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五四”与“新青年”的“五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新青年论文,五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07）01—0199—06
在我看来，五四本身就是充满思想分歧的。过去，当我们几乎是强制性地将种种出现于新文化倡导者阵营内部、新文化不同的理解者之间、新文学倡导者与旧文化坚持者之间、旧文化传统不同的理解者之间的思想分歧简化为新／旧、进步／落后、革命／封建的二元关系，其实便是严重混淆了历史的诸多复杂存在，而今天颂扬五四与批判五四也常常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历史的混淆当中，思想的混淆必将继续导致思想平台的缺失，这是新的五四新文化研究必须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自身所具有的复杂形态中，后来被视作新文化旗手的鲁迅与其他更积极的新文化运动的鼓动者的分歧值得我们注意。鲁迅介入五四新文化运动是被《新青年》“拖进去”的，在这里，我们不妨将借助《新青年》杂志积极倡导新文化的知识分子称作“新青年”，考察鲁迅介入《新青年》杂志的过程，将比较清楚地发现其中的重要分歧。
这就是我们今天重读鲁迅《呐喊·自序》的意义。
1 “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1]
这就是《呐喊·自序》的开篇。鲁迅就是以这样的表述，开宗明义地向我们昭示：他与五四时代的许多人有着多么不同的体验与心境！
青春、激情、幻想、梦……这就是我们今天对于五四的描述。然而，鲁迅却显然已经不再属于这样的“五四作者”了。可以说，与积极投身《新青年》激情启蒙的“新青年”比较，五四时期的鲁迅更有着刘纳所说的“辛亥革命时期进步诗人在辗转苦辛与心理疲劳”，这样冷静而理性的表述一再说明他的确已经“几乎损尽了天真”，传达的尽是“人生跌宕起伏”之后的“沧桑之感”，同时也是“对人生哀乐有比较深致的体味”[2]。这些对前代文人的描述之所以同样适用于鲁迅，乃是因为鲁迅自己的“新青年”时代的确早在辛亥革命之前的日本就到来了，而从那以后到五四，恰恰是鲁迅在跌宕起伏的人生中逐渐磨损青春、忘却梦幻的过程。
在日本，在五四之前的十年，鲁迅兄弟和许寿裳、袁文薮等五人共同策划着一本名为《新生》的杂志，鲁迅1908年的几篇论文就是为这本杂志准备的，这大概可以说明杂志以思想启蒙为目标的办刊宗旨，同时，据鲁迅所说，这又是一本纯文学杂志。显然，《新生》几乎就是未来五四新文学杂志的预演，可以说就是当年鲁迅的《新青年》，筹办《新生》的鲁迅本人就属于辛亥革命之前的“新青年”。
然而，对于中国文化而言，鲁迅作为人的“新”与杂志作为理想的“新”都出现得太早了一些。
近代中国，直到民国建立、袁世凯推行专制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救亡图存的中国知识分子都主要坚持着两种主义，一是国家主义，二是实业主义。日本留学界也是如此。然而，独立特行的鲁迅恰恰在这两个基本的方向上完成了自己的根本突破。1908年前后的鲁迅以个人主义实现了对国家主义的超越，以对精神信仰的呼唤实现了对物质主义和单纯的实业主义的超越。在《科学史教篇》里，这就是对科学救国口号中“至显之实利”与“至肤之方术”的尖锐批判；在《文化偏至论》里，这就是一个重要的主张：“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在《摩罗诗力说》里，则被鲁迅描述为文学艺术所涵孕的“心声”：“盖人文之留遗后世者，最有力莫如心声。”在《破恶声论》里，是要清除以“科学”、以“兽性”的爱国主义相标榜的“伪士”，同时保留象征人类信仰真实的“迷信”。在鲁迅完成着这一系列前所未有的精神探索与启蒙思想之时，在他第一次以“个人”的立场来读解近代中国文化的危机之时，特别是在他努力将自己对中国人的精神的重建以纯文学的方式予以表达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提前十年演绎着未来五四的新文化主题，换句话说，1908年的前后就是鲁迅心目中的“五四”，而《新生》就是鲁迅所要创办的《新青年》。
