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左传》与《史记》称《诗》引《诗》的对比研究看《毛序》的作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记论文,左传论文,毛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587（2005）05—0074—07
一
《毛序》的写作时代和作者问题，是《诗经》学中的重要问题，也是自古以来《诗经》学中争论最多的问题之一。围绕《毛序》作者、作期的不同意见至少有十几种之多，其中最为代表性的意见有四种：孔子弟子子夏所作、孟子学派所作、毛公与毛苌所作、卫宏所作。他们分别所处的时代为：春秋末、战国中、秦汉之交至西汉初年、东汉前期。应该说上述观点都有文献的根据；而反对者的意见也不能说都不成立。于是，有关《毛诗序》的问题形成了长期争论而最终也不能统一的局面。
笔者在接触了大量的相关《毛序》的资料之后，特别是详细研读了《上博楚竹书·孔子论诗》的竹简之后，认为对《毛序》的研究，是否可拓展一些思路：如鉴于先秦两汉（特别是先秦）的许多典籍如《论语》、《庄子》、《墨子》、《左传》等，都有陆续编集而成的现象，鉴于先秦两汉（特别是先秦）著作权的概念并不明显的情况，将《毛序》的成书设想为有一个编集过程，将其放到《毛诗》流传的系统中，考察其作者和作期；又如，《毛序》毫无异议是体现儒家思想观念的一部文献，既然面对如此繁多又如此矛盾的相关《毛序》的记载，从《毛序》所表述的思想观念入手，与春秋末至汉初的思想观念的发展变化相比较，这对于确定《毛序》的作期，无疑是很有帮助的；再如，对于一部承载众多文化、思想的文献而言，确定其写作时代比认定作者更为重要，且确定了写作时代，对认定作者又必然有很大的帮助。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笔者选取了四个“坐标”分别与《毛序》所体现出的思想观念进行了比较研究，这四个“坐标”是：春秋时代的“赋诗断章”、上博楚简《孔子论诗》、孟子论诗以及毛亨、毛苌所作之《毛传》。所得出的基本意见为：“从先秦至汉初的《诗》学观念有明显的承继痕迹和呈现出阶段性：春秋时代‘赋诗断章’多用诗的象征意义；孔子、孔门弟子论《诗》，既重象征抽象的道理，又重政治教化作用；孟子一派注重联系史实寻觅《诗》旨；再到汉初沿袭并强化孔门一派重政治教化的《诗》学观，沿袭并强化孟子一派联系史实、寻觅《诗》旨的《诗》学观，从而更加追求《诗》的本事化和政治化。”“所谓‘编纂而成’，是说大毛公将‘国史’编《诗》时所作属于礼乐仪式上的规定，将自孔子以来孔门一派既重象征的道理，又重政治教化的‘诗说’，将孟子一派开始联系史实寻觅《诗》旨的《诗》说，将秦汉间人受孔、孟派影响，从而更加追求《诗》的本事化和政治化的《诗》说，当然也包括大、小毛公自己的见解，统统纳入代表自己《诗》学体系的《毛序》之中，使之成为以《诗》为载体体现儒家思想的一部经典。”①
十分明显，笔者的结论是，起码在汉初《毛序》已经基本完成了。这就遇到一个问题，即如何看待卫宏作《毛序》的问题。《后汉书·儒林传》言之凿凿：“卫宏，字敬仲，东海人也。……初，九江谢曼卿善《毛诗》，乃为其训。宏从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于今传于世。”[1](P《儒林传》卷70) 也正因为此，所以后世多有人从之。最近读到一篇《论〈毛诗序〉非一人一时所作》② 的文章，其思考问题的视野是很值得赞赏的，但其结论“《毛诗序》中涉及《左传》与《史记》的诗序，不可能是毛亨、毛苌所作，西汉偏晚的徐敖、陈侠，东汉时期的谢曼卿、卫宏等，当是《毛诗序》不断充实完善的重要人物”。这个结论得出的前提，是《左传》为刘歆所伪造，《左传》许多史实根据《史记》。这涉及到《左传》的真伪、成书时代等问题。笔者认为，目前学术界占主导倾向的意见，即《左传》是先秦的、可资信赖的一部重要的典籍，而不是汉代刘歆伪造的观点，应该得到承认③。这篇短文不可能再详细讨论这个问题，但无论如何，该文的结论还是很清楚的，即《毛序》不可能在汉初就完成或基本完成，应该是西汉偏晚或东汉时代的产物。既然《毛序》根据了《史记》中的史实，那么，其完成就应该是汉宣帝或宣帝以后的时代，因为《史记》直到汉宣帝时才公布于众。文章对我思考该问题有很大的启发，也即考察《毛序》只根据前面所立的四个“坐标”还很不够，《史记》中称《诗》涉及《诗》内容方面的资料，应该而且必须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后汉卫宏作《毛诗序》的意见，也应该充分重视。
