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历史图景中虚无主义的表现形态、演进动力及应对经验
俞佳奇，杜玉华
(华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41)
摘 要： 近代以来，虚无主义开始在中国出现，并在历史、民族和文化等领域不断衍生，形成了虚无主义在中国近代历史图景中的表现形态，即历史虚无主义、民族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三种样态。从虚无主义的演进逻辑来看，西方“虚无主义”强势传入的外部冲击力、社会舆论中由怀疑氛围逐渐聚拢而催生的现实生成力以及中国传统思想中“虚无”基因的历史根源力，共同交织为虚无主义成型的三重动力。为警惕和防范虚无主义的进一步扩散，近代历史中积累的以历史眼光批判历史虚无主义、以民族情怀驳正民族虚无主义和以文化省思肃清文化虚无主义等应对经验，为当下克服虚无主义提供了方法论指导。
关键词： 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民族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
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了天朝上国尘封已久的大门，炮弹与硝烟写下了中国近代史的第一页。由此而始，西方思想文化纷至沓来，传统价值观念消解崩裂，各种思潮此起彼伏、纷争不已，统一的、确信不移的价值标准失却了赖以维系的基石，虚无主义在近代中国西学东渐的思想场域中悄然出场。时至今日，虚无主义依旧活跃于中国的舆论界和思想界，且呈现出表现形式更加多样、传播手段更加隐蔽等时代特征，业已成为意识形态领域面对的严峻考验。为此，我们必须回到近代中国的历史现场，在复杂多变的历史现象中辨识虚无主义的表现形态，在形形色色的历史线索中厘清虚无主义的演进动力，努力从应对虚无主义的历史经验中求得解决现实问题的答案。
一、表现形态：虚无主义如何出场？
与虚无主义自西方传入中国的原初状态相比较，中国的虚无主义不仅建基于对西方虚无主义思想的吸纳，更因文化激荡的历史境遇而得以延伸，在历史观、民族观以及文化观上打上了明显的“虚无”烙印，衍生出历史虚无主义、民族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等表现形态，成为近代历史图景中的一股思想激流，集中体现了虚无主义中国样态在近代出场的根本旨趣。
(一)历史虚无主义
历史虚无主义是历史领域中虚无主义的集中显现，“可追溯至五四时期，是中西冲突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另类表现”[1]。自鸦片战争至民国肇造，无数仁人志士渴望通过向西方学习来使国家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然而，西式民主共和制度的建立并没有如预期般迅速扭转国家颓势，以至于梁启超哀叹“我国民志气之销沉，至今日而极矣”[2]。在百般探索而不可得的情绪催化下，中国的历史被视为拖累国家前进的“包袱”，坠入了虚无的深渊。
依据矿床成矿序列理论、该区带主要矿床类型以及分带关系[8-19]，帮浦东段铅锌矿床的成矿流体及主要成矿元素(硫)来自于斑岩系统，斑岩体极有可能与帮浦矿区斑岩体有关，或是在帮浦东段矿区存在新的隐伏斑岩体。笛给矿区浅表矿石主要呈细脉状或浸染状产出，严格受断裂控制，具有典型的低温低压特性，或主要为低温热液充填型矿床，成矿流体及主要成矿元素(硫)亦可能来自于斑岩系统。基于以上认识，以寻找隐伏斑岩体和探索F1、F2含矿断裂的延展方向为主要目标，以帮浦东段—笛给矿区开展100m×10m激电中梯[20-25]扫面工作(图1)。
第一，以支流代替主流，全盘否定中国历史中的进步性因素。众所周知，中国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虽然近代以来面临日趋衰弱的险境，但始终保持着积极的正向作用。历史虚无主义者难以在历史发展的长时段审视中达到虚无历史的目的，通常只能在方法论层面选择“以支流代替主流”，另辟蹊径地着眼于近代中国对世界文明的影响相对减弱，以此推论出“中国历史中缺乏进步性因素”等荒谬论断。譬如，在“整理国故”的论争中，毛子水声称：“我们中国民族从前没有什么重要的事业，对于世界的文明，没有重大的贡献，所以我们的历史，亦就不见得有什么重要。”[3]这种言论践踏了中国历史的尊严，完全歪曲了客观历史现象，对中国历史之于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视而不见，最终走向的必然是自我否定的虚无黑洞。
