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东方社会发展道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道路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特别是这一理论的核心——东方社会的非资本主义发展，以及20世纪俄国、中国等东方落后国家先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国内外思想理论界一个历久不衰的热门话题。笔者虽然在80年代初曾撰文参与探讨，但现在看来仍有进一步认识和论析之必要。
一、20世纪的伟大创举
在19世纪，许多追求和主张社会主义的先进人士，几乎都认定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只有在资本主义经济文化充分发展以后才能实现。在马克思恩格斯生平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也是以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水平及其经济结构的发育程度为着眼点，来考察社会主义革命和革命取得胜利后社会发展前景的。但是，他们从来不把自己的学说视为一成不变的僵死的教义，而一再申明它是随着实践的推移不断发展的科学。因此，不断求索，不断创新，便是他们终其一生的理论生涯中极为鲜明的特色。自70年代后期始，即以1877年11月马克思给俄国《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为开端，由于目睹西欧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衰退和沉寂，以及在一些学者研究东方社会取得重要进展的启发下，马克思恩格斯逐渐把视线和研究重点转向了革命运动方兴未艾的俄国以及其他东方国家，进而提出这一类国家有可能走一条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发展道路的新思路。
概括地说，这个新思路就是：在与“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的国际条件下，俄国等东方国家“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在吸收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的基础上，在西方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引发和推动下，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向来本着“共产主义……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1〕的科学态度， 基于社会历史运动之同一性与多样性相统一的发展观，进而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两种设想，也就不是偶然的了。他们不仅认为东西方国家通往社会主义的途径会有所不同，而且开始觉察到社会主义在东西方国家的实现形态也会有所区别。一个十分卓越的思想成果，是在探索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这一历史趋势中迈出的重要一步，为后来东方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进入社会主义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准备。
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显著特征和伟大创举，就是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特别是俄国和中国）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人民大众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并且先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入社会主义。这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大飞跃，是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主动性相结合的生动体现；也是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马克思恩格斯东方社会非资本主义发展理论的印证和发展。
说到列宁对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重要贡献，通常总是概括为他的“一国胜利论”。其实，全面准确地说应该包括前后衔接的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他认为由于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作用的加剧，社会主义革命可能首先在一个或几个资本主义国家获得胜利。而这个或几个首先取得革命胜利的国家，列宁并没有特指为经济发达或不发达的国家，他甚至在一段时期还寄厚望于德国革命的胜利。其二，社会主义不一定是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突破，却很可能在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薄弱环节，即在资本主义不够发达的国家首先突破。由于这些国家革命的主客观条件业已成熟，因此应该不失时机地夺取政权，然后凭借无产阶级政权，发展社会生产力，用自己的双手为社会主义制度创造物质基础。这些国家当然也就有可能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直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对于这后一方面的问题，是许多人也是列宁后期十分关切，并且力求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加以解决的。1920年7月， 列宁曾指出“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 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 ”〔2〕在1923年1 月《论我国革命》一文中又提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和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接着，他在驳斥第二国际改良主义者所谓“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的指责时又说：既然俄国当时所处的特殊形势“使我们能够用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前提”，“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3〕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以及尔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就是在列宁这一理论的指引下取得的。
旧中国是一个比沙皇俄国更贫穷更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东方大国。在这样的国家可不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过渡到社会主义，是关系中国革命前途的一个基本的理论问题，又是前人未能予以系统地正确地回答的重大课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国情以及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立了崭新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这一理论全面地分析和论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必须分为两步走，即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民主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革命的必然趋势；分析和论证了中国的民主革命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因此，这种革命又恰是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阔的道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历史轨迹和中国革命发展规律的科学揭示，是探索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避免资本主义前途，实现社会主义前途”，即经过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成功之路。中国由新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的伟大社会变革，不仅雄辩地证明了马克思和列宁关于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理论的正确性，而且大大丰富和发展了这一理论，为社会主义在本世纪的胜利进军，开辟了一条新路，做出了重大贡献。
