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伴随着欧洲共产主义的衰落，原来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新左派理论家开始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核心范畴进行批判或解构。他们认为，社会主义运动的挫折与失败并不是由于没有忠实履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命题本身存在着无法挽回的致命缺陷。基于这种认识，他们着手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概念和基本论断进行置换和重建，并结合后现代理论对社会主义策略进行重新规划。这些新左派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的游离和背弃与他们对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执著坚持构成了一种悖论式的奇异理论景观：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边界但同时又不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政治宗旨和解放人类的诉求，他们甚至声称是以“超越”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来拯救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这种理论态度在西方学术界获得了一个较为流行的时髦名称——“后马克思主义（Post-Marxism）”。后马克思主义在拉克劳（Ernesto Laclau）与莫菲（Chantal Mouffe）合撰的《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1985）一书中得到了最完整的表述和最理论化的展现，拉克劳与莫菲也因提出了一套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策略而被公认为“后马克思主义”最主要的代表人物。
一、“后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的解构
拉克劳与莫菲（以下二者并提时简称为拉莫）在《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一书的“导论”的开头就直言不讳地宣告：“从布达佩斯到布拉格和波兰政变，从喀布尔到越南和柬埔寨共产主义胜利的余波，使得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构想以及实现它的道路越来越产生疑问。”（注：Laclau and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Verso,1985,p.1,p.2,p.1,p.77,p.81,p.81,p.82,p.82,p.84,p.84,p.128,p.172.）这表明拉莫的后马克思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乃是根源于20世纪50年代以来现实社会主义运动的挫折与失败——世界范围内共产主义政治的失势和衰落使左派对传统社会主义的性质、目标、纲领、策略等都发生了质疑，正是这种对古典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怀疑氛围促进了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滋生与兴起。作为社会理论家和政治哲学家，拉莫并不满足于仅从经验描述层面上从现实的失望来拒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概念，而是从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基础上来拷问社会主义赖以成立的哲学依据。虽然拉莫认为“现在处于危机中的是整个社会主义概念”（注：Laclau and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Verso,1985,p.1,p.2,p.1,p.77,p.81,p.81,p.82,p.82,p.84,p.84,p.128,p.172.），但他们自始至终地坚持，只要将古典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概念中作为支撑点的本质主义要素清除掉，作为激进解放规划的社会主义就仍然具有充分的理想意义和现实价值。正是基于这种考虑，他们着手重新“审理”那些构成了“科学社会主义”基础的“过去清楚明白的真理”——“经典的政治分析和推理形式，冲突力量的性质、左派斗争及其目标的真正意义”。（注：Laclau and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Verso,1985,p.1,p.2,p.1,p.77,p.81,p.81,p.82,p.82,p.84,p.84,p.128,p.172.）