第二，以结果倒推原因，对西方历史陷入盲目的“顶礼膜拜”。随着中西文化的遭遇，中国舆论界的话语权逐渐偏移至西方文化。诚然，在除旧布新的变革年代，传播西方文化有其特有的意义，但这也给了历史虚无主义潜滋暗长的契机。以学术思想的发展史为例，毛子水认为：“中国的学术史，就重要的方面讲起来，不要说比不上欧洲近世的学术史，还比不上希腊罗马的。讲数学名学等历史的人，必定首先讲到希腊诸学者；讲民法的人，亦必研究罗马法。这样的例，在我们的学术史里面，实在寻不出来。”[3]在这里，毛子水将西方数学名学等学术研究较中国而言更为发达的情况完全归因于西方历史，以点带面、以偏概全地得出人为预设的原因。因此，在毛子水的认知中，“国故是过去的已死的东西，欧化是正在生长的东西；国故是杂乱无章的零碎知识，欧化是有系统的学术。这两个东西，万万没有对等的道理”[3]。历史虚无主义者以种种主观臆断从局部现象倒推整体规律，将西方发展现状胜于中国的情况延伸至历史领域，严重背离了唯物史观。
(二)民族虚无主义
我不好意思地笑笑，进洗手间冲凉。阿花从外面递了一件男人的T恤衫和大裤衩进来。穿上衣服出来，我说你咋还有男人的衣服？阿花说，为你准备的呀，你看是不是合你的身？我拽了拽衣摆，正合身。
第一，轻视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民族虚无主义者向来认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无法应对现代化的挑战，在近代工业文明兴起的浪潮中，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只能被彻底摧毁或被迫转向。因而，本民族固有的文化传统被简单等同为“落后”“愚昧”，甚至连陈独秀都曾高呼当时的社会制度、人心思想等“无一不与现实社会生活背道而驰”，以至于“祖宗之所遗留，圣贤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会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也”[4]162。在《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的创刊号上，汪叔潜明确回答了“西洋文化与中国文化根本上是否可以相容”的首要问题，他强调：“旧者不根本打破，则新者绝对不能发生。新者不排除尽净，则旧者亦终不能保存。新旧之不能相容，更甚於水火冰炭之不能相入也。”[5]虽然这种将本民族文化与西方文化根本对立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引西方文化之“新”而破民族文化之“旧”，但这种主张也生成了中华民族劣根性的刻板印象，重挫了长期积累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给虚无主义的兴起创造了思想温床。
第二，抹灭本民族的差异色彩。民族虚无主义把西方作为反观中国的唯一参照标准，一切以西方之是非为是非。在民族虚无主义的视野中，西方的一切都是中国必须效仿的唯一模式和标准答案，除此之外别无选择。胡适曾经认为：“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6]陈独秀在区别“守旧”与“革新”时，也强调：“若是决计守旧，一切都应该采用中国的老法子，不必白费金钱派什么留学生，办什么学校，来研究西洋学问。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4]419这些言论虽然可能在主观层面上意在激励国人向西方学习，但实际上却将中西民族直接对立起来，忽略了不同民族之间客观存在的差异，企图将建立在西方民族特殊的历史与现实之上的标准生搬硬套到中国的社会现实中，势必会造成民族多样性和差异性的裂解，进而产生新的民族认同危机。
(三)文化虚无主义
