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价值观演变轨迹探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价值观论文,改革开放以来论文,轨迹论文,探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115(2014)05－0009－07 笔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的演变轨迹，大致经历了三个基本阶段，即20世纪80年代价值观的反思与博弈、20世纪90年代价值观的深刻嬗变、新世纪以来发展价值观与和谐价值观的重构。在此须加以说明的是，对上述三个阶段我们是以“年代”来划分的，而并不精确到某一具体时间，这主要基于两点考虑：一是以“年代”划分基本符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演变的客观轨迹；二是为了行文的方便。如果非要提出具体的时间段，那么，这里所说的“20世纪80年代”，应该是1978年至1992年；“20世纪90年代”应该是1992年至2002年；“新世纪以来”应该是2003年首次提出科学发展观至今。 一、20世纪80年代：价值观之反思与博弈 从价值观的变迁而言，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对过去极“左”价值观的反思和解构的时代，也是一个对未来充满浪漫主义价值理想的时代，还是一个价值观博弈和价值观变迁的过渡时代。这个时代的价值观富有思想、激情和批判精神，这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价值观的总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反思和博弈是通过“思想”来进行和完成的，所以也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哲学和文化的时代。 1.对改革开放前价值观的反思和解构 改革开放结束了一个旧时代，开辟了一个新时代，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社会转折时期就此到来。而恰恰就在这个历史转折时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犹如一声春雷，惊醒了麻木中的心灵，人们的思想蓦然得到了空前的解放，一切苦闷、痛楚、压抑……也得到了痛快淋漓的释放和控诉。也就在这个时期——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人们对过去极端压抑人们思想和个性的价值观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尖锐的质疑。这一反思和质疑可以通过发生于80年代的“潘晓来信”和“蛇口风波”这两个颇具影响的“价值观事件”得到说明：围绕“潘晓来信”的讨论对过去那种虚伪的价值观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蛇口风波”则折射了改革开放前沿的人们对既有价值观的质疑和解构。 1980年5月，《中国青年》发表一封署名“潘晓”、题为《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的来信，展开了一场关于人生价值观的大讨论。①来信中说：“过去，我对人生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和幻想”，即“人活着，就是为了使别人生活得更美好；人活着，就应该有一个崇高的信念，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毫不犹豫地献出自己的一切”。可是，“政府宣传的价值观念和现实生活距离太远；政府宣传忘我的精神和大公无私，但生活中人人都为自己着想；政府说为共产主义奋斗前途远大，但现实却是琐碎的、日复一日的平淡无味的生活”。通过苦苦地思索，终于明白：“在利害攸关的时刻，谁都是按照人的本能进行选择，没有一个真正虔诚地服从那平日挂在嘴头上的崇高的道德和信念。人都是自私的，不可能有什么忘我高尚的人。过去那些宣传，要么就是虚构，要么就是大大夸大了事实本身。”“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这就是潘晓在痛苦思索和反思过去的价值观之后得出的结论，也是后来讨论的焦点论题。这场讨论实质上是对“文革”期间和“文革”前人生价值观的反思，是对片面理解的集体主义对个性压抑的反抗。虽然讨论最终并没有得出什么结论，但深深地影响了人们对过去所宣传的集体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再认识，促使人们深刻地反思在长期集体主义和理想主义教育的情况下，为什么会得出“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利己主义结论。