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内涵与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内涵论文,意义论文,核心价值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15)03-0005-09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一项战略任务。核心价值观提出后，全党全国人民积极培育、努力践行，形成了建设的热潮。然而，对于核心价值观，也有一些疑问：有人认为分为三个层次不合理，12个词24个字太长，不容易记忆；有人认为一些词放得不是地方，比如和谐应该放在社会层面，法治应该放在国家层面，而一些词重叠，比如平等与公正；有人认为太宽泛，没有体现社会主义性质，比如自由民主平等法治就与西方价值观区别不开，比如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只是一般性的道德要求，如此等等。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这些问题如果不搞清楚，不予以回答，势必会影响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的三个阶段 以“三个倡导”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共产党长期致力于核心价值观建设的结晶。它是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基础上形成的，吸收了人类文明的成果，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要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凝练和集中表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可分为三个阶段：酝酿阶段、提出阶段、深化阶段。 酝酿阶段(2006年10月至2012年10月)，即从2006年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一直到十八大之前。 中国共产党一直非常重视核心价值观建设。早在1945年召开的七大上，党就提出了建设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的目标，明确把“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作为党的宗旨。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人民广泛开展了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道德建设。 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两手抓、两手硬”，既抓物质文明建设，也不断加强精神文明建设。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1996年，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2001年，中共中央颁发《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提出要坚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在全社会倡导“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 正是在以往精神文明建设经验和成就的基础上，在2006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大命题和战略任务，指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这一概括内容丰富，意义深远，既突出了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又强调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重要作用；既继承吸收了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又结合当今时代特点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凸显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本质特征，指明了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发展方向。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出后，中国共产党一方面推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研究和宣传，另一方面推动思想理论界概括提炼简明扼要、便于记忆践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2006年10月一直到十八大前，对这个问题的研究逐渐升温，特别是2012年达到高潮。该年，《红旗文稿》从第2期开始一直到第9期，连续发表了十几篇有分量的讨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章。其中，有两篇值得关注。一篇是第2期发表的“柯缇祖”的文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是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制度层面的价值取向，而不应该是针对公民个人的道德规范。另一篇是在第4期上发表的江苏省委党校副校长杨明的文章《国家与公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概括的基本路径》，提出应该从国家和公民两个层面来概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为国家层面的核心价值观可以概括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因为以往我们党就把“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公民层面的核心价值观可以概括为：仁爱、正义、守法、诚信。《红旗文稿》所发的十几篇文章只是数千篇讨论核心价值观文章的一小部分。对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学术界提出了很多建议，为“三个倡导”的提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提出阶段(2012年11月至2013年12月)，即从十八大到《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的颁发。 