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毛泽东与邓小平的共同追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特色论文,邓小平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毛泽东与邓小平，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两位顶天立地的巨人；为使中国人民摆脱贫穷、落后、屈辱的命运，走上自立自强的光辉历程，七十多年来，同其他领导人一道，殚精竭虑，呕心沥血，进行了不懈的追求，忘我的奋斗。两人不可磨灭的贡献，就在于领导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开创性地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理论。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即是他们长期探索、追求、思考的心血结晶。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和第二代领导核心，毛泽东与邓小平在领导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都建立了丰功伟绩，其所作的贡献同中有异、异中有同。认真地探讨“中特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内在本质联系，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创立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理论，一直是毛泽东与邓小平的共同追求。
一、解放思想，实事求事，走自己的路：中特理论的革命精髓
所谓“特色”，本指事物所表现的独特的色彩、风格等等。邓小平从理论和政治的高度来使用“特色”一词，从而赋予“特色”二字以更丰富的意蕴，更深刻的内涵。“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已经不是指一般的色彩、风格，而是指来之于中国实际又能反过来正确地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无疑，这是一种更高意义上、更广阔范围内的特色；这种特色，已经同整个国家的指导思想、大政方针、发展道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1982年，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开幕词中明确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1 〕我们的“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 这里所说的“中国特色”，包含着两大构成要素：一个是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外国经验，一个是中国具体实际、国情特点、中心任务，亦即毛泽东所说的中国社会性质、中国国情、中国特点、中国特征、个性和矛盾特殊性等等。在这两种要素中，只有前者没有后者、或只有后者没有前者，都构不成中国特色；只有这两大构成要素的有机结合、互相融摄，才能创造出中国特色来。所以，无论是有中国特色的建设理论，还是有中国特色的革命理论，都必须遵循毛泽东所说的如下原则：“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有必须有的中国特点，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3〕。 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革命和建设都要走自己的路”〔4〕。其区别仅在于，所处的时代不同， 历史条件不同，所要解决的任务不同罢了。
所以，所谓“中国特色”，实际上是指理论联系实际、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说：“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这是革命的共性。“但是在同一原则下，就无产阶级政党在各种条件下执行这个原则的表现来说，则基于条件的不同而不一致。”〔5 〕这种“不一致的表现”，即个性，是构成一个国家的革命区别于另一个国家革命的不同特色。1917年，俄国根据本国的特点和条件，革命走的是“先占领城市，然后进攻农村”的道路，取得了革命的成功。这是列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则同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结果，从而创立了有俄国特色的革命理论。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一样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但是，由于中国的国情与俄国不同，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特点与俄国不同，因而在选择革命道路时，“不是先占领城市后取农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6〕，即先占领农村，以农村包围城市， 最后夺取城市。毛泽东说：“这一特点，这一半殖民地的中国的特点，也是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史中所没有，或是同那些国家不相同的。”〔7〕这种他国没有而中国独具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 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国特色。1923年，列宁就曾预言：“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比俄国的革命带有更多的特色。”〔8〕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马克思没有说过， 列宁没有走过，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独特创造。正如邓小平所说，“中国革命的成功，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9 〕的结果。
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的实质，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走自己的路。邓小平说：“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10〕这就要求革命和建设的领导者在进行重大决策时，必须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实践证明，革命和建设理论的特色，在实践当中，不在书本里；领导革命和建设，一定要唯实，不要唯上，也不能唯书。只要我们是从本国实际出发来创造性地运用外国经验，脚踏实地走自己的路，特色就突显出来了。结合得好，特色就显得鲜明些；结合得不好，也许就不太鲜明。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毛泽东根据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特点，确定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确定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和平改造的政策，提出了各民族一律平等、团结的主张，建立了政治思想工作制度，实施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和统一战线政策，贯彻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创造性地提出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理论，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些理论、路线、方针、政策都是毛泽东同其他领导人一起，从建国以后的实事中“求”出来的，因而基本上符合中国国情，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为了寻找社会主义改革与建设的规律，毛泽东也进行了苦苦的寻求与探索，并提出了许多人们闻所未闻的理论主张，还在实践中进行过多次试验。