众所周知，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用了大量篇幅来谈论近代哲学问题，对此，恩格斯在其德文版序言中特意讲道：“读者也会觉得奇怪：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发展的简述中提到康德—拉普拉斯的天体演化学，提到现代自然科学和达尔文，提到德国的古典哲学和黑格尔。”（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691页，第739页。）在恩格斯看来， 答案再明白不过了：如果没有德国古典哲学的辩证法传统，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历史观，而没有辩证历史观也就根本不可能有“科学社会主义”，这就是说，社会主义之所以由“空想”变成“科学”是由于它建立在一个真理性的哲学基础之上。构成“科学社会主义”基础的“哲学原理”就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那段著名的表述，也就是恩格斯以更加通俗明畅的语言所表白的东西：“以往全部历史，除原始状态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些相互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因而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由法律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点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是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691页，第739页。）对于这种“经典的政治分析和推理形式”，拉莫的反对意见集中在两点上：一是阶级还原论；二是经济决定论，其中重心是第二点，因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也是由经济关系来规定的。正缘乎此，在《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一书中，拉莫将经济当作“本质主义的最后堡垒”而加以拆除。
在拉莫看来，马克思主义的“经济主义”的最终根源就在于它预设了生产力的中心地位——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如果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它就要被生产力打破，这意味着，生产力的要核就是生产关系所无法“憾动”的，它是一种自然的、客观的、可以自恃独立的力量，他们把这种具有绝对刚性内核的线性生产力称作“中性生产力”。而这种中性生产力就像“自在之物”似的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概念的拱心石：“对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在历史向社会主义进化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它表明‘过去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主义成为可能，而且它们未来的发展使社会主义成为必然’（G.A.柯亨语）”。（注：Laclau and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Verso,1985,p.1,p.2,p.1,p.77,p.81,p.81,p.82,p.82,p.84,p.84,p.128,p.172.）拉莫断言，如此的中性生产力观念蕴含着典型的近代形而上学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它首先设定物质与精神、存在与思维、客观与主观、内容与形式等等的僵硬的对立，然后又把一方归为另一方的附属物和被决定者，从而构造出一种中心主义的理性神话，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哲学根基依然锚定在近代形而上学的“底座”之上。依拉莫之见，生产力本身是一个动态的建构过程，是一个由多种变量相互作用构成的开放的体系。就像不能简单地从军队的装备和人数的多少来最终测定其战斗能力和胜负一样，生产力也不能机械地理解为一种可以精确计算和预先量化的纯客观的力量。比如，同一个生产者的“生产能力”并不是它本身的自然规定，他的生产能力的大小取决于劳动过程中的各种控制、组织或调节关系，甚至心理的、习俗的、文化的、伦理的、民族的、政治的诸因素都可能参与到生产力的建构中来。即便仍沿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偶式解释模式，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作用也不仅仅表现为“反作用”，生产关系完全可以成为生产力的积极的建构要素。在后资本主义社会，随着生产力要素构成中的信息量、知识量及技术含量的增大，随着在微观层面上生产的组织方式、管理模式的变革以及工作方式的变化，生产力越来越受到“所有制形式”和资本以外的多种社会关系的综合影响，在这种情景之下，像古典马克思主义那样主要从“生产之镜”来审视生产关系，或者以过于简化的生产逻辑来界定日益复杂化、宽泛化的生产关系都已不再具有当代意义了。