其二，从个人与社会的动态联结中生成的虚无主义。在动荡飘摇的近代中国，社会情势纷乱万状，不仅思想上“形形色色，各样主义，应有尽有”，现实中的政客更是令人晕头转向，“他们一时高兴鼓动学生作政治运动，一时不高兴又干涉起来；他们想起革命要从下层阶级下手，然而又觉得农工觉悟于自己政治地位不利……有些领袖们昨天如冰炭之不能相容，然而今天又握手言欢”，无怪乎时人感叹整个社会都笼罩在失望与怀疑的情绪之中，“在这样转瞬万变思想中，青年又怎能有一定意向呢”[20]。此外，“个人心理上的苦闷，新旧思想的对立所给他的彷徨，社会不合理所给他的悲愤，民族的忧患交迫所给他的威胁，这种种缠紧着他，使他不是走上悲观颓废的路，就是另趋极端。”[21]在个人与社会的种种混乱情形中，一种批判一切、怀疑一切的舆论氛围悄然凝聚，而大部分人只能仅仅停留于怀疑阶段且无法对现存问题作出确切的回答，虚无主义正好不失时机地在这些落差与空隙中潜滋暗长，最终的结果自然也就是“总总是想不出，寻不中，无意义，无目的，一切皆幻，一切皆空，于是有虚无主义”[22]。
社会思潮的发展变化往往依托现实的舆论环境，虚无主义之所以能够发轫于近代中国的思想场域，不仅在于西方虚无主义思想作为外部冲击力的强势传入，更在于国内自鸦片战争以来积累的怀疑氛围逐渐升温并聚拢成型，提供了虚无主义借以渗透、附着的可趁之机。
第二，文化横向比较视域下主张“西方文化优胜论”。文化虚无主义者并非虚无一切文化，而是站在西方文化评价标准的地基上，以之为准绳来衡量中国传统文化。毛子水认为：“《孙子》的兵法、《内经》《伤寒论》的医术、《本草》的药物、《齐民要术》的农艺，都并不是没有经验的说话，但是哪一种是有近世科学的形式和方法的呢？”[8]概言之，毛子水评价文化的标准是“近世科学的形式和方法”，那么西方文化自然无往而不胜，中国传统文化必然会败下阵来，自然也就只能发出“我们能够在中国古书里面寻出一种像现在欧洲学者讨论政治的书籍的么？”等建立在西方文化话语权之下的反问[8]。文化虚无主义者错误地无视中国文化的特殊属性，转而拥抱西方的文化规范，附庸于西方文化之下，注定陷入“西方文化优胜论”的泥淖，并最终冲击本民族文化的核心价值和深层要素。
分 别 吸 取 4 mL K2Cr2O7、 CoSO4、 KMnO4、CuSO4原液于250 mL容量瓶中，用蒸馏水稀释至刻度，在最大吸收波长处测吸光度A0；分别从4种浸泡过经过改性处理的丝瓜络纤维的供比色液中吸取4 mL于250 mL容量瓶中，用蒸馏水稀释至刻度，在最大吸收波长处测吸光度A1；再从4种浸泡过未经过改性处理的丝瓜络纤维的供比色液中，分别吸取4 mL于250 mL容量瓶中，用蒸馏水稀释至刻度，在最大吸收波长处测吸光度A2。结果见表4。
二、演进动力：虚无主义如何成型？
(一)外部冲击力：西方“虚无主义”的强势传入
在近代中国纷纷扰扰的思想大潮中，文化领域乱象丛生，时人感叹“说到我们中国今日的思想界纷乱的情形，真可说是‘一言难尽’的了”[9]。虚无主义作为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生成的思想产物，在西方原初语境下的衍生历程“先后出现过认识论、审美论、价值论、存在论四种使用模式”[10]，本就包含着多重意义，文化的激荡促使西方虚无主义思想更为快速地传播开来，构成了虚无主义在近代中国日益高扬的外部压力源。
其一，从概念界定的维度出发，“在这一时期被介绍到中国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内涵不清、边界模糊、概念含混、难以辨别”[11]，虚无主义也因其与各种思潮的相互纠缠而频频见诸报端，逐渐为知识分子和一般民众所熟知。1918年，《东方杂志》刊登译文《俄国社会主义运动之变迁》，该文将虚无主义纳入俄国社会主义运动史中的“宣传主义时代”，认为虚无主义“盖表其否定一切传说一切权威之意，但亦不过略变西欧之社会主义为俄式而已”[12]。事实上，在当时不乏持相同见解者，如“一八七〇年以后，德国马克斯社会主义，大与以影响，虚无主义，渐溶解于其中，今之布尔萨维克者，乃马克斯主义之流派”[13]。由此可见，虚无主义在当时确实存在被误读为社会主义的现象，并得以借五四运动中马克思主义传播之“东风”而形成思想急流。