这些理论并非照搬什么人的经验，而是他的独特创造，要说“特色”，那是够鲜明，也够突出了，因而曾被认为是“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可是，由于这些理论不是从当代中国具体实际中“求”出来的，多半是他头脑中预成“构想”出来的，因而只是一种主观的“抽象”，难以与客观实际实现科学的、有机的结合，不但没有成功，反而给事业带来损失。由此可知，主观主义与中国特色是无缘的。因为任何科学的特色，都是一种从丰厚的泥土中长出的色彩艳丽的花朵，总是与一定的实际相联系的；它是生活本质与客观规律的自然透现，而不是人们凭主观意志随心所欲地涂抹出来的。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的领导核心，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毛泽东逝世后，以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巨大政治勇气和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毫不犹豫地放弃了这一套虽然颇有“特色”但明显地脱离了中国实际的理论，创造性地建立了包括“两个文明建设”、“一国两制构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崭新内容在内的真正符合中国实际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并非邓小平头脑中预成结构的主观显现，而是他对当代国内、国际政治、经济状况的分析、比较中“求”出来的，因而是符合中国实际的。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肯定了毛泽东生前否定过的一些东西，也否定了毛泽东生前肯定过的一些东西。从表面形式上看，这里存在着“异”，其实，这形式上的“异”，正深藏着内在本质上的“同”。因为邓小平用来衡定是与非、对与错的标准，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走自己的路”这一原则，而这一原则，不但是“中特理论”的精髓，也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二者完全是一致的。邓小平早就说过：“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11〕晚年，“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12〕即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邓小平重新肯定的，就是被毛泽东否定了的正确的东西；而他所否定的，又是毛泽东肯定了的那些错误的东西。可见，在出现了违背实事求是原则之时，敢不敢于实事求是，敢不敢用实事求是的原则去纠正不实事求是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是对能否坚持中国特色的一种考验。而这样的勇气，又正是来源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1984年在同一位外国首脑谈话时说：“我们取得的成就，如果有一点经验的话，那就是这几年来重申了毛泽东同志提倡的实事求是的原则。”〔13〕
二、坚持特色与忽视特色：决定革命和建设事业成败的关键
一个国家要进行革命、开展建设，都面临着两种抉择：一种是闭目塞听、闭关自守、故步自封，拒绝吸收、借鉴外来经验，一切靠自己从头做起；一种是立足本国，展拓视野，虚心学习、借鉴外国先进经验，为我所用。随着国与国之间交往的日益频繁，特别是在资讯十分发达的时代，坚持前一种做法的国家已不多见；多数国家都是创造性地学习、借鉴外国先进的理论、先进的经验。毛泽东早就说过：“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14〕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反复强调：“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15〕实践的经验证明，向一切先进的人们学习理论，学习经验，学习科学技术，学习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可以少走许多弯路，省去许多自我探索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大大加快革命和建设的发展进程。所以，“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16〕这是一条发展自我、迅速赶上别人的捷径。凡是聪明的人，都不会放过这种学习、吸收、借鉴的机会。
但是，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学习、吸收、借鉴外国的理论和经验，都必须同本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来实现，绝不能教条式地生搬硬套。小平同志说：“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17〕在民主革命时期，李立三、王明等人，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待俄国经验，就是采取教条主义的学习态度。他们对于研究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一概无兴趣，只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研究上。马克思、列宁的话他们可以背得滚瓜烂熟，可是，对于中国的历史，对于中国的现状，对于中国的国情，对于中国革命的逻辑，对于中国的阶级关系，对于中国的经济特点，对于中国革命的策略，对于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却一窍不通。他们压根儿就不知道，学习、借鉴革命理论、外国经验，还有一个同本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这种不带一丁点儿中国特色的教条式理论，“拿了律已，则害了自己；拿了律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18〕第二次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革命遭受如此重大损失，正是吃了这种毫无中国特色的教条主义理论的亏！毛泽东坚持用有中国特色的革命理论来指导革命实践，这才排除了重重艰难险阻，化险为夷，化否为泰，迎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在这个过程中，作为毛泽东的战友之一，邓小平一直同毛泽东站在一起，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道，同党内忽视中国特色的“左”的和右的倾向作斗争。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理论的建立，也有邓小平的一份功劳。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种忽视中国特色的倾向依然存在。1956年，毛泽东曾经说过，学习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19〕由于毛泽东的及时提醒，我们在建国初期比较注意警惕外国的一些短处和缺点，并从中吸取教训，可是，对人家的优点仍出现照抄照搬的毛病。这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脱离中国生产力水平低和人民觉悟水平千差万别的特点，盲目学习人家搞“一大二公”那一套；二是忽视发展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完全排斥市场经济，搞纯而又纯的计划经济。