正是在深入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讨论的基础上，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了“三个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十八大报告指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里只是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没有对它进行更详细、更深入的解释。 真正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详细、深入阐释的是2013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以下简称为《意见》)，《意见》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的重大意义，对于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对于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实践要求，对于核心价值观与核心价值体系的关系等问题，都有非常明确和详尽的阐述。《意见》有几点值得关注： 第一，明确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意见》明确指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任务。第二，明确把“三个倡导”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十八大报告只是提出了“三个倡导”，并没有明确说“三个倡导”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也没有明确“三个倡导”分别是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次。而《意见》则把这两个问题明确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这24个字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基本遵循。”第三，明确了核心价值观与核心价值体系的关系。十八大报告提出后，有些人不理解：为什么要在核心价值体系之后再提核心价值观？这二者是什么关系？十八大报告并没有回答这些问题，而《意见》则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根本性质和基本特征，反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凝练和集中表达。”因此，如果说在十八大报告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只是一个“口号”，那么，到了《意见》的出台，核心价值观已经展开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标志着核心价值观被完整地提了出来。 深化阶段(2013年12月至今)，从《意见》颁发至今。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后，特别是《意见》出台以来，一方面，全国各地掀起培育和践行的高潮：把核心价值观融入到国民教育全过程，落实到经济发展实践和社会治理中，开展了各种各样的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活动，如道德实践活动、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等，形成了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的浓厚氛围。另一方面，中央高度重视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一再强调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特别是在2014年，习近平几乎在每一次重要讲话中都谈到核心价值观，并且还有几次专门谈这个问题。如2014年2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传统美德进行了第十三次集体学习；2014年5月4日习近平在与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等。 同时，经由习近平的这一系列重要论述，我们党对核心价值观的认识也不断深化。这种深化主要表现在为什么要培育核心价值观、如何理解核心价值观、怎样培育核心价值观等方面。第一，关于培育核心价值观的重大意义。习近平指出：培育和弘扬核心价值观，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关系国家长治久安；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是一个国家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是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核心价值观是“三个自信”的支撑；培育和弘扬核心价值观，是为了抢占价值体系的制高点，是解决当前思想道德问题的需要，等等。第二，关于如何理解核心价值观。习近平提出，价值观是人类在认识、改造自然和社会的过程中产生与发挥作用的，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不同民族、国家的价值观也各不相同；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是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核心价值观解决了“自己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等等。第三，关于如何培育核心价值观。习近平认为，坚持知行合一、坚持行胜于言，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工夫；要使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无时不有；要用法律来推动核心价值观建设；要抓好领导干部、公众人物、青少年、先进模范等重点人群；要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等等。 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过程看，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经历了一个长期的酝酿、积淀、形成的过程，是中国共产党在考虑了各方面情况之后慎重提出来的。用习近平的话说就是，“这个问题，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是“经过反复征求意见，综合各方面认识”才提出来的，是当前价值认识的“最大公约数”①。