的来信时，其语气就变得强硬多了：“学灯决定对于新诗起一种甑别运动。因为新诗太滥了。吴稚晖先生新发明了一个‘白话打油诗’的名词，不妨即用这个名词来代表目下对于文学毫无学养而开口胡诌的新诗罢。”[7]1923年10月至1924年4月期间，“文艺”栏曾经“关门歇业”；1924年5月，“文艺”栏恢复，1925年1月至3月，该栏再次缺席。
四
发生于《学灯》副刊等媒体上的“新诗”栏目的一系列变化，实际上正折射出早期新诗由最初的“热闹”滑向后来的“寂寞”的某种变化轨迹。从早期新诗的合法性角度看，这种转变喻示了在获得外部空间的合法性之后，由于展开美学合法性议题的难度和延宕性，早期新诗不可避免地要经历一个低迷阶段。这种低迷状况，一方面，可以在一些报纸副刊编辑对于“新诗”稿件态度的微妙变化上得到反映。譬如，《京报·文学周刊》的编辑就曾抱怨道：“本刊近来接到稿子极多，但诗稿似乎太多。我们既不能发刊诗的专号，又不能尽量多登来稿，一方面对于投稿诸君抱歉，一方面还请以后多赐些论文或译著的小说或戏剧。”[8]一度受到热捧的“新诗”，在这里遭到了毫不客气的“冷却”处理。
与此相类似的是，江西南昌出版的《学殖》杂志的创刊号（1920年7月1日发行）上的“诗”栏目同时刊载旧体诗和“新诗”作品，但在第二期之后，该栏目所发表的全部为旧体诗。另一方面，在那些对于“新诗”持反对立场的报刊上，旧体诗词的发表空间得到一定程度的扩张，从而在声势上挽回了一些损失。作为反对“新诗”言论的重要聚集地的《学衡》杂志就是一个范例。该杂志“文苑”部分开设的“诗录”和“词录”两个栏目，自1922年创刊以来，坚持不懈，发表了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胡先
、李思纯、吴宓、吴芳吉、邵祖平、柳诒徵等文化学术界重量级人物的大量旧体诗词。不论作者的阵容，还是作品的数量，都显示出一种与“新诗”分庭抗礼的鲜明姿态。此外，《学衡》杂志自第19期（1923年7月出版）之后不定期开设的“译诗”栏所发表的译诗，所采用的也是旧体诗词的形式。这种颇具挑衅色彩的举措同样表明了《学衡》编者与“新诗”拥趸者势不两立的倾向性。
收稿日期：2010-02-26
注释：
①《新潮》和《少年中国》专辟“诗”栏目，《每周评论》在“新文艺”栏，《小说月报》则主要在“诗及戏剧”栏发表发表“新诗”作品。
②例如，《戏剧》第一卷第一期（1921年5月31日）就刊登了刘大白的另一位作者的两首“新诗”作品。
③详情可参见《时事新报》1920年4月4日头版广告栏。
④虽然此前《新青年》曾发表胡适的《白话诗八首》（第二卷第六号）和《白话词》（第三卷第四号），但都而未明确标明“诗”这一栏目名称。
⑤1919年2月5日该栏发表的《本栏之大扩充》中的第九条为“新文艺载新体诗文”。
⑥当天的《本栏启事》称：“本栏自今日起另辟新文艺一门，倘蒙读者投稿，任欢迎。此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