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兰查斯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功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普兰论文,资本主义国家论文,当代论文,功能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 08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63(2007)02-0026-05
如何定位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功能，一直以来是当代学者争论的焦点问题。关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功能，希腊裔法国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尼科斯·普兰查斯(1936-1979)的方法路径，及对其发生根源与社会政治后果的分析，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颇具价值的借鉴。
一、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功能的双重路径
普兰查斯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功能，在方法路径上表现出两个重要的向度：
第一，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不是外在性的关系，而是一种外在性(相互分离)与内在性(国家内在于生产关系之中)的辩证统一关系。应当从生产的角度，特别是生产关系和劳动的社会分工的再生产的角度，而不是从流通、交换、分配和消费的角度，分析考察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功能。
普兰查斯认为国家和经济的外在性关系的观点，始于恩格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
“现代国家也只是资产阶级社会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外部条件使之不受工人和个别资本家的侵犯而建立的组织。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①
他认为，依据恩格斯的这个观点，无法正确把握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和经济的关系。他指出：
“实际上国家和经济的资本主义分离只是国家在生产关系中在场的特殊资本主义形式。”②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之一是国家与经济相分离，国家和经济具有各自相对独立的空间，但是这种分离只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表现。国家实际上内在于经济(生产关系)之中，国家与经济是一种构成性关系，而不是恩格斯所认为的仅仅是外在性关系。相互分离是内在统一的特殊表现。换句话说，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与经济之间关系，普兰查斯凭借的是外在性与内在性的辩证方法。
考察资本主义国家与经济的构成性关系，不应停留在与劳动的社会分工和生产关系的链接(articulation)层面。这仅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般现实。最重要的是，国家的经济功能体现在生产关系和劳动的社会分工的再生产方面。因此，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功能，应集中在国家在资本过度积累-贬值(the overaccumulation-devalorization of capital)和劳动力的管理-再生产上的作用上。他指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职能上的新变化：
“由于生产关系、劳动分工、劳动力的再生产和榨取剩余价值的改变，大量边缘领域(劳动力培训、城市规划、交通、医疗、环境等等)直接整合进了再生产和资本限价的空间-进程。这个整合使国家在这些领域中的作用呈现了新的意义。国家愈加瞄准了资本再生产的核心。资本限价和劳动力再生产的整个领域(公共和国有化资本领域等)直接嵌在国家中。”③