这场讨论激发了人们重新思考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在价值观上宣告了传统集体主义开始出现危机。 面对当时如此之类的价值危机，人们自然会有多元的价值评价。这种多元的价值评价在“蛇口风波”中尖锐地表现了出来。1988年1月，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蛇口举办了一场“青年教育专家与蛇口青年座谈会”，引发了一场价值观的冲突。这场价值观冲突集中在以下四个问题上：首先是关于“淘金者”的问题。有专家认为，有些到深圳来的人“就是为了在别人创造的财富中捞一把”；而蛇口青年认为这位专家关于“淘金者”的议论“有隔世之感。如今在经济特区，想赚钱能赚钱被认为是有才能的表现，这是历史的进步，表明自然经济、产品经济被商品经济替代之后价值观念的变化”。第二，有位专家欣赏“有许多个体户把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献给了国家，办了公益事业”。而蛇口青年认为“左”的阴影徘徊下的颤栗不应赞扬。第三，有位专家认为“在我们国土上跑着那么多外国车，我看到难受”，这说明“我们落后”。而蛇口青年认为这个回答太表面，因为落后是由体制弊端造成的；在开放时代，没有一点外国的东西才是落后的表现。第四，蛇口青年认为教育专家可以用“点燃人们灵魂之火”的方式来表达对祖国的感情，但也应允许蛇口青年通过体力劳动的方式表达对祖国的爱，不能随便给蛇口青年扣上“不热爱祖国”的帽子。因对问题的不同看法和争论，一位教育家对质问他的青年说：“敢不敢把你的名字告诉我！？”引起与会青年的笑声，这位青年当场递上名片。[1]“蛇口风波”的意义在于，冲击了重义轻利、身份等级等传统价值观，嘲弄了说教式、威权式的价值观教育方式，为价值观向多元化、功利化的转变发出了某种强烈信号。 80年代对过去的价值观更深刻的反思表现在哲学和文学等学术和文化领域。哲学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主体性的讨论，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的重新解读，对“文革”期间摧残人性、不讲人道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彰显了人性、人道主义和主体性价值观。在文学领域，被愚弄和被伤害的一代文学青年用现实主义的“伤痕文学”和“文学的解放”对过去进行了反省、反思、质疑和批判，“‘文化大革命’期间，‘阶级’主题对于文学的束缚达到了顶点。文学的各种想象空间被剥夺殆尽，‘阶级’成为一副压得人们喘不过气的沉重镣铐。这个意义上，80年代文学构成了一次大胆的解放。如果说，解放爆发出的巨大能量令人惊异，那么，这显然是对于禁锢和压抑的剧烈反弹。”[2]此外，在更大范围的社会领域，还有如对“红卫兵”运动的反思、对知识价值的反思、对爱情的反思、对家庭婚姻的反思等等一系列的价值反思。同时，人们的精神生活也开始丰富起来，诗歌、流行歌曲、外国电影开始在青年中流行起来。 2.对未来抱有坚定的价值理想和信念 对过去极“左”价值观的反思和解构并没有使20世纪80年代消沉，反而成为解放思想、张扬个性、凸显自我的重要表征，成为人们昂扬向上的重要元素，使人们获得了一种摆脱压抑的彻底解放感，从而使20世纪80年代成为最富理想和激情的时代，人们对未来抱有坚定的价值理想和社会进步的价值信念。 通过对过去极“左”价值观的深刻反思和解构，在国家建设现代化的口号下，人们特别是知识分子积极投身于思想解放运动，长期以来束缚人们思想，和行动的桎梏已经被打破。人们开始对“自由”、“个性”、“民主”、“现代化”等词汇着迷，在政治上支持自由平等意识的发展，在经济上则支持对传统计划体制的解构。知识分子成为为改革开放摇旗呐喊的“吹鼓手”，新生的企业家和“个体户”则成为改革开放的“试水者”。 这一时期在青年一代特别是大学生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现象，就是对西方各种哲学思潮如饥似渴而又生吞活剥似的涉猎和吸收。“20世纪80年代人们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对文化的热情，几乎所有的青年，若不是诗歌爱好者或文学爱好者，便是哲学、美学或其他文化形式的爱好者。文化在那个时代是个人自我确证的崇高方式。”[3](P342)没读过萨特、弗洛伊德、尼采……就一定是个与世隔绝的人；不了解存在主义、心理分析学说、实用主义、超人哲学……就肯定是一个典型的思想落伍者；自我选择、自我设计、自我完善、实现自我价值……是青年和大学生们的口头禅。由此所引发的“理论沙龙热”、“读书演讲热”、“西方文化热”、“异化热”……热遍了高校校园。同时，作为对过去极端压抑个性的反动，个性的极端张扬成了这一时期青年和大学生的思想标志。这些思想元素的结合和杂糅，使青年和大学生们的自我意识空前觉醒，个性日益鲜明。