二
《毛序》论《诗》有几种固定的类型，如直接说明诗义和联系史实论《诗》就是其中两种重要的类型。直接说明《诗》义的一类，在《史记》的称《诗》、引《诗》中没有反映；而在《左传》的称《诗》、引《诗》中，却能看出《左传》所用诗义与《毛序》说诗义之间的联系，这对考察《毛序》与《左传》的关系是至为重要的。
例1.《左传·襄公十五年》：“君子谓楚于是乎能官人。官人，国之急也。能官人，则民无觎心。《诗》云：‘嗟我怀人，寘彼周行’。”[2] 所引为《周南·卷耳》之诗句。该诗《毛序》曰：“后妃之志也。又当辅佐君子求贤审官，知臣下之勤劳，内有进贤之志，而无险诐私谒之心，朝夕思念，至于忧勤也。”[3] 《左传》说“能官人”，而《毛序》说“求贤审官”，意义相近，其内在意义上的联系是清楚的。
例2.《左传·文公七年》：“宋昭公欲去群公子，乐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叶也，若去之，则本根无所庇荫矣。葛藟犹能庇荫其本根，故君子以为比，况国君乎？此谚所谓庇焉而纵寻斧焉者。必不可，君其图之。”[2] 《葛藟》见《王风》，其《毛序》曰：“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弃其九族焉。”《葛藟》诗云：“绵绵葛藟，在河之浒。终远兄弟，谓他人父。谓他人父，亦莫我顾。”[3] 《左传》所谓“君子以为比”，是取诗义“葛藟尚庇荫其本根，而兄弟却不能相亲”。而《毛序》由“兄弟不能相亲”，引申出“弃其九族”，也能看出其内在意义上的联系。此外，春秋中前期的乐豫明确说《葛藟》是一首歌谣民谚，证明了今人《诗经》一部分诗采集民歌而成的结论，也具有《诗经》学史料的价值，这当然是另外的问题了。
例3.《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吴公子季札来聘，请观于周乐。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2] 《唐风·蟋蟀》的《毛序》曰：“刺晋僖公也。俭不中礼，故作是诗以闵之，欲其及时以礼自虞乐也。此晋也，而谓之唐，本其风俗忧深思远，俭而用礼，乃有尧之遗风焉。”[3]《左传》载吴季札对《唐风》的评价是“有陶唐之遗民”，“何忧之远”；而《毛序》则说“其风俗忧深思远”，其中存在内容上的联系也很明显。
例4.《左传·襄公二十七年》：“伯有赋《鹑之贲贲》，赵孟曰：‘床笫之言不逾阈，况在野乎？非使人所得闻也。’”[2] 《鹑之贲贲》见《鄘风》，其《毛序》曰：“刺卫宣姜也。卫人以为宣姜鹑鹊之不若也。”[3] 联系杜注：“卫人刺其君淫乱，鹑鹊之不若也”，“此诗刺淫乱，故云床笫之言”。可见，伯有虽为赋诗，但所取诗刺淫乱之义无疑，同样可以看出《左传》所用诗义，与《毛序》义存有内在的意义上的联系。
诚然，《左传》的称《诗》、引《诗》，是基于特殊场合下的产物，不可能是对《诗》义的直接说明；但通过与《毛序》的比较，仍能发现其在内容上、文辞上的因果关系。这些材料证明，《毛序》的作者不可能没有见过《左传》。
三
《毛序》的确有联系史实论《诗》的特点。所以围绕《毛序》论《诗》所联系史实的出处，即是说，究竟是根据的《左传》还是根据的《史记》，对确定《毛序》完成的时代，应该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若《毛序》在汉初已经完成或基本完成，那么其论《诗》所联系的史实，应主要根据《左传》，当然也还有其他的典籍；若《毛序》完成于西汉偏晚或东汉时代，那么，其论《诗》所联系的史实，应该主要根据《史记》了。