无可否认，“三大改造”、计划经济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都曾发挥过它的应有作用，但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脱胎出来，生产力发展水平低，商品经济不发达，加上人口多、地域广、底子薄，人的觉悟参差不齐，东西南北经济发展不平衡，离开这些具体特点搞“一大二公三纯”，是以人家的特色为我们的特色。沿着这条现成的路子走下去，等于穿着不适脚的鞋子跑步，自然跑不快。同一时期，西方、东方的许多国家，全身心地投入发展生产力，我们却在那里批判所谓“唯生产力论”、“物资挂帅”、“三自一包”、“发家致富”，结果，越批与人家的差距越拉越大。可见，忽视自身特色，就是忽视客观规律，到头来难免要受到惩罚。七十年代末以后，邓小平根据国内与国际的特点，先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接着在城市进行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逐步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对国有企业进行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的股份制改造，九十年代以后，又确定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的目标，同时发挥计划与市场两种手段的长处，从而使得我国经济摆脱了困境，中国大地因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广大城乡焕发出蓬蓬勃勃的生机与活力。
在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要坚持中国特色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不但要防止“左”，还要警惕右。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加快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尽快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我们提倡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借鉴、吸收有益的经验，这无疑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不如此，我们只能永远落后下去。但是，学习、吸收、借鉴社会主义的经验不能照抄照搬，学习、吸收、借鉴资本主义的经验更不能照抄照搬，而必须有分析、有鉴别、有批判地加以吸收。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管理方法产生于资本主义国家，是同各该国的具体实际相适应的，我们学习、借鉴的时候，必须联系中国现代化实际，从中国与众不同的特性出发，有的放矢地运用外来的理论和经验，才能学出效果来。且别说中国与那些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即便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之中，其经济体制也不是一个模子铸出来的。就拿市场经济来说，日本的模式就不同于美国的模式，德国的模式也不同于英法的模式，它们搞的都是市场经济，但又各带自己与众不同的特色。可是，我们有些人，“对于西方各种哲学的、经济学的、社会政治的文学艺术的思潮，不分析、不鉴别、不批判，而是一窝蜂地盲目崇拜。”〔20〕至于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更是不问中国国情和特点，主张搞“全盘西化”，把资本主义的“多党制”、“私有化”那一套，原封不动地搬到中国来。这种主张，是要中国以资本主义国家的特色为特色，走资本主义道路，同样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也违背了广大人民的要求，脱离了中国的具体实际。邓小平说：“中国根据自己的经验，不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道理很简单，中国十亿人口，现在还处于落后状态，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21〕这种两极分化的情况一旦出现，“我们内部就成了一个乱的社会，不是一个安定的社会，什么建设都搞不成了。”〔22〕所以，走“全盘西化”这条道路，同样救不了中国。
可见，右和“左”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病根”却是一样，那就是都违背了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原则，其理论主张都脱离了中国实际，因而同样与中国特色永远无缘。比如民主革命时期，王明先是犯“左”的错误，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又犯右的错误，他的思想永远是脱离中国实际的，“左”与右只是一种表现形式，二者之间本质上是相通的。因此，我们要坚持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理论，走出一条属于中国自己的路，使我们的事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就既要防止“左”，又要警惕右。
三、因时而异、因地而异、因事而异：中国特色理论的活灵魂
中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理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显示了巨大的生命力，发挥了任何其他理论都无法替代的指导作用。革命和建设的每一成功，都与这一理论的正确指导分不开。但是，同任何一种别的正确理论一样，中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理论是产生于特定时间、特定历史条件下，因而不可能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前进、环境的变更、任务的转换，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理论也将不断发展，不断创新。适合此一时期、此一地点、此一条件、此一任务的理论，到了彼一时期、彼一地点、面对彼一条件、彼一任务，就未必完全适用了。1949年3月， 毛泽东在历史转折关头就及时提醒全党：“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这决不是说，今后可以“丢掉农村，仅顾城市了。如果这样想，那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23〕工作重心一转移，我们的指导思想和工作方法必须跟着转移，指导我们行动的理论必须具备新的特色，而不能以革命理论来指导建设，以过去的特色为特色。可是在实际上，我们建国以后的一些工作方法、指导思想并没有真正转变过来。
这里走了一段弯路。建国初期，我们曾经有过许多切合过渡时期实际和特点的想法，到了1956年召开八大时已形成如下共识：“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24〕。令人遗憾的是，从1957年到1976年的二十年时间内，我们的工作重心还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道路斗争，还是搞“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工作一直以“阶级斗争为纲”，方法基本上还是沿用“急风暴雨”那一套。人们都被动员起来投入那一幕幕令人心悸神怖的斗争，而放弃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走向共同富裕的任务。记得有一幅漫画，足球场的一角闲置着一个足球，另一角两位球员不知为什么扭打在一起。这幅漫画，正是这段历史的绝妙写照。那段时间提倡的“斗争哲学”，已离开了新中国的客观实际，因为斗争的主要对象本不存在，不过是主观虚构出来的“假想敌”。这是用老办法解决新问题，不但没有达到“抓革命，促生产”的目的，反而掩盖了经济建设时期的诸多新矛盾、新特色。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的工作中心才真正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随着“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条基本路线的确定，我们的工作中心才慢慢从“斗争哲学”中“淡出”，而迈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坦阔征程。