当然，1908年的鲁迅是孤独的，《新生》的设计也并没有成功。因为，包括留学界在内的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都还没有摆脱国家主义与实业主义的思想窠臼。“在东京的留学生很有学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业的，但没有人治文学和美术”，鲁迅等人的认同圈子是十分的狭窄，在如此“冷淡的空气中”，鲁迅、周作人能够“寻到几个同志”策划一种杂志这本身就是一件艰难的事情。“新生”，“名目是取‘新的生命’的意思”[3]，据许寿裳回忆说，当时“有人就在背地取笑了，说这会是新进学的秀才呢”[4]。在当时的留日学人中，大约还很少有人能够独立于博大悠久的中国传统与朝气蓬勃的西方文化之外，以全新的生命创造为自己的现实目标，人们很容易理解“清议”、“鹃声”、“汉帜”、“游学译编”之类的称谓，而这“新生”，对绝大多数人而言都仿佛是一个陌生的名目，能够进入其认知范围的恐怕也就是“新进学的秀才”之类了！于是，等待他们的也只有这样的结果：
《新生》的出版之期接近了，但最先就隐去了若干担当文字的人，接着又逃走了资本，结果只剩下不名一钱的三个人。创始时候既已背时，失败时候当然无可告语，而其后却连这三个人也都为各自的运命所驱策，不能在一处纵谈将来的好梦了，这就是我们的并未产生的《新生》的结局。[5]
“背时”，这是提前进入五四理想的鲁迅对自己与时代“主流”之关系的准确认识！然而，更重要的还在于，“背时”的鲁迅却进一步将此上升成了关于自我生命的深层认识：
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
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
然而我虽然自有无端的悲哀，却也并不愤懑，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了：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6]
鲁迅在这里所表述的决不仅仅是一次现实的教训，“虽然自有无端的悲哀，却也并不愤懑”，因为这里更包含着他对于人自身局限性的深刻顿悟。鲁迅对于“人”的理解已经从单纯的现实进取发展为生命内部的沉思，从满怀自信的自我期许转换为悲剧性的自我发现。这样的思想演进的深度似乎进一步决定着鲁迅的“背时”：不仅有“背”于1908年前后的留日中国知识界，而且将继续有别于1918年的前后的青年中国知识界。
鲁迅的“五四”不是留日中国知识界的“五四”，而青年中国知识界的“五四”也有别于鲁迅的“五四”。
2 中国知识界从国家主义转进为个人主义，从单纯的实业救国发展为精神改造与文学革命，这样的变动是在鲁迅创办《新生》失败将近10年后才发生的，其原因则是中国社会特别是政治形势的巨大变化。中国知识分子这种以国家利益为奋斗目标的现代化理想被民国建立之后的乱局摧毁了。在民族完成国家的“整体”革命以后，一个自由平等、保障人权的新中国并没有降临，袁世凯倒行逆施的专制政治击碎了中国知识分子关于的“新民”的憧憬，现实政治的震荡让更多的知识分子真实地体会到了捍卫“个人”权利的意义与“精神”重建的价值。从《甲寅》月刊到《新青年》，从批判性的政论到建构性的价值探索，中国知识界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开始以各自的方式阐述着新一代中国人（新青年）所应当具有的“个人”立场，建构以“个体”、“自我”为出发点的“新文化”思想系统。
当更多的青年知识分子高举起个人、精神与文学的大旗，表达着鲁迅十年前的“五四”理想之时，却恰恰与此时此刻的鲁迅产生了明显的差异。
显然，鲁迅丝毫也不避讳这样的差异。在《呐喊·自序》中，他以大量的篇幅生动地为我们展示了有别于“新青年”的鲁迅自己的生活方式与思想方式。
当一批年轻而热情的知识分子正在积极推动新文化运动之时，鲁迅却蜗居在S会馆里，这是怎样的一个所在呢？空屋，人迹罕至，缢死的女人，古碑，落在头颈上冰冷的槐蚕，这是一个多么缺乏“生人”气息的所在！问题是这一切都是鲁迅自己的选择。在饱尝了“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的滋味之后，鲁迅主动选择了这样一个远离“生人”的处所。