深层土钉边坡支护通常定义就是通过技术手段对土钉，以及其对土体产生的作用力采取科学的规划与应用，从而确保边坡稳定效果良好，简单来说，就是深基坑加固手段的一种，最终目的就是保证土体周边强度与稳定效果。在对土钉进行施工操作时，技术人员需要严格判断其强度与抗拉力建立的设置，坚决避免土体因为不规范操作而造成变形问题。前期准备过程中，技术人员首先要对土钉工具采取拉拔力效果的测试，分析最终实验效果判断其是否符合实际工程操作标准的要求。等到对钻孔深度进行了严格确定后，施工人员还需要根据钻机设备参数，逐一记录钻孔深度，确保后续的灌浆工作能够得到正确参考意见。
所有学员中除1例因怀孕待产未完成开题报告外，其余学员都完成各项考核指标，顺利通过答辩，按时毕业。各年度学员对首次个案完成时间、开题报告首次交付时间及毕业后1年内学员学术成果统计如下(结果统计时因怀孕未完成开题报告的学员未列在统计内)。具体结果见下表1，成果增长趋势见图1。
民族虚无主义是虚无主义在民族观中的反映，主要表现为对本民族发展历史与文化特征的轻视，盲目否定本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独特价值定位，体现了近代中国因“技不如人”而产生的民族自卑心态。
其二，“虚无”基因在各类社会思潮中的内在显现与贯通扩大了虚无主义在思想界的影响。以无政府主义为例，其在近代中国思想场域中的崛起也与传统思想中的“虚无”基因密不可分，陈独秀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近来青年中颇流行的无政府主义，并不完全是西洋的安那其，我始终认定是固有的老、庄主义复活，是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24]376可见，“虚无”基因在近代社会思潮的映现并不是一对一的直射而是一对多的投影，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甚至民粹主义等社会思潮中都能找到“虚无”基因的作用。在共有“虚无”基因的基础上，社会思想的嬗变极有可能推动其他思潮向虚无主义转向，就会出现“不满于无政府主义，更进而虚无主义而出家而发狂而自杀；意志薄弱不能自杀的，恐怕还要一转而顺世堕落”[24]376的情况。概言之，传统思想中的“虚无”基因不仅贯穿虚无主义等多种社会思潮的基本内核，而且在思想演进中极易卷起虚无主义的浪潮，促使无政府主义等共有“虚无”基因的社会思潮转向虚无主义，形成其他社会思潮的“虚无化”取向。
(二)现实生成力：社会舆论的怀疑氛围逐渐聚拢
第一，文化纵向发展视域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选择性虚无。在中国文化的精神谱系中，从先秦诸子、两汉经学，到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再到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中华民族孕育发展了包含儒、释、道等各家学说的传统文化，蕴藏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刚健进取、“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洁清正、“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仁爱宽厚等中国智慧，自有其数千年的演进渊源。直至近代，虚无主义者人为割裂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与继承，忽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传统文化基因，将古代与现代视为水火不容的对立范畴。毛子水就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语境中的适用性，他强调：“我们须记着，我们是我们——是现在时候的人，古人是古人——是古代的人。”[3]在这个层面上，古人与今人失去了文化交错的汇合点，文化的传承被弃之如敝履，接踵而至的只能是传统文化的凋零与消散。这些文化虚无主义者严重低估了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可能性与重要性，不断消解着中国文化的价值意蕴。