在青年和大学生中，过去所宣传的集体主义似乎已经被淡忘，甚至不齿于谈起。但是，自我的觉醒和个性的张扬并没有使青年特别是大学生沉沦下去，或闭锁于自我之中，相反，他们的社会责任感空前增强。“立志成才，报效祖国”、“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团结起来，振兴中华”，是当时在青年和大学生中引起共鸣的强烈心声。“球籍”讨论最能体现青年和大学生的忧患意识，“参政议政热”、“入党热”……诚为热情不减。这些也许正是自我意识觉醒和个性张扬所激发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所引发的结果。 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源于对未来所充满的浪漫主义价值理想和进步主义价值信念。“差不多整个20世纪80年代，整个的知识分子或学术界(人文学术界)，绝大多数人都相信，存在着一个历史不断进步的规律，而这个规律在当时中国社会的体现，就是现代化。……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包括大部分自然科学学者)一直是在为现代化摇旗呐喊的，因为大家都认定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是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4]任何偏离这一方向和阻碍历史进步的事物和事情，都会遭到激烈的反对。这也是导致20世纪80年代“广场情结”高涨的思想根源，这种“广场情结”又进一步激发了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当时的知识分子精英意识主要包括传统的入仕为官的庙堂意识、修齐治平的天下意识，以及西方民主文化影响下的政治参与意识。实际上，20世纪80年代的理想主义不仅仅存在于知识分子之中，而且植根于工人、农民等平民的土壤之中。当时作为改革开放设计者和推进者的政治精英、作为改革开放论证者和辩护者的知识文化精英、作为改革开放实践者的经济精英，与普通大众是血脉相连的，他们拥有着一致和共同的价值理想和信念，这就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 3.新旧价值观的博弈与价值观变迁的过渡 一方面是对过去极“左”价值观的反思和解构，一方面是对未来抱有坚定的价值理想和信念追求，新的价值观在改革开放的土壤里逐渐产生，但旧的价值观势力还很强大，这就必然导致新旧价值观剧烈碰撞。这种碰撞就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价值观变迁的重要特征，价值观碰撞的结果就是各种新旧价值观的胶着与交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变迁，解构了某些极“左”的价值观，建构了一些新的价值观，其总的变迁趋势表现为从一元价值观向多元价值观、整体价值观向个体价值观、理想价值观向世俗价值观、精神价值观向物质价值观的转变。但是，这是从改革开放以来价值观演变的长时段而言的，而在20世纪80年代，价值观解构和建构以及价值观的转变还具有两个明显特点：一是新旧价值观的碰撞和博弈加剧。虽然价值观的解构和建构确实已经开始发生，这从上述对极“左”时期价值观的反思和解构中即可看出，譬如，这时的价值观变化解构了诸如革命与斗争的价值观、集权与人治的价值观、身份与等级的价值观等等，并为建构自由、平等、效率、公正、民主、法治、富强等价值观奠定了较好的基石；但是，此时新旧价值观的碰撞和博弈加剧，旧的价值观并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甚至还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新的价值观还很微弱，生长的环境还不佳，成长的空间还不大。二是价值观转变还处于过渡阶段。这时的一元价值观、整体价值观、理想价值观、精神价值观还没有被多元价值观、个体价值观、世俗价值观、物质价值观所彻底取代，价值观转变还未完成。也就是说，一元价值观与多元价值观、整体价值观与个体价值、理想价值观与世俗价值观、精神价值观与物质价值观总体上还处于共存、互动和交织的状态，前者向后者的转变还没有完成。正如勒庞指出的那样：“以往的观念虽已残破不全，却依然有着十分强大的力量，取而代之的观念仍处于形成的过程之中，现时代呈现为群龙无首的过渡状态。”[5](P2) 新旧价值观的博弈和价值观变迁处于过渡阶段的特点，使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人在抱有对未来的坚定的价值理想和信念的同时，又处于理想与彷徨的交织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人们的价值焦虑。这些价值焦虑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外发生了诸多重大历史性事件的情况下表现得尤为明显。