二、并非历史唯物主义的“悖论”
落后国家超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进入社会主义，究竟是社会演进的必然，还是走入历史的歧途？
从理论上详细说明这个问题是很有必要的，它涉及怎样辩证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社会革命论。
首先，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现代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间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一原理，是从总体上和根本上揭示近代社会运动的一般趋势，揭示这个趋势的客观必然性及其最深刻的根源，而不是描述各个国家在不同的环境和条件下实现社会主义变革的具体进程。试图用这个抽象的科学原理所揭示的一般规律，来解释实际生活中极其复杂的千变万化的现象，那是远远不够的。正如新陈代谢这一生物发展的一般规律，并不能完全回答或解释某一具体生物物种究竟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才会发生变异一样。恩格斯在论及经济状况是基础这一唯物史观的“主要原理”时，曾告诫人们：“但是，只要问题一关系到描述某个历史时期，即关系到实际的应用，那情况就不同了，这里就不容许有任何错误了。可惜人们往往以为，只要掌握了主要原理，而且还并不总是掌握得正确，那就算已经充分地理解了新理论并且立刻就能够应用它了。”〔4〕列宁也指出：“规律把握住静止的东西——因此，规律、任何规律都是狭隘的、不完全的、近似的。”“规律＝部分”，“现象比规律丰富”〔5〕。
对于人们通常所说的人类社会沿着原始氏族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依次循序推进的理论，也应该加以辩证的理解。这里仅仅指的是社会历史总体性发展的一般规律。而对于某些特定的民族和国家来说，情形并不完全如此。原来比较落后的民族和国家跳跃式的兴起，后来居上，乃至直接转入一个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或为世界历史发展的新主角，这种事例是屡见不鲜的。人类最早的发祥地是中国和东非的肯尼亚，但最早进入奴隶制社会的却是埃及和两河流域。奴隶制社会在地中海北岸的希腊和罗马发展到最高峰，但率先以封建制度代替奴隶制的却是奴隶制并不发达的中国。中国的封建文明获得了高度的发展，直到16世纪中叶以前，经济文化都走在世界最前列。可是，资本主义文明的摇篮却不是在封建制度到达顶峰的中国，而是在封建文明程度远不及中国的西欧地区。同样，代替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制度没有首先诞生在资本主义发达的西欧北美，而在比较落后的东方国家。历史的辩证逻辑就是如此。
世界历史还表明→人类社会的演进并不完全是沿着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单一轨道运行的。在原始公社解体以后，希腊、罗马等国进入了奴隶制社会，而另一些民族和国家，如日耳曼人和多瑙河流域的保加利亚等国，却直接转入封建农奴制社会。在进入阶级对抗社会以后，世界各个地区的历史进程也是很不相同的。有些国家，例如美国就没有经过封建制度这一历史阶段，而直接建立起资本主义社会。总之，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如果不把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成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末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6〕
其次，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都是该国全社会范围内所有的规律和各种条件共同发生作用的过程。虽然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因素在于生产方式内部的矛盾冲突，但这是从“归根到底”的意义上说的，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对于革命斗争的进程和结局发生重大影响的，不仅是经济前提和生产力条件，还有政治的、军事的、思想的、文化的以至历史传统和国际关系等各方面的因素，是这些因素融汇为“一个总的合力”的产物。其中，阶级关系和阶级力量对比状况起着直接的现实的作用。换言之，我们不应该把社会革命想象为纯粹的经济过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虽然是决定其他一切社会矛盾的基本矛盾，但是在阶级社会中，这种基本矛盾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才能获得解决。况且，经济的发展并不总是同革命的发展成正比的，经济发达的国家并不一定是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最发展的国家，而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却有可能走在国际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前列。用列宁的话说：“历史走的是奇怪的道路：一个落后的国家竟有幸走在伟大的世界运动的前列。”〔7〕
最后，资本主义是一种世界性的经济体系，各个社会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都已经卷入了这个体系之中。在这样的时代条件和国际环境中，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国家社会矛盾的状况，不可避免地会对其他国家的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经济落后国家之所以能够率先实现社会主义革命，除了国内各种条件的成熟，除了党的正确领导和人民群众的英勇奋斗以外，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存在，国际舞台上资本主义固有的各种矛盾的尖锐化，也是不可或缺的外部条件和时代背景。早在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就曾指出：“按照我们的观点，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此外，对于某一国家内冲突的发生来说，完全没有必要等这种矛盾在这个国家本身中发展到极端的地步”。〔8〕可见， 对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尖锐化引起社会革命的爆发这一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只有把它置于世界舞台上和大的时代背景下才能正确的加以把握。因此，落后国家先于发达国家跨越资本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一历史事实，并没有否定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
三、跨越“卡夫丁峡谷”以后
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突破了19世纪社会主义的传统观念，社会主义制度不是首先在主要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边疆、外围，也就是它的薄弱环节，经济文化不够发达，甚至很落后的国家取得胜利和发展。由于社会主义运动这一历史性突破，造成了以下两个方面的基本事实，忽视任何一个方面都会陷入片面性，以至铸成大错。一方面，落后国家先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入社会主义，大大地推进了世界社会主义的进程，异乎寻常地加快了历史车轮前进的步伐。反之，如果在时机成熟时，不敢从统治阶级手里夺取政权，并以此为杠杆去改造社会，就谈不上实现历史性的飞跃。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制度在落后国家率先建立以后，又使这些国家的党和人民面临一系列不容忽视的新的历史矛盾，产生了许多人们未曾料到的难度很大的新课题，要求我们必须集中力量又要富于创造精神地予以解决。如果对于这些新矛盾、新问题不能正确地认识和解决，社会主义就有得而复失的危险。
这些矛盾和问题概括起来，一是严峻的国际环境，二是特殊的社会条件。
首先，这些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无疑大大改变了世界范围内阶级力量的对比，给资本主义体系以沉重的打击。但是，与19世纪主张社会主义的人们的预想不同，由于赢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国家原来只是处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边疆和外围，因此，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宰的资本主义势力依然占据着主要阵地，并且继续保持着发展和扩张的势头，在经济实力和现代科技领域它们还具有明显的优势。由此不难看出，20世纪社会主义的实践向人们揭示出这样一种新旧社会制度更替的历史走向，即在世界范围内从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将要经历双方力量对比消长变化的若干阶段。这是个漫长的历史进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主义运动不可避免地要呈现一系列高潮与低潮、来潮与退潮交替递进的曲线运动。换句话说，“一个世界，两种制度”竞争共处和反复较量，将是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世界大格局。