勿庸置疑，拉莫并非要完全取缔生产力这一概念，而是要消解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概念的理性主义、否定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必然”决定作用。他们认为，“生产力发展的一般规律”在马克思主义那里构成了全部历史的合理性基础，生产力如此的“历史担负”实在是过于夸张，而让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来确保社会主义的必然到来更是一种理论上的虚构，高水平的生产力状况仅仅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前提，而不是决定其必定产生的绝对力量。更为重要的是，在后资本主义时代，社会的尖锐矛盾大多并非导源于生产场所，而更多来自于消费领域、文化领域、意识形态领域、政治领域以及各种新社会运动。即便是出现在生产过程中的矛盾也不能统统简约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更不能不加区分地将之归结为劳资之间的固有冲突。总之，在拉莫看来，古典马克思主义一方面把生产力以及生产方式严格限定在狭窄的范围之内，另一方面却又使它们威力无穷、产生着决定一切的功效，从哲学上讲，这仍然是近代的“在场”形而上学的逻辑，仍然没有摆脱黑格尔的“表现因果性”的阴影。
二、“后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的主体的解构
拉莫的生产力批判不仅仅局限在哲学的层面上，其用意也不单单在于拒斥“生产力发展的一般规律”，他们解构“中性生产力”概念也是为彻底摧毁经济在政治主体建构上的功能主义所作的必要铺垫和准备。在古典马克思主义那里，经济领域被赋予了一个基础性的功能：经济决定着政治和意识形态，而阶级是这一作用的中介力量，因为，虽然经济规定了阶级概念，但“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这就是说，政治斗争的主体不是由政治本身造就的，而是经济关系的一种表现或自然延伸。由纯粹经济因素来确保政治主体身份的一致性的首要前提便是经济运动规律的严格内生性（endogenous），即是说，它排除了一切来自政治的或其他的外在介入所导致的不确定性，因为如果掺入了其他因素，就不能严格地说这一建构作用专门归属于经济。而如此的内生性的经济运动规律的保障就是“中性生产力”概念，所以瓦解了“中性生产力”概念就等于釜底抽薪式地断除了经济严格内生性和封闭性的源生性依据。
如果生产力尚且不是一个自足的纯粹经济性内核，那么，又如何能从这一个本身就“八面漏气”的概念推绎出一个纯粹局限于经济空间的“生产关系”概念呢？拉莫的辩解是，古典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在生产关系中的相同地位”本来就是一个不严谨的说法，因为生产关系既包含着“生产的关系（relations of production）”又包含着“生产中的关系（relations in production）”。“生产的关系”与“生产中的关系”之间富有意义的区分是迈克·布拉瓦伊（Michael Burawoy）提出的：所谓“生产的关系”表示工人通过契约关系而进入生产过程，或者说，因为“生产”，工人进入了一个由工资形式体现其价值的控制方式之中，这种关系是资本主义的普遍性形式；所谓“生产中的关系”指的是工人作为劳动力在多元决定之下“创造”出来的关系，它具有特殊的表现形态。
拉莫认为，马克思的“工人阶级概念”已蕴含了这两种关系：“在马克思那里，关于工人阶级这一概念，包含着跟它们自己的运动规律相关的两种独特的关系：通过劳动力的出卖建立的工资关系——这种关系把工人转变成无产阶级；从工人在劳动中的地位产生出来的工资关系——这使它成为一名体力劳动者。”（注：Laclau and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Verso,1985,p.1,p.2,p.1,p.77,p.81,p.81,p.82,p.82,p.84,p.84,p.128,p.172.）但是，这两种关系的差别，在马克思那里并没有明晰地显现出来，这不仅是由于这两种关系在马克思当下的历史经验中趋于一致，更是因为马克思把劳动力仅仅看作是简单的商品，并倾向于从劳动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关系中抹去其蕴含的所有自主性和适宜性。拉克劳与莫菲跟马克思的分歧再一次显露出来：马克思总体上把资本主义的劳动看作是处于异化状态之下的，所以他强调的是劳动的附属性、破碎性，强调劳动处在不合理的控制关系与组织形式下；而拉克劳与莫菲认为资本主义对劳动过程的控制有一定的合理性，不能完全将控制关系看作是歪曲的组织形式，处于契约关系中的工人并不完全外在于控制关系，这就是说，在劳动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关系”中工人也具有一定的“自主性”。