于是，在短暂的沉寂之后，寻求新的价值方向的努力又开始了。 二、20世纪90年代：价值观之深刻嬗变 相对于20世纪80年代而言，20世纪90年代是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一个世俗化的时代、一个利己主义的时代、一个物欲横流的时代，总之，是一个价值失落的时代。这个时期解构原有价值观与建构新的价值观是一个更深刻的双重过程；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变迁，即从一元价值观向多元价值观、从整体价值观向个体价值观、从理想价值观向世俗价值观、从精神价值观向物质价值观的转变，在这个时期进一步深化并最终得以完成。这是这个时期价值观变迁的总特征。此时价值观的深刻嬗变，并不是像20世纪80年代那样通过“思想”来完成，而是通过“市场经济机制”来完成的。所以也可以说20世纪90年代是一个经济的时代。有学者认为：“将1992年视为80年代的终结——市场经济的大规模兴起关闭了一个浪漫的时代。……市场经济的大规模兴起意味了一个交接：解放的叙事开始转换为现代性叙事。解放的叙事开始衰微，并且导致结构的松弛、解体。这时，各种话语之间的内在矛盾逐渐显露，分裂为众多文化碎片，继而在现代性叙事之中重新排列，接受另一些主题的整编、组织。‘当启蒙不再面对传统的体制，而是一个复杂的市场社会时，其内部原来所拥有的世俗性和精神性两种不同的面向，即世俗功利主义传统和超越的人文精神传统就开始分道扬镳……80年代那个精神与肉体完美统一的人开始解体。’”[2] 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谈话，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政治宣言。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式开始建立。由此开始，市场经济这一巨流势不可挡，以一种决定性的力量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心理习惯和爱憎好恶。在阿里夫·德里克看来，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啻是一次比四十年前那场“文化大革命”更能深刻地触及社会核心观念的第二次“文化革命”。德里克认为：“在过去的二十年间，尤其是1992年以后，中国由于国内社会的市场化而引起一系列变化被不止一次地称为‘第二次文化革命’。有人甚至认为这场第二次革命的影响远比60年代那场试图让中国走向坚定的社会主义道路而最终归于失败的‘文化大革命’更为深远、更能触及社会的深层。”[6](P228)这一影响的最初表现就是1992年开始的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全民下海经商潮”。市场经济以“思想”无法抗拒的力量带来了价值观的深刻嬗变，甚至将“思想”本身也市场化了。 20世纪90年代价值观的深刻嬗变，是对原有价值观的全面解构。这里所指对原有价值观的全面解构，已不仅仅是指对极“左”时期“伪崇高”价值观的解构，这一任务在80年代已基本完成，而且已经是对20世纪80年代某些“真诚”的理想和“崇高”的价值观的解构。20世纪90年代价值观的深刻嬗变，具体表现在价值观向多元化、个人化、世俗化和物质化的全面转变。这一转变实际上既意味着对原有价值观(如一元、整体、理想和精神价值观)的解构，也意味着对新的价值观(如多元、个体、世俗、物质价值观)的建构。 价值观的多元化。市场经济与多元价值是一体两面的。问题在于，多元价值本质上是多中心主义的，是拒斥统一性世界观的，是不承认所谓“中心话语”的。80年代那种相信历史进步的理想和信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被不确定性所取代，蕴育在确定性之中的那种乐观和自信崩溃了。有学者指出：在20世纪90年代，“我们是没有世界观的一代，或者说我们是中国历史上没有一元价值观的一代。我们是无法无天的一代，我们唯一能够确定的是我们的未来是不确定的。”[7]事实上，90年代拒绝普遍伦理的价值观相对主义盛行，以及个人利益最大化成为普遍追求的价值目标，就是价值观多元化的后果和表征之一。20世纪80年代初的“潘晓现象”虽然也传达出普遍的社会价值下降的先兆，但围绕着“潘晓来信”所展开的讨论本身仍然表明那时的人们对待价值生活的严肃态度，把个人的价值疑虑诉诸于社会公共讨论，且能够形成广泛热烈的对话，这本身表达了人们对寻求新的价值共识的良好愿望。但90年代以来，把个人的价值疑虑诉诸于社会公共讨论且能够形成广泛热烈对话的公共性的精神氛围已然缺失。② 价值观的个人化。如果说80年代是哲学的个人主义时代，那么90年代个人主义已然蜕变为经济学唯利是图的利己主义。传统的集体主义在80年代就已经被彻底解构，而构成新的集体主义的个体却被市场所淹没并变质。社会生活和大众越来越个人主义，而政府则要力挽集体主义，这就是90年代以来的价值情景。