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政党发展规律探析：以党建科学化为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政党论文,党建论文,视角论文,发展规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高党的建设的科学化水平，是历经90年峥嵘岁月的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一个事关全局的战略决策。就此而言，核心问题是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规律和现代政党运动的一般规律。中国共产党对于自身建设的基本经验，已经做了不少研究和总结，在探索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规律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虽然这方面的总结和研究还需要进一步加强，但相比之下，对于现代政党运动一般规律的把握，特别是以政党发展的一般理论来研究中国的执政党建设，则显得比较薄弱。因此，当前需要在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认识的基础上，加强对现代政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研究，为中国共产党建设的科学化提供参照、借鉴和启示。本文旨在从政党现代化、政党类型、政党功能和执政党定位四个层面对现代政党的规律与逻辑进行一些初步的研究。
一、政党现代化的逻辑：中国背景与世界经验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唯一的执政党，必然在党的建设方面面临着比一般的政党更多的问题和挑战。从政党发展的历史经验和现代政党运动的一般规律来看，唯一的执政党如何搞好党的建设并维持长治久安，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中国共产党则必须解决和超越这一难题。要深刻理解此问题，必须从现代化的历史趋势和政治科学的视野加以审视。
政党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现代化的产物。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广义而言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它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它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引起深刻的变化；狭义而言，现代化指落后国家迅速赶上先进工业国家水平和适应现代世界环境的发展过程①。无论从上述哪个角度看，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执政、从革命到建设，都与中国的现代化分不开，它既是现代化的产物，也塑造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政党不仅是现代化的产物，更是和政治现代化密切相关。从政治层面看，现代化是由人治向法治、由专制向民主、由传统政治形态向现代政治形态转变的过程。现代化意味着具有一个结构和功能高度分化与专化的一体化的政府组织体制，政治制度化的水平高且政体具有长久的稳定性，政治体系具有很高的效率和效能并采用合理的程序制定政策，法律具有权威并且得到普遍的实施，社会具有普遍平等的政治精神和态度，公民权利得到普遍保障且公众具有政治参与的能力和渠道，政治权力来源于公民的同意并可以受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等等②。亨廷顿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后发国家的政治现代化必然面临政治参与的扩大和政治制度化之间的矛盾。政治现代化一方面表现为政治参与的爆炸性增长，从某种程度来说，它是现代政体有别于传统政体的标志；另一方面，政治现代化又表现为权威的合理化，以单一的、世俗的、全国的政治权威来取代传统的、宗教的、家庭的和种族的等等五花八门的政治权威。而政党恰恰可以同时满足政治现代化这两个方面的要求：“一个强有力的政党体制有能力做到两条，第一条是通过体制本身扩大政治参与，从而达到先发制人并使紊乱或革命的政治活动无法展开，第二条是缓解和疏导新近动员起来的集团得以参与政治，使其不至于扰乱体制本身”③。
从世界范围的经验来看，政党作为现代化的产物，其政治功能就在于解决政治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危机。按照莱帕洛姆巴拉和韦纳的观点，政党的产生在于解决现代政治变迁过程中通常面临的三大政治危机：合法性危机、整合危机和参与危机④。合法性危机是指统治者在很大程度上失去民众的普遍支持，亦即政治上出现了信任危机和认同危机；整合危机是指政治上的统一性发生了严重的问题，地区间和群体间的冲突难以调和，民族团结出现严重困难，国家的一体化受到挑战；参与危机是指政治体制不能提供有效的政治参与渠道，无法吸纳和消化新生的社会力量，民众和社会群体的利益要求无法得到正常的表达，从而引起广泛的不满、抗议和骚乱。