其次，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进入社会主义，面临的主要社会矛盾和所要完成的基本任务，与19世纪社会主义者的预期也有很大的不同。即还不可能立即彻底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消灭阶级，进而消灭国家，实现完全的、成熟的社会主义。因为现阶段还不具备这样做的充分的物质条件和其他社会条件。恩格斯早就明确指出，私有制和阶级的划分是以生产的不足为基础的。〔9〕同样的道理：“社会阶级的消灭是以这样一个历史发展阶段为前提的，在这个阶段上，不仅某个特定的统治阶级而且任何统治阶级的存在，从而阶级差别本身的存在，都将成为时代的错误，或为过时的现象。”〔10〕生产力发展不足的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后，还远没有达到这样一个历史发展阶段。它要着力解决的主要社会矛盾是：落后的社会生产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先进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与之不相适应的物质基础、现代社会文明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现阶段的主要社会矛盾，决定了这些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以后的根本任务是：必须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要位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必须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努力实现工业化，生产的社会化、商品化、现代化；必须把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变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实现由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的转化，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化，由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的转化。归根到底，也就是要消灭贫穷落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从而不断巩固、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使社会主义赢得同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
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伟大历史功绩，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至于这些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还需要很好地探索。但是，事实已经证明，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是可以超越“卡夫丁峡谷”，即超越资本主义制度充分发展阶段的；可是事实又证明，超越了“卡夫丁峡谷”以后的国家，却又面临着一系列不可逾越而且必须聚精会神加以完成的历史任务。具体地说就是，生产力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形式可以超越，但生产发展的工业化、社会化和现代化不可逾越；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可以超越，但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不能逾越；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可以超越，但思想政治领域中彻底反封建、进行民主法制建设的任务不能逾越。对于那些在超越之后的不可逾越的社会要素和历史任务，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还未能完全从认识上和实践上给予正确回答。这是本世纪社会主义国家的一条根本的历史教训，也是马克思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理论没有明确提出和解决的问题。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十多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与此相关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诸如，无产阶级完全可以在取得革命胜利之后，借助人民民主政权的力量，依靠人民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来发展生产力，创造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而不必等待生产力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充分发展起来以后才进行革命；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打开社会主义的大门以后，还必须经过一个很长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把它作为制定一切方针政策的依据，而不能脱离这个“现实的基础”，急于过渡到《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随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党和国家必须及时地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全神贯注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社会主义阶段最根本的任务；坚持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是解放生产力，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为了使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沿着正确的方向健康发展，必须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立国之本；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逐步建立和完善用以推动生产力发展，使社会主义充满新的生机与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等等。这些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新的理论，以及在这一理论指引下亿万中国人民的新的实践，大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列宁关于苏维埃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以及毛泽东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理论，是20世纪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的新概括。它开辟了社会主义自我更新、自我完善和发展的一条新的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运动的新局面，同时也就更加有力地回答了那些怀有善意但却心存疑虑的人们的困惑。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11－312页。
〔2〕《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9卷，第233页。
〔3〕《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70页、第371－372 页。
〔4〕〔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9页、第472页。
〔5〕《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第127页。
〔7〕《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5卷，第345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1页。
〔9〕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9页、第616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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