笔者通过对《毛序》（集中在《国风》）联系史实论《诗》内容的考察，发现有一部分《毛序》所联系的史实，不见于《史记》而仅见于《左传》；另一部分《毛序》所联系的史实，既见于《左传》，也见于《史记》，故分而述之。
（一）仅见于《左传》而不见于《史记》者：
例1.《左传·成公二年》载：楚共王即位，要发动一次对鲁国的战争，派巫臣到齐国，告诉出兵的日期。可是这个巫臣“尽室以行”，即把家室财产都带上了。这时有个叫申叔跪的人要到郢都，路遇巫臣，说：“异哉！夫子有三军之惧，又有桑中之喜，宜将窃妻以逃者也。”[2] 所谓“有三军之惧”，指对将要发生的战争有忧惧之心；而所谓“桑中之喜”，是指“窃妻以逃也”。《桑中》见《鄘风》，其《毛序》曰：“刺奔也。卫之宫室淫乱，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窃妻妾，期于幽远，政散民流而不可止。”[3] 《左传》说“窃妻以逃”；《毛序》说“相窃妻妾，期于幽远”，内容上有内在的联系。
例2.《左传·闵公二年》：“郑人恶高克，使帅师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师溃而归。高克奔陈，郑人为之赋《清人》。”[2]《清人》见于《郑风》，其《毛序》曰：“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顾其君，文公恶而欲远之，不能，使高克将兵而御狄于竟。陈其师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众散而归，高克奔陈。公子素恶高克进之不以礼，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国亡师之本，故作是诗也。”[3] 有关《清人》的史实，《史记》无载，而《左传》记载了事情的始末。《毛序》所联系史实，与《左传》同。
例3.《左传·闵公二年》：“初，（卫）惠公之即位也少，齐人使昭伯烝于宣姜。不可，强之。生齐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许穆夫人。”[2]《毛序》的作者结合这段史实来解释《卫风·墙有茨》：“卫人刺其上也。公子顽通乎君母，国人疾之，而不可道也。”[3] 这是卫国宫廷中的一段秽事，此事在《史记·卫康叔世家》中没有记载；而《毛序》联系《左传》所记，用于解释《卫风·墙有茨》。如果说《毛序》的作者没有见过《左传》而仅根据《史记》，这种现象就难以解释。
（二）既见于《左传》，又见于《史记》者：
例1.《毛序》解说《鄘风·定之方中》，联系了一段卫国遭外侵国家动乱的史实，曰：“《定之方中》，美卫文公也。卫为狄人所灭，东徙渡河，野处漕邑，齐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营宫室，得其时制，百姓说之，国家殷富焉。”[3] 这段概括性很强的史实，在《左传·闵公二年》有详细记述。如：闵公二年，“及狄人战于荧泽，卫师败绩，遂灭卫”；“狄人卫，遂从之，又败诸河”；“宋桓公逆诸河，宵济，……立戴公以庐于曹”；“齐桓公使公子无亏帅车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僖（公）之二年，封卫于楚丘”[2]。《毛序》所说史实的过节与《左传》完全相同。至于《序》以为美卫文公而作，当与同样为《闵公二年》所记“卫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务材训农，通商惠工，敬教劝学，授方任能”有关。