远离了一个时代的喧嚣与躁动，鲁迅仿佛是站在时代的“边缘”。来默默地打量着这样一些热情的“孩子”，注视着他们正在沉浸着的“少年中国”之梦。然后，以曾经沧海、不堪回首的老人的沉重与徐缓讲述心中的隔膜。然而，如果我们就此认为鲁迅在精神上已经与“新青年”们毫不相通了，那自然也是荒谬的。实际上，从近代以国家主义为起点的现代化理想到鲁迅《新生》失败后的自我反省，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层面出现了四类人的三重意义的变迁，它们分属不同阶段的知识者，体现了不同的人生感受的深度，但又存在着某种根本上的联系：
1.晚清到辛亥革命之前：国家主义的“新民”理想——梁启超等众多近代中国知识分子
2.鲁迅的“五四”：以个人与灵明为基础的“立人”理想——鲁迅等极少数青年知识分子
3.“新青年”的“五四”：个人主义、人道主义与文学革命——五四时期的众多青年知识分子
4.《新生》失败到1917前后：对个人与生命局限的追问和思考——鲁迅等极少数知识分子
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当年的“五四”与“新青年”的1907年前后的“五四”基本上属于同样一个思想层面，他们都坚持捍卫个人与精神的价值，并以此作为新的文化建设的基础。这样一个思想层面无疑是对近代知识分子国家主义立场的突破和超越，但又都洋溢着乐观向上的自信，一往无前的气势，这样的乐观、这样的气势似乎又让我们想起来梁启超，想起了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在大力推进中国现代化的取向上，它们就是这样的相异又相通。不过，在经历了《新生》失败的孤独的思考之后，鲁迅的思想却有了新的发展，他逐渐涤荡了青年式的单纯的理想主义与乐观信念，转化为关于人生、人性与生命的更冷静的思索与追问，其实，对自我局限性的把握成为了思维的要点。鲁迅由此便与一般“新青年”的兴趣和态度有了相当的差别。
不过，我们也必须意识到，无论是先前的乐观自信还是今日之怀疑与悲观，对于鲁迅这样的思想启蒙者而言，有一点却并没有改变，那就是对于“立人”理想的建设，对于推进中国现代文化建构，鲁迅并没有放弃，更没有否定。这又是他在五四时期能够继续与“新青年”们对话，并最终融入其中的重要思想基础。在《呐喊·自序》中，鲁迅关于“梦”的冷漠并没有上升为玩世不恭的冷嘲，他也无意听任自己在冷漠中走得更远，接下来是倒是一大段关于童年创伤的追忆，这是对“梦”的破灭过程的追溯，而追溯本身则更像是鲁迅对“新青年”的一番交代，是一个“过来人”就自己的人生态度问题与他有明显差异却又不无欣赏的下一代展开真诚的对话：
“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7]
这记忆是痛彻心肺的，然而却仅仅是一个开始。以后，从在N地进K学堂到“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从幻灯片事件到《新生》的失败，鲁迅一路写来，似乎在尽情地倾诉自己长久以来的心灵积郁，也是在鉴赏这生命的变幻。这里，作为叙述者的鲁迅总是保持着一种特别的冷静，我理解，他是以这样的冷静来保留人生的真相，让更多的“新青年”能够借此进入到他所遭遇的复杂世界中去。
更有意思的是鲁迅的讲述直接延续到了现在，并且让一个思想与态度迥异的“新青年”闯将进来，在自己思想的核心层面上展开了尖锐的对话，这对话来自两个不同的思想层面，体现着两种不同的人生认识，鲁迅以如此完整的方式呈现了它们。揭示的就是一个“复调”的五四：
“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8]
鲁迅给读者同时也给自己一次新的玩味的机会。铁屋子，一个如此形象如此深刻的比喻，在死亡、幸福与人的自我感受与自我选择之间，也存在着一种两难的复杂的关系。“新青年”最后的回答虽然多少也有一点无奈，然而却自有他的选择上的某种坚定，这坚定又不能不让人有所震撼。在各自立场的充分表述之后，鲁迅以“新青年”这个有力短句作为收束，既展现了彼此差别，又耐人寻味。
3 S会馆，高不可攀的槐树，这曾是鲁迅试图回避“生人”的所在，然而却又是他最终避无所避、迈向五四新文化阵营的起点。《呐喊·自序》不仅生动地展示了鲁迅与一般“新青年”的思想差异及其根源，同时也袒露了他如何面对“新青年”的这些思想挑战的过程：鲁迅没有放弃自我的独立性，但也没有回避挑战本身，而是做出了新的回应：以自己的方式介入五四新文化运动，履行对新的文化建设的有力的支持。可以说，这是经历过怀疑与否定思维的鲁迅的又一次思想与行动的调整。
