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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运动和其他任何事物的运动一样，都不可能是直线前进的，而是波浪起伏式前进的。社会主义运动在前进过程中有曲折，会遇到重大的挫折，甚至发生“有时后退的运动”（列宁语），都是难以避免的正常的社会现象。但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演变、苏联解体，却在全世界掀起了轩然大波。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纷纷断言：“20世纪将以社会主义的失败和资本主义的胜利而告终”，“21世纪不会有社会主义的一席之地，世界将是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在社会主义国家，在共产党内，也有不少人怀疑或者担忧：社会主义红旗还能打多久？至今，一股怀疑、否定社会主义的思潮仍在或明或暗地流动。因此，如何正确认识社会主义运动的挫折，还是一个亟待研究解决的问题。
一、苏东演变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失败
苏东演变以后，社会主义国家由15国变为5国，面积由占世界24 %缩小为占7%，人口由占世界总人口的32%减少为占25%， 共产党的数量由180多个减少为130多个，党员人数减少2／3。这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最严重的挫折，也是社会主义运动走到低谷的标志。如何认识这严重的挫折？这严重的挫折说明了什么？能说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失败了吗？马克思列宁主义不灵了吗？不能。因为从总体上看，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不是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结果，恰好相反，是背离科学社会主义的结果。
苏东演变的最直接的原因，是80年代后期这些国家的改革变成了“改向”，以“消灭共产主义”为“生活目的”的戈尔巴乔夫等共产党领导人彻底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深层次的原因，是这些国家建立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以后，忽视具体体制的改革和完善，经济政治文化体制长期僵化，严重制约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优越性的发挥，以致在经济建设上未能取得同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在民主政治建设上也未能实现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
苏联建立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以后，先进的生产关系曾促进了生产力的较快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了体现。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工业总产值只有美国的6.9%，到了80年代， 苏联的工业总产值相当于美国的80%，使苏联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一个工业化的强国。
但是，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后，没有好的具体体制，同样达不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目的。
十月革命后，列宁对俄国这个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进行了大胆探索，果断地制定了新经济政策，提出了利用商品市场关系和国家资本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思想和政策措施。这是比较符合苏联实际的，是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与苏联的实际结合起来而找到的一条正确道路。但斯大林却让新经济政策“见鬼去”，抛弃了新经济政策，建立起“最统一的最集中的经济”模式。这种模式在经济方面表现为：单一的公有制+按劳分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经济模式的形成，客观上是由于当时苏联受资本主义的包围和战争威胁，主观上则是苏共领导人局限于对马克思主义著作个别结论的教条式理解，将诸如财产公有、无商品货币、集中的计划调节等原则机械地搬用于苏联大地的结果。这种模式脱离苏联社会生产力的实际，不是着眼于首先发展生产力，而是在所有制上求公求纯，因此带有空想社会主义的色彩。这种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苏联模式，虽然对于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快速实现工业化，经济上迅速赶上和超过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以及赢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模式的实现，特别是全盘农业集体化，并不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而自然地要求生产关系进行变革，而是通过党和国家的行政命令和急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来实现的。它在理论上违背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实践中产生了严重的后果：由于它排斥商品生产、限制市场调节，大大制约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使本来可以发展得更快的生产力受到了制约。特别是到了战后和平建设年代，这种经济体制的弊端就显露出来了。
僵化的经济模式，再加上在经济发展战略上被资本主义包围的国际环境所迫，苏联采取了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的发展战略，导致经济发展失衡，人民生活必需的日用消费品短缺；这种经济模式没有形成竞争机制，缺乏动力，阻碍了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式向集约式的转变，阻碍了科学技术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变，因此劳动生产率和经济质量提高不快。从50年代后期开始的改革，在经济方面未能从根本上突破这个模式，特别是未能抓住科技革命这一历史机遇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因此，苏联经济增长速度越来越慢，国民收入增长率逐渐下降。到80年代初，苏联的社会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美国的1／3，1990年，苏联的人均消费只是美国的20%。在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发展经济方面未能取得比资本主义更大的优势，这是戈尔巴乔夫“改向”的阴谋能够得逞、导致苏联演变和解体的根本原因之一。
在政治方面，苏联模式表现为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俄国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遗留下来的等级观念、特权观念、人治观念严重渗透到政治体制中，忽视民主与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没有相应的发展。这种政治体制的弊端在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日益显露：家长制与个人专断、个人崇拜盛行，缺乏民主与科学决策；阶级斗争扩大化，用专政手段解决党内分歧和人民内部矛盾，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严重。“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显然，这种政治体制与科学社会主义是大相径庭的。且不说搞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够格，就是资本主义民主也比不上。对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邓小平有过正确的评价：“斯大林犯过错误，就是搞得太死了，搞得太单纯了。在苏联，马克思主义在一个时期衰退了。”（《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72页）这是一语中的。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导致苏联党和国家在对外的党际关系和国际关系上，采取“老子党”的家长式统治和大国沙文主义，肆意干涉别党内部事务和别国内政，到了60年代和70年代竟发生了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阿富汗的事件，这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已经相差十万八千里了，完全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形象。
东欧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体制基本上都是照搬苏联的模式，所以都存在着与苏联类似的弊病，都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与本国的实际紧密结合起来，找到一条正确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因此未能在经济发展上和民主政治建设上取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
