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资源建设领域一些问题的文化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献论文,领域论文,文化论文,资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80年代是我国藏书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发展较快的时期。20世纪80年代前期，图书馆界面对藏书大量增加的实际，积极引进欧美国家的藏书建设理论，如馆藏结构理论、三线制布局理论、复本理论、藏书评估理论等，这些引进的藏书建设理论与我国藏书建设实践结合，很快催生出我国独有的宏观藏书建设——文献资源建设理论。1986年中国图书馆学会召开南宁文献资源布局研讨会，1988年由部际图书情报协调委员会领导开展全国文献资源调查，文献资源建设一度成为图书馆学研究中理论与实践结合最为紧密且为人关注的亮点。20世纪90年代与80年代比较起来，文献资源建设研究显得有些沉寂，但沉寂中却孕育着一种革命，即从文献资源建设到信息资源建设的革命，以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给图书馆工作带来崭新的面貌，使20世纪80年代曾反复探讨研究的全国文献资源保障问题在数字时代有望得以解决。
在几十年时间内，我国图书馆经历了从藏书建设到文献资源建设，再到信息资源建设的路程，从其发展变革中我们体会到技术、观念等诸多社会因素对它的影响，笔者认为从文化层面探讨这些影响，将会使我们对其中一些关系看得更为清晰，以便更好地指导今后的工作。
1 挥之不去的藏书情结
我国古代藏书，如果从现在尚有文献记载的历史时期算起，应当在西汉就有相当规模了。现在我们见到《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典籍，是西汉成帝时的政府藏书，到了魏晋时期，私家藏书和寺观藏书都有了较快发展。至唐，由于教育的发展，书院藏书逐渐有了一定规模。书院最初其实就是用以藏书的地方。院者，垣也，就是用墙围起来的藏书之所。因而，到了唐人，由于雕版印刷的发明，书籍可以大量生产，这时，政府藏书、私人藏书，寺观藏书和书院藏书等主要书藏类别皆已出现，在其后一千多年时间中，这些藏书类别不断发展和衍生，成为传承中华文明的主要文化载体，也营造成了难以割舍的体现民族特征的“藏书情结”。
传统图书馆于20世纪初以湖南图书馆和湖北省图书馆的创建为标志而走上文化舞台，宣告藏书楼时代的结束。图书馆以其开放性对封闭的藏书楼作了无情的批判与冲击。然而这种批判与冲击并不十分彻底。20世纪上半叶，中国遵照国际图书馆界通行的惯例，在传统图书馆诞生后一段时期便出现了“新图书馆运动”，目的在于给予创建未久的图书馆以观念和技术方面的指导。当时，在沈祖荣等在欧美系统学习过图书馆学的专业人士的倡导下，“新图书馆运动”曾取得骄人的成绩。20世纪下半叶，进一步加强了对封建藏书楼的批判，重点对其“重藏轻用”作了深刻批评。然而奇怪的是，这种“重藏轻用”批判呼声越高的时期，也正是我国藏书建设理论发展越好，在藏书实践中取得成绩越多的时期，这似乎也说明，在我国图书馆界，历来都弥漫着一种挥之不去的“藏书情结”。
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都曾是注重批判“重藏轻用”的时期。20世纪50年代是我国社会主义图书馆事业初建时期，这种新事业的创立是建立在对旧的基础的批判之上，旧的基础包括旧中国的图书馆和其前的藏书楼。但是在批判的同时，人们对藏书的热情却并未稍减。当然，这种“藏”是宏观意义的“藏”——制定“全国图书馆协调方案”，建立全国性和地区性的中心图书馆委员会，这些都反映出人们的藏书情结。20世纪80年代的情况就更具典型性了。20世纪80年代我国一批图书馆学家对宏观文献资源建设的研究和实践可以称达到执著和痴迷的程度，肖自力、李修宁等一批图书馆学家从对全国文献资源宏观布局的研讨到对全国文献资源的大规模的调研，其中表现出的热情和努力在世界图书馆史上都是少见的。