第二，重塑民族凝聚力。虚无主义不仅在理论上整体性虚无中华民族，而且在实践上也回避现实中的民族问题，尤其是外来侵略的不断逼迫，民族问题已成为回应“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不得不重视的关键因素。在这样的危局之下，加强中华民族内部的向心力无疑是应对虚无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一团结，则不亡；分裂自残，招亡之捷径也”[33]成为社会一般大众的共识。杨幼炯在《我国民族运动之理论与实际》中将民族凝聚力视为“民族独立求存的重要关键”，高呼：“我们今日若是大家没有一贯的民族团结的精神，就不能与帝国主义的列强为殊死战。”[34]事实上，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不仅能与帝国主义列强殊死作战，在思想交锋上，也对虚无主义在民族问题中的虚无姿态起到了正本清源的效用。
纵观近代以来文化领域的思想争锋，“无论新的旧的，都在失去魂魄，盲目扮演，背道而驰，相互冲突”[7]，各类思潮风起云涌，虚无主义自然也坐拥一席之地。文化虚无主义旨在将虚无渗透进文化发展的纵横交错之间，在纵向表现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矮化与消解，在横向表现为对外来文化的拔高与谄媚，凸显出这一时期文化“软骨病”的症状。
(三)历史根源力：中国传统思想中的“虚无”基因
在西方虚无主义思想作为一种异质文化的理论话语传入中国之前，“虚无”基因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已经有迹可循，为虚无主义绵延至今并仍然颇具影响力提供了文化土壤。与其说近代历史中虚无主义的兴起是中国遭遇西方后被动接受的症结，不如说是中国传统思想中“虚无”基因在“我者”与“他者”文化冲突中的激活与变异。
其一，作为诠释学“前结构”的“虚无”基因为中西虚无思潮的合流扫清了思想障碍。从思想的传播机制来看，域外文化在转移言说语境时必须要寻找新的话语契合点，虚无主义概莫能外。在当时的思想界，“各种思想如老庄的虚无主义，孔教的折衷主义，佛教的寂静主义，都是勾结着西洋类似的学说在那里复活，都是在那里争夺青年们的灵魂”[23]，大凡在此时流传甚广的思潮无一不竭力与此前存在过的某一思潮的“遗迹”相靠拢，而中国传统思想中的“虚无”基因正是作为诠释他者的存在，极大地促进了这种中西虚无思潮的文化“勾结”。与此同时，这种“虚无”基因不仅在质上与西方虚无主义思想有直接的勾连点，在量上更是超出世界各文明的平均水平。陈独秀对此曾经直接指出：“中国底思想界，可以说是世界虚无主义底集中地；因为印度只有佛教的空观，没有中国老子的无为思想和俄国的虚无主义；欧洲虽有俄国的虚无主义和德国的形而上的哲学，佛教的空观和老子学说却不甚发达；在中国这四种都完全了，而且在青年思想界，有日渐发达的趋势。”[24]260简言之，中国传统思想中的“虚无”基因为西方虚无主义思想的汇入提供了绝佳的“培养皿”和“催化剂”。
其二，从话语传播的维度出发，民粹主义者的各类秘密暗杀手段被国内报刊介绍为“虚无党”的杰作。据统计，“从1900-1909年，以国外虚无党暗杀事件为标题的新闻报道(含图片)多达24篇”，以至于“但凡采取暗杀手段者，皆可谓之虚无党”，尽管这些报道混淆了虚无主义与民粹主义等概念，甚至虚无党与这一时期的虚无主义思潮在逻辑上也“难以形成严密的继起关系”，但“虚无党”的话语传播确实使虚无主义在中国引发巨大震撼[14]。有人高呼虚无党“能杀那混张忘八蛋的皇帝，能打救那一般受苦的兄弟姊妹，无一件不惊天动地”[15]；有人直言“我神驰虚无党，不禁心血跃跃，生气勃勃，狂热蒸蒸甚矣”[16]；更有人以“俄罗斯的虚无党就是完全以牺牲二字与专制的恶政府对抗”为例来说明“中国人的人格上还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缺乏牺牲的精神”[17]。这些对域外“虚无党”的推崇，在很大程度上使时人逐渐关注“虚无”，成为西方虚无主义在中国出场的重要推力。
三、应对经验：虚无主义如何克服？
(一)历史眼光：批判历史虚无主义