国家的这种决定性活动，涉及的既不是市场领域，即商品流通、交换领域，更不是消费领域，而直接关联于生产关系。这是普兰查斯独特的地方。他认为，生产在整个再生产周期中居决定地位：生产决定市场(流通)中的交换关系，而不是相反。然而生产(生产关系)没有穷尽资本扩大再生产的周期，这个周期也包括分配、流通和消费等环节。因此，在劳动力的再生产方面，我们不仅要把国家活动定位在生产关系的重要领域，而且要把握国家活动在流通和消费领域的重要性。值得注意的是，普兰查斯以生产方式为视角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与传统马克思主义观点不同。传统观点中生产方式分析方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统一关系，其中生产力起决定作用。普兰查斯则强调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国家大规模地干预经济领域，许多经济部门实现了国有化。普兰查斯认为这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国有化，因为这种国有化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国家在劳动力再生产方面的促进作用，更是提高了资本对劳动的剥削率，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更加顺畅。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在对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定性上，普兰查斯与同时代其他学者在方法上的根本差异。普兰查斯从生产和再生产的角度，特别是生产关系的变化角度，把握当代资本主义性质。而丹尼·贝尔从技术角度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定性为“后工业社会”，鲍德里亚从消费角度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定性为“消费社会”。因为这些分析都不能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真正本质，所以普兰查斯把他们的观点一概判定为意识形态。
第二，普兰查斯把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功能置于国家的功能总体中进行分析。通过机构化实体(the institutional materiality of the State)，国家的功能得以实现，也就是说，由经济、镇压和意识形态机器实现国家的相关功能。国家的功能是一个总体，内部各自的空间互相渗透并非互相水泄不通。其中经济占主导地位。普兰查斯承接了葛兰西、阿尔都塞分析国家机器的脉络。他认为，经典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集中在镇压国家机器：军队、警察、行政、法庭、政府等方面。阿尔都塞在《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指出葛兰西的开创性贡献，即国家不能被归结为镇压性国家机器，还应包括市民社会的某些机构，比如政党、教会、学校、工会等等。传统观点认为国家被看作暴力机器。葛兰西强调国家不仅具有强制作用而且具有意识形态作用，是领导权的组织者④。阿尔都塞将国家的意识形态功能命名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包括宗教机器、教育机器、家庭机器、政治机器、法律机器、工会机器、传播机器和文化机器等⑤。普兰查斯在这个脉络上，一方面赞成阿尔都塞的观点，同时又对阿尔都塞的国家二分法，即国家=镇压+意识形态，提出了批评⑥。普兰查斯认为国家应当由三部分组成，除了镇压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之外，还应有包括公司、工厂等在内的经济机器。并且，这三个部分只是在相对的意义上划分的。镇压机器可以执行意识形态功能，意识形态机器可以执行镇压或经济功能，经济机器可以执行意识形态功能等。在国家功能的空间总体中，各自的空间并非壁垒森严，而是互相渗透⑦。普兰查斯指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功能的凸现，使得国家功能的总体空间发生了新的变化：
“镇压、意识形态功能不能与以新的方式确立的经济作用孤立开来。现在，国家在经济中的在场改变了政治空间总体，经济空间在国家中占据了统治地位。不仅政治空间的总体修改与国家中经济功能的统治重叠在一起，而且表明了这种统治自身的意义。今天，国家的经济功能更不可能消散在其他功能中，比如合法化暴力的运作和统治意识形态再生产-灌输。经济功能直接链接在资本积累和再生产的特殊韵律中。”⑧
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普兰查斯认为不存在与其他功能分离的、纯粹的国家经济行为。国家经济机器与其他机器不相分离，国家经济机器成为当下资本主义的国家空间的重构的组织原则。国家经济机器统治国家其他功能。这个机器的当下作用也说明了其他机器如议会、政党的功能衰落的原因。同时只有与国家经济机器的形成和巩固联系起来，才可以理解军队、学校、行政或司法等机构的历史变化。
二、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功能凸现的根源
从根本上来说，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功能凸现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利润率下降趋势。国家大规模干预经济，实际上是一种反趋势的手段。反抗利润率下降趋势有两个基本手段。一个手段是促使不变资本贬值，它的贬值可以导致利润率的上升；另一个手段是通过劳动力的培训和技术革新等方式，即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实现剥削率或剩余价值率的增长。这两个手段都与国家的干预相关。通过资本的国家化，带来不变资本的贬值，从而遏制利润率下降的趋势，这实际上涉及在社会总资本中间，总剩余价值的重新分配和转移。相对于利润率下降趋势来说，根本的长期的反趋势在于，通过国家干预劳动力再生产和技术革新，从而刺激剩余价值率和剥削率的上升。