这种“情结”从20世纪80、90年代一直延续到21世纪初。最近关于“网上信息”的“存取”和“拥有”问题的讨论就突出反映出，不论是在以印刷型文献为主的文献资源建设阶段，还是以数字化文献在网络中占据相当位置的信息资源建设的初始阶段，这种“藏书情结”都未能稍减。前几年一些学者根据美国的一些做法和观念，认为存取比拥有更加重要。而另一些学者则不同意以存取代替拥有的观点，他们认为，“将存取与拥有对立起来去争论哪一个更重要是没有意义的，存取和拥有是相互辅助的关系，长期共存的关系，缺一不可的关系，互动的关系”。“脱离了实际信息资源为后盾的单纯的网络信息存取能力是很难成为图书馆核心能力的”。[1] 有的学者指出“只有不断提高本馆馆藏文献信息资源保障体系，才能在更大范围内更合理地实现文献信息资源共享”。以上说明，20世纪我国现代图书馆诞生后，“藏书情结”仍然是图书馆工作中挥之不去的一种客观存在，而这种“情结”中蕴含着我国图书馆人对“藏”与“用”独特的辩证文化思考。
2 辩证的“藏用观”
我国长期的藏书建设实践中所体现出的这种“藏书情结”，其实并不仅仅是一种“情结”，它更是一种人们对图书馆工作“藏用观”的辩证思考。作为人类记忆和大脑的图书馆，它的主要功用是文化和知识的积累，并随时将这种文化积累提供社会使用。因而这种“积累”应是图书馆最本质的东西。书店也是一种向社会提供知识文化服务的机构，但是由于它没有文化积累，它只是将较短时间间隔的出版物提供给社会，因而不具有图书馆这样的社会“大脑”的功用。对于图书馆来说，辩证的藏用观应当是正确理解和促进图书馆社会功能的藏用观，这种藏用观主张藏以致用，藏用一体。即是说，藏书是为了使用，藏和用同样重要，不可分割。
近年来人们对图书馆核心竞争力的讨论非常热烈。有学者认为现代图书馆的核心竞争力是信息服务能力，有的学者认为图书馆的信息资源建设是核心竞争力的基础[2]，没有完备的信息资源建设体系，图书馆就形成了核心竞争力。这个问题实际上是“藏用观”的旧话重提。因而，在图书馆发展的各个阶段，从旧时的藏书楼，到传统图书馆，再到今天的现代图书馆，都始终存在着藏用观念的争论。因而，在当前，理清不同时期不同藏用观的不同表现形式并分析其出现的原因，对于我们从理论上把握正确藏用观，将会是有益的。
图书馆在发展的各个阶段具有不同的适合当时社会需求的藏用形式。藏用形式的发展变化是与社会制度和科技水平相适应的。在奴隶制时代，政治上是奴隶主和贵族专享文化权力，书籍处于手工刻抄时期，书籍数量少，因而这时的贵族藏书楼是重藏的藏书楼，藏书为贵族家族专享。封建时代学术下移，出现多种藏书楼，政府藏书、私人藏书、寺院藏书、书院藏书。这一时期发明印刷术，并进一步出现活字印刷和机器印刷，使书籍大量出版成为可能，因而各种藏书皆可在一定范围传播。至封建社会末期，出现近代藏书楼，已具有传统图书馆的一些性质。从世界范围看，图书馆(尤其是公共图书馆)的出现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政治生活的需要。日本图书馆学家小野泰博曾说：“如果想知道西欧式民主主义什么，最好看一看欧美的公共图书馆，因为这里存在着朴素的民主主义的原貌。任何人都能平等地利用公共财产，遵守同一规则”。[3] 各种对过去形式藏书楼的革命的主旨在于使其藏书能够得到无任何限制的利用。藏书利用因而成为图书馆时代的最重要工作。我国从汉代以来就有着悠久的藏书传统，长期的藏书楼传统形成“重藏轻用”的思维定势，因而20世纪初图书馆创建后对“重藏轻用”观念的批判是必要的，正是由于对旧观念的批判，引入新的辩证的“藏用观”，才得以使图书馆将主要力量用到为广大读者服务，为社会服务方面。