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曾成功地解决了旧中国所面临的上述危机。党靠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提供了强大的政治信仰和合法性，使广大民众对新的政治秩序产生了前所未有的信任和支持；党在国家层面上实现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的高度统一，达成了空前的民族团结，政治权力可以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党动员广大民众参与到新的政治体系当中，使人民群众表现出高度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及主人翁感。这就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原因、壮大之动力、成功之所在。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我们又不同程度地面临着上述一些问题，其中“合法性”的问题尤为值得注重。所谓“合法性”，通常是指民众对于现存政治秩序的认同、支持和拥护。国际经验表明，合法性的流失必然导致政治不稳定，最后危及政治整合和政权的生存。如何维护和加强合法性，是任何一个政权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也是执政党需要面对的重大课题。在新的世纪，我们需要从“合法性”这样一个大的视野和理念上去审视党的建设，从一定意义上说江泽民同志所提出的“三个代表”，正是触及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发展阶段如何重建合法性的关键问题⑤。
现代化就是一个连续的、整体的、系统的、没有终点的过程。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许多政党历史上的确是现代化的产物，也符合了现代化发展的客观要求，但是后来又不能跟上现代化进程的步伐了，必须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实现执政党的现代化转型。所谓政党的现代化转型，即政党适应现代化特别是政治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与规律，使自身结构、功能和运作方式不断制度化和民主化，实现政党政治的民主转型的过程。
在现代化进程中，执政党通常面临着双重任务：一方面，它要以自己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实施领导，以保证现代化的顺利进行；另一方面，它必须对自身不断进行改革，以适应领导现代化进程的要求。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社会的民主意识和自主意识的不断提高，人们对政党的要求也必然提高。政党过去习以为常的组织结构、体制和运作方式会逐渐变得落后和不适应。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适应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要求，适应整个社会现代化的要求，不断改善政党内部的组织运作机制，探寻新的有效的活动方式，是每一个政党都会面临的问题。无论这个政党本身的性质是什么，如果机制、运作和活动方式不科学，缺乏适应性，它就很难获得成功，要么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被淘汰，要么给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带来消极的影响，延缓乃至阻碍其现代化进程。历史经验表明，政党只有在变革和适应中才能求得生存和发展。在世界性的现代化浪潮面前，政党只有顺乎潮流，适应政治现代化的客观要求，适应由人治向法治、由专制向民主的政治转型，适时调整自身的结构、功能和运作方式，才能走向政党建设的科学化。政党现代化是政党发展一般规律的要求。
共产党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力量，其现代化转型的一个基本方面，是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型。这不仅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是如此，对于其他国家的共产党来说也是如此。所谓“革命党”，是以某个阶级为基础为了推翻另一阶级的统治而建立的政党，它虽然也需要群众基础，但强调的是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而“执政党”作为国家权力的执掌者，面临着要扩大统治基础的问题，这就需要通过社会合作与阶级调和扩大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而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执政党来说，特别重要的是要有吸纳现代化进程中涌现出来的新生力量的能力。因此，确立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的理念是对问题进行探讨的逻辑起点⑥。
共产党传统上就是一种典型意义的“革命党”，尤以“苏共模式”为典范。苏联共产党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理论建立起来的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是一个有着鲜明而严整意识形态、严密组织和铁的纪律，由坚强的职业革命家组织带领的群众性革命政党。这样一个党适应了进行革命和夺权的需要，但在执政后尤其是在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后，苏共未能适时进行自身的现代化转型，而是把革命时期形成的建党理论和模式神圣化，几十年固守那一套僵化的模式，形成了所谓的“苏共模式”，其基本特点就是高度集权，实行列宁所说的“战斗命令制”。列宁曾设想进行改革，扩大党内民主，但由于种种原因，后来这种高度集权的模式不但没有改变，反而比过去大大发展了，形成了党的领导人的独裁专制并加以固守，使苏共越来越不能适应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最终失去人民群众的支持，退出了历史舞台。问题在于，苏共作为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大党、老党，曾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其模式当时也成为一种典型的政党模式，20世纪有100多个国家的共产党以及其他政党都是按照苏共模式建立起来的。很明显，这种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现代化的需要了。能否认真、正确地吸取苏共失败和灭亡的教训，能否真正摒弃苏共模式的种种弊端，使共产党自身彻底现代化、科学化，实现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关系到各国共产党的前途和命运。从以苏联为师到以苏联为鉴，是总结现代政党发展规律的一面镜子。