随着旧过程的完结，新过程的到来，我们熟悉的东西很快要闲起来，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优势和劣势也开始互易其位。如果不清醒地认识这个问题，思想不随着时移事易而发生转变，仍把原来的优势当作现在的优势，也可能以革命的特色为建设的特色，找不到正确的路子。比如地理条件的优势和劣势，在革命战争年代，城市与沿海地区因经济较发达、交通便利、敌人力量强大，革命斗争比较难以开展，因而不是建立革命根据地的理想之所；而边远山区，山高水冷，交通不便，经济不发达，敌人力量较弱，因而相继开辟为革命根据地。革命根据地，实际上是革命战争年代的“特区”，由于它的发展，积累了革命经验，培养了大批革命干部，带动了全国革命，为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和平建设时期，城市与沿海地区因交通便利、经济基础好，占尽天时、地利之便，先后开辟为“经济特区”、“开放区”，老、少、边地区因经济基础薄弱、交通不便、山高路远，过去的优势已转化为劣势，成了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因此，边远山区不能故步自封，不能再以原来的特色为特色，必须清醒地认识优劣势的转换，看到山区的劣势、城市沿海的优势，走出山谷，内挂外联，寻求自己在和平建设时期的历史定位，把“老区”与“特区”联系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再创辉煌。
由上可见，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和建国理论，其适应度是受具体时间、地点、条件限制的；时不分古今、地不分中外的“万能特色理论”，在世界上是没有的。我们不能拿适用于外国的理论来格律中国，也不能拿适用于革命的理论来规范建设。这当然不是说，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理论只有权宜性的价值，而无长久性的意义。一种反映客观实际规律、有鲜明特色的理论一旦产生，在孕育这种理论的过程未完结之时，都具有指导作用。更何况，任何事物本质的充分暴露都有个过程，不会一下就凸显出来。因此，反映该事物本质的理论特色，往往需要经过几番淘洗、反复磨砺才能日渐明晰起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毛泽东也不是一抬眼就看到了，而是在革命遭受几番挫折、失败后才领误过来。再如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对外开放这一完整的建国立国大策，在毛泽东时代，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实行封锁、禁运政策，千方百计想搞垮我们，你想开放也开不起来，人家不让你学，不跟你做生意，更不用说拿资金投到中国市场来了。因此，那时候只能侧重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如此，新生的人民政权就站不住脚。正如邓小平所说：“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25〕七十年代以后，中日、中美先后建交，国内、国外形势都发生了变化，我们才能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同时，对外实行开放政策，并“经过几年的努力，有了今天这样的、比过去好得多的国际条件，使我们能够吸收国际先进技术的经营管理经验，吸收他们的资金。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所没有的条件。”〔26〕由此可知，革命和建设理论的中国特色，不是什么人可以“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东西，而是革命与建设内在本质规律的透显与展示。这不仅需要一个过程，而且需要一定的国内、国际环境和条件；离开一定的环境和条件，什么特色都谈不上！
总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人们头脑中固有的，“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27〕，因而同有中国特色的革命理论是一脉相承的，二者坚持的是同一基本原则：强调走自己的路，不把书本当教条，不照搬外国模式，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等等。所以，我们学习“中特理论”，必须同学习毛泽东思想结合起来，并在实事求是原则指导下，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继续丰富、发展这一马克思主义崭新理论，使其在实践的检验中日臻完善！
注释：
〔1〕〔16〕〔17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页，第2～3页。
〔2〕《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页。
〔3〕《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98页。
〔4〕〔9〕〔13〕《革命和建设都要走自己的路》，《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4、95页。
〔5〕〔6〕《战争与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06、 507页。
〔7〕《共产党人，发刊词》，《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67页。
〔8〕《论我国革命》，《列宁选集》第4卷，第692页。
〔10〕〔15〕《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
〔11〕〔25〕〔26〕《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26、127页。
〔12〕《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8页。
〔14〕《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 第817页。
〔18〕《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杂》第3卷，第754、 758页。
〔19〕《论十大关系》、《毛泽东著作选读》第740页。
〔20〕《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4页。
〔21〕《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文选》第3卷， 第207～208页。
〔22〕《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4页。
〔23〕《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64～1365页。
〔24〕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548页。
〔27〕《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15～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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