进入21世纪以来，文献数字化技术和网络技术飞速发展，文献形式和传递形式发生深刻变化，使图书馆工作也在发生深刻变化。有学者提出互联网亦是文献的见解[4]，因为在文献载体方面，互联网及相关设备同时具有记录和重现知识单元表意方式的功能，因而互联网成为了一种全新的文献形式。在表意方式方面互联网可以传递文献的感知形式的所有基本要素(文字、声音、图像)。在此基础上提出建设自由知识网络的设想。那么，在网络环境下是否依然存在“藏”和“用”的问题呢？答案依然是肯定的。不过，在网络环境下，“藏”的空间概念已不十分重要，海量的知识数字化以后可以储存于很小的空间，因而过去的“三线制藏书”等概念在数字馆藏中便成为过时的东西。但是，在网络环境下，图书馆的信息资源建设依然是十分重要的工作，而数据库建设又是信息资源建设的核心。众所周知，互联网为人类社会提供了信息传递的快速通道，但人们需要的不全是这些通道，而主要是信息通道上流动的信息，即“自由知识网络”上的知识，这些知识和信息生产的储存(数字化)依然是图书馆信息通道上流动的信息，即“自由知识网络”上的知识，这些知识和信息生产的储存(数字化)依然是图书馆工作的重要内容。前几年人们即发现，互联网络上往往“车”少“货”少，重要原因是由于我们在互联网建设的初始阶段尚未意识到数据库建设对于图书馆建设的重要意义，这种数据库建设即是过去传统图书馆的“藏书建设”。与过去不同的是，我们要建设的只是专门的有特色的数据库，那种“大而全”、“小而全”的藏书建设模式在网络时代就根本没有用处了。
从藏书楼到传统图书馆，从传统图书馆再到网络时代图书馆，藏和用始终是一对变化中的矛盾。从“用”的角度来看，藏书楼时代的“用”是一种极其有限的“用”，其范围狭小，藏书更多的作用是作为一种文化传承的载体而被保留下来。到了传统图书馆时代，“用”成为一种公共物品为社会每一位成员服务，只要他到图书馆来就可以使用藏书为其服务。到了网络时代，“用”的范围较传统图书馆时代更为广阔，传统图书馆时代只有离图书馆较近的人可以方便得到图书馆的服务，到了网络时代，由于网络的普及，只要网络延伸到的地方，人们便能获得图书馆的服务，网络缩短了读者与图书馆的空间距离。从“藏”的角度看，从藏书楼到传统图书馆再到信息化现代图书馆，“藏书”经历了一个从简单藏储到专业化的发展过程。古代藏书楼时期，藏书过程并不复杂，只是将图书简单地进行分类，这样那个时代人们便有充分的精力对所藏文献本身进行研究，因而古代藏书家又是文献学家、校勘学家、版本目录学家。到了传统图书馆时代，“藏书”成为了专门的学问，作为图书馆学家的藏书建设专家，分类学家不可能同时又兼任文献学家的工作，藏书学家与文献学家已出现了明确分工。到了网络时代，信息资源建设的概念包含的内容更为广阔和复杂，因而其专业化的程度更高，专业的细分更为复杂。综上所述，随着社会发展，“藏”不断朝着复杂化、专业化方向发展，正是由于“藏”的专业化和复杂化，才使得“用”(图书馆服务)的功能更为强大和方便。“藏”和“用”的关系如果放到文献和图书馆发展的悠久历史中来全面考察，原不过如此。但是如果单就某一较短的历史阶段来孤立地分析其关系，有时往往会偏执“藏”的一方或“用”的一方，难以做出正确的判断。
3 文化视角的文献资源建设
此处所说的“文献资源建设”统指从藏书建设到文献资源建设再到信息资源建设的图书馆工作长期发展过程。总体说，文献资源建设工作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影响，单就文化而论，它主要受社会科技水平、体制和思想观念的制约和影响。其中，科学技术属于文化的表层，其对文献资源建设的影响是直接的，容易感知的。体制是文化内层较为稳定的部分，体制的变动往往要经受时间的检验，并受最为活跃的科学技术和观念的作用而发生变化。
从人对文化的感知来看，文化的外层——物质和技术层面是最为活跃的易被感知的层面。我国近代化和现代化认识过程中往往是从物质和技术层面开始的。如我国的近代化过程就遵循着这样的认识过程，鸦片战争后，从洋务运动到戊戌维新，再到“五四”新文化运动。鸦片战争的失败，一些中国知识分子认为是技术问题，是中国的武器装备敌不过洋人的坚船利炮，于是采用“以夷之长技制夷”的办法——搞起洋务运动，制造坚船利炮。但是洋务运动由于中日战争的败北而宣告了结束。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在文化的更深层面进行思考振兴的道路，开始从体制上进行探索，到了20世纪更进一步从文化深层的观念，思想方面找原因，出现一批像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鲁迅这样的民主主义思想家。