市场经济“不仅催化了个人主义的利己品质，完成了个人生存方式从(80年代的)‘文化人’到(90年代)‘经济人’的过渡。在这种状况下，主体性已经不再是被追求的目的，个人主义丧失了它的解放功能。不是解放的洒落与自在，而是紧张、压力与焦虑，等等，成为精神生活自我表达的新词汇”。[3](P334)显然，改革开放以前被政治消解、80年代被文化凸显和张扬的主体性和个人主义，90年代却又一次被经济利益所消解，主体性和个体性由改革开放以前政治的奴婢变成了90年代以来经济的奴婢。 价值观的世俗化。1992年包括文人和知识分子在内的“全民下海潮”，意味着连承载理想价值观的知识分子的世俗化也在所难免，知识分子所象征的理想主义已从主流价值退居边缘，知识分子本身也失去了“精英”和“导师”的光辉，“体脑倒挂”、“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诸种现象更是让其在市场经济时代陷入尴尬的生存境遇。人们躲避甚至蔑视崇高，而王朔此时把人们世俗的愿望叫喊了出来。在当今价值观日益世俗化的时代，理想主义烟消云散，英雄主义渐次退场，经典意义上的英雄遭遇着解构的命运，取而代之的是世俗化时代以“成功”、“成名”归根结底以金钱为衡量标准的各种“偶像”。在价值观世俗化的情形下，传统意识形态的政治话语和精英话语已经不是世俗社会的主导形态，平淡、自然和原生态的日常生活获得了从未有过的关注，在这里，既没有“一神教”的统治，也没有启蒙哲学的理想光环。消费主义和大众文化甚嚣尘上。人们不谈政治，远离理想，缺乏激情，看重的是功利和实用等世俗的价值。 价值观的物质化。在市场威力超越一切的世俗化时代，原来作为理想和信念的现代化想象被物化为赤裸裸的金钱和利益，甚至腐败和堕落。精神的价值已堕落为物欲和感官享乐，精神趋向平庸化。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两个文化现象并不代表90年代的精神价值：“毛泽东热”从某个侧面揭示了在传统价值逐渐解体、多元共生、中心离散的时代，中国社会在转型之中的一种文化心态，即人们对信念的一种追忆、对理想主义时代的回首而已；而在1993年—1995年间人文精神讨论的昙花一现，也充分说明了在强大的市场经济面前提振人文精神的一厢情愿而已。③“在90年代，经济成为文化的对立面，个体回归文化的热情被强有力地扭转为：一切向钱看，经济优先。于是，人们发现了‘一个无文时代，一个贫乏时代’。”[8](P232)“今天不是诗歌的时代，同样也不是哲学的时代。那么今天算是什么时代呢？我想就是‘大家过平常日子的时代’。日常生活并不需要诗人把它提升到诗的境界，也不需要把它提升到理念的世界，倒是诗人哲学家需要明白自己过的也是‘平常日子’，不必以为自己读点诗歌就比读武侠小说的人来的高雅，也不要以为自己读点哲学就比听流行音乐的更为深沉，无非都是打发时间、消磨日子，各有一套‘过平常日子’的方式而已。”[9](P55)这样，物质和经济意识全面深入人心，精神追求无奈地退居边缘。 由上清晰可见，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的价值观从一元向多元、从整体向个体、从理想向世俗、从精神向物质的转变已经全面完成。一元与多元、整体与个体、理想与世俗、精神与物质两两对应的价值观，已不是80年代那样的共存、互动和交织的状态，而是明显地从前者向后者倾斜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改革开放后逐渐建构的核心价值，诸如市场与契约、自由与平等、效率与公平、民主与法治、富强与文明等，也都是在90年代价值观转变的过程中完成的，同时又为重构新的发展价值观与和谐价值观埋下了伏笔。 三、新世纪以来：价值观发展之两条路径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价值观沿着两条路径或方向展开。 第一条路径是价值观的建构和价值观的转变并无减弱之势，而是都在进一步强化和继续。有学者认为：“经历了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的社会文化转型，我们穿越了80年代理想与激情的碰撞，走过了90年代的从崇拜到怀疑，叛逆与迷惘交织，21世纪的当今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大众文化的时代，一个众声喧哗，却理想缺席，迷失自我的年代。”[3](P299)这个表述虽不准确和全面，却也反映了基本实情。在20世纪90年代对原有核心价值的解构已经完成，对新的核心价值如市场、契约、自由、平等、效率、公平、民主、法治、富强、文明等的建构提出了新的要求并已基本成形，价值观从一元向多元、从整体向个体、从理想向世俗、从精神向物质的转变已经全面完成。但是，“成形”和“完成”并不意味着“结束”，因为，一方面，适应新时代新要求并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核心价值，还需要得到进一步巩固、发展和完善，这也是需要全体中国人共同努力的方向；另一方面，价值观的多元化、个体化、世俗化和物质化却也在进一步拓展和深化，或者说是进一步加剧。