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旅游经济增长动态路径的阶段性变迁识别——基于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的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论文,经济增长论文,阶段性论文,中国旅游论文,马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引言
旅游经济是指旅游者在进行旅游活动时所引发的、旅游者与旅游企业之间以及旅游企业与相关企业之间的经济关联。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旅游经济所呈现出的持续、强劲增长态势举世瞩目，国际旅游收入从1978年的2.63亿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484.64亿美元，国内旅游收入从1994年的1023.5亿元增加到2011年的19305.4亿元，从而为我国增加外汇收入、扩大内需、促进就业、拉动关联产业发展、推进地方经济增长等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①。早在199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就已经将我国旅游业视为国民经济新的重要增长点，从而使得旅游业在国民经济运行当中、乃至在社会整体发展当中的作用受到空前的关注。正是在相关政策的支持和推动下，我国旅游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增长态势。
放眼全球，当今的旅游业已经发展壮大为世界上规模最大、最为多样化的经济产业之一，在许多国家，旅游业已经成为其经济收入、就业、企业增长和基础设施开发的主要来源[1]。在学术界，旅游业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也已经被国内外众多学者所论证，例如巴拉格尔和坎塔维拉(Balaguer & Cantavella)以及金等(Kim，et al.)通过构建误差修正模型(error correction model，ECM)分别讨论了西班牙以及中国台湾旅游经济增长与其宏观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2，3]。欧(Oh)运用向量自回归(vectorautoregression，VAR)模型测度了韩国旅游经济增长对其宏观经济扩张的影响[4]。京迪兹和汉特米(Gunduz & Hatemi)利用杠杆引导因果关系(leveraged bootstrap causallty)检验方法探讨了土耳其旅游经济发展能否促进其宏观经济增长的问题[5]。陈和焦伟(Chen & Chio-Wei)基于EGRACH-M模型检验了中国台湾以及韩国的旅游经济发展与其宏观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支持金等的判断，但却与欧的观点相左[3-6]。宝(Po)通过考虑旅游专业度指标的实证研究表明，旅游经济增长与宏观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相关关系依赖于该国的旅游专业度[7]。柳思维和吴忠才采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tor error correction model，VECM)和格兰杰(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对我国国内旅游、经济增长、入境旅游之间存在的长期关系进行了测度[8]。和红和叶民强以及罗文斌等分别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以及Engel-Granger协整模型分析了我国旅游经济发展与宏观经济增长的动态相关性问题[9，10]。赵磊采用DEA-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和动态面板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分析了我国旅游经济发展对宏观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机制[11]。曾国军和蔡建东采用旅游增加值剥离测算法估算了我国旅游产业增加值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和拉动幅度[12]。