《呐喊·自序》告诉我们，“新青年”没有能够说服鲁迅，就像鲁迅也没有能够说服“新青年”一样，然而，对话本身却是有益的，因为，鲁迅显然于对方的立场更多了一层理解，也对个人思想与实践选择之间的多重关系有了新的认识：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
“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顾及的……”[9]
这一段话所表达的意义的丰富性显然已超过了“铁屋子”的判断，它至少包含了这样几个彼此相异却又相互联系的部分：其一，“确信”是一个重要的前提，鲁迅并没有改变自己的“确信”。他自己也不是“猛士”、“前驱者”，也无意成为“猛士”与“前驱者”。
其二，较之于“铁屋子”的对话以前，鲁迅显然更为同情和理解他们这些正在做梦的“猛士”与“前驱者”，他愿意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给予他们某些精神的安慰。这表明，鲁迅已经不单单沉浸于个人的“思想”逻辑之中，他接受了自我思想观念与实践选择之间的多重关系，也就是说，不再一味强调将实践的选择严密置于自我思想的内部，在不能认同但又无法否定其他思想观念的时候，只要这样的思想还有它自身的合理性，那么鲁迅也愿意在实践中予以支持和配合，所以他发出了“呐喊”，也表示要“听将令”，因为“至于自己，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鲁迅如此的“思想”与如此的“选择”，实际上为后来的文学创作带来了“多声部”的复调特征①，造成了后人阐释的多种可能性。
其三，即便如此，我们也不可过于夸大“听将令”在鲁迅整体思想观念中的分量，因为，在尽了力所能及的“义务”之后，他并不特别关心自己行动的效果：“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顾及的。”后来他又说过：“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10] 鲁迅一直“确信”自己对“铁屋子”的判断，并不对未来抱太多的幻想，1923年他说：“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11] 到1927年，他还继续提出过关于“醉虾”的理论：“我就是做这醉虾的帮手，弄清了老实而不幸的青年的脑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觉，使他万一遭灾时来尝加倍的苦痛。”[12] 鲁迅在经历了自己的“五四”以后所获得的思想逻辑是很难为外部世界所轻易撼动的。
其四，我们也应当结合前后文实事求是地理解这里的“猛士”与“前驱者”，显然，他们并不是我们过去一些阐释中所说的“无产阶级先锋”、“阶级革命者”之类，他们其实就是像“金心异”等正在致力于新文学运动的“新青年”，在推动中国的新文化、新文学建设方面，他们义无反顾，走在了时代潮流的“前列”，他们是一些还在“做梦的人”，梦是美丽的，但也许难免会有虚幻性，鲁迅所用的“猛士”之“猛”字，也多少包含了这样的复杂感受：这里既有对奋不顾身的赞赏，也有对浪漫式冲动的某些慨叹。
重读鲁迅《呐喊·自序》，考察鲁迅介入《新青年》杂志的过程，揭示这位新文化运动先驱在思想深处与一般“新青年”的重要差异，这当然不是为了抹杀鲁迅之于新文化运动的价值和意义，而是要借此获得一个更深远的启示：90年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正是由这些不同思想倾向的知识分子共同推动的结果，今天的研究应该由一般的共性研究转向更深入更细致的个性的研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清晰地把握历史事实的复杂性，并最终在复杂的“五四”复调中的聆听中读解五四，寻找理解中国现代文化与文学的共同思想平台。
［收稿日期］ 2006—12—18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现代启蒙思潮与百年中国文学”（05JZD00027）；教育部新世纪人才支持计划项目“创新传统与百年中国文学”（NCET—04—0853）
注释：
① 严家炎曾经阐述过鲁迅小说的“复调性”，见严文《复调小说：鲁迅的突出贡献》，《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