对新世纪以来价值观第一个方面的发展，人们给予的关注较少；而对第二个方面的发展，却关注和诟病甚多。这些关注和诟病，并不是无病呻吟，更不是毫无根据，而是具有事实根据且需要严肃对待和认真解决的。[10]对于这种情况，已有很多研究，我们在此不再赘述。 我们所要重点阐述的是新世纪以来价值观发展的另一条重要路径和方向，这就是重构新的发展价值观与和谐价值观。 重构新的发展价值观与和谐价值观，是对作为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形成的“传统发展价值观”及其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和矛盾进行全面和深刻反思的逻辑结果。这里所谓的“传统发展价值观”，是与以下特点或缺陷内在相关的发展价值观：一是事实上把经济增长作为发展的最高甚至是唯一的价值内涵和价值要求。在这里之所以说是“事实上”，是因为虽然在理论上总是讲要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但实际上却是把经济增长作为最高和唯一的价值追求。这至少表现在：经济增长速度是衡量政绩和提拔任用官员最主要和最重要的依据，必然产生GDP崇拜和错误的政绩观；价值理性服从工具理性，社会发展明显滞后于经济增长。二是由此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和矛盾，特别是导致贫富差距扩大，甚至贫富两极分化；住房、教育、医疗等民生问题日益突出。三是造成生态失衡和环境破坏。粗放式生产和经营方式导致资源环境压力空前加大，生态总体恶化，环境污染加剧，经济增长付出了巨大的生态和环境代价。四是把经济发展当作目的而不是手段，奉行人为了发展的物本发展价值观而不是发展为了人的人本发展价值观，对人自身的发展重视不够。五是资本拜物教、商品拜物教和金钱拜物教等价值观问题突出，导致人们物欲膨胀，道德水平下降，精神追求庸俗化，最基本最起码的核心价值有再次被解构的危险。“传统发展价值观”导致的发展是片面的、不协调的和不可持续的发展，是造成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发展不和谐的发展。在新世纪新阶段，这样的发展不能继续下去了，必须改变经济发展方式，注重经济与自然、社会协调发展，注重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因此，在总结“传统发展价值观”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必须重构新的发展价值观与和谐价值观。 重构新的发展价值观与和谐价值观的核心价值目标，就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入实践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也是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发展的重要路径和方向。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行了全面部署，同时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协调发展的伟大事业”。要“着力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不断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改革和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特别是《决定》第一次在党的文件中明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容和基本要求，即“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坚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11](P2-3)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把科学发展观作为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写入了党章。党的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明确了科学发展观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关系，指出：“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对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作出了新的科学回答，把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12](P8)党的十八大还把科学发展观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起，正式写入了党章。