另一方面，核心价值观并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我们党对核心价值观的认识是不断深化的，它必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层次、内涵与性质 对于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分为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次，思想理论界讨论比较多。有人认为西方的价值观不分层次，我们传统的也不分，现在为什么要分？因为分了就长，不易记忆；分了就会产生重叠和位置不合适等问题。 对于这些问题，习近平在2014年5月4日同北京大学师生座谈时给出了回答，他说：“中国古代历来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某种角度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个人层面的要求，齐家是社会层面的要求，治国平天下是国家层面的要求。我们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涉及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吸收了世界文明有益成果，体现了时代精神。”②这里有两层意思：第一，中国古代的核心价值观并不是像某些人理解的那样不分层次，它也是分层次的，就是说，我们划分为三个层次是有历史根据的。第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该对国家、社会、公民个人三个层次的主体提出价值要求，应该把这三个层次的要求融为一体。 为什么要对国家、社会、公民个人三个层次的主体提出价值要求？马克思主义认为，价值是一种关系，是以主体为尺度的主客体相统一的状态，是客体对于主体需要的满足和意义。价值以主体为尺度说明它具有主体性，主体的特性决定着价值的特性。主体各不相同，价值因而具有相对性；主体是具体的、历史的，价值因此具有具体性、历史性；主体具有共性，价值因之具有共同性、普遍性。而所谓价值观就是对价值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它包括认识、评价、目标、信仰等。价值观分为一般价值观和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就是在社会价值体系中起主导和支配作用的价值观。与价值相比，价值观的主体性更强，不同的主体对于同样的价值关系会得出不同的认识、有不一样的评价、有不同的价值目标和追求，因而也应该有不同的价值要求。现代社会的主体可以分为国家、社会、个人三个相对独立的层次，那么，当然就可以对三个层次提出不同的价值要求。 有人可能会问，国家、社会和个人不仅相对独立，而且是相互联系、内在统一的。既然是统一的，为什么不能找出能够体现这种统一、同时规范这三个层次的核心价值观呢？这的确是一个方向，是一个诱人的前景。但是，就目前研究的水平和实践的发展看，我们还没有到那样一个阶段。而目前我们所可能形成的“价值共识”就是“三个倡导”，“三个倡导”就是“经过反复征求意见，综合各方面认识”所达成的价值观的“最大公约数”，③它为我们当前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基本遵循，也为我们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基础。 如何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12个词的基本内涵呢？这里的关键是要从价值理念的层次或高度上来理解它，而不是从目标、特征、实现方式、实践要求等角度来理解，也就是不能降低层次，不能从操作的意义上来理解它们，而应该从理念、价值的角度来理解它。在一定意义上，价值理念当然也包括目标、特征、实现方式、实践要求，但又超越了它们，比它们更高或更抽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本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价值概括，它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吸收了人类文明有益成果，反映了当代中国实践要求，具有社会主义性质、民族性、时代性和实践性，是民族特色、时代内涵、制度属性和实践要求的有机统一。我们应该从这些方面来考虑这些词的内涵。 我们以文明为例。文明是一个复杂的、模糊的、歧义丛生的概念，关于文明的定义不下几百种。国内对文明的理解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是指人类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狭义专指精神成果，即精神文明。目前国内很多人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文明理解为精神文明，因为文明作为国家的价值目标，与富强、民主、和谐并列，这四个词分别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个方面规定国家的发展目标，所以，文明主要指文化上的目标。这就把文明这个价值理念降低为了国家发展的一个具体目标，而不是作为一种文明观来理解。 对于核心价值观中的文明，我们应该从开创一种新的、本质上不同于以往文明的新型文明的高度来理解，而不是仅仅从推动文化的繁荣发展、推动精神文明建设的角度来理解。季羡林先生把中国的崛起称为文明的崛起，他说21世纪是中华文明大放异彩的世纪，是东风压倒西风的世纪。张维为、许纪霖等学者则把中国的崛起称之为“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他们都认识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简单地是一个“富强梦”，更为重要的是“文明复兴梦”，是一种新型文明形态的诞生。“文明”这个词就要揭示这个新型文明形态所遵奉的价值理念。 所谓文明的崛起，不单是GDP成为世界第一，不单是硬实力的崛起，而且是软实力的崛起，是一套价值观念、一个意义系统、一种制度体系的被认可、称颂和追随，是人类历史上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诞生，是一种新的发展道路、文明样式的问世。唯有这样的一种崛起才能称得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唯有这样的一种崛起才能真正实现我们民族精神的独立性。 为什么要从开创新的文明形态来理解呢？一是资本主义文明陷入了野蛮，二是由于我们独特的传统、命运和国情。迄今为止，人类文明经历了奴隶制文明、封建文明、资本主义文明，现在推进到了社会主义文明。相较于封建社会，资本主义摧毁了封建等级制，剔除了人身依附关系，用人权替代神权，用理性取代信仰，用科学战胜愚昧，用世俗生活取代来世生活，极大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和整个社会的进步。早在160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就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④进言之，资产阶级极大地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 然而，这样一种文明进步是以野蛮的方式取得的，是通过强取豪夺、侵略殖民取得的。