反趋势的第二个手段占统治地位，在当代条件下更是如此：
“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一个清晰的转变：从外延式剥削劳动和绝对剩余价值(建立在工资层面和工作时间的长度基础上)到内涵式剥削劳动和相对剩余价值。与劳动过程的国际化相关(外延式劳动剥削集中在不发达国家)，逐渐加重的劳动对资本的臣服，逐渐增长的死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这个转移包括劳动生产率增长和技术革新。它安排了国家在劳动力扩大再生产中的根本作用—再生产的空间超出培训过程。在科学研究和技术革新、工业重建、教育和职业培训，也包括住房、医疗、运输、社会福利、城市发展和集体消费，国家一系列活动是重要的。尽管表面上相当异质，围绕着国家在劳动力再生产中的作用所有的这些场域链接在一起。由于从外延式剥削和绝对剩余价值转向内涵式剥削和相对剩余价值(劳动生产率)，这个再生产不仅仅是剥削的条件，它位于剩余价值生产的核心。”⑨
在普兰查斯看来，国家干预消费的意义在质上比过去更加重要。这种重要与其说有利于商品流通交换，不如说它在劳动力再生产中发挥更加关键的作用。由于国家在住房、医疗、交通、教育、集体服务和设施方面的干预，在资本家分配的直接工资没有增加的情况下，这种干预间接地使工资得到可观的提高。因而国家大规模干预消费成为劳动力扩大再生产的关键场所。同时，国家干预流通和消费促进了商品销售，使资本得以不断增殖，占有更多的剩余价值，国家对集体消费领域的干预是实现资本积累的重要手段。国家在消费领域的决定性作用，这种以公共财政支持集体消费方式，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相应地促进了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有效地遏制了利润率下降的趋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过程得以延续。
三、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功能在政治上意味着什么
普兰查斯分析国家的经济功能的时候，提醒我们要以利润率下降趋势为导线。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完全是大众反剥削斗争的表现。它促使生产关系和劳动的社会分工发生深刻的变化。两个反趋势手段哪一个更重要，同时也依赖于每一个社会形态中的阶级斗争的形势。工人阶级的抵制在这方面存在着深刻的影响。“反趋势”的主导举措——国家干预劳动力再生产和技术革新，实际上是工人阶级斗争的结果。因为工人阶级反对外延式剥削劳动和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方式的斗争，迫使资本家改变剥削方式。
他认为，国家干预经济具有不平衡发展的特点。这一特点不能完全从经济上加以解释，而是富有政治含义。资本国际化的过程表明了平均利润率在国际层面的确立。可是经济原因不足以解释国家干预。比如，高速公路和电信在意大利和美国有利可图，由私人资本掌握，国家不干预这些部门；在法国则个人资本无利可图，必须由国家实施干预。通常认为，国家干预无利可图的部门。实际上国家也接管对资本有利可图的部门。对有利可图的部门的干预具有强烈的政治意义：因为这种干预与资本再生产有关，它对于社会资本总体的再生产是重要的。它干预的对象，从科学研究、能源、通讯到劳动力的扩大再生产，对于资产阶级整体来说必不可少。如果个别资本或资本的一个部分承担这个功能，对局部、短期利润的追求将剧烈地扭曲这个功能。个别资本的排他性利益，会损害其他资本的利益。正是这种状况引发了权力集团的内部矛盾，国家必须担负起协调这种矛盾的责任，以确保资产阶级的普遍利益。这正是国家干预经济的政治意义所在。
国家的“反趋势”的第一个基本手段，即不变资本的贬值，通常需要国家的干预。这涉及到利润在资本内部的分配。国家干预的手段有利于垄断资本的领导权。一方面，垄断资本内部也不是融合的整体，也交织着复杂的矛盾。为了垄断资本的总体利益，国家需要实施干预。另一方面需要调节垄断资本和非垄断资本之间的利益关系。国家在权力集团中精心制定出一种妥协战略：
“国家直接支持垄断资本，损害了非垄断资本(补助、公共部门命令、费用优惠等)。这种手段铭刻在资本各个部分之间的力量对比政治关系的一般框架中。非垄断资本的抵制，作为力量对比关系的术语，在条件的形式中表现出来，这个条件强加于支持垄断的国家活动之上。国家与非垄断资本进行精明的谈判，作为缓和剂而存在。”(10)
资本主义性质的国有化使大众产生了幻想。国家直接承担经济功能，它以普遍利益和共同福利的面目出现，掩盖了真实的阶级意义。交通、教育、培训系统等手段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劳动力的再生产，为资本利益而服务。由于这些手段具有的公共特点，国家干预比资本独自负责更加有效。此外，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做出妥协，以便国家组织和再生产自身的阶级领导权。从资本主义早期阶段的工厂立法到国家干预劳动力的再生产，统治阶级牺牲短期物质利益，再生产出长期统治。国家在社会保障、失业保险到集体消费领域表现的社会功能是大众斗争的结果。国家的干预可以减轻斗争对于统治的危险程度。因此国家承担劳动力的扩大再生产的职能，实际上出于瓦解被统治阶级斗争的需要。所以，普兰查斯指出：