科学发展观必然要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2002年党的十六大首次提出“社会更加和谐”的要求。十六届四中全会第一次把和谐社会建设放到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并列的突出位置。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标志着建设和谐社会从思想意识形态层面上升到制度建设层面。党的十七大报告又提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13](P16-17)，并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拓展为加上社会建设的“四位一体”，向注重物的增长到更加注重人的发展，着力解决现代化进程中“人与人”的和谐关系，深化了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党的十八大又提出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布局，在着力解决现代化进程中“人与自然”和谐关系上又迈出了重要一步，这是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更是科学发展的本质要求，标志着发展价值观与和谐价值观达到了新的更高阶段。 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将为新世纪中国社会核心价值的建构提供更为深厚的经济社会基础，也为价值观在一元与多元、整体与个体、理想与世俗、精神与物质之间逐渐达成平衡指明了价值方向，同时也使发展实现了由片面注重经济增长的“传统发展价值观”向科学发展、人本发展、和谐发展的全新发展价值观转变。就进一步深化建构和巩固核心价值与寻求价值观平衡发展而言：第一，在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基础上重构新的发展价值观与和谐价值观，必然要求深化建构和巩固诸如市场、契约、自由、平等、效率、公平、民主、法治、富强、文明等新的核心价值；而深化建构和巩固新世纪中国的核心价值，又必须以新的发展价值观与和谐价值观为基础和指引。第二，重构新的发展价值观与和谐价值观也是改变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仍然存在的价值观在一元与多元、整体与个体、理想与世俗、精神与物质之间严重失衡的迫切需要，或者说，达成价值观在一元与多元、整体与个体、理想与世俗、精神与物质之间新的平衡，是重构新的发展价值观与和谐价值观的重要价值目标。 ［收稿日期］2014－2－3 注释： ①《中国青年》1980年第5期及以后有关各期． ②譬如，像20世纪80年代“潘晓来信”和“蛇口风波”那样影响深远的讨论和争论，在90年代以来自始至终都没有发生过，尽管有关媒体努力尝试过。1991年12月，上海一位化名“梅晓”的大学生写信给《青年报》，就“我该怎样选择生活”等人生问题，坦然地表达了当代青年选择生活的新困惑：现代人注定要捧着灵魂生活，既不愿把它交给天使，因为这太吃亏；也不愿把它交给撒旦，因为这太卑鄙。有没有既不吃亏又不卑鄙、既完善人格又不碰得头破血流，既有价值又不失感官生活快乐的路可走？《青年报》想就势发起一场新的有关人生观的大讨论，但应者寥寥。《中国青年》杂志从1991年起也组织了一系列与社会现实和人生实际问题密切相关、甚至直接针对80年代豪言壮语的讨论，如“‘没活干’还该不该拼命干？”“从自身做起顶用吗？”“企业主人的困惑”、“我的用武之地在哪里？”“我们怎样看待中国新富豪？”等等，面临的都是同样被人们冷落的结局。 ③令一些知识分子感到困惑的是，在西方近代发轫的“人文精神”本是一面解放的旗帜，其宗旨之一便是抵制宗教的压抑，肯定人的尘世生活和世俗功利主义；而中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的“人文精神”，却是在面对强大的市场世俗化力量而知识分子必然退居边缘之时，为与世俗化相对抗而被知识分子仓促挪用的一个概念。这也就可以解释“人文精神”为什么在西方经久不衰而在中国却昙花一现了。标签：社会价值观论文; 文化价值观论文; 价值观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理想社会论文; 市场经济论文; 知识分子论文; 经济学论文; 潘晓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