苏东国家共产党内的右翼势力如戈尔巴乔夫之流，正是利用了上述这些长期积累下来的问题，利用人民群众对现实经济政治体制的不满，推出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把改革变成了改向。国际上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也正是利用了苏东国家内部存在的这些严重弊病和问题，加紧军事施压和推行“西化”、“分化”的“和平演变”策略，外因通过内因发生作用，最终导致苏东的演变。
通过以上的简略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苏东演变这一重大挫折，并不能说明科学社会主义不灵了，而只能说明这些国家发生了严重的失误，没有把科学社会主义与本国的实际结合好，没有找到一条适合本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因此未能在经济上政治上取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曲折中前进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也遇到了重大挫折。
社会主义社会究竟如何建设、如何巩固和发展，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艰苦的探索。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中国不能照抄照搬苏联的经验，必须“走自己的路”。但随后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其严重后果表现在理论上和指导思想上，就是修改了党的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论断，而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作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从而中断了党的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的转移。从此以后，“以阶级斗争为纲”，我们党和国家长期陷入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泥潭，“反右倾”、“四清”等政治运动连续不断，政治斗争逐步升级直至发生内乱，严重地干扰了经济建设，使我国错过了不少宝贵的发展时机，影响了国家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1958年“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提出，虽然反映了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经济文化落后的愿望，但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前者在生产力发展方面盲目冒进，后者在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变革方面盲目冒进，其思想根源都是急于求成和夸大主观能动性，结果生产力并没有大发展，既没有“超英”，更不能“赶美”，反而造成了经济生活的三年严重困难，甚至出现大饥荒和饿死人的现象。
特别是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试图通过抓阶级斗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来推进生产关系的不断变革和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加上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破坏，十年“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一场严重的内乱，一场灾难，不仅中断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而且使生产力遭到极大的破坏。这是社会主义在中国遇到的最严重的挫折。
我国社会主义探索过程中出现的曲折，绝不是社会主义制度自身造成的，而是我们对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认识出现偏差，并没有真正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们犯了与前苏联同样的错误，对时代作出了错误的判断，认为“革命与战争”仍是时代的主要特征，认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通过“抓革命”来“促生产”，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片面追求纯而又纯的“一大二公”的生产关系，关起门来搞经济建设，错失了新的科技革命的发展机遇。这一切，并不是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结果，而恰恰是我们对社会主义制度缺乏正确认识，对社会主义本质缺乏深入思考的结果。尽管这样，在中国曲折的社会主义道路探索历程中，由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初步建立，我们仍取得了自1953年至1978年的26年间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6.1%的巨大成就，实现了基本建立社会主义工业体系的巨大成就，并且在非常困难的局面下，完成了一批举世瞩目的大型工程项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我们党伟大的历史性转折，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邓小平发挥了承先启后的历史性作用，领导我们党大胆地进行拨乱反正，在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基础上，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创造性地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即邓小平理论。这个理论正确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样一个关于社会主义的首要的基本的问题。正是这个理论拨正了中国社会主义的航船，战胜了严重的挫折和困难。
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指引下，中国从“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困境中摆脱出来，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取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更加辉煌的成就。据统计，改革开放20多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接近10%，居世界首位；经济总量已跃升到世界第七位，跻身于经济大国行列；国内总产值在20世纪末突破1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现已达1656亿美元， 成为世界上综合国力的大国；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基本上过上了小康生活。
中国的社会主义虽然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但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件经天纬地的大事，也是世界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相互竞争、相互斗争历程中的具有时代意义的大事。社会主义中国，能够通过自身的努力，通过改革开放，在历经艰难困苦之后，重新站立起来。这雄辩地证明，社会主义制度是有生命力的，是能够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和发展速度的。
社会主义中国的崛起，也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启示。社会主义制度是一种先进的社会制度，但先进的社会制度，要体现出它的优越性，还必须探索这一社会制度的实现形式，特别是在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由落后国家首先取得胜利的世界历史背景下，历史的复杂性，决定了社会主义制度发展道路的曲折性。一个好的社会制度，必须有与国情相融合的实现形式，这是第一层次的问题。中国，找到了在初级阶段建设社会主义的一条正确道路。道路找到了，不等于所有问题都解决了，还有一个环境问题。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我们还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进一步完善这个体制，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良好环境，进一步以改革和科技进步作为前进的动力。这些问题的解决，不可能一蹴而就，而且面临更加严峻的竞争态势。
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时期，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方向并使中国真正发展起来的事实本身，就是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重大贡献。正如邓小平所说的：“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46页）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世界东方巍然屹立，蒸蒸日上，这不仅给全世界共产党人、社会主义者和广大人民增强了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心，而且给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三、曲折——改变不了历史发展的总趋势