既然工人在劳动过程中的“关系”有两个不同的维度，而且这两个维度的不对称性日益增大，那么就不能仅仅因为工人同为出卖劳动力的雇员，而断言他们一定会具有相同的阶级立场，所以，“这两种关系都以不同的方式发展着，从而使得把工人统一起来的‘工人阶级’这一共同标签成了问题”（注：Laclau and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Verso,1985,p.1,p.2,p.1,p.77,p.81,p.81,p.82,p.82,p.84,p.84,p.128,p.172.）。具体而言，工人在“生产中的关系”中会产生出怎样的不同主体位置呢？拉克劳与莫菲列举了种种类型，比如，从技术层面而言，掌握高新技术的工人、具有熟练技术的工人、半技术的工人、无技术的工人、结构性失业工人等。不同的技术等级使工人在生产中处于不同的“地位”，即便技术水平处于同一等级，工人也可能由于其他因素创造出不同的“关系”。再比如，在工人这一群体中，生产因素之外的一些社会特征，如：人种的、性别的、性偏好的、民族的、宗教的、生态立场的、文化的等，也会影响工人的一致性的形成。
把经济空间构想为政治的领域，把劳动过程视为斗争的场所，这是拉莫分析的一个突出特点。在对工人阶级统一性的质疑与反驳中，他们同样考察了政治因素的介入给工人团结带来的影响。这包括两点：一方面，资产阶级会根据工人群体的不同抵抗能力运用不同的策略来分化、瓦解工人；另一方面，工人群体以及工会本身的政治实践水平及反抗能力的差别也会加剧工人的离散倾向，“工人阶级内部的这些分化，比之于那些希望其分化来说，有更加深刻的根源，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是工人阶级自己实践的结果，它们是政治的分化，而不完全是经济的分化”（注：Laclau and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Verso,1985,p.1,p.2,p.1,p.77,p.81,p.81,p.82,p.82,p.84,p.84,p.128,p.172.）。在拉莫看来，政治本身的差异造成了一条条不可完全缝合的裂口，它使工人阶级的统一成为一种虚构和幻想，“今天，我们不可能谈论工人阶级的同质性，更不必说把它追溯到资本积累规律所描述的那种机制上去”。（注：Laclau and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Verso,1985,p.1,p.2,p.1,p.77,p.81,p.81,p.82,p.82,p.84,p.84,p.128,p.172.）
我们知道，普兰查斯通过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的区分，将从事非生产性劳动的工人排除在无产阶级之外，然后又通过意识形态标准将一部分地位较高的从事生产性劳动的工人也排除在无产阶级之外，这样无产阶级的数量就少了，但无产阶级的“纯粹性”却得到保证。拉莫认为，这样一种“受到限制”的无产阶级概念也是难以成立的，因为，普兰查斯假定：工人阶级的分裂是不同的社会代理人中间的立场分裂。而实际的情况则是，“在社会代理人本身之内存在着立场的分裂，这些社会代理人的立场缺乏最终的合理的一致性”（注：Laclau and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Verso,1985,p.1,p.2,p.1,p.77,p.81,p.81,p.82,p.82,p.84,p.84,p.128,p.172.），这就是说，普兰查斯所界定的“真正的”无产阶级也没有阶级立场的一致性。
普兰查斯为什么致力于寻找“真正的”无产阶级呢？在拉莫看来，这一目标是“政治性的”：工人的经济利益把工人与社会主义的前景直接联系起来，他们因此注定要去领导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恰恰是在这个地方，问题出现了：工人的经济利益被“过度诠释”了。其一，工人未必有一个统一的“客观利益”，把一个整齐划一的“客观利益”归之于“工人阶级”是武断的；其二，即便工人有所谓一致性的“客观利益”，这一“客观利益”也不能等同于“历史利益”，而在所有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存在着一个未加证明的设定：工人的利益就是客观的历史利益，这一利益依附于合理性的、必然的历史运动。拉莫认为，这种末世论的历史观与“客观利益”是互相加强的，因为有一种必然的历史过程，所以必然有一个与之相契合的“客观利益”。换言之，“客观利益”只有在这种末世论的历史观念中才具有意义。拉莫并不是一般地否定物质利益的存在，他们否定的是某一物质利益先验性地、必然性地转化为政治目标，物质利益当然与政治斗争有关联，但这一关联不是机械决定论的、绝对的、线性的，物质利益在政治实践中发挥作用还要受到其他多元因素的影响。
拉莫的立场是鲜明的：在后工业社会中，工人的主体立场越发难以整合并日益分散破碎，主体立场的复杂化及多样性使单一中心决定的先验统一性成为不可能，因此传统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工人阶级概念”不再具有任何理论和政治意义。拉莫的观点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利益是不能够在逻辑上从经济过程中的一定立场中推导出来的”（注：Laclau and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Verso,1985,p.1,p.2,p.1,p.77,p.81,p.81,p.82,p.82,p.84,p.84,p.128,p.172.），换言之，工人的经济地位与社会主义追求并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既然如此，古典马克思主义把工人阶级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代理人和主力军的观点也就根本难以成立。而这一点，恰恰就是拉莫大力解构本质主义的经济空间所要达到的结论，也是他们进一步提出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策略的一项基本前提。