中国共产党在90年的奋斗历程中，历经两大历史性的转变，即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以及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这两大历史性转变概括为一点，就是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一转型目前还没有完全完成。尽管中国共产党自1949年起就成为了全国性的执政党，但在很长时间里贯穿于其中的基本上还是一个革命党的理念，总体上未能突破“苏共模式”的局限，甚至一度按照“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国家建设，导致党的路线和建设的重大失误。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在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历史进程中浴火重生，特别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后，更加自觉地意识到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重要性，并做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战略决策，从过去的“斗争哲学”转向“和谐社会”的建构，实现了中国共产党现代化转型的一次历史性跨越。但是，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组织结构和运行模式等，仍带有“苏共模式”的烙印，尚未彻底完成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型，对此还需要从科学建党的高度来进一步审视和推进。
二、现代政党的发展趋势：政党类型学的探讨
如果要深化“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的认识，把握政党现代化的逻辑，还需要进一步研究现代政党发展和演变的基本趋势、重要特点和一般规律。对此，可以从阶级党与全民党、群众党与干部党、整合型政党与代表型政党三个类型学的维度加以概略的分析。
首先，从政党的性质上说，可大体区分为阶级党与全民党。这一分类是以政党在利益追求、价值取向、党员构成等方面是作为特定阶级的代表还是作为社会广泛利益的代表为标准而进行的划分。阶级党不仅不掩饰其阶级倾向，而且刻意追求、主动强调自己的阶级性，强调自己代表和体现特定阶级的利益和意志，为特定阶级服务；同时，它往往还在纲领、价值观念、意识形态上强调并发展特定阶级的象征与特征。在成员政策方面，阶级党虽然并不排斥特定阶级之外的其他人员加入，但首先要求他们在价值取向上必须有为特定阶级服务的意愿，并认同其意识形态，对党员资格和入党程序有严格的要求，注重从本阶级优秀分子和社会精英中吸收党员，党内实行严格的组织纪律和自上而下的层级节制。全民党则极力避免、淡化阶级性，声称其并非特定阶级的代表，而是社会广大民众的代表，为全社会的利益服务。在意识形态方面，为了赢得更多的支持，往往综合社会各阶级、阶层的价值观念，提倡或跟踪社会主流价值观。在成员政策方面，它往往来者不拒，努力吸收各阶级、阶层的成员，对成员资格没有严格的甚或没有正式的要求。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政党是阶级的组织，政党必然有其阶级性，因此，严格地说，真正的“全民党”是不存在的，其背后都有特定阶级和利益集团的利益存在。不过，从形式上看，这两类政党在现实中的分野还是很明显的。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许多以往带有明显阶级特性的政党，都开始变得庞大、意识形态暧昧不明，试图争取各类选民。政治学家奥托·基希海默把这些政党概括为“全民党”(catch-all party，也直译为“兼容性政党”、“全方位政党”等)，其主要特征有：政党的意识形态色彩大大减弱，政党之间的分歧与对立开始淡化；政党内部上层领导集团的地位持续加强而一般党员的作用下降；政党有意无意地减少对某一特定社会阶级阶层或社会群体过多的倚赖而谋求在社会全体成员中广泛地吸引支持者，同时减少其对某一特定社会集团的倚重而努力保持与各种社会集团接近的渠道。因此，这种政党在一定程度上就具有了“全民”色彩⑦。除了西方政党，苏联共产党上世纪60年代就宣称为“全民党”。在实际运行中，由于全民党十分庞大，其超意识形态的特点使它内部又包容了各种不同甚至对立的观点，这往往使得党际斗争在很多情况下让位于党内斗争，或者说原来政党之间的阶级斗争被党内代表各阶级阶层的派系竞争所取代。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政党间的竞争就不存在或者淡化了，而是呈现出党内外各种力量犬牙交错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代政治的多元化和复杂性。
上述阶级党向全民党的转型，有其历史必然性，因为“二战以后，要想获得大选胜利就必须成为‘兼容型政党’几乎成为竞争性政党政治中的一条公理”⑧。这是西方政党转型的现实动因。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虽然与西方政党有着本质的不同，但是在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要在巩固党的阶级基础的同时扩大党的群众基础，这就是“三个代表”中“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含义所在，也是党的十六大把“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这一政党性质改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的原因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认真研究阶级党与全民党的差别及其演变规律，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科学化也是大有裨益的。