资本主义文明伴随着血与火的侵略和掠夺的历史，它“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⑤晚清士大夫杨度就认识到，在资本主义文明的世界里，只有“文明的国家”而没有“文明的世界”，世界各国对内都讲文明，对外都行野蛮⑥。对土著居民的屠杀、两次世界大战、鸦片战争、甲午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等，都是此种野蛮行径的表现。这样的野蛮行径一直到今天仍然没有改变：海湾战争、入侵阿富汗、攻打伊拉克……每一次所谓的“正义战争”的背后实际都是利益。 而在所谓的文明国家的内部，资产阶级的行径也难称“文明”，特别是在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期更是如此：羊吃人运动、雇佣童工、工人在暗无天日的工厂里每天工作16小时……在资本主义社会，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另一极即生产者方面，则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⑦。不仅如此，资产阶级还制造了新的野蛮。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所描绘的，它在铲除封建、宗法关系的同时，把一切田园诗般的关系也破坏了：它除了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别的联系了；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它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⑧。于是，拜金主义、利己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再加上20世纪50年代后的消费主义流行，信仰迷失，理想丢弃，精神空虚，人沦落为美国哲学家伯恩斯坦所说的“占有性个体”，成为纯粹的“欲望主体”、消费主体；人变得紧张、压抑、焦虑，甚至走向自杀、抑郁；自然遭到破坏，资源枯竭，生态危机，人赖以生存的家园严重损坏，甚至难以呼吸到清新的空气。“文明”发展的结果是使人的生活更为“野蛮”。 同时，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原来能够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桎梏，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结果是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带来了社会生产的极大浪费，社会发展又回归了“野蛮”。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社会突然发现自己回到了一时的野蛮状态；……仿佛是工业和商业全被毁灭了，——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社会上文明过度，生活资料太多，工业和商业太发达。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⑨。今天，这样一种“野蛮状态”仍然没有根除，也不可能根除。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2008年发端于美国的世界金融危机、最近的欧债危机等，就是其最新的表现。 社会主义恰恰就“起因于”资本主义的“不文明”。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文明中“孕育”产生的，但社会主义就是为消灭资本主义的“野蛮”才产生的。读一读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就不难发现，不论是空想社会主义还是科学社会主义，它们之所以产生，都是为了消灭资本主义社会劳动人民的野蛮生存状态，都是为了破除阻碍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桎梏，都是为了建立一个更合理、更平等、更和谐也就是更文明的理想社会。 中国作为当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肩负着建立一种新型文明的使命。同时，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国情，也注定了我们不可能走西方文明的发展道路，不能走西方文明的老路，而必然走适合自己特点的文明发展之路。中国是一个有着13亿多人、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大国。如果我们追求西方文明的发展模式，追求西方人那样的生活，像歌德的《浮士德》所描绘的浮士德那样，奉行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的价值理念，永远追求但永不满足，无限度地向自然索取，无节制地消费，那样的文明发展模式根本难以为继。所以，我们必须走出一条新路，创造一种新的文明样式，不论是生产方式还是生活方式，都不同于西方文明。 从这样一个视角来理解文明，从这样一个高度来阐释文明观，那么它就不是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的，就不是拜金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的，就不是见利忘义、见钱眼开的，就不是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的：是公私兼顾、集体为先、国家至上的；是注重道德品质的培育和人的精神境界的提升的；是倡导和谐和睦和平而不是对立争斗战争的；是主张天人合一而不是只知向自然索取的；是以人为本、人民至上的；是把文明看作平等的，应该交流互鉴、合作共赢的；是要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比翼双飞、社会全面发展的，等等。据此，我们可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观概括为几点：以人为本，集体为先，厚德重义，崇尚理性，推陈出新，包容互鉴。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首先应该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有人认为，“三个倡导”的12个词的大部分却很难体现：有哪个国家不追求富强、文明、和谐、法治呢？有哪个国家不要求其公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呢？而自由、民主、平等似乎与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又区别不开。 对于这样一种看法，习近平指出：“我们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涉及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吸收了世界文明有益成果，体现了时代精神。”⑩也就是说，“三个倡导”中的每一个词，都体现了社会主义性质，都具有民族特色，都吸收了人类文明成果，都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要求，是社会主义性质、民族性、时代性、实践性的统一。 