第一，用辩证逻辑来考察历史现象。从虚无主义者采取以支流代替主流、以结果倒推原因等方式全盘否定中国历史中的进步性因素并陷入对西方历史盲目崇拜的表现形态来看，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常常被虚无主义有选择性地截取、拼接与解读，源远流长的历史不是被视为民族瑰宝反而被当做沉重包袱。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近代中国陷入衰落的历史事实确实存在，但这不代表可以简单抹去中国历史中的正面性因素，完全归咎于过去的“中国历史担责说”并不能正确解释历史。王平陵认为：“中华民族已有五千余年悠久的历史，过去流传的遗产，实为开展民族新生命的至宝。”[25]李大钊也曾对此进行过形象的分析，他将过去的一段历史比喻为“‘时’在人生世界上建筑起来的一座高楼，里边一层一层的陈列着我们人类累代相传下来的家珍国宝”，而面对这样一座历史高楼以及贮藏于其中的历史珍宝，“我们登这过去的崇楼登的愈高，愈能把未来人生的光景及其道路，认识的愈清。无限的未来世界，只有在过去的崇楼顶上，才能看得清楚；无限的过去的崇楼，只有老成练达踏实奋进的健足，才能登得上去。”[26]566-567毋庸置疑，只有采用辩证的逻辑来考察历史现象，才能对中国历史以及其对近代的影响做出合理性的解释，一味虚无中国历史只能带来思想上的割裂与混乱。
第二，用经济动因来剖析历史规律。近代以来虚无主义的出现不能仅归因于思想领域的变动，其归根到底是这一时期经济关系的变动在思想领域的呈现。因而，应对虚无主义在历史观中的虚无，必须把握基于经济动因的历史分析方法。李大钊主张历史的唯物论者要跳出观念的圈子，“经济的要件是历史上惟一的物质的要件”[27]6，指明“一切的政策，一切的主义，都在物质上经济上有他的根源”[27]142。彭康也曾提到：“一切的政策都为当时社会的经济所规定，是必然的。”[28]相反，如果抛弃经济动因而陷入思想的循环，难么就“无异乎‘竖蜻蜓’之首足倒置的姿势，必定弄得头晕眼暗”[29]。李大钊等人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从正反双方论证历史规律中经济动因的根本作用，主张以此求得历史的原貌，为实现对虚无主义的辨别与超越提供了方法论意义上的理论武器
第三，用发展观点来研判历史趋向。虚无主义的历史视野充斥着碎片与断裂，历史趋向的长时态被肢解为单个时段、单个空间和单一事件等零散的部件，忽略了历史发展趋向的持续性与继承性。李大钊曾经形象地阐述过历史、现实和未来三者贯通的逻辑意义，他指出：“有生命的历史，实是一个亘过去、现在、未来的全人类的生活。过去、现在、未来是一线贯下来的。这一线贯下来的时间里的历史的人生，是一趟过的，是一直向前进的，不容我们徘徊审顾的。”[27]567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李大钊着重强调现代史学的科学态度：“一切过去，都是供我们利用的材料。我们的将来，是我们凭借过去的材料、现在的劳作创造出来的。”[27]567李大钊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始终坚持用发展的观点审视历史的时空脉络，有力地反击了虚无主义在史学领域的弥漫与扩散。
(二)民族情怀：驳正民族虚无主义
第一，重拾民族自信心。以鸦片战争中的挫败为序幕，虚无主义在民族观中的发酵由来已久，对外的失利顺理成章地引起对内的反思。然而，这种本应客观全面的反思却极大地挫伤了一般民众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在现实生活中更是演变为“惧怕外国人的心理”，无论发生何事，其结果“总是中国人错，外国人不错”，这种心理“创伤民众的自信心和自尊心，问题可就十分重大”[30]。何思明在《民族夸大狂与民族自信力》中以日本的“太和魂”和德国的普鲁士精神为例，阐发民族自信心的重要性，并坦言：“我们知道，一个民族的兴起，必为其民族精神之澎湃，其民族自信力之坚强，令其他民族起不可轻侮之感；及至其衰败，则社会基础动摇，而民族自信力低落到零的程度。”[31]朱章宝在《民族自信力》中也强调：“民族自信力者，民族生命之所由发展。民族精神所赖以振刷而发扬者也，民族而无自信力，则萎靡颓丧，自暴自弃，一旦遇异族之侵陵，自觉无力抵御，惟有俯首帖耳以屈服。”[32]正是虚无主义在民族观上的深刻反映，促使当时的一大批知识分子自觉呼唤“民族自信心”的回归，对虚无中华民族的行径展开争锋相对的批判。