然而，受世界范围内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因素的冲击与影响，作为我国宏观经济增长的缩影，我国旅游经济增长在近些年的发展历程中跌宕起伏，并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周期性变化特征。伯恩斯和米切尔(Burns & Mltchell)曾指出，只有深入而详细地透析经济增长自身的内在变化规律，才能够更为科学、有效地引导经济增长的前进方式和前进速度，而此观点当然也适用于对旅游经济增长的研究[13]。早在1976年，美国商务部就已经针对美国旅游经济的实际发展状况，测度了美国旅游经济周期的运行特征，旨在判断美国旅游经济未来的发展潜力以及可能遇到的相关问题。我国学者张伯山也曾强调，旅游经济周期是指旅游经济活动因受到各种相关因素的影响而在一定时期内发生的规律性起伏运动，掌握这种周期性规律，对于旅游规划与开发、旅游预测、旅游市场营销及旅游经营管理具有重要意义[14]。但是我们注意到，目前国内却鲜有学者运用相关的计量经济模型对我国旅游经济增长时间序列自身进行单独而深入的实证分析，为此，本文试图通过对我国旅游经济增长动态过程进行阶段性变迁识别与转移分析，以期详细探究我国旅游经济周期中多阶段性的复杂动态变化特征。
在关于经济周期的研究中，由于传统的线性计量方法在测度经济周期特征时存在较多缺陷，因此，众多学者相继提出了诸多可用于捕捉和识别经济周期阶段性变迁特征的非线性方法，例如汉密尔顿(Hamilton)运用马尔科夫转移(Markov switch，MS)模型测度了美国经济周期特征，斯卡林和特然斯文特(Skalin & Terasverta)采用平滑迁移自回归(Smooth transition autoregression，STAR)模型分析了瑞典经济周期特征，迢和蔡(Tiao & Tsay)以及勒曼和波特(Leamer & Potter)基于门限自回归(thresholdautoregression，TAR)模型再次探究了美国经济周期特征[15-18]。陈浪南和刘宏伟、刘金全等以及刘金全和隋建利分别基于不同形式的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从多种角度对我国经济周期波动态势和经济增长运行趋势进行了定量测度，并给出了宏观经济调控模式的相关政策建议[19-21]。本文借鉴刘金全等以及刘金全和隋建利的研究思路，基于我国1994～2011年期间的国内旅游收入年度数据以及1978～2011年期间的国际旅游收入年度数据，在分别对国内旅游收入和国际旅游收入的总量及其增长率时间序列进行定量探讨之后，进一步运用双阶段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在考虑旅游收入增长率可能处于低速增长阶段或快速增长阶段这两种情形的基础上，通过刻画我国旅游收入增长率多阶段性的复杂动态变化过程，并测度我国旅游收入增长率在不同阶段之间相互变迁的转移概率，以期准确厘清我国旅游经济在何时步入扩张阶段?又在何时回落至衰退阶段?以及在二者之间相互变迁的可能性又有多大[20，21]?这既有助于清晰判断和甄别旅游经济周期扩张阶段与衰退阶段的转变点，更有助于深入探究和解析我国旅游经济周期波动的深层次原因，从而在面对当前诸多不确定性因素作用的情形下，为我国旅游经济收入层面的风险甄别与预警、风险防范与规避、风险控制与管理提供重要的实践依据，并为我国旅游产业发展及相关政策制定提供具有价值的理论依据。
2 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的构建及其参数估计
鉴于简单的自回归模型无法准确描述旅游收入增长率的数据生成过程，在此参考汉密尔顿的思想，基于上文所设定的简单自回归模型(1)，进一步构建包含马尔科夫区制转移形式的旅游收入增长率模型[15]：
3 中国旅游经济增长动态过程阶段性变迁识别与转移的实证检验
在统计部门所公布的统计资料中，国内旅游收入具体包括国内游客在国内旅行、游览过程中所用于交通、参观游览、住宿、餐饮、购物、娱乐等方面的全部花费；而国际旅游(外汇)收入具体涵括入境游客在中国(大陆)境内旅行、游览过程中所用于交通、参观游览、住宿、餐饮、购物、娱乐方面等的全部花费。与生延超等的研究思路相一致，在此选用我国国内旅游收入以及国际旅游收入来度量我国旅游经济的发展态势[22]。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2》和《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③。