三、“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概念
拉莫的后马克思主义与一切形式的本质主义、基础主义和中心主义作最彻底的决裂，这一点从他们对社会主义概念的重新定义和对社会主义策略的转向性调整上清楚地展现了出来。在把以经济为基础的阶级概念从社会主义政治中移置出去之后，在根本消解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斗争中的本体论式的中心地位之后，拉莫从建构的意义上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的全新构想和一揽子的规划方案。他们认为，仅仅屏弃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观念的理论基础还完全不够，必须对社会主义概念本身来一个“脱胎换骨”式的革新与改造。拉莫的核心观点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并不像传统马克思主义所描绘的那样，是一个因阶级的消亡而完全透明的社会。在拉莫看来，只要社会存在，社会对抗（antagonism）就不会消失。社会主义不是充满了阶级斗争的社会，但也不是连思想差异和意识形态分歧都被消除的完全同质化的社会，社会主义不以消除对抗关系为前提，而是把对抗限制在一定的程度或张力系数之内。不能因铲除剥削和压迫这样的不平等关系而把一切形式的对抗关系也清洗掉。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想象抹去了一些完美化的理想色彩，它的“激进”不体现在与资本世界的暴力式的断裂上，也不体现在取消差异的政治同质化的宏大叙事上，而是体现在民主的彻底化上，当然，这种彻底化既表现在广度上也表现在深度上，“社会主义并不是同资本主义的过去作完全的决裂，而是‘民主革命的一个内在发展阶段’。社会主义意味着彻底铲除等级制和不平等现象，把由资产阶级所开创的民主革命推广到存在的所有方面。”（注：斯蒂文·贝斯特和道格拉斯·凯尔纳《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1年版第257页，第257页。）
基于这种视野，拉莫提出，社会主义可以恰当地定义为“多元激进民主”。所谓“多元”是指社会主义政治的承担主体不是哪一个阶级、哪一个组织、哪一个政党、哪一个团体，而是多元异质主体的联合，即缔造一种五彩组合的“彩虹联盟（rainbow coalition）”；所谓“激进”，就是说，政治认同或者说政治身份的锻造是一个自主的建构过程，它既不来自任何形式的先验规定，也不来自什么既定的经验性的安排，一种政治主体的自主性展示同时也就是其主体身份的具体生成，并不是说先有一个主体，然后才有此一主体的自主性，而是说，自主性与主体在话语的多元决定之中同步诞生。既然每一政治主体本身都是一个意义不断延异的建构过程，我们又怎能一劳永逸地将政治联盟的主导权锚定在哪一个主体身上呢？所以，“激进”一词进一步的含义就是不同政治主体在自我身份建构的过程中偶然性地获得了联盟的主导权即霸权（hegemony）。所谓民主，就是说，多样异质的主体在政治实践中都处于平等的地位，它们都是等同链条（a chain of equivalence）中的一环。等同并不是相同，它是一种等值或等价，这种等同并不是对象所固有的实证性规定。“要成为等同的，必须是不同的——否则将成为简单的同一性。另一方面，等同只通过颠覆那些方面的不同特征这一行动而存在。”（注：Laclau and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Verso,1985,p.1,p.2,p.1,p.77,p.81,p.81,p.82,p.82,p.84,p.84,p.128,p.172.）等同关系显示了差别的根本上的不稳定，颠覆了差别的实证性，因为，在话语的结构中，差别一直被“制造”出来，某一“差别”根本没有盘踞于固定位置的特权。拉莫以“等同链条”来重新阐述民主观念，无非是要说明，即便某一主体在政治实践中取得了“主导”地位，这一主导权也并不能作为凌驾于其他主体之上的资本，因为，此一主导权只是临时的、偶然性的、随机建构的结果，其他主体也完全可能以自己的方式来成就自己的主导权，民主不回避主导权，而是把主导权纳入到民主的框架和运作机制之中，在拉莫看来，只有主导权本身是民主性的，民主才真正获得它本来的意义。
虽然拉莫始终以左派自居并声称是社会主义的忠诚捍卫者，但他们对社会主义的描述与古典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的基本规定相去甚远。一如凯尔纳和贝斯特所说的，拉克劳与莫菲“在以下两个方面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观进行了决裂：首先他们拒斥狭隘的‘工人主义’的社会主义概念，反对把社会主义看成是由工人阶级领导的、为争取一个无产阶级社会、创建一种新的生产模式的运动；其次，他们拒斥社会主义的革命概念，反对把社会主义看成是同过去的千禧年式的大决裂。不仅如此，他们尖锐地批判所有‘国家主义’式的社会主义，指责它导致了科层化以及对个体的压制，他们强调激进政治的自由特性”。（注：斯蒂文·贝斯特和道格拉斯·凯尔纳《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1年版第257页，第257页。）