其一，从中西文化的比较视域中生成的虚无主义。自从遭遇西方列强以来，无论是“师夷长技以制夷”，还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亦或是在“器物”“制度”和“文化”等递进层面的“以英美为师”，中国的革新运动无一不在西方的坚船利炮面前败下阵来，一切尝试现代化的努力似乎总是以破产宣告结束，这无疑使相当一部分人陷入迷茫，对中国的文化传统乃至建立在这种文化传统之上的革新都抱有怀疑的眼光。同时，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中国人对西方的了解日益深入，褪去朦胧面纱的西方世界似乎也不是想象中的理想图景，梁启超曾经犀利地将当时西方的状况称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18]。这也即是说，中国人的眼界开阔以后，西方思想文化、政治制度同样不能完全取信于国人。由此而来，无论中西亦或是古今，中国的思想界似乎全部笼罩在怀疑、批判、质问等阴云之下，给虚无主义的扩散与流变提供了思想场域，于是乎，“旧文化既弱点暴露，而新文化又根柢浅薄，均不足以安顿身心，解决疑难，于是青年学子，遂遁入否定一切之虚无主义”[19]。
第三，重现民族创造性。无论是轻视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还是抹灭本民族的差异色彩，民族虚无主义者惯常戴着镀满停滞等“滤膜”的“有色眼镜”看待中华民族，那么相应地，中华民族只能在镜像中被动地呈现为“停滞”的模样。因而，驳斥虚无主义就必须申明中华民族的创造性，击碎“中华民族停滞说”等谬论。常燕生在《民族精力与文化创造》中明确指出：“中国人的活动自有历史以来已经五千年了，近千年来虽渐渐有一代不如一代的倾向，然而活动力始终没有停止，是谁也看得见的。”[35]在否认“停滞论”的基础上，“我们要在中国文明之上重新建设起一个新中国的文明来，我们要在现代世界文化的基础之上用中国国民的精力给他更创出一个新面目”[35]，民族创造性的生成才成为可能。陈独秀也强调：“创造就是进化，世界上不断的进化只是不断的创造，离开创造便没有进化了。我们不但对于旧文化不满足，对于新文化也要不满足才好；不但对于东方文化不满足，对于西洋文化也要不满足才好。”正是在批驳“停滞论”的思想论争中，虚无主义的面目得以充分暴露，社会一般大众对虚无主义的认知也更加清醒。
(三)文化省思：肃清文化虚无主义
第一，兼顾共性与个性。文化虚无主义者“悬空”于中国语境之外，将西方文化视为一切民族通向现代化的“母版”，一旦其他民族文化中的个性与所谓的“母版”不相匹配，则必须毫无保留地“摒弃”或彻底地予以“改造”，使之与“母版”保持高度一致。潘光旦认为，文化的创造“不但指固有文化的推陈出新，也是指外来文化的吸收调合”，同时，“在推陈出新之后，在吸收调合之中，尤须有择善固执的能力，把已经精练出来的一些民族中以至于民族间共通的经验，握住不放。”[36]言下之意，文化的共性即“民族间共通的经验”固然需要“握住不放”，但在此之前必须经历“推陈出新”“吸收调和”的必要环节。只有经历这个环节后，不同民族文化间的个性才能够得以彰显，各民族的文化借鉴才不至于沦为共性对个性的虚无，各民族的文化发展道路也不会沦为对西方文化的无条件复刻。
第二，连接当下与未来。文化虚无主义者通常无法以发展的眼光审视文化的演进轨迹，因而，“当下”与“未来”被人为分割为互不联系的单向度空间，而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极力反对的僵化思维。在近代历史上，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强弱似乎不辩自明，但当下的文化“弱势”未必不能在未来扭转过来，一时的文化“强势”也不代表永恒的文化霸权。肃清文化虚无主义的流毒，就势必要抱持立足当下、放眼未来的态度。正是在这种观念的驱使下，陈伯达主张“民众是民族文化发展的源泉”[37]，雷宾南提出“某一文化能继续存在与否，端视某一民族能继续生长与否以为断”[38]，李大钊强调历史的进路“是循环着前进的、上升的，不是循环着停滞的，亦不是循环着逆反的、退落的”[27]267。这些观点的涌现肯定了中国文化的延续性，将文化的未来发展寄托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之上，既有力地抵制文化虚无主义的错误认识，又对面向未来的文化发展寄予深切的期盼。