首先，图1分别简单地勾勒出我国国内旅游收入和国际旅游收入的时间变化路径。能够直观地发现，在所研究的样本区间内，伴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国内旅游收入以及国际旅游收入均大体呈现出不断攀升的态势，同时也能够注意到，国内旅游收入曾在2003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迹象，而国际旅游收入曾分别在2003年、2008年以及2009年三度呈现出陡然下降的征候。究其原因，我们知道，2003年正是“非典”疫情席卷全国的特殊时期，我国旅游业同时步入了一个经久未遇的严冬，国内游锐减、入境游退团，在那一时期，尽管相关的旅游政策发生了变化，尽管旅游者的消费心理以及消费行为也发生了变化，但是我国旅游行业战胜“非典”疫情的坚定信念始终不渝，正因如此，自2004年起，我国这一朝阳产业迅速走出“非典”严冬的阴霾，并重现旅游收入持续增长的骄人业绩。2008年，伴随着世界范围内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的剧烈波动以及美国次贷危机的急剧扩散，最终引发了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作为我国现代经济发展重要支柱产业的旅游业也不可避免地经受了巨大的冲击，尽管本轮金融危机的波及影响并没有在图1所示的国内旅游收入时间变化路径中凸显出来，但是却在图1所示的国际旅游收入时间变化路径中清晰地表露出来，即直接引致了我国国际旅游收入在2008年以及2009年连续两年的持续走低。这也从另一角度说明，与国际旅游收入相比较，关于国内旅游收入层面的风险规避和风险防范功能更为有效。
由于图1仅分别简单地刻画出我国国内旅游收入和国际旅游收入的总量变化特征，通过对总量变化轨迹的分析，我们只能粗略地探察出国内旅游收入和国际旅游收入的绝对变化，但却无法透析出国内旅游收入和国际旅游收入的相对变化，即增长率的动态变化特征，因此在图2中分别鲜明地刻画出我国国内旅游收入增长率和国际旅游收入增长率序列的时间变化路径，其中，旅游收入增长率的趋势成分由H-P滤波技术计算得到，而柱形图表示的是旅游收入增长率的周期成分，即旅游收入增长率与旅游收入增长率趋势成分之间的差距，能够表征旅游收入增长率的波动程度，即不确定性，此处的结果由EViews5.0软件计算完成。
通过将旅游收入增长率序列具体分解为趋势成分以及周期成分，可以更为清晰地解读我国国内旅游收入增长率以及国际旅游收入增长率序列的时间动态变化特征。具体而言，从图2所示的国内旅游收入增长率趋势成分来看，在1995～2011年的总体样本时间区间内，国内旅游收入增长率大致呈U形的变化特征，即从1995～2002年间缓慢下降，在2003年“非典”疫情爆发期间达到最低谷值以后逐渐攀升，并于2011年达到最高峰值。此外，从国内旅游收入增长率周期成分来看，一方面，受2003年“非典”疫情的冲击，国内旅游收入增长率呈现出剧烈的波动态势，另一方面，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内旅游收入增长率的波动程度再一次显著增强。从近年来的总体发展趋势看，国内旅游收入增长率仍然具有持续攀升的强劲势头，但是也还将会伴随着较大的波动性，即不确定性的存在。从图2所示的国际旅游收入增长率趋势成分来看，在1979～2011年的总体样本时间区间内，国际旅游收入增长率呈现出周而复始的周期性变化特征，即1979～1994年间呈现出一轮由高增长率不断下滑到最低谷值继而又逐渐攀升至最高峰值的过程，随后在1995年至今的期间内再一次呈现出相对平缓的下降态势。此外，从国际旅游收入增长率周期成分来看，在所研究的总体样本区间内清晰地呈现出显著的波动聚类现象，与国内旅游收入增长率相比较，国际旅游收入增长率具有更强的波动性、更大的不确定性。这从周期成分角度指出，关于国际旅游收入层面的风险甄别与预警、风险防范与规避、风险控制与管理等功能亟待进一步地提高和完善。从近年来的总体发展趋势来讲，国际旅游收入增长率维持平缓低位推进的可能性较大，而与此相对应的波动性、不确定性显著加剧的可能性较小。
图1 国内旅游收入和国际旅游收入时间动态轨迹
图2 国内旅游收入和国际旅游收入增长率时间动态轨迹