其次，从政党的组织结构上说，可大体区分为群众党与干部党。干部党(cadre party)是主要依靠政党精英和骨干进行组织运作的政党，其内部组织关系松散，不强调党内成员之间的一致性和整体性，甚至根本就不重视普通党员，政党组织在平时活动较少，到了选举期间则非常活跃。党务活动的重心放在议会或国会，政党领袖和少数骨干在政党机器运转特别是竞选中发挥着主要作用。早期的一些政党和当今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加拿大的自由党和进步保守党等，就是这样的政党。与此相反，群众党(mass party)则是把党的组织结构和活动寄托在广大党员身上，虽然这并不排除党内精英的重要作用。因此，其组织结构比较严密，有比较健全的基层组织，在强调保持党员对党的忠诚和纪律约束的同时，为党员和基层组织参与党的干部选举和党纲的制定等党内民主提供了必要的程序性保证。传统上，几乎所有的共产党以及西欧的一些工党、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基督教民主党就属于这种类型的政党。
群众党与干部党的划分来自于法国政治学家迪维尔热。按照迪维尔热的划分，这两类政党的根本区别在于其“结构”：群众党在地方和基层拥有“支部”这一组织体系，而干部党则主要依靠由政党骨干组成的竞选会议；与此相应，群众党注重对党员的平时教育，日常活动较多，并拥有专职的党务工作者，而干部党则几乎没有党员教育和日常活动；群众党的结构比干部党更集权，实行“寡头式领导”，同时党员有比较多的利益表达，而干部党则较为松散，普通党员可有可无；群众党的党员较之干部党更多，而干部党实际上并没有很清晰的普通党员身份，只重视党的骨干分子；群众党在财政来源上主要依靠党费，而干部党依靠少数支持者的大额捐助，而且这些支持者通常不在党内⑨。
饶有趣味的是，迪维尔热本来断言，受“左”倾思潮影响的群众型政党将成为未来的潮流，但实际情况正好相反。随着时代的变迁，群众党维持上述运作模式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正如鲁德·库勒所指出的，现在的群众党比过去的群众党活动和组织的水平都少得多、低得多，与干部型政党趋于接近。因此，群众党有着向干部党转变的倾向。而目前国际学术界对于干部党的界定也较之迪维尔热的经典划分有所发展。按照库勒的研究，现代干部党除了继续保持职业领导集团特别是党的议会党团在党内的统治地位、党员占支持党的选民数的比例低等传统特征外，也有一定的垂直的组织关系和结构，党员或下级组织是征募党的领袖的中介，在一定程度上捍卫了内部民主，党的上层对于党的下层有着高度的责任感⑩。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之初就是一个典型的群众党，强调“支部建在连上”，非常注重党组织的活动和对党员的教育，党内权力高度集中，党员数量越来越庞大。但是，随着经济市场化、社会多元化的发展，这些群众党的特征维系起来也变得越来越困难，成本越来越高，而收益越来越小。如何顺应时代的变迁，当代政治科学关于群众党与干部党的分类及其演变趋势与发展逻辑，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最后，从政党的功能和使命上说，可大体区分为整合型政党(party of integration)与代表型政党(party of representation)。代表型政党是与现代民主制度特别是竞争选举相适应的政党，其主要功能是选举代表，并通过选举动员获得执政地位，这种政党采取兼容策略，注重代表民意，意识形态色彩较弱而实用主义取向明显，容易达成政治妥协，党内民主程度一般也比较高；而整合型政党“所关心的是改造世界，使之符合他们的基本哲学。它们不是把自己视为压力政治互让游戏中的竞争者”(11)。因此，整合型政党内部缺乏民主，造成米歇尔斯所说的“寡头政治铁律”(12)。相形之下，西方代表制政党或竞争型政党并没有一种固定的政治哲学，为了在选举中获胜，他们都必须遵循竞选的逻辑，采取中庸的政策立场，持机会主义的政策观，缺少一以贯之的政策主张，党内的民主氛围比较浓厚。传统上各国共产党都属于整合型政党，党内经常进行不妥协的斗争，历史教训深刻。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逐渐以党内和谐、党内民主的理念取代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哲学，特别是在新世纪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整合型政党”的某些特征。但总的来看，共产党还远没有实现向“代表型政党”的转型。
整合型政党与代表型政党的区分，只是一种政党类型的概念或名称，并不是说代表型政党就没有政治整合的功能，或者整合型政党就没有利益代表的功能。从理论上讲，无论是整合型政党还是代表型政党，都以代表人民的普遍利益为其行动的前提，但两者也存在重要的差别。与代表型政党意图反映而不是塑造民意不同，整合型政党采取了预见性而非回应性的政治策略，这类政党希望动员、教育并激励群众，而不仅仅是反映他们的要求。整合型政党是由少数统治者来界定和体认“人民利益”之所在，并努力体现和追求这一“人民利益”；而代表型政党则是通过民主机制的政治互动来聚合和协调广泛的社会利益。所以代表型政党在“代表”人民利益时需要一个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的民主的政治机制，通过能够具体达成人民共同意志或“同意”的严密的政治过程，从而使党的意志和人民的利益之间能够形成有效的制度化转换，而整合型政党则通常没有这样一个政治机制和过程。换言之，代表型政党是与现代民主政治兼容共生的，而整合型政党既不需要民主政治，也很难容纳民主的要求与互动(13)。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与所有传统的无产阶级政党一样，是一个整合型政党，它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以实现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自己的使命，但长期以来比较缺乏现代民主政治的具体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随着现代化进程中利益分化、社会分层和经济社会的多元化，整合型政党的维系已经越来越艰难，对人民利益的主观界定也越来越困难。在这种情况下，由整合型政党向代表型政党的转变，把“为人民执政”和“靠人民执政”有机统一起来，就成为一种合乎逻辑的理性选择。同时，现阶段执政党转型过程中，也要注意扬弃代表型政党的一些缺陷，保留整合型政党的某些优势，注意统筹兼顾民主与权威、民主与集中、民主与效率等，不断提高党建的科学化水平。