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改革开放以来，20余年寻求现代化之路亦是走过了同样的认识不断深化的认识过程，人们记忆犹新的是最初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邓小平同志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曾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水平。为了进一步解放生产力，需要进一步在体制方面进行改革，这样，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和科技体制改革，至21世纪初推出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以人为本的民主政治的框架，深入到人的观念层面来推进我国的现代化。在图书馆工作领域和文献资源建设，无论是从认识的视角，或是从文化的各个层面对文献资源建设的影响的角度来看，与上述的规律都是一致的。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文献资源建设的历程能全面解读其文化意蕴，解读科学技术、体制和观念形态对于文献资源建设发展的不同影响和作用。首先我们观察技术对文献资源建设的直接作用。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直到末期，我国为提高全国文献资源保障率，对全国文献资源布局作了多方面的探讨，学者们提出了学科布局模式、系统布局模式、地理布局模式、等级布局模式等不同模式，并对全国文献的分布作了大规模调研。人们以为，有了这些研究作基础，20世纪90年代将会在此基础上出台一个设计合理的实用的全国文献布局模式，以提高文献资源共建共享水平。但是，整个20世纪90年这个预测都未能出现，而到了21世纪初，当人们对文献资源建设的热情已经降到极低的位置时，突然发现，20世纪90年代末悄然来临的信息技术、网络技术正在为昔日的梦想奠定基础。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迅速发展，解决了文献资源保障体系的关键问题——空间距离造成的运动成本和传输不方便等问题，重叠收藏造成的大量复本而使成本增加。我国疆域广大，如建立集中式布局模式，在印刷型文献为主要收藏的时代，远离中心的科研人员要想得到中心收藏的文献，必须花费较大成本才能获得所需文献。而到了网络时代，无处不在的网络大大缩小了文献与需求者的空间距离，可以以廉价的成本获取远在天边的文献。计算机数字技术可以使知识信息一次输入，反复使用，同时使用，因而解决了印本书的复本问题，从而大大节约了成本。因而，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反复思考和研究的文献资源整体保障问题，到了21世纪初终于看到了此领域建立网络信息资源体系的曙光。2002年梁灿兴基于对文献的可获得性论证研究，提出因特网上的“自由知识网络”概念，认为“这是一个存在于Internet中的知识文本的自由集合，它通过与一个知识引擎相联系，把知识文本自由地提供给人们，为人们全面地认识和创造这个世界提供最自由可靠的参考系统。我们把这个知识文本的集合，称为自由知识网络”。[5] 几乎是在同时，清华同方CNKI数字图书馆设计工作组提出CNKI数字图书馆模型，从而证实了这种“自由知识网络”建立的可行性。