与图1相比较，尽管图2能够初步显示出我国国内旅游收入增长率和国际旅游收入增长率的动态变化特征，但是尚无法进一步准确地刻画出国内旅游收入增长率和国际旅游收入增长率具体在何时、并在何种条件下发生了结构性的动态突变。有鉴于此，下面分别基于我国国内旅游收入增长率和国际旅游收入增长率时间序列数据，运用极大似然估计方法，通过Gauss 9.0语言编程来估计本文第2节所述的双阶段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以期获得关于我国旅游收入增长动态过程阶段性变迁识别和转移分析的重要经济学实证结果。在此，通过综合比较不同滞后阶数下模型的信息量准则(Akaikeinformation crlterion，AIC)准则值、施瓦兹准则(Schwarz Crlterion，SC)准则值以及对数似然值估计结果，最终选取滞后2阶(p=2)的双阶段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来测度我国国内旅游收入增长率序列的动态变化特征；并选取滞后1阶(p=1)的双阶段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来测度我国国际旅游收入增长率序列的动态变化特征。最终分别得到如表1所示的双阶段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参数、转移概率矩阵以及对数似然值等具体估计结果。我们很容易发现，无论是对国内旅游收入增长率而言，抑或是国际旅游收入增长率来讲，诸如均值、自回归系数以及方差等参数的估计结果均十分显著，并且同一参数在不同区制下的估计结果差异很大，这不仅表明本文基于所构建的双阶段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来刻画我国国内旅游收入增长率和国际旅游收入增长率序列中的双阶段动态变化特征十分合理而准确，而且说明在我国国内旅游收入增长率和国际旅游收入增长率序列中确实存在着显著的双阶段动态变化特征。
具体而言，如表1所示，我国国内旅游收入处于
因此相对应地，我国国内旅游收入处于低速增长阶段时的平均持续期约为4.4年
=1/(1-0.7723)=4.3917)，而处于快速增长阶段时的平均持续期约为5.1年(1/(1-0.8034))，这意味着，我国国内旅游收入处于快速增长阶段时的持续性显著强于其处于低速增长阶段时的持续性，平均持续时间相差大约0.7年，即国内旅游收入维系快速增长的可能性要强于其保持低速增长的可能性。此外，观察表1中的具体估计结果还发现，国内旅游收入处于快速增长阶段时的方差(σ=0.1758)显著高于其处于低速增长阶段时的方差(σ=0.0220)，这意味着，在国内旅游收入增长率相对较高时，通常会伴随着较大的波动性与不确定性，而在国内旅游收入增长率相对较低时，通常会伴随着较小的波动性与不确定性。
0.7218，相对应地，处于低速增长阶段时的平均持续期约为5.0年(1/(1-0.8016))，而处于快速增长阶段时的平均持续期约为3.6年(1/(1-0.7218))，这意味着，我国国际旅游收入处于快速增长阶段时的持续性显著弱于其处于低速增长阶段时的持续性，平均持续时间相差大约1.4年，即国际旅游收入保持低速增长的可能性要强于其维系快速增长的可能性。此外，观察表1中的具体估计结果还发现，我国国际旅游收入处于快速增长阶段时的方差(σ=0.2064)也明显高于其处于低速增长阶段时的方差(σ=0.0687)，这同样说明，在国际旅游收入增长率相对较高时，通常会伴随着较大的波动性、较大的不确定性，而在国际旅游收入增长率相对较低时，通常会伴随着较小的波动性、较小的不确定性。
最后，将表1中所示的具体估计结果相比较，惊奇地发现，在我国，国际旅游收入步入低速增长阶段时的持续性(约5.0年)强于国内旅游收入步入低速增长阶段时的持续性(约4.4年)，平均持续时间相差大约0.6年，这说明，国际旅游收入维系低速增长的可能性要强于国内旅游收入；而国际旅游收入步入快速增长阶段时的持续性(约3.6年)弱于国内旅游收入步入快速增长阶段时的持续性(约5.1年)，平均持续时间相差大约1.5年，这说明，国内旅游收入维系快速增长的可能性要强于国际旅游收入。此外，虽然国内旅游收入和国际旅游收入处于快速增长阶段时的波动性均显著高于其处于低速增长阶段时的波动性，但是相对比，国际旅游收入步入快速增长阶段时的波动性(σ=0.2064)显著强于国内旅游收入步入快速增长阶段时的波动性(σ=0.1758)，而且国际旅游收入步入低速增长阶段时的波动性(σ=0.0687)也明显强于国内旅游收入步入低速增长阶段时的波动性(σ=0.0220)。