综上所述，阶级党向全民党的转变、群众党向干部党的转变、整合型政党向代表型政党的转变，大体可以反映现代政党发展的一般逻辑，虽然政党现象是错综复杂的，得出任何简单划一的结论都十分困难。但这样一个分析判断，至少有助于我们对于现代政党运动规律的认识，从而为中国共产党建设的科学化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和智力支持。
三、现代政党的功能：政党应当做什么和不应当做什么
对现代政党发展规律的研究，除了要科学认识政党演变的基本态势，还要弄清政党的功能范围，亦即政党应当做什么和不应当做什么。就此而言一个公认的前提是，现代政党的基本角色定位，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中介和纽带。有鉴于此，政党的基本功能和作用，概括地说，就是要体现本党所代表的民众对公共权力的影响和支配；具体说来，就是政治学中通常所讲的利益表达、利益综合和政治社会化等功能。政党定位不正确，把自身摆在与公共权力重合的位置上，就使民众和公共权力之间失去了沟通的环节，民众也失去了对公共权力实施影响、监督和控制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保证政党和民众之间不出现疏离和隔阂是很困难的。苏联共产党一直声称代表“全体人民”，后来却恰恰被大多数人所抛弃，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证。“苏共模式”提供的政治参与渠道极为有限，一旦这种模式被固定化，人民群众就会渐渐失去主人翁感，产生权利被剥夺感，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就会遭到难以估量的损害。
当然，就执政党而言，除了具有联系群众的功能，还有组织政府、实施政治领导、维系自身运行和发展等功能。因此，从广义上说，政党包括三方面的功能：(1)领导和执政的功能，包括组织政府、执掌政权、制定政策以及实施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的功能，这一部分功能主要涉及政党和国家或政府的关系；(2)特殊性社会功能，亦即只有政党才具备的、独特的、具有社会政治性质的职能，如利益表达和综合、政治动员和参与动员、政治录用、政治社会化等，这一部分功能主要涉及政党和公民或社会的关系；(3)自身维系功能，包括财政和资源汲取、政党内部管理(如党规党纪、党员发展)等，这一部分功能主要涉及政党自身。
对于政党的领导和执政的功能，我们已经比较熟悉了。而政党自身维系的功能，是任何一种组织都具有的功能，虽然政党难免有自己的特殊性，但更具有普遍性。因此，这里着重分析一下政党特殊的社会功能。举其要端，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利益表达是提出政治要求的行为与过程，政党一般自己不进行利益表达，而是制度化地吸纳民众表达其利益诉求的政治组织。政党的任务是把分散的、形形色色的利益要求进行整合，把各种政治要求转变成重大政策选择，这就是利益综合，从而成为民意与政府决策之间的桥梁。利益表达与利益综合是现代政治过程的重要环节，特别是在民主政治下，人民的利益与要求处于政治生活的核心地位，社会各阶层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与意见建议能否有效地传输到政治中枢，成为民主政体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政党正可在这一方面发挥特殊作用，因此，利益综合便成为政党最基本的功能，反映和代表民意也是政党安身立命和发展壮大的关键因素。
第二，政治教育和政治社会化。政党一般都要宣传自己的纲领和政策，肩负着政治教育的功能，这在群众党中比较流行，在共产党中就尤为重要。而政治社会化则是政治文化的传递过程，是培养、教育、训练社会成员接受社会政治规范、政治原则与政治价值的过程。对特定社会来说，社会成员的政治社会化水平直接影响该社会的稳定巩固，关系到社会的生存与发展，因此，每一个政治体系都面临着政治社会化的任务，政党正是承担这一任务的重要组织之一。政党为了使自己的立场、主张能够获得最大化支持，也为了使其党员和普通公民知道通过何种途径和方法参与政治并遵守政治的游戏规则，包括让广大党员和政党精英遵守党规党纪，都需要针对党内外进行政治社会化和教育活动。
第三，政治录用与精英输送。政党为了实现政治目标，除了制定纲领与政策外，还需要大量的各级干部去贯彻执行。为此，政党也是一个吸纳并培养各种政治人才的组织。执政党能否长期执政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能不能把有志于从政并具有政治才干的精英吸收到党内并及时将他们输送到政权机关。如果政治精英长期游离于执政党和政府之外，政党就会面临潜在的威胁。政党不仅要发展党员，广纳贤才，而且还要通过党务工作和群众工作的锻炼，培养出一批有影响的政治家，充实到党和政府的领导岗位之中。共产党如此，其他政党也如此，如在美国，政党就被比作“政府的职业介绍所”，征召和遴选公职领导人是一种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工作(14)。
第四，参与动员和选举动员。政党作为现代民主政治的产儿，其诞生就是为了解决参与危机，把社会上无序的参与洪流纳入合法的制度化轨道，因此组织和动员社会上的政治参与是政党义不容辞的责任。同时，政党为了赢得公众的支持以巩固国家政权，也需要动员公众参与政治活动特别是选举活动，支持政党所提出的候选人和纲领。如果政党赢得选举，就将成为执政党，负责组织政府。为了吸引公众参与政治活动和支持执政党，执政党必须深入群众、服务群众、倾听群众的呼声。因此，政党如果有基层组织，其基本职责就是扎根基层社会和城乡社区，发挥好政党作为民众与政府之间的桥梁作用，而不是去承担大量的行政管理事务。参与渠道的堵塞必然导致政治不稳定。