关于《毛序》所涉及到的这段史实，《史记·卫康叔世家》也有记述，但其记述的重点在卫君世次的变化，至于《毛序》所涉及的事件，有的就不见了。《毛序》所言“东徙渡河，野处漕邑”，在《左传》中为“宋桓公逆诸河，宵济，……立戴公以庐于曹”。而《史记》载：“懿公之立也，百姓大臣皆不服。自懿公父惠公朔之谗杀太子伋代立至于懿公，常欲败之，卒灭惠公之后而更立黔牟之弟昭伯顽之子申为君，是为戴公。”[4] 这段记载很明显地没有了《左传》“宋桓公逆诸河，宵济，……立戴公以庐于曹”的情节；也没有《毛序》“东徙渡河，野处于漕”的情节；而且，立戴公者成了卫的“百姓大臣”。这样比较之后，如果不存偏见的话，《定之方中》的《毛序》应该是依据《左传》的史实写成的，而不可能是未见《左传》而仅依据《史记》而写成的。
例2.春秋时代，齐襄公与鲁桓公夫人文姜淫乱之事，在齐、鲁两国上下都产生了较大的反响。《诗·齐风》有四首诗的《毛序》直接讲这件事：
《南山》诗《毛序》曰：“刺襄公也。鸟兽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恶，作诗而去之。”[3]
《敝笱》诗《毛序》曰：“刺文姜也。齐人恶鲁桓公微弱，不能防闲文姜，使至淫乱，为二国患焉。”[3]
《载驱》诗《毛序》曰：“齐人刺襄公也。无礼义，故盛其车服，疾驱于通道大都，与文姜淫，播其恶于万民焉。”[3]
《猗嗟》诗《毛序》曰：“刺鲁庄公也。齐人伤鲁庄公有威仪技艺，然而不能以礼防闲其母，失子之道，人以为齐侯之子焉。”[3]
关于齐襄公与文姜的淫乱史实，《左传》与《史记》都有记载。我们先看《史记》的记载。《鲁周公世家》：“（桓公）三年，使挥迎妇于齐为夫人。”[4] （桓公）“十八年春，公将有行，遂与夫人如齐。申繻谏止，公不听，遂如齐。齐襄公通桓公夫人。公怒夫人，夫人以告齐侯。夏四月丙子，齐襄公享公，公醉，使公子彭生抱鲁桓公，因命彭生摺其胁，公死于车。鲁人告于齐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宁居，来修好礼。礼成而不反，无所归咎，请得彭生以除丑于诸侯。’齐人杀彭生以说鲁。”[4] 《齐太公世家》：“（襄公）四年，鲁桓公与夫人如齐。齐襄公故尝私通鲁夫人。鲁夫人者，襄公女弟也，自釐公时嫁为鲁桓公妇，及桓公来而襄公复通焉。鲁桓公知之，怒夫人，夫人以告齐襄公。齐襄公与鲁君饮，醉之，使力士彭生抱上鲁君车，因而拉杀鲁桓公，桓公下车则死矣。鲁人以为让，而齐襄公杀彭生以谢鲁。”[4]
我们再来看《春秋》和《左传》的记载。《左传·桓公三年》：“会于赢，成昏于齐也。”“秋，公子翚如齐逆女，修先君之好。故曰‘公子’。齐侯送姜氏于
，非礼也。凡公女，嫁于敌国，姊妹上卿送之，以礼于先君；公子，则下卿送之。于大国，虽公子，亦上卿送之。于天子，则诸卿皆行，公不自送。于小国，则上大夫送之。”[2]《左传·桓公十八年》：“春，公将有行，遂与姜氏如齐。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无相渎也，谓之有礼，易此必败。’公会齐侯于泺，遂及文姜如齐。齐侯通焉。公谪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车。鲁人告于齐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宁居，来修旧好。礼成而不反，无所归咎，恶于诸侯。请以彭生除之。’齐人杀彭生。”[2]《春秋经·庄公元年》：“三月，夫人孙于齐。”（杜注：夫人，庄公母也。鲁人责之，故出奔。内讳奔，谓之孙，犹孙让而去。）[2] 《春秋经·庄公二年》：“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会齐侯于禚。”（杜注：禚，齐地。）[2]《左传·庄公二年》：“冬，夫人姜氏会齐侯于禚，书奸也。”（杜注：文姜前与公俱如齐，后惧而出奔，至此始与齐好会。会非夫人之事，显然书之。《传》曰“书奸”，奸在夫人。文姜比年出会，其义皆同。）[2]《春秋经·庄公五年》：“夏，夫人姜氏如齐师。”（杜注：无《传》，书奸。）[2]《春秋经·庄公七年》：“春，夫人姜氏会齐侯于防。”（杜注：防，鲁地。）[2]《春秋经·庄公七年》：“冬，夫人姜氏会齐侯于谷。”（杜注：无《传》。谷，齐地。）[2]《左传·庄公七年》：“春，文姜会齐侯于防。齐志也。”（杜注：文姜数与齐侯会，至齐地则奸发夫人，至鲁地则齐侯之志。故《传》略举二端以言之。）[2]