因此，从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中方差估计值的角度证明，与国内旅游收入相比较，关于国际旅游收入层面的抗冲击能力，即风险识别、风险规避以及风险控制等功能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对样本区间内平滑概率值的时间变动轨迹进行综合比较发现，就国内旅游收入而言，无论是在1997～2002年、2008～2009年处于低速增长阶段时，还是在2003～2007年、2010～2011年处于快速增长阶段时，表征国内旅游收入增长率高、低的平滑概率值大致都维持在1.0左右，但是就国际旅游收入来讲，无论是在1980～1988年、1995～2002年、2006年、2010～2011年处于低速增长阶段时，抑或在1989～1994年、2003～2005年、2007～2009年处于快速增长阶段时，其平滑概率值呈现出相对较为剧烈的波动态势。这从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中离散取值的平滑概率估计结果角度印证，与国际旅游收入相比较，关于国内旅游收入层面的风险预警、风险防范以及风险管理等功能都更为完善和有效。
此外，将图2与图3以及图4相比较可以发现，在我国旅游经济的运行历程当中，无论是对国内旅游收入而言，还是对国际旅游收入而言，图3和图4中分别所示的国内旅游收入和国际旅游收入处于快速增长阶段的时间范围总是与图2中出现周期成分剧烈波动的时期相吻合，而图3和图4中分别所示的国内旅游收入和国际旅游收入处于低速增长阶段的时间范围又总是与图2中呈现周期成分相对平稳的时期相一致，此处的发现再一次印证了表1所示的双阶段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中方差估计结果的正确性，即在旅游收入增长率相对较高时，通常都会存在潜在相对较大的不确定性，而在旅游收入增长率相对较低时，所面临风险冲击的可能性也相对较小。
4 基本结论及经济政策启示
本文基于我国1994～2011年期间的国内旅游收入年度数据以及1978～2011年期间的国际旅游收入年度数据，在分别对国内旅游收入和国际旅游收入的总量及其增长率时间序列进行简单地定量探讨之后，进一步运用双阶段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通过识别和刻画我国旅游收入增长率多阶段性的复杂动态变化过程，并测度和考量我国旅游收入增长率在不同阶段之间相互变迁的转移概率，对我国旅游经济增长动态过程进行阶段性变迁识别和转移分析，最终得到如下重要结论：
(1)通过简单勾勒我国国内旅游收入总量以及国际旅游收入总量的时间变化轨迹，能够粗略地探察出国内旅游收入以及国际旅游收入的绝对变化特征。具体而言，在所研究的总体样本区间内，伴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内旅游收入以及国际旅游收入均大体呈现出不断攀升的态势，特别地，国内旅游收入曾在2003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迹象，而国际旅游收入曾分别在2003年、2008年以及2009年三度呈现出陡然下降的征候。
(2)为了透析国内旅游收入和国际旅游收入的相对变化，即增长率的动态变化特征，基于H-P滤波技术通过将旅游收入增长率序列具体分解为趋势成分以及周期成分，进而更为清晰地解读我国国内旅游收入增长率以及国际旅游收入增长率序列的时间动态变化特征。具体而言，从国内旅游收入增长率趋势成分来看，在所研究的总体样本时间区间内，国内旅游收入增长率大致呈U形变化特征，即从1995～2002年间缓慢下降，在2003年“非典”疫情爆发期间达到最低谷值以后逐渐攀升，并于2011年达到最高峰值。此外，从国内旅游收入增长率周期成分来看，一方面，受2003年“非典”疫情的冲击，国内旅游收入增长率呈现出剧烈的波动态势，另一方面，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内旅游收入增长率的波动程度再一次显著增强。从近年来的总体发展趋势来讲，国内旅游收入增长率仍然具有持续攀升的强劲势头，但是也还将会伴随着较大的波动性，即不确定性的存在。从国际旅游收入增长率趋势成分来看，在所研究的总体样本时间区间内，国际旅游收入增长率呈现出周而复始的周期性变化特征，即从1979～1994年间呈现出一轮由高增长率不断下滑到最低谷值继而又逐渐攀升至最高峰值的过程，随后在1995年至今的期间内再一次呈现出相对平缓的下降态势。此外，从国际旅游收入增长率周期成分来看，在所研究的总体样本区间内清晰地呈现出显著的波动聚类现象，与国内旅游收入增长率相比较，国际旅游收入增长率具有更强的波动性、更大的不确定性。从近年来的总体发展趋势来讲，国际旅游收入增长率维持平缓低位推进的可能性较大，而与此相对应的波动性、不确定性显著加剧的可能性较小。