第五，政治整合。政党的政治整合功能，是把各种不同的甚至对立的利益集团、阶级和阶层、族群以及其他各种社会政治力量一体化到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共同体之中，否则国家和社会就会碎片化甚至分崩离析。并非所有的政党都具有政治整合的能力，只有那些大党特别是执政党才具有这一功能。中国共产党就具有很强的政治整合能力，把曾是一盘散沙的中国凝聚成一个强大的现代国家。同样，西方的主要政党也具有整合功能，例如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分别把各种工会和财团的利益整合起来，把各种迥然不同的利益集团整合起来，同时把各种族群团体也整合起来，使美国成为一个“大熔炉”(15)。
政党的上述功能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支撑的。政治动员会促进政治参与，而政治参与过程本身也是对公民进行政治教育的政治社会化过程；利益综合、政治录用、政治参与和政治社会化等，都有助于政治整合。所有这些功能形成合力，共同塑造出一个民主的、开放的、稳定的政治体系。这就是政党的功用之所在。在当代社会，如何整合政治行为主体之间高度分化的利益与意识，如何在冲突的主体间寻求政治共识，成为政治体系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政党则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政党通过上述功能的发挥，成功地在社会与政府之间架起桥梁，使社会与政府之间的沟通更为流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更为密切。一方面，许多政党都建立了跨地区的组织与沟通网络，并通过这种方式促进了地区、民族之间的融合；另一方面，政党之间的竞争帮助建立起了超越任何小团体和帮派之上的全国性政府体系。同时，为了选举的需要，或者是为了壮大自己的需要，政党通常会欢迎新的利益集团与社会力量加入自己的阵营，允许他们表达自己的利益甚至将其意愿写进党的纲领，这就赋予了这些利益集团与社会力量实际的和心理上的利害关系来支持整个政治体系，他们会感到有了自己的代言人，自己的利益在体制内有了保证，也就不会寻求体制外的或反体制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利益，也就自然会产生为政治体系高效工作的动力。能否把这些社会力量同化或融合进政治体系，是政治稳定的一个基本条件。强大的高效的政党与政党制度既可为各种社会力量提供经常性的政治参与途径，鼓励他们的参与热情，又可引导他们的政治参与，从而能把各种社会力量有效地整合进政治体系，保证政治稳定。相反，无政党国家或政党脆弱涣散的国家则做不到这一点。政党上述功能的充分发挥，不仅是政治民主的基本内容，也是民主政体得以顺利运行的重要条件。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无论是党的建设还是执政模式的科学化，都要把握政党的活动规律和功能范畴，厘清政党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在过去的执政模式下，党政不分、政企不分、政社不分，所有的权力和资源都掌控在党手中；改革开放后，有些权力和资源被分解出去，党的权力有了“边界”，党的执政方式也需要从全能型走向有限型、从集权型走向民主型。这是历史的必然，是时代的潮流，也是发展的逻辑。如果各级党组织管了很多管不了、管不好、不该管的事情，那就必然削弱党的执政能力。当前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在很多资源已不可控的条件下来保持执政党的必要功能。
四、政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执政党的科学定位
要进一步科学把握执政党的功能，进而更加深刻认识现代政党的发展规律，就需要在理论上厘清政党、国家和社会之间关系的规律性。首先是辨明政党与国家政权的关系，这也是政党执政的核心内容。在这个问题上，自19世纪现代政党政治产生之后，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特别是在不同的社会和政治制度下，存在迥然不同的模式。大而化之，有两类模式最为典型。一类是在政党最先发源的西方，政党是国家民主制度发展的产物，国家先于政党也高于政党，政党通过竞选获得执政地位而组织政府，按既定的法律程序和要求来运作国家机器；另一类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基本上是无产阶级政党建立在先，然后这个党领导人民通过暴力革命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国家政权，因而政党十分强势，而国家相对弱势，形成了“党权高于政权”的模式。
在我国，一般都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更加优越。实际上，在处理政党和国家的关系问题上，社会主义是走了很大的弯路、遭遇了严重挫折的。这又涉及“苏共模式”的问题。苏共模式的弊端，一方面是党的领导人独裁专制，另一方面是这种高度集权的体制导致党国一体，党凌驾于国家之上，政党基本取代了国家政权的职能，以党治国、以党代政。正如夏皮罗(Leconard B.Scgapiro)所指出，由于共产党取得的巨大成就，在1923年“就已经奠定了党控制国家生活的基础，即制定了完善的任命制度，以使中央机构得以把自己所信赖的、经过仔细甄别的候选人安置在党的各级组织的关键岗位上；形成严格的党纪，既确保中央任命的这些干部对上俯首听命，又确保党的地方组织中的普通干部和党员服从于这些中央任命的干部；最后确立了党对国家机器的至高无上的地位”(16)。后来这种体制愈演愈烈，在斯大林时期达到顶峰，最高苏维埃在法律上是苏联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但实际上只不过是通过党中央指示的表决机器；党中央越过最高权力机关直接指挥并领导国家行政机关，政府实际上成了党中央的执行机构；国家司法机关成了维护苏共高度集权甚至个人集权的工具。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已经证明，这种党和国家的关系模式是不成功的，带来了许多不良后果。