比如富强，虽然每个国家、民族在每个时代都追求富强，但是，我们所说的富强观与以往的都不同。首先它是民富国强，不仅国家要强大，而且人民要富裕，最终目的是人民富裕。其次是共同富裕，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那是途径，是要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再次是独立自主，西方资产阶级追求富强的过程是一个侵略和掠夺的过程，伴随着血与火的历史，而我们实现富强的途径是独立自主、互利共赢。最后是国强不霸，资本主义国家强大后都走向霸权主义，从荷兰、英国到美国，均是如此。而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称霸。 比如自由，虽然资产阶级把自由作为核心价值，但是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自由与资产阶级的根本不同：首先，资产阶级是从个人出发来理解自由，而马克思主义是从集体、社会出发来理解自由。马克思主义认为，自由是一种社会状态，只有在共同体中才能有个人自由，才能实现个人自由。其次，资产阶级只是从权利的角度来理解自由，并未把自由实现的条件纳入考量的范围。而马克思主义则不仅考虑自由的权利，而且要考虑自由的实现。正如20世纪最深刻的自由主义者以塞亚·伯林所说：“向那些衣不蔽体、目不识丁、处于饥饿与疾病中的人提供政治权利或者保护他们不受国家干涉，等于嘲笑他们的生活状况；在他们能够理解或使用他们日益增长的自由之前，他们更需要医疗援助或受教育。对那些不能使用自由的人，自由又是什么呢？没有运用自由的适当条件，自由的价值何在？”(11)没有条件的自由只能是形式的自由、口头的自由，只是自由的空头支票，那实际上是富人的、强者的自由，是资本的自由。因为，在机会的自由或自由的机会面前，只有富人、强者、不道德者才能抓住机会，把机会真正变成行动，变成现实的自由。所以，资产阶级自由观保护的是富人、强者的利益，它与极端的剥削、残酷，与极端的社会不公，与雇用童工等社会丑恶现象是相容的。所以伯林说过：“我觉得，困扰着西方自由主义者良心的，并不是他们相信人们所寻求的自由依其社会或经济条件的不同而不同，而是这样一种信念：少数拥有自由的人靠剥夺绝大多数没有自由的人而获得自由，或至少无视大多数人没有自由这个事实。”(12) 由此看来，对于核心价值理念的理解，我们不能停留表面，而必须深入细致地分析，在比较中梳理它们的基本内涵。 三、培育核心价值观的现实意义 有人对我们培育核心价值观提出质疑，认为西方的价值观是“自下而上”自然形成的，所以根深蒂固，深入西方人的骨髓。而我们今天则是“自上而下”地推进，这样行得通吗？这是对价值观建设的误读。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13)这不仅是事实，更是应当。进言之，任何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都必须积极主动进行思想建设，特别是价值观建设，唯有如此，统治阶级才能获得统治的合法性，才能使国家长治久安。单纯依靠强力，能维持“一时”，却维持不了“一世”。所以，建设核心价值观，每个朝代、国家都很看重，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时期。在古代，春秋时期齐国的国相管仲提出了“国之四维”说：“国之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管子·牧民》)。他在另一篇文章《国颂》中，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所谓“维”就是“纲”，“纲”就是指网上最大、最粗的绳子，比喻事物最主要的部分。“国之维”就是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根本，管仲认为礼义廉耻是国之四维，这就把核心价值观建设提高到了国之根本的高度。在现代，新加坡1965年独立时，面对的是一个多元种族、多元文化、多元宗教的社会，如何使华人、马来人、印度人等融合在一起，形成新加坡人，产生对新加坡的归属感、认同感、责任感，始终是新加坡政府无法回避的问题。1991年，新加坡政府颁布了《共同价值观白皮书》，提出了40个字的价值观：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尊重个人；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这40个字把个人、家庭、社会、国家的优先顺序和相互关系讲得非常清楚，为新加坡国民意识的形成，为新加坡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个国家要真正强大，要想社会和谐、长治久安，就必须培育自己的核心价值观。价值观建设并不是“自下而上”自然形成的，而是“自下而上”“自上而下”反反复复的结果。比如西方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在近代西方，不仅资产阶级思想家倡导自由、平等、博爱，而且在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革命的领导者就打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大旗，由此才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执掌政权之后，资产阶级把自由、平等、民主等价值理念写进宪法，以国家法律、国家制度的形式将这些价值理念固定下来，谁侵犯了这些价值，就不仅仅是道德问题，而成为法律问题。这就把价值观的维护变成了一种国家行为、政府行为。不仅如此，西方的价值理念稳固后，执政者们还利用各种时机宣传、培育他们的核心价值观。比如在美国，克林顿1997年选择在“马丁·路德·金纪念日”宣誓就职(14)，后来，布什和奥巴马的就职演说也都选择在这一天，其中的深义在于，马丁·路德·金是民权运动的领袖，代表着美国价值。比如德国，政府每年都进行一次“德国价值观调查”，这实际就是一次价值观的教育，等等。 中国人需要重新确立自己的文化自信。近代之前，中国人在文化上一直非常自信。冯友兰先生就说过：“从先秦以来，中国人鲜明地区分‘中国’或‘华夏’，与‘夷狄’，这当然是事实，但是这种区分是从文化上来强调的，不是从种族上来强调的。中国人历来的看法是，有三种生灵：华夏、夷狄、禽兽。华夏当然最开化，其次是夷狄，禽兽则完全未开化。”(15)然而，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的自信心一点点被蚕食了。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30多年改革开放，我们经济总量不断超越发达国家，自信也逐渐增强。但是，经济实力的提升还不足以完全重塑国人的信心，因为真正的自信是文化上的自信。文化上的自信根本上是道路的自信、理论的自信、制度的自信，而这“三个自信”的背后则是价值观的自信。但恰恰是在这些根本性问题上，一些人却存在模糊的认识，认为今天的成就是“现代化”的结果，是“融入世界”的结果，也就是“西化”的结果。但实际上，我们今天的成就是因为走自己的路才取得的。这正是习近平一再谈自信的根本原因，他说：“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实现中国梦，必须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南西北风。’