以上事实证明，科学技术是文献工作发展的最直接和最根本的影响因素，从历史的发展观察亦然：造纸技术的发明使文献形式有了革命性变化，印刷术的发明使文献可以大量复制，数字技术则使文献具有更多的便于使用和传播的优势等等。此外，体制和观念对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的影响也是不容轻视的，尽管其影响不及科学技术的影响那么直接。体制属于文化结构中偏于内层的部分，因而这部分比较稳定，受外界的影响往往滞后。我国文献资源管理的基本体制是条块分割，以公共图书馆系统，高校图书馆系统和科学专业图书馆系统为主体的系统管理体系，使文献资源建设在中观层次(系统之中)处于统一管理状态，而在宏观层次(系统之间)处于各自独立状态。20世纪80年代如此，20世纪90年代如此，21世纪初的数字图书馆时代之初仍然如此。这种管理体制的稳定态已经成为数字时代文献信息资源建设的障碍。那么，造成这种体制的长期的稳定态的原因是什么呢？根本的症结是思想、观念。而思想、观念是文化结构中更内层的部分，因而更加稳定，我国藏书楼存世时间长，因而重藏轻用、藏书封闭分散的观念长期存在于人们思想中，正是这种藏书楼思想束缚了我国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的发展。近几年来，网络的发展已使我国各个系统的数字图书馆研制迅速发展起来，高校的校园网、CALIS系统、科学院的数字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的数字图书馆研制，都在热火朝天地开展。但是，一个跨系统的数字图书馆，一个为全体国民方便利用的“自由知识网络”，却始终未提到重要日程，不免反映出体制和观念的严重滞后。
4 文献资源保障体系的主要任务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图书情报界致力于文献资源保障体系建设，在理论和实践上皆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由于在认识上模糊不清，因而显得重点不够突出，不免影响资源建设步伐，这一点在今天的文献资源建设的数字化阶段，更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有学者认为，图书馆是国家的知识传承和创新的文化基础设施[6]，在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科学院图书馆)被纳入国家知识创新体系就可见一斑。从20世纪80年代起我们致力建设的全国文献资源保障体系，其主要作用亦在于对国家知识创新的支持，亦即对国家科学技术发展的支持。但是，在全国文献资源共建共享过程中，这种共建共享成为所有图书馆的工作，一些不具备特色资源的大众图书馆热情很高，而一些科学专业图书馆却纹丝不动，这表明大家对建设的目的性尚不明确。
应当强调全国文献资源保障体系主要职能是为科学研究服务和为国家知识创新服务，其次是为教育和生产服务，只有明确了其主要服务对象，才会明晰建设目标，不至于共建共享的主要承担者范围不清。实际上，我国有两种类型的图书馆，一类是科学研究图书馆，一类是大众图书馆，而担负文献资源保障体系创建的主要力量应是前一类图书馆，这一类图书馆包括国家图书馆、省(市)图书馆、高等学校图书馆，科学院系统图书馆和大型专业图书馆。至于市县图书馆，中小学图书馆等，其主要职能在文化、教育，当然它们中有些亦有特色馆藏，但在基于国家知识创新目的文献资源保障体系中，相对来说处于次要地位。现在不但在建设文献资源保障体系中认识模糊不清，在建设数字图书馆中亦如此，不论何种图书馆，都在盲目建设数字图书馆，特别是一些大众图书馆，自身资源贫乏，即使建立了数字图书馆又有何用？我们认为，在当前网络环境下，全国文献资源保障体系对文献的总体要求是大而全，而对大众图书馆的文献建设要求仍然要小而全，对于市县图书馆来说，一些普及性的基本读物要收藏尽量完备，这样才能方便读者。这些问题处理不好，会给国家造成巨大浪费。但是由于体制和观念上的障碍，这些重复建设仍在继续。我们呼请政府有关部门，在网络技术和数字技术为我们提供了现实可能性条件下，加快研究全国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的总体方案，尽早完成这项关系国家科技竞争力的世纪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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