将上述原始材料原原本本地称引，实在是不得已的事情，因为不如此，所要说明的问题就不能凸显出来。在详细地阅读了上述资料后，我们会发现，是的，《毛序》所涉及到的有关齐襄公与文姜淫乱的事情，在《史记》和《春秋》、《左传》的确都有记载；但是又发现，其详略程度大大不同。《史记》是概括记述，而《春秋》、《左传》按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详细记述，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经过，都清清楚楚。许多具体事件，如在鲁桓公被杀之后，作为鲁桓公夫人的文姜，先是出奔到齐国，后来，三番五次地与齐襄公或在齐地、或在鲁地的幽会，其时间有7年之久，其次数有4次之多。我们还注意到，《毛序》联系这段史实用以解释《齐风》的《南山》、《敝笱》、《载驱》和《猗嗟》，通通都释为“刺诗”，或“刺齐襄”，或“刺文姜”，或“刺鲁庄”。对这件事的批评、厌恶感情，不能说《史记》就没有；但只要稍作对比，就会发现，不要说以“微言大义”、“春秋笔法”为特点的《春秋》反复记载此事所表露的批评、厌恶情绪是明显的，就是《左传》，如先在《庄公二年》记载：冬，文姜主动到齐地的禚，与齐襄公相会，并明确表示是“书奸也”。这所谓的“奸”，当然是“奸自夫人”。这当然与《毛序》所谓的“刺文姜”有关系了。又如，《左传》于《庄公七年》记载：春，齐襄公主动与文姜在鲁地的“防”相会，并明确表示是“齐志也”，也就是说这是出于齐襄公的意愿。这当然与《毛序》所谓“刺襄公”有关系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猗嗟》诗的《毛序》说是“刺鲁庄公也。齐人伤鲁庄公有威仪技艺，然而不能以礼防闲其母，失子之道，人以为齐侯之子焉。”所谓的鲁庄公“不能防闲其母”，当然是指鲁桓公死后，文姜与齐襄公的多次恣意幽会，可是这样的史实仅见于《左传》，而在《史记》中没有记载。通过以上详细比较，我们还能说《毛序》是根据《史记》记述的历史，而不是根据《左传》记述的历史而写作的吗？
四
《论〈毛诗序〉非一人一时所作》集中举出了《唐风》的《毛序》，认为其写作是根据了《史记·卫康叔世家》。笔者仔细案覆了这些资料，发现情况并非如此简单，也得不出《唐风》的《毛序》是“比附《晋世家》而来”的结论。
例1.《椒聊》的《毛序》曰：“刺晋昭公也。君子见沃之盛强，能修其政，知其蕃衍盛大，子孙将有晋国矣。”[3]
而《晋世家》曰：“昭侯元年，封文侯弟成师于曲沃。曲沃邑大于翼。翼，晋君都邑也。成师封曲沃，号为桓叔。靖侯庶孙栾宾相桓叔。桓叔是时年五十八矣，好德，晋国之众皆附焉。君子曰：‘晋之乱其在曲沃矣。末大于本而得民心，不乱何待！’”[4]
《论〈毛诗序〉非一人一时所作》认为《毛序》和《晋世家》都提到了“君子”，当然应该是《毛序》比附《晋世家》很有力的证据。可是，这件事在《左传·桓公二年》有更详细的记载：“惠（指鲁惠公）之二十四年，晋始乱，故封桓叔于曲沃， 靖侯之孙栾宾傅之（杜注：桓叔之高祖父，言得贵宠公孙为傅相）。师服曰：‘吾闻国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今晋，甸侯也，而建国。本既弱矣，其能久乎？’”[2]
仔细比较，就会发现，《晋世家》为《左传》所记史实的约写；《晋世家》所谓的“君子”，正是《左传》中的“师服”，而“师服”为晋国的一位大臣。既然《晋世家》在约写该段史实时，可以称“师服”为“君子”，那么，《毛序》出于体例的需要，将“师服”称为“君子”又为何不可能呢？所以，仅从《晋世家》和《毛序》都用了“君子”二字，并不能得出《毛序》不是据《左传》而是由“《史记》比附而来”的结论。
例2.《论〈毛诗序〉非一人一时所作》又举出了《唐风·无衣》的《毛序》与《晋世家》对比，《无衣》的《毛序》曰：“美晋武公也。武公始并晋国，其大夫为之请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诗也。”[3]