而这‘三个自信’需要我们对核心价值观的认定作支撑”(16)。2014年2月17日，他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一个人能不能把握自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道德价值。如果我们的人民不能坚持在我国大地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道德价值，而不加区分、盲目地成为西方道德价值的应声虫，那就真正要提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会不会失去自己的精神独立性的问题了。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独立性，那政治、思想、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独立性就会被釜底抽薪。”(17)就是说，只有我们有了自己的价值观，只有我们有了价值观自信，我们精神上才独立，我们的民族、国家也才真正独立，我们才真正称得上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否则，就不过是别人的“应声虫”。 培育核心价值观是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凝聚社会力量的需要。今日的中国，国家的发展进步举世公认，我们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跃居世界第二，改革发展的成果惠及国人，2013年，中国人均GDP已经接近6800美元，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步入了小康社会，正向全面小康迈进。 然而，进入中等收入国家意味着势必面对“中等收入陷阱”，特别是当前中国处在“三期叠加”时期——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经济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不仅要面临经济下行的风险，而且要应对社会矛盾的集中爆发。现在，中国的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多多，诸如经济增长乏力、贫富差距拉大、贪污腐败严重、社会保障滞后、生态环境危机、经济无序竞争，等等。 更为严重的是，经济发展、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后，人们的权利意识水涨船高，对公平正义有了新的诉求，对精神文化生活有了新的期待，这些新意识、新诉求、新期待势必又会“加重”人们对于当前社会矛盾和问题的感受。这突出表现在国人的心态上。当前的中国人，不论富人还是穷人，不论老人还是年轻人，各个阶层、各个年龄段，每个人都不同程度感到紧张、压抑、焦虑，并由此导致整个社会一些极端的行为、扭曲的行为、道德败坏的行为的出现。 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社会矛盾，根治中国人的心理疾病，一靠发展，二靠制度，因为当前中国社会的很多矛盾、问题，一是因为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导致的，二是根源于制度不完善。但是，仅仅依靠发展生产力和完善制度能否解决中国的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能否解决仇富、仇官心理，解决人们的焦虑、紧张、压抑？显然不能。其一，制度也不是万能的，总有覆盖不到的地方，解决社会矛盾、社会问题不能单纯靠硬性的制度，还必须依靠软性的教育，这正如国家的治理、社会的治理必须法治与德治相结合一样。法律法规再健全、体系再完备，最终还要靠人来执行。领导干部一旦在德上出问题，必然导致纲纪松弛、法令不行。其二，物质生活不能替代精神生活，心理、精神上的疾病必须依靠精神的力量来治愈，物质生活水平再高，生活条件再好，并不能解决理想信念问题，也不能解决精神空虚问题。其三，从根源上说，现在中国的许多问题和矛盾的根源是精神问题，是价值观问题，是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拜金主义、物质主义在作怪。西方近代在发展初期，经历了一段上帝死亡、走向世俗的过程，但是，西方人“入世”太深，走向了物质主义、拜金主义、个人主义。早在200多年前，黑格尔就说过：当务之急是，“人的目光是过于执著于世俗事物了，以至于必须花费同样大的气力来使它高举于尘世之上。人的精神已显示出它的极端贫乏，就如同沙漠旅行者渴望获得一口饮水那样在急切盼望能对一般的神圣事物获得一点点感受。”(18)目前，我国社会正处在思想大活跃、观念大碰撞、文化大交融的时代，出现了不少问题。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些人价值观缺失，观念没有善恶，行为没有底线，不讲对错，不问是非，不知美丑，现在社会上出现的种种问题病根都在这里。因此，我们要培育和弘扬核心价值观，把人引向超越、引向崇高、引向国家、引向大我。 ①《人民日报》，2014年5月5日。 ②③《人民日报》，2014年5月5日。 ④⑤⑧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7、276、274-275、278页。 ⑥见许纪霖：《中国，何以文明》，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32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9页。 ⑩《人民日报》，2014年5月5日。 (11)(12)[英]以赛亚·伯林等：《自由论》，胡传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192、193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8页。 (14)马丁·路德·金纪念日是美国联邦法定假日，纪念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牧师的生日。日期定为1月的第三个礼拜一，是在他生日1月15日左右。马丁·路德·金牧师是美国民权运动领袖，1968年遇刺身亡。他遇刺之后不久就有人建议设立纪念日，后来罗纳德·里根总统于1983年签订法律，1986年第一次庆祝。这是美国最新的法定联邦假日。 (15)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62页。 (16)《人民日报》，2014年5月5日。 (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88页。 (18)[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5页。标签：三个倡导论文;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论文; 个人核心价值观论文; 社会价值观论文; 文明发展论文; 公民权利论文; 个人价值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时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