(3)为了进一步准确地刻画出国内旅游收入增长率和国际旅游收入增长率具体在何时、并在何种条件下发生了结构性的动态突变。分别基于我国国内旅游收入增长率和国际旅游收入增长率时间序列数据，运用双阶段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对我国旅游收入增长动态过程进行阶段性变迁识别和转移分析。具体而言，首先，无论是对国内旅游收入增长率而言，抑或对国际旅游收入增长率来讲，双阶段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中的均值、自回归系数以及方差等参数的估计结果均十分显著，并且同一参数在不同区制下的估计结果差异很大，这不仅表明本文基于所构建的双阶段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来刻画我国国内旅游收入增长率和国际旅游收入增长率序列中的双阶段动态变化特征十分合理而准确，而且说明在国内旅游收入增长率和国际旅游收入增长率序列中确实存在着显著的双阶段动态变化特征。其次，我国国内旅游收入处于低速增长阶段时的维持概率小于其处于快速增长阶段时的维持概率，国内旅游收入处于低速增长阶段时的平均持续期短于其处于快速增长阶段时的平均持续期。因此，国内旅游收入处于低速增长阶段时的持续性显著弱于其处于快速增长阶段时的持续性，即国内旅游收入维系快速增长的可能性要强于其保持低速增长的可能性。与此不同，我国国际旅游收入处于低速增长阶段时的维持概率大于其处于快速增长阶段时的维持概率，国际旅游收入处于低速增长阶段时的平均持续期长于其处于快速增长阶段时的平均持续期。因此，国际旅游收入处于低速增长阶段时的持续性显著强于其处于快速增长阶段时的持续性，即国际旅游收入保持低速增长的可能性要强于其维系快速增长的可能性。再次，国内旅游收入处于低速增长阶段时的方差显著低于其处于快速增长阶段时的方差，国际旅游收入处于低速增长阶段时的方差也明显低于其处于快速增长阶段时的方差，这意味着，无论国内旅游收入还是国际旅游，当其增长率相对较低时，通常会伴随着较小的波动性与不确定性，而当其增长率相对较高时，通常会伴随着较大的波动性与不确定性。最后，相比较而言，国际旅游收入步入低速增长阶段时的持续性强于国内旅游收入步入低速增长阶段时的持续性，这说明，国际旅游收入维系低速增长的可能性要强于国内旅游收入；而国际旅游收入步入快速增长阶段时的持续性弱于国内旅游收入步入快速增长阶段时的持续性，这说明，国内旅游收入维系快速增长的可能性要强于国际旅游收入。此外，国际旅游收入步入快速增长阶段时的波动性显著强于国内旅游收入步入快速增长阶段时的波动性，而且国际旅游收入步入低速增长阶段时的波动性也明显强于国内旅游收入步入低速增长阶段时的波动性。
(4)基于双阶段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计算区制状态变量在所研究的总体样本区间内离散取值的平滑概率估计结果进一步印证，伴随着我国旅游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变迁，国内旅游收入增长率和国际旅游收入增长率序列确实发生了显著的结构性突变，即出现了在低速增长阶段和快速增长阶段之间的相互变迁。一方面，我国国内旅游收入在1997～2002年以及2008～2009年的期间内处于低速增长阶段，而在2003～2007年以及2010～2011年的时间内处于快速增长阶段，无论处于低速增长阶段还是处于快速增长阶段，表征国内旅游收入增长率高低的平滑概率值大致都维持在1.0左右，即国内旅游收入增长率在所处区制状态发生转移的概率相对稳定。另一方面，我国国际旅游收入在1980～1988年、1995～2002年、2006年以及2010～2011年处于低速增长阶段，而在1989～1994年、2003～2005年以及2007～2009年处于快速增长阶段，无论处于低速增长阶段抑或处于快速增长阶段，其平滑概率值呈现出相对较为剧烈的波动态势。此外，从近年来的总体发展趋势来讲，国内旅游收入处于快速增长阶段的平滑概率值相对稳定，并始终保持在1.0左右，即其在未来仍将处于快速增长阶段的可能性相对较大，而国际旅游收入处于低速增长阶段的平滑概率值持续攀升，即其在未来仍将处于低速增长阶段的可能性相对较大。此外，在我国旅游经济的运行历程当中，无论是对于国内旅游收入而言，还是对于国际旅游收入来讲，其处于快速增长阶段的时间范围总是与其增长率周期成分呈现剧烈波动的时期相吻合，而其处于低速增长阶段的时间范围又总是与其增长率周期成分体现相对平稳的时期相一致，这再一次印证在旅游收入增长率相对较高时，通常都会存在潜在相对较大的不确定性，而在旅游收入增长率相对较低时，所面临风险冲击的可能性也相对较小。