而《晋世家》曰：“曲沃武公伐晋侯缗，灭之，尽以其宝器赂献于周釐王。釐王命曲沃武公为晋君，列为诸侯，于是尽并晋地而有之。”[4]
于是得出结论：“可见《毛序》此条亦是由附会《晋世家》而来”。
仔细阅读上述资料，《毛序》所谓“其大夫为之请命乎天子之使”的这位“天子的使者”，在《晋世家》中并没有着落。可是在《左传》的相关记述中，却能发现事件的原委。请看《左传·桓公八年》：“八年春，灭翼。”“冬，王命虢仲立晋哀侯之弟缗于晋。”[2] 这是说，曲沃的武公伐晋都城翼灭晋，可是周桓王并不承认，反而派王的卿士虢公林父（即虢仲）立哀侯的弟弟缗为晋侯。
《左传·庄公十六年》：“（周釐）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军为晋侯。”[2] 这是说，在经过了26年之后（鲁桓公共十八年），晋武公在实际上并有晋国之后，周釐王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将晋武公由伯升为侯，等于正式承认了其作为晋国国君的地位。但只把它作为一个小国，所以只封一军的武装。派去封晋武公为侯的这个人，是王的卿士“虢公”，也就是上次“立晋哀侯之弟缗于晋”的那位“虢仲”，也就是《毛序》所说的那位“天子之使”。
《左传·庄公十八年》：“十八年春，虢公、晋侯朝王，王飨醴，命之宥，皆赐玉五珏，马三匹。非礼也。”[2] 这是说，虢公受周釐王之命，封晋武公为晋侯两年后，作为王的使者，与晋侯一同到洛邑朝见周釐王，王举行了“飨礼”，又在饮宴时赐给虢公和晋侯各色物品。按礼的规定，作为侯和作为卿的赏赐应该是不同的，所以说是“非礼也”。
由上引《左传》所记史实看，《毛序》所谓的“天子之使”，当然就是既是周桓王、又是周釐王的卿士虢仲（又称虢公），《毛序》所言“其大夫为之请命天子之使”的时间，正是虢公作为王的使者前去封晋武公为侯时所发生的事情。这些具体的、细微的事件过节，在《晋世家》中没有任何反映；而于《左传》却有详细的记述。又怎能说《毛序》是“附会《晋世家》而来”的呢？
例3.《论〈毛诗序〉非一人一时所作》在谈到《唐风》之《毛序》比附《晋世家》而成时，还举出了又一证据。《鸨羽》的《毛序》曰：“昭公之后，大乱五世。”《郑笺》曰：“大乱五世者，昭公、孝侯、鄂侯、哀侯、小子侯。”[3] 认为：“郑注非，据《晋世家》载，大乱五世者，当指孝侯、鄂侯、哀侯、小子侯与晋侯缗。‘大乱五世’，《左传》记载不全，唯《晋世家》记载清晰，故此是《毛序》比附《晋世家》又一证据。”
这里涉及到晋国春秋初期旷日持久的大乱的史实。这场大乱经历了晋昭公《即昭侯》、孝侯、鄂侯、哀侯、小子侯和缗侯。这在《晋世家》中的确有“清晰”的记载。问题在于晋国的这段动乱，在《左传》有没有记载：问题还在于所谓的“大乱五世”，究竟包括还是不包括晋昭公（即晋昭侯）。论者的意见是不包括晋昭公，而应该包括晋缗侯。究竟如何认识？先看《左传》相关的记载：
《左传·桓公二年》：“（鲁）惠之三十年，晋潘父弑昭侯而纳桓叔，不克，晋人立孝侯。（鲁）惠之四十五年，曲沃庄伯伐翼，弑孝侯，翼人立其弟鄂侯。鄂侯生哀侯。哀侯侵陉庭之田。陉庭南鄙启曲沃伐翼。”[2]
《左传·桓公三年》：“三年春，曲沃武公伐翼，次于陉庭。韩万御戎，梁弘为右，逐翼侯于汾隰，骖絓而止。夜获之，及栾共叔。”[2]
《左传·桓公七年》：“冬，曲沃伯诱小子侯，杀之。”[2]
《左传·桓公八年》：“八年春灭翼”；“冬，王命虢仲立晋哀侯之弟缗于晋。”
《左传·庄公十六年》：“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军为晋侯。”[2]
《左传》记述了晋国长达62年的这场动乱，经历了晋国的昭侯、孝侯、鄂侯、哀侯和小子侯五代国君。正是基于此，所以《毛序》解《椒聊》说“昭公之后，大乱五世”。换言之，《毛序》所谓“大乱五世”，在《左传》中都有记载。也正是基于此，历代对“五世”的解释，都认为是“昭侯、孝侯、鄂侯、哀侯和小子侯”，《郑笺》是如此，《孔疏》也是如此。