“福利国家的社会功能不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些手段支持资本家战略或资本的扩大再生产。国家考虑到与被统治阶级力量对比关系和他们的抵抗。为了资本的扩大再生产，政治方式：对被统治阶级的让步(征服大众)，他们确保了资产阶级总体操纵的对大众的阶级领导权和统治的再生产。不仅国家确保了机制的运行，它能独自确保这一机制；而因为他们自己只处理和保留短期矛盾的经济社团利益，统治阶级和派别无法做到。”(11)
普兰查斯特别强调解读经济功能的政治意义，需要以国家在劳动力的再生产上的作用作为导线。他认为，不存在相对于大众阶级的纯粹技术-社会国家功能。劳动力的再生产是政治战略，因为它包括劳动的社会分工的再生产。政治意识形态因素由此进入到再生产的构成中。首先，这一功能强化了国家的镇压方面功能，即组织化暴力的操作。社会福利机构、失业救济网络、就业安置所、住宅规划、收容所和医院等机构，成为法律和警察控制操纵劳动力的新的政治场所。既有的政治控制场所因此表现出了“象征镇压”(symbolic repression)特点：
“更加弹性化网络和布展在社会结构中的线路(社会福利；邻里和家庭的责任的复杂结构；许可的学校；工作疗养中心；日夜诊所；国家开办的工厂)，法律-警察网络的调换，以新的形式，复制、支持、拓展到社会控制的线路的毛细血管中扩散，提升了正常和不正常之间的传统边界。控制从犯罪行为转移到导致罪犯的状况，从病理学到致病的环境，每一个公民变成假想的嫌疑犯或潜在的罪犯。警察控制大众的支持机制：每一个公民轮流变成监视者或潜在的警察，通过无尽的报告-控告(在给予社会福利之前进行道德质询)。”(12)
其次，国家实施的教育和普遍培训手段、劳动力的资格认证以及脑力体力劳动的截然分工，体现了极为明显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意义：行政工作人员、中层管理职员、技术员、工人等社会的分层现象，造成了大众的互相分离。交通和住房的空间组织不仅再生产了这种孤立，也形成了以家庭单元为中心的意识形态。针对社会各阶层实施的不同医疗政策、设立的不同的社会保障机构等，进一步造成了大众的孤立分化。失业救济不如说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一种再生产，因为它掩饰了失业工人状况的悲惨和屈辱。
普兰查斯指出，国家采取的技术、社会手段：医疗的机构化结构(比如社会保障、医学实践、医院、收容所等)、社会福利、城市规划、公共服务和休闲，都烙上了资产阶级的印记。这些功能的政治意义铭刻在国家机器的机构化实体和组织化的框架中。这些领域无不服务于劳动力的资本主义再生产和劳动的社会分工的再生产。对劳动力的实际管理和调节，其实是迫使劳动力臣服于资本主义政治-意识形态关系的举措。国家在这方面的干预，已经成为垄断资本获取领导权的手段，已经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同体化。因此，普兰查斯认为如果不彻底颠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不能够挑战垄断资本的领导权和造成国家权力的实际变化。
针对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的新的变化，如雷蒙·阿隆等人所言：马克思主义已经被资本主义的当下的经济现实所超越。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虽然强调了国家的经济作用，但是事实上低估了它。在组织化、计划化的资本主义中，国家帮助它获得了和谐的再生产，因而排除了根本危机(13)。普兰查斯反驳了这种观点，他认为国家大规模干预经济的后果不是消除了资本主义的周期性危机，反而使这种危机更加尖锐：
“今天，没有比这个事实更清晰了：国家的干预自身变成了导致危机的直接因素。在某种意义上，当代国家是落入了自己的圈套中。从现在开始，国家既不能后退也不能前进，既不能在经济之外也不能控制经济的要害。与此同时，它被驱使得太多(导致危机的干预)和太少(不能运行危机的深层原因)……国家的财政来源依靠利润率的变化，而利润率很难控制。这样，国家很大程度上不能规划税收和确定进一步干预的边界：这在当前不同程度地影响资本主义国家的永久性财政危机中表现出来。”(14)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29页。
②③⑦⑧⑨(10)(11)(12)(13)(14)Nicos Poulantzas:State,Power,Socialism,NLB,1978年，第167页、第167-168页、第28-34页、第168页、第173页、第183页、第185页、第186-187页、第164页、第191-192页。
④葛兰西：《葛兰西文选》，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74页；参见葛兰西：《现代君主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⑤陈越编：《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34-335页。
⑥Nicos Poulantzas:Fascism and Dictatorship:The Third International and the Problem of Fascism,NLB,1974年，第300-3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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