西方的政党执政模式或者说政党与国家的关系模式，则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形。西方政党是在既有国家制度架构内诞生和活动的，而且是适应民主政治发展应运而生的。西方早期的政党是从议会民主中衍化出来的，是议会内部派别制度化的产物，因而它一出现便沿着议会民主制度的轨道运行。后期的政党大体是先在议会外成立组织，然后通过竞选进入议会和政府，在议会中组织党团，成为议会内政党。因此，政党与国家的关系非常明确，国家先于政党，国家高于政党，即使是执政党，在国家政权之外也不存在另一个权力中心。执政党一般不是由党组织对国家机关直接发号施令，而是通过本党在国家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中的党组织和党员从国家机构内部来影响和控制国家的立法、行政等活动，从而实现政党对于国家政权的领导，体现政党的执政地位。与此相应，西方政党一般没有严密的组织体系，组织纪律松懈。同时，与西方的民主制度相联系，西方国家普遍实行多党竞争、政党轮替，这是其政党与国家关系的一个制度基础。政党活动主要是围绕竞选展开，而议会则是政党政治的中心舞台。
纯粹就政党执政的科学性来说，这种执政模式显然比苏共模式更为可取。首先，这种模式不存在一直困扰社会主义国家的所谓党政关系问题，政党不是从外部对国家发号施令，而是对国家采取了间接领导的方式，避免了“党权”和“政权”的冲突。其次，这种模式使政党退居二线，一方面可以使政党腾出精力更好地履行其使命，发挥那些一般只是政党才具有的独特作用，如联系群众、动员参与、利益综合、政治录用以及政党自身的建设等，另一方面也使得政党不处在矛盾的第一线，有更大的回旋余地，可以更好地对国家政权进行政治领导和思想领导。
除了政党和国家的关系，政党执政也离不开政党与社会或民众的关系。构成现代政治社会的通常有三个要素：公民、政党、国家。就前者而言，公民不仅仅是单一的个体，也包括由个体组成的公民社会，其中包括各种利益集团和非政府组织；就后者而言，国家是社会的公共权力，也就是国家政权(也称作国家权力)，政府是国家权力的载体，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国家就等于政府。政党就是联接国家(政府)与公民(社会)的纽带和桥梁。现代民主政治以及政党的执政模式，关键就是要正确处理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根据民主政治的一般原理，民众的政治参与，民众对政权的控制，民众对政府的监督，民众改变政治现状的要求，都要通过政党来实现。换句话说，在民主政治中，公民通过政党作用于公共权力。在这个意义上，对于政党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方面，它是民众与公共权力之间联系的中介；另一方面，它是民众控制公共权力之手的延伸。从政党的性质上看，政党不是政府，但又与一般的非政府组织有着根本的区别，与政府之间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事实上，“政党运行于政治体制的正式(合法，立宪的)部分和非正式(社会的)部分之间的交界上”(17)。
政党的这一特点决定了它是政府与社会之间的纽带，是将国家机构与社会及公众联系起来的机制。一方面，政党是一个重要的“输入”装置，公民的需要与意愿通过政党更容易地为政府所倾听、重视。另一方面，通过选举，由选民的选择所决定，政党又可组织政府、主导政府，执政党经过一些法定机制的转化在一定意义上又可成为一个“输出”装置。政党只有保持那种既与国家和社会这两者紧密联系、又不等同于其中任何一方的地位，才能正确发挥作用。这就是政党应有的定位，也是政党执政的基本逻辑。无论政党模式怎样千变万化，政党作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中介和纽带这一基本属性不会改变。
因此，探索现代政党的执政规律，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首先，构建政党与国家之间的制度性关系。西方国家在政党成长过程中，一方面展现了政党现代化的一条路径：把政党嵌入国家制度体系，还原政党作为国家与社会之间中介的基本属性，激活政党自身的功能，实现政党建设的民主化和制度化；另一方面，也展现了政党控制国家的种种技巧和手段，国家成为政党施展执政艺术的舞台，政党依然可以有相当的自主性。其次，通过参与动员回归社会。西方政党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产儿，也是大规模选举运动的产儿。选举的普遍化不仅拓展了政党的活动领域，而且为政党的成长奠定了制度保障，解决了执政合法性问题。执政党只有把自身利益投射到社会之中，才能扎根于社会、扎根于民众，才能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并从社会中汲取力量，也才能保证自己的执政地位。
但是，对于大多数后发现代化国家而言，要具有这样一个定位是很不容易的。一方面，这些国家的公民社会很不成熟甚至还没有发育，另一方面，其现代国家的构建通常也在政党产生之后，国家制度的真空和脆弱性使得政党乘虚而入，取代了国家的作用。正如亨廷顿所指出的，政党的作用本来应该是第二位的，是补充制度的力量，而不是填补制度真空的力量。然而，在大多数现代化起步较晚的国家中却并不存在自身能通过调整而适应现代化国家要求的那种传统政治制度。因此，为了尽量减少政治意识和政治参与的扩大酿成政治动荡的可能性，必须在现代化进程的早期就首先建立起政党体制(18)。对此，亨廷顿提出的解决途径是实现政党的制度化和现代化，使政党制度成为第二位的补充制度，也就是说政党制度从属于国家制度。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不仅会受到“苏共模式”的影响，而且由于中国是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因此也很难逃脱上述政党政治的特殊境遇。在中国共产党之前，国民党也没有跳出这一窠臼。孙中山在中国的民主革命中，也把政党看做未来国家的雏形，提出“以党建国”、“以党治国”，这个局限后来被蒋介石所利用，上演了国民党一党独裁统治，这些都对中共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尽管中国共产党的政党纲领与国民党有本质的不同，更反对蒋介石的独裁专制，而且后来也逐步认识到苏共模式的弊端，但实事求是地说，“党国体制”、“以党治国”影响也非常巨大而深远。直到现在，对于执政党和国家政权之间的区分，在理论上仍没有完全搞清楚，在实践上形成了执政党和政府的二元化，结果党变得国家化、行政化、官僚化了(19)。