这次动乱包不包括动乱之始的“昭侯”，涉及对古文常用到的“之后”一词的理解问题。古人对“某某之后”的理解，都是包括“某某”在内的。我们就举有关《诗经》的例子：《毛诗谱·郑谱》：“桓公从之言，然之后三年，幽王为犬戎所杀，桓公死之。”《孔疏》：“问史伯在九年，至十一年而幽王被杀，是言‘然之后三年也’。”又如：《毛诗谱·大小雅谱》：“《大雅·民劳》、《小雅·六月》之后，皆谓之变雅，美恶各以其时，亦显善惩过正之刺也。”《毛序》：“《民劳》，召公刺厉王也。”《释文》：“从此至《桑柔》五篇，是厉王变《大雅》。”《毛序》：“《六月》，宣王北伐也。”《释文》：“从此至《无羊》十四篇，是宣王之变《小雅》。”[3]无论是《孔疏》，也无论是《释文》，凡讲“某某之后”，都是把“某某”包括在内的。这样看来，对《椒聊》的《毛序》所言“昭公之后，大乱五世”，一定要把“昭公”排除在外，是否太牵强了。
论者的眼光是很敏锐的。《唐风·蟋蟀》的《毛序》曰：“刺晋僖公也。俭不中礼，故作是诗以闵之。”其中提到的“晋僖公”即西周共和之时（公元前840年）即位的“晋僖侯”。《左传》的记事从东周平王时的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开始，当然不可能记述“晋僖侯”的事迹。《左传·桓公六年》鲁国的大夫申繻在对话中提到过“晋以僖侯废司徒”，是说僖侯名司徒，所以晋国废除了司徒的官名。仅此而已。而且，在今本《竹书纪年》、《世本》中，也不见僖侯的记载。那么，既然如此，就肯定《毛序》是依据《史记》了。其实，事情远没有如此简单。卫宏《汉官旧仪》：“司马迁父谈为太史，迁年十三，使乘传行天下，求古诸侯之史记。”《史记·天官书》：“余观史记，考行事。”《自序》：“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都讲到写《史记》时所参考的“史记”，这里所说的“史记”实则为各诸侯国的史书。司马迁写《史记》借鉴、参考各诸侯国的“史记”是肯定的④。既然司马迁尚能见到各诸侯国的“史记”，那么，汉初的《毛序》的作者也能见到，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因此，也就不能说一定是东汉的卫宏根据《史记·晋世家》的记载而作的《毛序》了。
仔细检索论者提供的资料，唯独这最后一条，存在着两种可能性：即《毛序》或者根据司马迁的《史记》而写成，或者根据流传至汉初的各诸侯国的“史记”而写成。即便仅此一条资料，也应该重视。笔者在考察了上述《史记》的相关称《诗》、引《诗》的资料后，又全面考察了《汉书》中的称《诗》、引《诗》的资料，通过对《艺文志》称《诗》的研究，的确发现，东汉卫宏与《毛序》的最终形成和流传，有重要关系，撰成《从〈汉书·艺文志〉称〈诗〉，看西汉〈诗经〉传本》一文（待发表），但综合现有有关《毛诗》的资料，仍然认为秦末和汉初，是《毛序》基本形成的时期，而毛亨、毛苌是形成《毛序》的重要人物。
收稿日期：2005—02—25
注释：
① 参见拙著《上博〈诗论〉的论诗特点与〈毛序〉的作期》，载《山东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毛传〉与〈毛序〉的同异比较并论及〈毛序〉的作者》，载《西华师范大学》2003年第5期。
② 载《贵州文史丛刊》2003年第3期。
③ 可参读：杨伯峻《〈左传〉成书年代论述》，载《文史》第6辑，中华书局1979年；胡念贻《〈左传〉的真伪和写作时代的考辨》，载《文史》第10辑，中华书局1981年；赵光贤《〈左传〉编纂考》，载《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1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和《中国历史文献集刊》第2集，岳麓书社1982年。
④ 详见赵生群《〈史记〉文献学丛稿》，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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