旅游产业是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为国家和社会创造巨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文化效益。发展旅游产业对于促进我国经济增长、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带动相关产业结构调整、增加就业机会和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等方面都具有重要作用。我国政府也越来越重视旅游产业的发展，2009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中，就已经提出要把旅游业培育成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并力争到2020年使我国旅游产业的规模、质量和效益基本达到世界旅游强国水平。目前已经发布实施的《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促进文化与旅游结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以及正在编制的《全国森林旅游发展总体规划》、《全国乡村旅游发展纲要》等都为我国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然而，从本文的实证结果中可以发现，我国旅游经济的发展始终伴随着较大的波动性，尤其是当我国旅游经济呈现快速发展势头时，其波动性更为显著。因此，如何能够在保持旅游收入快速增长的同时，实现我国国内和国际旅游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必将成为相关部门关注的重点问题。
笔者认为，旅游业的稳定发展需要政府部门、相关企业以及全社会共同的努力和配合，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走内涵式发展道路，实现速度、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首先，要加快旅游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建设旅游道路、景区停车场、游客服务中心、旅游安全以及资源环境保护等基础设施，确保旅游景区各方面设施都能够达到标准，满足需求。其次，要培育新的旅游消费热点和推动旅游产品多样化，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发展生态旅游、森林旅游、商务旅游、体育旅游、工业旅游、医疗健康旅游、邮轮游艇旅游等，依托各地区特有的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资源，打造有代表性的精品景区，并积极建设和发展城市周边休闲度假带。再次，为了减少各种外部冲击对旅游业发展的不利影响，就需要建立健全旅游安全保障机制，完善旅游安全提示预警制度，建立旅游专业气象、地质灾害、生态环境等监测和预报预警系统，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和紧急救助机制，从而切实消除旅游安全隐患。此外，还要加强旅游市场监管和诚信建设，以及旅游从业人员素质建设。健全旅游监管体系，完善旅游质量监管机构，加强旅游诚信体系建设，发挥旅游行业协会的作用，提高行业自律水平，同时，抓紧改革完善导游等级制度，提高导游人员专业素质和能力。只有对我国旅游业进行全方位建设和改革，才能有效促进我国旅游业的健康稳定发展，也才能真正发挥旅游业在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注释：
①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2》和《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②事实上，在本文第3节中的实证检验结论表明，此双阶段能够鲜明地刻画和对应我国旅游收入处于低速增长阶段和快速增长阶段这两个区制。
③在《中国统计年鉴2012》和《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所公布的我国国内旅游收入年度数据的起始时间为1994年，国际旅游收入年度数据的起始时间为1978年。