社会主义制度首先是在资本主义尚不发达的国家建立起来的。这些国家经济文化的落后，剥削阶级旧制度旧思想观念的顽固性，都是沉重的历史包袱，压抑着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西方敌对势力把社会主义国家视作资本主义的天敌，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面临这内外的种种不利因素和压力，虽然社会主义“最后的胜利依然是确定无疑的，但是迂回曲折的道路，暂时的和局部的误入迷途（虽然这也是难免的），将会比以前多了。……我们决不会因此丧失勇气”。（《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403页）正确认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不能因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暂时相对落后便草率地得出“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结论，甚至看不到历史发展的总趋势。
观察问题，要有唯物辩证的观点，透过现象看到事物的本质。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资产阶级及其政府为了缓解社会矛盾，进行了一些变革，甚至借鉴了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国家经济的有效手段，从而提高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效率，但它永远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的本质，永远不可能消灭剥削，永远不可能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毋庸讳言，二战后，特别是近年来，资本主义得到了飞速发展。但资本主义对自身的改良，并没有消除资本的属性，更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资本主义的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之间的根本矛盾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即使在当代资本主义非常发达的背景下，也仍然没有摆脱这对矛盾的制约，仍然造成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仍然造成全球范围内贫富两极分化，造成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难以解决的矛盾，造成当代世界范围内的难以调和的贫富矛盾。据美国社会学家伊安·罗伯特逊的统计，美国人中最富的1／5占有国民财富的76%，最穷的1／5占有国民财富的0.2%，次贫的1／5占有国民财富的2.1%。美国艾森豪威尔基金会1998年3月1日提出报告承认，“正当我们进入新的千年之际，阶级和种族的鸿沟正再度扩大”。特别是富国与贫国之间的差距，更是形成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2年《人类发展报告》，从30年代到90年代，富国与贫国收入差距，从30倍增加到150倍。最富有的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每天近100美元， 最贫穷的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每年仅80美元。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正在全球范围内扩散、转移、转嫁，造成全球范围的社会矛盾激化和加深，这也表明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不可逆转。
当然，在经济发展方面，社会主义国家相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言还有较大差距，但我们还必须打破一讲资本主义就只看到几个发达国家的传统思维模式。世界上有180多个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 而发达国家只占其很小的比例。印度与中国的国情相似，他们自己的经济学家承认，中国的人均生活水平是印度的3倍。 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学者也认为：“资本主义只在占世界10%或20%的人口中取得了成功。对于第三世界，对于占人口大多数的穷人来说，资本主义是灾难性的”。有了这样的比较观，就不会妄自菲薄了。
观察问题，要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透过事物的进程看本质。社会主义制度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首先建立的，这就给社会主义出了一道“历史难题”：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使社会主义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新矛盾和新问题，制约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但是，当中国探索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综合国力取得突飞猛进的提高，社会主义优越性终于较充分地发挥出来了。如果我们以表象的、片面的、凝固的观点来进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优劣比较，把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没有得以充分发挥看成其本身不具有优越性，那就必然得出错误的结论。
有一种论调，认为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的“早产儿”，通常是“活不成的”（考茨基语）。这是对历史发展进程的机械化观点。列宁曾批判这些人的观点：“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列宁选集》第4卷，1995年第3版，第776 页）对于资本主义发展较落后的国家可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恩格斯曾经讲过：俄国“目前处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和它同时并存的资本主义生产在给它提供集体劳动的一切条件。它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8页）其实， 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跳跃式”发展并非个别现象。而跨越的前提，就是人类历史在资本主义时代实现了分散的历史向整体的世界历史的转变。在整体世界历史中，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对落后国家进行剥削，国际范围的南北分化，导致了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阶级准备和思想准备，导致了社会主义革命在帝国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取得胜利。这一历史发展的特殊性，正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
当然，社会主义尚很稚嫩，而且在前进的征途上还充满荆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历史现象暂时不会改变。汲取严重挫折的经验教训，必然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经验教训主要有：一是各国革命和建设都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不承认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随时代发展而不断完善和发展，不承认马克思主义要与各国的具体国情结合，就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二是必须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以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为动力，大力发展生产力，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三是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实行对外开放，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四是必须处理好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把共产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核心，使共产党真正能够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就是全面深刻地总结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的经验教训而得出的科学结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规律性认识跃升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因此我们完全有信心克服前进中的一切困难和挫折。
总之，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社会主义道路是曲折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严重曲折，甚至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这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但是，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表明：“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3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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