在那些自认为是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守护者看来，这两个“决裂”简直是不可容忍的，杰拉斯（Norman Geras）断然指责拉莫的后马克思主义是完全外在于马克思主义的（ex－Marxism）（注：Norman Geras,“Ex-Marxism Without Substance”,in New Left Review,No.169,May/June 1988.），西瓦南丹（A.Sivanandan）说这是一种怪诞的社会主义（bizarre socialism ）（注：A.Sivanandan,“All that melts into air is solid:the tokum of New Times,”in Race and Class,31（3）:pp.1—30,1989.），艾伦·伍德（Allen Wood）对于这种去阶级化的社会主义规划更是火冒三丈，说这种把阶级与阶级斗争从社会主义方案剥离出去的做法无异于“同任何可以被称为是社会主义的东西作了告别”（注：Ellen Meiksins Wood,The Retreat from Class,Verso,1986,p.53.），她进而把这种社会主义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批判过的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相提并论，称之为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
拉莫对阶级政治的告别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如果仅从这一点就把拉莫的社会主义规划定性为反动的、没有丝毫的积极意义的胡说，甚至当作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全盘否定，恐怕也未必尽合事实。重新阐发社会主义与民主之间的联系并把这种联系视为社会主义的不可缺失的重要维度，始终是拉莫后马克思主义规划的理论努力的归结点，从这个意义上说，把拉莫的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称为“民主社会主义”亦无不可。但是，必须指出的是，拉莫所指称的“激进民主”并不是与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重修旧好”，在《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一书中，拉莫甚至把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论调痛斥为“反民主的攻势”，说它以“不妨害无限占有的权利和不妨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机制为特征”，因为“它肯定，一种自由的政治体制只有在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架构中才能够存在”。（注：Laclau and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Verso,1985,p.1,p.2,p.1,p.77,p.81,p.81,p.82,p.82,p.84,p.84,p.128,p.172.）对于拉莫后马克思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不同，琼·柯亨（Jeane L.Cohen）和阿拉托（Andrew Arato）曾作过中肯的评价：“后马克思主义也有别于所有的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以它们特有的方式在市民社会与资产阶级社会之间作出等同，而后马克思主义总是试图把激进民主或者现在各种形式的市民社会的激进多元主义改造变换为理论探讨的主题。”（注：Jeane L.Cohen and Andrew Arato, Civil Society and Political Theory,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1992,p.71.）由此观之，把后马克思主义直接等同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变种的做法，无疑根本抹杀了拉莫“激进民主”的“激进”本意。也许就像克劳德（Dana Cloud）所说的，拉莫的社会主义是空等革命几十年的新左派分子的一种心理治疗和精神抚慰，是一种“精神的社会主义（Socialism of the Mind）”。（注：Dana L.Cloud,“‘Socialism of the Mind’:the New Age of Post-Marxism”,in After Postmodernism:Reconstructing Ideology Critique,edited by Herbert W.Simons and Michael Billig,SAGE Publications,1994,pp.222—251.）然而我要说的是，在全球资本主义凯歌行进的时代，在心灵中葆有这样一种“精神”，已经很难能可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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