第三，融通外来与本来。世界历史深刻证明，文化的发展必定以自身的主体文化为基础，附庸于他者羽翼之下的文化，既不能独立自主也无法实现振兴。文化虚无主义者意图以虚无之姿销蚀中国文化，用外来文化彻底摧毁中国文化，必须予以驳正。尹达指出：“民族的混合，其他民族文化和中国文化之融和，这是不可避免的现象。但是我们决不能为这些现象所迷惑，因而否认中国文化发生的渊源，基本上有其独立性和其特异之处。”[39]毛泽东也主张立足民族本来之文化，批判性地吸收外来之文化，他将融通外来与本来的过程比作食物的摄取与消化，只有使外来文化“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40]。正是尹达、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者在对民族文化如何返本开新的探索中，确立了对待文化的正确态度，使得文化虚无主义失去了借以滋生的土壤。
1.注重客观实际，把握好量化评价“四项原则”。一是客观性原则。量化的指标体系必须是一种客观的标准，不可偏导，要力求公正合理。在制定量化标准时，一定要立足企业人才队伍整体水平实际，既要坚持高标准引领，又要制定最低标准，有可行性，使专业技术人员经过努力能够达到，不宜盲目地提出不切合实际的高指标，规定的评审条件应尽可能便于客观地加以量化，以防止主观评价因素过多地干扰，以能客观反映评审对象任现职期间实际工作成绩的考绩档案材料为主要依据。
结语
4.1.2 食品安全信息追溯制度。应按照《上海市食品安全信息追溯管理办法》的规定，对规定实施追溯食品、食用农产品实施信息追溯管理，并向本市食品安全信息追溯平台报送相关信息。门店应提供追溯信息查询终端供消费者查询，或提供追溯码供消费者手机查询经营食品和食用农产品的来源信息。
近代以来，西方虚无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其话语内涵相较西方的原初状态已经有所不同，衍生出历史虚无主义、民族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等表现形态。这种动态的演变轨迹既与思想资源从西方到中国的转换相联系，也与中国本身的思想资源相契合，更与中国社会思想氛围的时代特质息息相关。虚无主义在中国的蔓延相应地也激起了时人的抵制，积累了丰富的应对经验，尤其在历史眼光、民族情怀和文化省思等方面产生积极的创造发展。当下，应对虚无主义的形势更为严峻，肃清虚无主义的任务更加急迫，只有更深入地回溯虚无主义在近代中国的发展脉络，更系统地重温前人应对虚无主义的经验教训，才能在此基础上创制新时代抵制虚无主义的理论体系和实践逻辑。
在小学阶段，培养学生的数学思考能力尤为重要。《数学课程标准》强调了要让学生“学会独立思考，体会数学的基本思想和思维方式”。教师必须在平时的课堂教学中，致力于学生数学思考力的培养，切实提高学生的数学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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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D09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7408(2019)07-0062-07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2018年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研究”(18JZD008)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俞佳奇(1995-)，男，江苏海门人，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杜玉华(1969-)，女，湖南常德人，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责任编辑：宇 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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