中国共产党不同于西方政党和其他一些国外政党，不可能没有自己执政的特点，但必须尊重和遵循政党执政的一般规律。各种类型的政治实践和权力运作实践都表明，政党居于民众和国家之间，政党只有具备既与公民社会和公共权力紧密联系，又不等同和取代其中任何一方的功能，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实现科学执政。过去很长一个时期，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在实践中都忽视了政党的这样一个定位，党的各级组织直接向政权机关发指示，直接任命政权机关的各级干部，甚至直接代替政府机关从事日常行政管理工作，事实上变成了国家权力的一部分。这一方面有碍政党与人民群众之间的沟通，另一方面也不利于人民群众对于国家权力的监督，因为国家作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如果缺少了政党的中介作用，普通民众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因此，把握政党的执政规律，执政党首先要回到正确的定位上。当然，中国有自己的国情，不能消极地把执政党完全定位在“桥梁”上。但是，党不能替代国家权力，也不应代替人民当家作主，而应嵌入国家，回归社会，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政党执政的一切理念、内容和形式，都应当从这个基本的定位出发。
注释：
①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17页。
②胡伟等：《现代化的模式选择》，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6页。
③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80～381页。
④Joseph La Palombara & Myron Weiner,eds.,"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Parties",In Political Parties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6,pp.3-43.
⑤胡伟：《“三个代表”：党的建设面向新世纪的坐标》，《探索与争鸣》2000年第10期。
⑥胡伟：《“三个代表”：党的建设面向新世纪的坐标》，《探索与争鸣》2000年第10期。
⑦Otto Kirchheimer,"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estern European Party Systems",In Joseph La Palombara & Myron Weiner,eds.,Political Parties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6,pp.177-200.
⑧迈克尔·罗斯金等：《政治科学》，林震等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222页。
⑨Maurice Duverger,Political Parties:Their Organization and Activity in the Modern State,New York:John Wiley,1954,pp.62-74.
⑩Richard S.Katz & Peter Mair,eds.,How Parties Organize:Change and Adaption in Party and Organization in Western Democracies,London:Sage,1994,pp.22-42.
(11)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刘钢敏等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61页。
(12)Robert Michels,Political Parties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the Oligarchical Tendencies of Modern Democracy,Ontario:Batoche Books,2001.
(13)胡伟：《民主执政：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新取向》，《学术月刊》2005年第2期。
(14)詹姆斯·M.伯恩斯等：《民治政府》，陆震纶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70～371页。
(15)胡伟等：《走向科学建党的自由王国——中国共产党建设的科学化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47～348页。
(16)Leconard B.Scgapiro,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New York:Random House,1960,p.258.
(17)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21页。
(18)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368页。
(19)王长江、季正矩：《关于时代发展与政党现代化》，《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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